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儒；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處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唯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才五十八，自是蓋不得出。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遊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要知道，對中國文人來說，最大的誘惑，是握權，最大的機遇，是升官。假設，換一個人，這樣的人際網路，這樣的夤緣關係，這樣的後臺背景，這樣的機遇門路，還不得半夜做夢都會笑出聲來？這不等於阿里巴巴四十大盜的那座藏金洞嗎？只消一句「芝麻開門」，還有什麼要求、什麼慾望，不能滿足的呢！
可白居易簡直像有潔癖似的，遠離著一切是非，逃避著所有邪惡。這就是詩人令我們欽佩的地方，因為，他表現出來一種高尚的約束，可不是隨便一個什麼中國文人，能夠達到的境界。
《新唐書·本傳》贊他：
觀居易以直道歷，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元）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其實，佛家講戒，就是提倡自我約束。為了清心寡慾，為了洗卻塵凡，為了進入修心煉性，為了超度通脫，為了爾後有可能的成佛成仙，就得戒。然而，這對凡夫俗子而言，談何容易，戒所以為戒，正因為不戒，若是世人都戒，也就無所謂戒了。唯其不成，這才有戒。大千世界，充滿誘惑，芸芸眾生，六根不淨，慾望也就成了飲食男女幾乎無法抑制的本能。因此，不戒或許更接近於人的本性，有無可指責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所以，能戒，能約束，更多體現一種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於此。
前人對其捲入漩渦中，跳出是非外的潔身自好，也有很高評價：
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喜劉禹錫，而不入任、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
予按樂天嘗與劉禹錫遊，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司馬黨中。及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其風流高尚，進退以義，可想見矣。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當然，我們還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聰明，之睿智，之不斷地調適生存環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間，從而延續了他的人生、他的詩歌，奠定了他在歷史上的不朽價值。之所以要這樣做，我們應該為白居易設身處地想一想。大環境，也就是中唐殘酷的黨爭傾軋，黑暗的政治迫害，無望的社會沉淪，深重的民族危機，所構成的這「居」，使他逃避躲讓之外，別無選擇。
他在《與元九書》中，曾經這樣自我坦誠過的：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
白居易被貶江州以後，在那裡編纂了他的第一部詩集。從此，詩人實際上中斷了他的政治性很強、現實性很濃的諷喻詩寫作。倒不完全因為這些作品曾經給他帶來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敗黑暗，政治迫害，朋黨傾軋，兵燹災變，使他的兼濟之志，除了無窮的碰壁，無謂的麻煩，無盡的討伐，無聊的暗算外，弄得焦頭爛額外，一無所得。於是，他在獨善之義的閒適詩方面，另闢精神空間，創「元和體」，別出蹊徑，獨樹一幟，不但改變了唐代詩風，也影響著千年以來的中國文學。
文學是要變的，作家也是要變的。不變的文學，必死無疑。同樣，不變的作家，總有一天，老調子已經唱完，就該找根繩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後採取自殺的手段結束生命，就因為這種沒有出路的彷徨所致。在我們這裡，卻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經寫不出東西，還要硬寫，還要一本書一本書地推到我們眼前，好像發誓，不逼得中國讀者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於憤怒與痛苦中自殺，決不罷休似的，也真是今古奇觀了。
再沒有比綿延中唐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朋黨之爭，更能暴露那最汙濁、最陰暗、最寡廉鮮恥、最見不得陽光的醜惡靈魂了。
宋人錢易在《南部新書》裡，講了一則小故事：
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筐，未嘗開。劉三複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
看看這個李德裕，是個什麼東西，也就無須廢話了。
因此，白居易在開闢新的精神空間的同時，也在另謀新的生存環境。
《舊唐書·本傳》說：
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恩，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訏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弱，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置身散地，冀以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也許，任何一個信口雌黃的人，任何一個站著說話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個習慣於高調指責一切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軟弱、轉向、後退、認輸。可是，善良的人們，怎麼不能替這位詩人想一想，他為什麼要衝鋒陷陣，為什麼要慷慨就義，為什麼要奮不顧身，為什麼要一往直前呢？
文學在變，生活更在變。
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事變發生，白居易寫過：
《詠史》
彼為俎醢機上盡，
此作鸞鳳天外飛。
去者逍遙來者死，
乃知禍福非天為。
《九年十一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禍福茫茫不可期，
大都早退似先知。
當君白首同歸日，
是我青山獨往時。
從這些詩句裡，我們看到在那場血腥的政治屠殺中，他能夠僥倖脫險，未遭殺身之災，是心有餘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實際上他是在肯定自己，這些年來，為改變生存環境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為，大約從長慶四年（824年）起，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便基本上離開「居大不易」的長安。而從大和三年（829年）起，一直到會昌六年（846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陽外郭城東南端的履道里。得以存在下來，得以進行創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為他的快樂神仙。
他寫過一篇文章，題曰《池上篇》，講述他在洛陽履道里那個精神家園裡的幸福時光：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歇肩。
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其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
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寬。
靈鵲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
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
優哉遊哉，吾將老乎其間。
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說明一點，在長安「居大不易」的白樂天，終於在洛陽，在靜靜的伊水邊，實現了當年顧況對他「居天下有何難」的期許。
世事短暫，文學長久，聰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們欽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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