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最值錢的地方，是他的才華；中國文人最不值錢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當然，也並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這也是我們翻開那部厚厚的文學史，常常為之不禁掩卷、扼腕嘆息的緣故。
在唐代，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元白」的雙子星座之一，創「元和體」新詩風，為中唐詩壇扛鼎人物之一的詩人元稹，恰巧就是這樣一位令人遺憾的典型。他的詩，寫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卻是相當之糟糕。
這種兩面性、複雜性，不光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類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質。因此，卑鄙與崇高，苟且與正直，汙穢與完美，邪惡與良善，同時聚合在一個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百分之百的偉大光榮、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藥，實際上是不會存在的。只是可能在兩種對立成分的配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區別罷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陽人，在陝西鳳翔長大，生於779年，死於831年，與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個短命文人。他是個怎麼樣的一個人呢？正史是這樣評價他的——
稹性鋒銳，見事風生。
《舊唐書》
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通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罷，晚彌沮喪，加廉節不飾雲。
《新唐書》
這些評價，相當負面，說他急於成名，而不擇手段；忙於投機，而罔顧操守；慾望強烈，而貪得無厭；攀附中貴，而為人不齒。總而言之，他這一生，夠折騰的。比之白居易，活得比較勞累，活得比較糟糕。有什麼辦法呢？性格決定命運，他太想成功了，為了成功，他可以不顧一切。
他的詩歌，可分兩體，各有成就，諷喻詩極其深刻，豔情詩極其浪漫，歷經順、憲、穆、敬諸朝的他，時屬中唐，但他的創作，卻仍是盛唐景象。而無論在他生之時，還是在他死之後，都得承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
也有對他相當不以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談到7世紀初的中國文壇時，就把他列入了「不齒排行榜」。
元和以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對他尤為咬牙切齒。
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這種恨不得殺了元稹才解恨的劊子手面孔，對我們來講，倒也不陌生。這些年來，每當文學新潮流出現，也是斷不了看到的雷電風霜壓頂而來的風景。正統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種天塌地陷、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就是他們眼中視之為「淫靡」的作品，產生了他們認為的「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後果。實際上，這些文學原教旨主義者，根本不瞭解「元和體」的出現，對於陳腐的、僵化的、教條的、唯上為意旨的文學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帶來的具有鮮活生命力的現實主義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的廣大讀者市場。這是毫無辦法的歷史選擇，也是誰都抵擋不了的潮流。
文學這東西，如潮之洶湧，來時，勢不可當，去時，無法挽回。可以影響，不可以左右；可以乘勢，不可以逆轉。這也是所有帝國統治者壓根兒沒弄清楚的藝術規律。他們總以為握有控制權，就可以揚之在我，抑之也在我。其實，大謬不然的，就在於這些帝國統治者不瞭解，在其一生中，能夠操弄權柄的時間，頂多三十年、五十年。而文學時代的運動週期，常常要延續兩代或三代文人。陛下駕崩以後，又怎能奈何那些死在他以後的文人呢？那時，恐怕就是如劉禹錫的詩《石頭城》所寫的「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那樣，潮流依舊沿著它的規律，該來就來，該走就走。
儘管我們可以鄙薄元稹的為人，但他的詩歌，卻是應運而生的時代產兒。所以他的詩歌，「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這種廣泛的影響，也確實給他帶來了好運。
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出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舊唐書》
對元稹這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像他寫的詩那樣盡善盡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監，以詩詞阿附權貴，只要能帶來好處，低聲下氣，諂媚逢迎，又有何妨？臉皮一抹，也就無所謂做人的道德底線了。而後來，又經閹寺援手，奸佞保薦，能給皇帝拍馬屁，那更使詩人感到無上榮光，為使龍顏大悅。那些日子裡，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個時辰，不寐不歇，歌功頌德，萬壽無疆，大唱讚歌的。
中國文人之沒出息，就是見了皇帝，忍不住要磕頭的那一份賤。何況，他有磕頭的本錢，你想磕還未必能磕得上呢！
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
《舊唐書》
