貞元五年（789年），白居易十八歲，隨父在衢州任上。
這一年，著作顧況「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路過此地；時為文學青年的白居易，抱著一腔熱忱，到他的下榻處登門求見。
著作，是官名，也稱著作郎，主撰國史，隸屬於秘書省。官位不低，從五品上，實際卻是坐冷板凳的閒差。在這個有聲望，無權勢，有地位，無利益的清水衙門裡，混口飯吃，綽綽有餘，生老病死，保證待遇。但圖功名，求利祿，想發達，往上爬，並非值得留戀的地方。
顧況認為自己「當得達官」，有點不安心，有點不自在。
中國文人之吃虧，多在於自我感覺良好。因為當時先後為德宗相的柳渾、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權在握，安排一份要職，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可他疏忽了一點，這兩位是政治家，而非純粹的文學家，談談詩歌，怡情悅性，飲飲老酒，消食化痰，當無不可。但要讓他倆向皇帝舉薦，要朝廷敘用，委以重任，授以達官，就不能不心存顧忌了。
不是不相信他的才幹，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可誰能把握得住這位大牌詩人的自由主義呢？萬一吊兒郎當起來，萬一胡說八道起來，誰來替他擦屁股？果然——
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為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
唐·李肇《唐國史補》
顧況就這樣被踢出長安，謫往饒州。途中經過衢州，碰上拿著自己作品求見的白居易。一般來講，官員倒臺，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馬可憐兮兮，一臉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無人再跟以前那樣巴結他了。而文人失敗，哪怕失敗得很慘，只要確實寫過有一點影響的東西，還是會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學後生們，才不在乎你犯過什麼錯誤，戴過什麼帽子。
於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顧況賞識的這段嘉話。
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嘆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顧睹姓名，熟視白公：「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
五代·張固《幽閒鼓吹》
白居易這次面謁顧況，與他「初舉」「應舉」，了無關係。白居易第一次來長安應進士試，是在貞元十五年（799年）。而顧況被貶饒州，為貞元五年（789年）間事。後來，顧況隱居茅山，為貞元九年（793年）間事。這位早就受了道籙，早就隱居山林，怎麼可能跑到長安去，專程為白居易鼓吹說項呢？所以，真實的歷史，應是顧況在貶官南下途中，與白居易有了這次接觸。
類似的文字記載，還見諸《唐語林》《全唐詩話》《唐才子傳》等書，看來，顧況賞識白居易，道路傳說，反響很大，才留存文人筆墨之間。那時，白居易才十九歲，名不見經傳，而顧況乃詩界大腕，文壇掌門。尤其在李白、王維、杜甫等頂級大師故去之後，就他獨撐唐詩一片天，因此，他的評價等於給白居易開啟了文學之門，也推上了仕進之途。
第一，名人說話；第二，作品過硬，白居易頓時成了明日之星。貞元十六年（780年）第四名進士及第，貞元十八年（782年）登書判拔萃科，元和元年（806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和二年（808年）任翰林學士，一路綠燈，通行無阻。唐代的科舉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響，縉紳豪門的保舉，名流雅士的推薦，十分要緊，干係重大。這樣一位繼續高舉盛唐詩歌風韻的前輩，既德高望重，又聲名鼎沸，出來為白居易打保票，還有哪位主考官敢不當回事呢？
這則文壇嘉話，實際意義不僅如此。顧況所說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難」，並非無足輕重的閒話，確實值得我們所有人深思的真理。
第一，什麼叫「居」，僅僅是指遮風避雨的屋子嗎？若這樣簡單化地理解，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第二，所謂「居」，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際；小者，意味周遭；實者，物質世界；虛者，精神空間。一言以概之，「居」即人的生存環境。對文人來說，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偽劣，非投機倒把，非虛抬行市，非狗屁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華、真有思想、真有靈感和想象力的作家、詩人，追求既廣闊，又自由，無拘束，無疆界的創作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第三，關在一個籠子裡的鳥，可能感到寂寞和無奈，關在一個籠子裡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關在一個籠子裡的作家或詩人，那很可能就會發瘋。因此，顧況這句看似無意的戲謔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內涵。
那時還年輕的白居易，也許未必能夠理解顧況對他姓名調侃的真意。因為這位著作郎，其實也是在長安「居大不易」，才捲鋪蓋走人的。所以，我在臆測，白居易要到唐元和十年（815年），才明白其中堂奧。
那年，他四十四歲，按孔夫子教導，已是過了「不惑之年」的這位詩人，仍舊改不了他那多血質、好衝動、重感情、易憤激的性格。結果，為當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無端刺殺，政府反應遲緩，他跳出來打抱不平，伸張正義，結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貶江州，嚐到平生第一次失敗的滋味。
人家告訴他，老弟，為什麼要打你的屁股，因為你越位了。什麼叫越位，就譬如一間屋子裡有很多人，比你有發言權的多得是。你的爹，你的媽，你的孃舅，你的姨媽，還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輪不著你第一個搶著說話。老弟，你要記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為你不是魯濱孫，那荒島上只你老哥一個，你怎麼折騰怎麼是，可你在這個屋簷底下，你要玩跟頭把式的話，還得注意不要碰到別人。
經過這次冒傻氣，吃苦頭以後，他終於懂得必須調適個人的生存環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裡，努力順應，才能達到「居天下有何難」的目標。這是了不起的覺悟，也是詩人此後一輩子謹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歲，在中國古代文人中，算是長壽者。後四十年，他一直貫徹至終這個目標，一直身體力行這個方向。第一，努力在物質世界中，營造最為適宜的生存條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間。在唐代眾多文人中間，他大概是唯一的，過得最快活的聰明人了。
