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先生說：「我們還瞎吹得不夠。」這算抓住了1958年浪漫過了頭後的全部問題的實質。然而，這位老共產黨員，也有其不明白的天真之處。「吹」還加之以「瞎」，並不完全是嘴巴的過錯，而應該受到責備的是耳朵。倘非耳朵需要聽到這些「當驚世界殊」的高產紀錄，嘴巴沒有了市場，自然會閉嘴的。在中國，在有皇帝的年頭裡，很長時間是上面的耳朵想聽什麼，決定下面的嘴巴該說什麼。雖然孟老夫子說過：「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但為了說得上面的耳朵開心，也就顧不得了。
所以，當第一張嘴將產量誇大，也就是韋先生所說的瞎吹，沒有被打屁股，甚至獲得嘉獎。那麼，受到鼓勵的第二張嘴，就會迫不及待地把數字加倍。第三張嘴，必然不甘落後地跟著翻番。這也是那一年夏秋兩熟季節裡奇蹟不斷湧現的基本原因。如今，在大一點的圖書館裡，還能找到當年的舊報紙或縮印本，很容易看到在頭條位置，並加以套紅大字刊登出來的「放衛星」高產紀錄。根據臺海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紀中國圖志》一書中的一則資料，也可看出那些基層幹部的嘴巴，為了滿足縣裡的、地區的，或者省裡領導耳朵聽覺上的需要，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精神蠱惑下，是怎樣理直氣壯地瞎吹，一直吹到完全不可信的程度的。
從下列表格中，也可看出膽量漸漸加大，數字逐步攀升的狀況。
這則資料，到9月25日為止，其中小麥衛星放得最高者，為遙遠的青海柴達木盆地的賽什克農場的8586斤；稻穀衛星的冠軍，當數邊陲的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若是閉起眼睛一想，將這6萬公斤的金黃稻穀平鋪在一畝地裡，也會是厚厚一層，那該是怎樣一個壯觀場面！稍有理智的人，很難相信這樣的事實。
韋先生在《思痛錄》裡寫道：「老百姓無法可想，只好把幾畝地的莊稼拔下來插在一畝地裡，於是畝產萬斤、六萬斤以至十萬斤的報道全登出來了。」這就是那一年大放衛星的常規做法。所以，作家菡子說鋼筆都插不進，確非虛言，我還記得有照片為證，一個小孩坐在稻田裡的莊稼上面而掉不下去。因此，將上述一系列數字看作是彌天大謊，也似乎不當。謊言是草尖上的露滴，照例在太陽出來以後，就會消失。可這些東西卻能正兒八經、煞有介事地在報紙上登出來，你不得不信。因此，這些與最基本、最起碼的科學常識相距得太離譜、太玄乎、太不可思議的高產衛星，只能看作是出於人們創造奇蹟的浪漫主義，而設計出來的讓耳朵聽了以後高興的小手段。大家心裡明白，不過是幾畝試驗田的事，無傷大雅，也就沒有遭到安徒生童話裡那位皇帝，穿上那襲騙子的新衣後，招搖過市，而被一個小孩指出他光屁股的尷尬。
所以說1958年是個充滿神話的年頭，更近乎那個膨化了的革命浪漫時代的真實。這一切，要是追根尋底的話，都是耳朵的功能在起作用。有人要講，正是有人愛聽。歷史學家喬納森·斯彭斯在他的一本著作裡，講到西方人對於中國的偏見時，認為：「秘密就在耳朵裡，耳朵既聽它想聽的，也聽它希望聽到的。」這句話，可謂一語中的。講，得有人聽；聽，決定講。雖然古羅馬的大演說家西塞羅對著大海高聲宣講，但那是一種練習，如同京劇演員吊嗓子一樣。如果沒有耳朵，任何一張嘴巴，都不會對著牆壁幹講的。所以，耳朵比嘴巴更重要，沒有耳朵，嘴巴便無用武之地。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甚至相當負責的人寫出文章來，鼓吹糧食增產是無止境的。連毛主席到徐水視察以後，也為糧食太多發愁。他對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了9000多萬斤糧食，秋季要拿11億斤（徐水縣提出全年產糧12億斤），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呢？