元稹是一個「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的詩壇領袖，是一個「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風流人物。據說，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還統治著紫禁城的時候，曾經召見胡適進宮，與博士面談半小時。看來，皇帝作為讀者而不是屠夫時，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這位才子，以馬屁為敲門之磚，以奸佞為晉升之階，現身在帝王的視線半徑之中，一步登天；聲聞於帝王的聽覺範圍之內，直達丹墀。中國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風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還真是屈指可數。
據說，有一次早朝過後，他只是對穆宗抱怨一句：「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邏出沒，尾隨跟蹤，不知是何用意？」當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長二話不說，就把刑偵隊長免職，連機構也奉旨撤銷。一干人馬，失業下崗，到底也沒搞清楚，因何精兵簡政？真是頭掉了不知是誰砍的。詩人的聲勢威風，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文人中間，這種出類拔萃的能量；二、你若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話，或者，不那麼卑鄙的話，也難達到這種京師為之側目的地位。
元稹的成功之路，我以為原因有三：一、從人種學角度考量，與他家族的鮮卑後裔血管裡流動著的野性基因有關，野，什麼都敢伸手；二、從地域學角度考量，與他長期生活在陝西鳳翔，在那僻壤荒域裡求生謀存的艱難有關，餓，什麼都敢張嘴；三、從進化學角度考量，與他出身於卑微的一個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頭地，拼命想改變局面有關，爬、攀、附、靠，也就不擇手段，不問是非。
所以，長慶二年（822年），他到底當上了宰相，這是元稹風頭最健的一年。這也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鑽營投機、攀附巴結、效忠納誠、緊跟高舉的結果。儘管他奔走的是旁門左道，投靠的是太監佞臣，頗「為士類訾薄」，以致「朝野雜然輕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恆在詔書中，卻對他褒揚備至，說他「勁氣嘗勵於風霜，敏識頗知於今古」，可見其被寵幸、被倚重、被高看、被優渥的程度。
連他老婆也跟著水漲船高，成為宮廷貴婦沙龍的領袖。「予在中書日，妻以郡君朝太后於興慶宮，猥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勝，那時的他，肯定飛揚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對派聯手起來，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將其拔擢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決策中樞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愊之故，但也足以證明詩人吹到巧舌如簧、拍到爐火純青、哄到不露馬腳、騙到天衣無縫的功力。
文人能爬到這麼高的位置，在歷史上屈指可數，確是非同小可。然而，幸運之神，來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從二月到五月，連一百天也沒熬到，就被人排擠出局。
到同州當刺史後，元稹聲淚俱下地給穆宗上書：
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
元稹還夢想著有朝一日，「制誥侍宿南郊齋宮」，再沐天恩。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長生不老藥駕崩了。詩人在《題長慶四年曆日尾》詩中寫道：
殘歷半張餘十四，灰心雪鬢兩悽然。
定知新歲御樓後，從此不名長慶年。
那無望失落之情，溢於紙面。看來，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說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兒，再富心機，再小心謹慎，再心明眼亮，永遠不是那些職業政客的對手。政治家玩文學家，如貓搏鼠，讓你死，你就死；而文學家玩政治家，則如羊驅虎，你讓人家死，死不成，反過來，你倒可能搭上一條命。要知道，為文，做官，兩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個好官者，未必寫得一手好文，同樣，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為得一個好官。所以，沒才氣的文人，才熱衷做官，沒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風雅。打草摟兔子，一舉兩得。
而歷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從屈原起，到司馬遷，到謝靈運，到李白，在官場無不混得很失敗，歸根結底，他們壓根兒不是當官的料。也許，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攪到政治的渾水中來。老百姓有一句民諺：「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兒。」沒有為官稟賦，千萬別求仕進。總結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敗更快，問題全出在他「見事風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為，太隨風使舵，太容易轉向。這種性格悲劇，決定了他一生的結局。
然而很不幸，似乎是胎裡帶，文人都有做官的衝動。削尖腦袋，熱戀烏紗，做到了官，很高興，做不到官，很沮喪。當然也不能完全怪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為從他們入塾啟蒙那天，朝至聖先師磕頭開始，孔夫子就教導「學而優則仕」這五字真言，已經種下了病根兒。然而，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是一個「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極其兇險所在，一個詩人，一個作家，要混個一官半職，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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