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來，退隱到他洛陽履道里的大宅子裡，修身養性，頤養天年，不問政治，只管快樂。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歲的高齡。而元稹，始終懷抱東山再起之心，始終冀圖重獲聖眷之想，心急如焚，輾轉反側，最後，終於走上穆宗皇帝那樣的不歸之路，因求長生，求雄壯，服藥不慎，飲丹中毒，於大和五年（831年）七月間，暴卒於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歲。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渾水裡，想要保持清純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這種鬼話，說給誰去聽，也不會相信的。
其實，要想了解文人，還是從他的作品下手為宜。
雖然「文如其人」這句話，並不百試百驗，但無論如何，「文為心聲」，總會有蛛絲馬跡，可以稍知秘辛，總會在字裡行間，微露堂奧底裡。而元稹這篇《鶯鶯傳》，應該是進入他內心世界的最佳門徑。再沒有比這篇美文，更能表現元稹做人與作文的強烈反差了。
這篇敘述張生和崔鶯鶯的戀愛故事，為唐人傳奇中的名篇。經唐末、五代的戰亂，一度湮沒無聞，不見著錄。直到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官修《太平廣記》時，才從民間搜尋出來，編入這套類書之中，得以重見天日。後來，經北宋蘇軾、秦觀、毛滂、趙令畤等文人的推介傳播，大為人知；後來，又經金章宗時董解元改編為《西廂記諸宮調》的搊彈詞；再來，更經元成宗時的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敷陳為雜劇搬演出來，《西廂記》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
由《鶯鶯傳》而《西廂記》，最大的改變，是在結局的處理上。
中國戲劇，特別要考慮到的是觀眾的欣賞習慣，你要讓他買你的票，坐下來看你的戲，有一條，最為重要，那結局必須大團圓。也許因為五千年來的多災多難，中國人常常不得團圓的緣故，便非常在意這個團圓。現實世界裡有太多的不團圓，至少你在戲裡，給我一個精神上的大團圓。戲曲大師王實甫深諳此理，便在戲的第五折結尾處，打出「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旗號，然後落下帷幕。
但在《鶯鶯傳》中，元稹毫不顧及中國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歡喜，偏要此恨綿綿，倒不是他別出心裁的創造，確確實實是他個人的自身經歷，是發生在唐德宗貞元十六年（799年）以他為主角的一次愛情悲劇。
依今天的觀點，這本應是最情投意合的愛情，最美滿匹配的婚姻，卻活生生被這位詩人，以無情而又殘酷的手段毀滅了。他的市儈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實用主義，他的勢利取向，導致了這場得到了她，又拋棄了她的悲劇。
這種始亂之、終棄之的故事，這種女人痴情、男人負心的故事，這種喜新厭舊、見異思遷的故事，這種天譴人責、另覓新歡的故事，長期以來，是章回小說和戲曲文本的母題，也是一個永遠有話好說、有戲好唱、有淚水可賺、有票房價值的創作源泉。
於是，《鶯鶯傳》從此成為這種型別故事的標準範本。
其大致梗概，無非：一、邂逅驚豔，一見鍾情；二、詩柬傳話，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會西廂；四、海誓山盟，私訂終身；五、長亭話別，靜候佳音。後來通行本《西廂記》改進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個大團圓的尾巴。而在《鶯鶯傳》中，那個負心的張生，卻是捲鋪蓋一走了之。對那個為情人奉獻了全部的愛，然後又被情人拋棄的美麗少女來說，西風落葉，長安道遠，「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只有徹底的絕望和無可奈何的殘生。
在他筆下的她，面臨即將分手的局面，也曾預感到將是永別，「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然而，又抱著一線希望，「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這是個既有聰慧認識，又有多情天真的少女。我們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這個最後被拋棄的「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的弱者身上。
愛上一個女人，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個更值得娶進門的、娶了以後會獲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馬上改弦更張，背棄承諾，不作任何交代，不作任何善後，就跟她分手。這就是他在這篇《鶯鶯傳》中，應該寫，卻沒有寫，或不敢寫出來的卑汙。
事實上，是他來到都城準備會試期間，攀上京兆尹韋夏卿的高門，還不過覺察到有可能成為這位長安市市長，後來又為洛陽市市長家的乘龍快婿時，馬上，他那「見事生風」的性格，果斷地、毫不猶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著他回去的鶯鶯，拋諸腦後，一刀兩斷。這種背情，這種負義，這種不能原諒的行徑，他大概覺得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所以，有意給忽略掉，免得被人譴責。這就是大詩人元稹在自敘體傳奇文學《鶯鶯傳》中，所描畫出來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這位詩人，一定要將自己這場愛情悲劇，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詳盡地講述出來，用意何在？
在這篇傳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責之意、負疚之感，既沒有《復活》裡面那位聶黑流道夫伯爵的懺悔，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裡那位渥倫斯基先生的懊喪。