在中國，其實聰明的文人多得是，但活得不那麼辛苦、不那麼操勞、不那麼憂心、不那麼有負擔的聰明人，卻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詩《吾土》：
身心安處為吾土，
豈限長安與洛陽。
這恐怕是他對於「居」這樣一個大題目，最為通脫、最為豁達的詮釋了。
其實，白居易在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期間，以敢言直諫、慷慨陳詞著稱。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質性格所決定了的。在元和十年（這是他生命轉折的關鍵一年）以前，他是經常上書，面折廷爭，讜言諍論，以忠忱報效自任。《舊唐書·本傳》裡，有這樣一段關於這位關東漢子，有點倔，有點犟，有點擰，有點一根筋的性格描寫：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耐。」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鉅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新唐書·本傳》也有類似的記載：
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白居易一生，親歷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幾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型期裡全部敗象。朝政之腐敗，宦官之猖獗，黨爭之惡鬥，藩鎮之割據，外族之紛擾，戰亂之頻仍，災難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對詩人而言，不可能不產生感同身受的認知和觸動靈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學觀點，是屬於干預生活的絕對現實主義者。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國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心結，在動盪歲月裡的責任意識，在危亂年代裡的經世熱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從呈顧況披閱的《賦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詩人四十五歲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約為貞元四年至元和十年（788－815年），共二十多年間，白居易是以諷喻詩為他的創作重點。其中，《秦中吟》十首、《新樂府》四十首，為其代表作。
這些詩歌中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政治色彩，鮮明的時代氣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爭意識，無不激起共鳴；所反映出來的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貪婪榨取，無盡搜刮，民不聊生的慘狀，無不義憤填膺。他的這些詩篇，滿城傳唱，萬眾吟誦，然而，也觸犯了既得利益階層。
正如他在《與元九書》中所說，「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握軍要者切齒矣」，遂導致他第一次面臨「長安居大不易」的失敗，嚐到了生存環境沒有調適好的苦頭。
反正，中國文人的臍帶，系在大地母親身上，系在民族國家身上，系在人民大眾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統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統治者龍顏大悅，你就不可能不因為你的干預時政，挑戰醜類，揭露敗惡，批判權貴，說了些真話，道出些實情，而不遭受統治者的修理。
也許統治者日理萬機，一時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統治者手下的牛頭馬面、打手爪牙，卻絕不是吃乾飯的。於是，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賬舊賬一起算，只有捏著鼻子「出佐潯陽」。宋人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卷三十九載：
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墮井死，賦《新井》詩，出為刺史。王涯言其不可，乃貶江州司馬。下注：論盜殺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麼叫出位？就是詩人未能在此時此刻的生存環境中，調適好自己的位置。
據清人徐松撰《唐兩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長安的四個坊裡生活過，有過自己的屋宇房舍。基本都在東市之東，約相當於今日北京城的東四環部位。貞元十九年（783年）春，白居易第二次來京會試，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才在長安正式找房子住下來，所謂「卜宅之始」，住常樂坊；為主客司郎中時，住新昌坊；為左贊善大夫時，住昭國坊；為刑部尚書時，住宣平坊。其間還曾寄寓永崇坊的華陽觀。但是，京城對他來說，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環境，未能盡如人願，是與大的政治氣候，未能周全應對，存在必然聯絡。元和十一年（816年），他就在詩中寫道：
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
清瘦詩成癖，麄豪酒放狂。
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
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
此時，他就已經萌發出《吾土》詩中「豈限長安與洛陽」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區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責備他的退縮、他的軟弱，但你不得不認同他這種聰明人的選擇。做過鬥士的人，不一定要當永遠的鬥士。我們總是以完人，全人，盡善，盡美，去期待誰，要求誰，指望誰，推動誰，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殘酷，一種不堪負荷的道義承擔。你得相信，魯迅的《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絕對是人世間的真實寫照。
在宋人葉夢得所撰《避暑錄話》中，有一番詮釋詩人遠離官場紛爭，跳出政治絞殺，徹底改變自己，全方位調適的精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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