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司勳，即杜牧，晚唐詩人之翹楚。李商隱有一首七絕《杜司勳》，這樣寫他：
高樓風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復傷別，
人間唯有杜司勳。
唐代詩歌，經過了初唐的勃興、盛唐的輝煌、中唐的賡續，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勢。若無杜牧、李商隱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難畫上圓滿句號的。
不過，晚唐的這兩位詩人都很短命，可憐得很。
杜牧，803年生，852年死，活了四十九歲；李商隱更慘一點，812年生，858年死，活了四十六歲，都處於鬱悶困頓中，愁病而逝。中國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時，這可算一對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週期裡，他們卻能給詩歌、給文學，留下來長久不衰的精彩，實在是了不起的。在中國，凡讀過點古文，念過點舊詩的知識分子，幾乎不假思索，就能脫口而出這兩人的詩句。為什麼他們的作品能夠擁有千秋萬代、持續相繼的讀者，道理很簡單，因為從他們心底流出來的詩，永遠洋溢著鮮活的新意。唯其新，詩人也就伴隨著讀者長存下來。
作詩也許不難，創新為文學的生命，卻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魯迅曾經感嘆，他的舊體詩之所以未能多作，就在於前人已經把詩寫盡了。一個「盡」字，道出創新者難以為繼的苦衷。創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傷，困惑著一代又一代想寫出點好東西、想寫出點新東西的作家和詩人。
自唐以降，一千多年，詩人何啻千萬，所寫的詩、詞、歌、賦，數以億計，還有什麼沒想到的？還有什麼沒寫到的？還有什麼未開墾的處女地，留給文學的後來者耕耘呢？魯迅儘量不寫，這就是智者的抉擇了，與其露醜，不若藏拙。而不幸的是，總有一些自命風雅的，弄上兩首順口溜、打油詩、快板書，混充五言七律、絕句漢俳，這純粹是有了把子年紀以後，還要穿開襠褲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丟人的了。
這就是中國人多，中國文人跟著也多的後遺症了。林子大，便什麼鳥都會有了。一般來說，樹林雖大，鳥頗多，大致也就以下這四類。自古以來，凡耍筆桿子的，都逃不脫這樣的區分：
一、把文學當成生命的；
二、把文學看成飯碗的；
三、拿文學當玩意兒的；
四、拿文學找碴兒以折磨文人的。
第一類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創新者，更苦；第二類人，大半活得很爽，只要拿起敲門磚，幾乎都有成為阿里巴巴的可能，自然，臉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長度；第三類人，不管別人如何，總是能夠自得其樂；而第四類人，別人開心他不開心，別人不開心他倒開心了，一副「天喪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遠些為佳。
這就是既相生相剋，又相輔相成的文學生物鏈。
但最奇怪，無論以上第二類文人搞的功利文學，第三類文人搞的撓癢文學，第四類文人搞的整人文學，統統都要標榜自己為百分百的正宗文學。唯恐人家不認賬、不買賬，便藉助於權力，藉助於金錢，偏要擠進文學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儀。這大概就是魯迅所諷刺過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徑了。
當然，各式各樣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學，本是文壇的客觀存在，大可不必諱言。拍馬文學未必低，清高文學未必高，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魚，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魚。但文人是種很有慾望的動物，魚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於是，就不停地寫，拼命地寫。但別忘了，聲名的誘惑，功利的追求，從政的驅使，經營的用力，一個勁兒地投身於這種非文學的活動之中，就難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乾涸、情思衰竭、感覺遲鈍的可能。提起筆來，也就只有蹈襲陳規、依樣葫蘆、駕輕就熟、因循守舊這條路可走。
我想，一個真正把文學當成生命的人，應該不會滿足於這樣的文學生產方法。
從古至今的文人，稍有點出息的，不願落入窠臼，不願重蹈覆轍，不願嚼別人嚼過的饃，不願尾隨他人走同一條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對唐代詩人這種創新的執著，「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語）的一根筋的精神讚歎不已。他們總是希望創造出「今古未嘗經道」，「遠去筆墨畦徑間」（杜牧語）的新格局；總是努力開拓出「唯陳言之務去」（韓愈語），「作不經人道語」之「一家言」（李賀語）的新境界。唐詩之所以為唐詩，就建立在這種不斷更新的宏大氣象上。
於是，我在想，唐詩由初唐的「王楊盧駱」，到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韓愈、李賀，進入西元9世紀中葉，當時的文學界，肯定也會有魯迅寫作時，這種受到被前人寫盡，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躕，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猶如到果園去採摘，你興沖沖地來了，可發現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將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場價值的果實，席捲而去，只剩下殘枝敗葉，一片狼藉。這種無所適從、無從下手、無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個時期的杜牧、李商隱、許渾、張祜等晚唐詩人，所面臨的現狀。
唐詩有兩個「李杜」，一為西元6世紀的李白與杜甫；一為西元9世紀的李商隱和杜牧。對後「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經達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勢，實在是難以逾越的巔峰。要想與他們比肩，必須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須要寫出與他們的不同來，這才能擁有絕對屬於自己的世界。你要當跟屁蟲，永遠也不會有出息。杜牧不會這麼講，但一定會這麼想。
我是根據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十月中，杜牧為《李賀集》做的序，做出這樣的判斷。他在文章結尾如此寫道，口氣之大，令人咋舌：
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他對李賀的褒揚，也是對自己的期許。雖然，他在《獻詩啟》裡說明他的創作原則：
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
他的為人一生，也許很失敗，但為文一生，卻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負，決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趙翼指出：
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於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時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詩序》說到杜牧，也認為他：
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殫其才力所致，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寧為幽僻奇譎，雜出於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致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隱才有發自內心的「人間唯有杜司勳」的極高評價。要知道，文人稱讚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虛頭巴腦，不是順水人情，不是當面點頭，背後撇嘴，不是阿附諂諛，捧場討好，而是由衷讚美，真心褒揚，是極少有的，因而也是極難得的。
這就印證南北朝時梁人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說過的金玉良言：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這兩句話，八個字，絕對是想在文學領域中，要幹出些名堂來的人的座右銘。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隱如此。你要想頭角崢嶸，領時代之風騷，你要想獨樹一幟，引文學之新潮，那就必須有這種本領，在努力傳承的同時，能夠不斷創新，在博採眾長的同時，表現自我。幸好後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郎當年紀，果然創造出有別於前人的晚唐華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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