就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詞地辯解：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這當然是混賬邏輯了，他怎麼能把美麗樸素、溫柔婉約、感真情摯、聰慧可人的鶯鶯，附會到那樣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騙了，你還說人家是妖精、是禍水，簡直豈有此理了。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也認為元稹的這番表白，純系一派胡言：
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唯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
而且尤令人費解的，當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輕鬆而又得意，對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紳，如李建，如前輩楊巨源，講述這場情感上的經歷時，在座諸公，固然「聞之者莫不聳異之」，「於坐者皆為深嘆」，沒有人對詩人這樣子的絕情辜負，這樣子的勢利轉向，有過一點譴責的表示。甚至，「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
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過：
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之不齒。
也許，唐代的社會風氣，使之然耳；也許，人的生物屬性，永遠受制於人的社會屬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這位詩人既然舍寒門秀女而就市長千金，為勢之所趨，為利之所擇，天上掉餡兒餅，落在你的嘴裡，你就偷著樂好了，似乎用不著大張旗鼓，寫成文章，眾所周知吧？
文人無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離得太遠，不得親知親聞。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七論文人無行，所鞭撻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當隔膜。但以今度古，從當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測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許今人對待他們個人生活中的鶯鶯，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無恥。然而，要讓他們像元稹那樣行之於文，筆之以墨，把自己供認出來的傻瓜，是絕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兒、冒傻氣，倘不是太淺薄、太無聊，那就別有隱衷了。
讀北宋趙令畤的《侯鯖錄》，其中《辨傳奇鶯鶯事》《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談及這段故事，在他看來，元稹之所以要寫這篇傳奇，是有他想說、必說，可又不便全說、不能直說的言外之意。
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於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雲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
況崔之始相得而終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在彼者耶。
從這裡，也就從「自避」「心不自抑」「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這三處提示，略可猜知詩人的心跡。
也許，這就是人的複雜性了。
對他來說，並不悔他的「始亂終棄」，並不悔他的背叛絕情，並不悔他對初戀情人的致命傷害。而讓他魂牽夢縈的無悔之悔，就在於他痛惜自己錯失了人間的至美，詩人一生，情之所繫，愛之所在，經過時間的延伸，經過空間的移位，最珍貴的，最留戀的，最難忘的，最能激盪心扉，最能引發波瀾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紅淺碧舊衣裳」「滿頭花草倚新簾」「為見牆頭拂面花」「二十年前曉寺情」的鶯鶯。
他寫過一首《古決絕詞》：
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信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他不是不想終結這段記憶，然而無論時間和空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份情，這份愛，仍是他欲罷不能，欲說還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結，一份希望解脫，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負擔。也許，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腦海裡已是一片空白之際，這個被他拋棄的女人影子，還影影綽綽在。因為真正的愛，是不死也不滅的。
這就是他在那首膾炙人口的詩中所讚美、所感嘆的：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於是，我想，寫出這首詩的元稹，在他心靈深處，至少還有一小塊尚未淪喪的淨土。衝這一點，比之那些蠅營狗苟、爭名奪利、讓人洩氣、漸行漸遠的人，還真是想對一千多年前的這位大師致敬。無論如何，在他心裡，還保留著一點最後的可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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