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農業社員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斤也行！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辦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世界上的事情是不辦就不辦，一辦就辦得多！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引自《老照片——二十世紀中國圖志》）
從這番「浮想聯翩」的談話裡，也不難看出這位詩人的浪漫精神。作為領袖，希望老百姓吃得好些，吃得多些，餘下來的時間可以做別的有益的事，這份真誠還是能夠體會的。但實際上，報紙上登出來的高產數字，全是嘴上功夫，真正落到實處，便成了鏡花水月。所以，到了這一年的冬季，還是他，在湖北武昌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壓縮空氣」，反對浮誇，反對作假。於是，那些吹破天的嘴巴閉攏了，這股熱潮開始冷卻下來。
在五官中，眼有神色，鼻有動作，嘴有聲音，但耳朵是個奇怪的傢伙，永遠保持沉默。除了到高老莊做乘龍快婿的豬八戒先生，能搖晃那雙蒲扇般的大耳朵，表示出快樂無比的心情外，耳朵本身，是很難看出喜歡聽或不喜歡聽的任何蛛絲馬跡的。因此，揣摩耳朵愛聽什麼、不愛聽什麼，然後，滿足耳朵愛聽的，從而能牢牢地把握住這雙耳朵，便是歷來做下屬者對上司的一門頂尖學問。
在這方面，侍候過唐代後期敬宗、文宗、武宗的大內總管仇士良，可算一位佼佼者。他在宮廷鬥爭中，總是處於勝算的上風。他的敵手們始終也未能扳倒他，就是他這張嘴巴，對於皇帝的耳朵，十分管用。但年歲不饒人，到了不允許他再玩政治遊戲的年紀，便求一個告老還鄉。雖然權力這東西很誘惑人，可是他扶起來的武宗，翅膀硬了，未必會再買他的賬。與其到那時落個身敗名裂，玩火者有幾個不被火燎著的呢，還不如趁皇帝未翻臉前，功成身退。
這個老滑頭歷仕三朝，將皇帝玩在手心裡，重權在握，樹敵無數，最後能平安降落，也讓所有人豔羨不已。那些他的同道，自然要來給他送行，免不了向他求教固寵之術。老公公對眾宦官宣傳他的耳朵哲學：「列位兄臺，恕老身直言，天子是不可以讓他閒下來的。你們要經常想辦法弄一些聲色犬馬，甜言蜜語，滿足他的耳朵的需要，而且要花樣翻新，日新月異，讓他沒工夫顧到國家大事。這樣，諸位才可以得志發達。尤其不要勸皇上讀書，接近知識分子。他一看到前代興亡的歷史，憂國憂民，那我們就會被皇上疏遠。一旦如此，大家也就沒戲了！」這番臨別贈言，說得一個個心服口服，拜謝而去。
魯迅先生總結過，中國人作為草民的歷史，無非兩者，一是當順民的年頭，一是想當順民而不得的年頭。中國人非常之不敢造反，到最後官逼民反，無法不鋌而走險，落草為寇，還是一心一意等著招安。中國人的順民思想，對於暴政壓迫的承受能力，達到驚人的麻木不仁程度，才使得皇帝穩坐江山，才使得中國在經過三百多個皇帝的痛苦磨難以後，爆發辛亥革命，結束封建制度。
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往上數，在他們的歷史上，找不出這麼多朝代，這麼多皇帝。這說明了一點，在中國，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當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再沒有比中國人聽話、馴服、好領導、安分守己、不敢造反的了，還用耳朵幹什麼？所以，無論攤上多麼混賬的帝王、白痴的天子，實在撒爛汙的統治者，以及自以為英明無比卻折騰得老百姓無法安生的領袖之類，無論他們怎樣蹂躪作踐糟蹋摧殘，老百姓只要想到自己不過是予取予奪、悉聽君便的草民，都會匍匐在地，山呼萬歲的；只要不殺頭，便皇恩浩蕩了。
所以，長在皇帝腦袋兩邊的耳朵，可就對老百姓的禍福利害，成了性命交關的事情了。假如是好皇帝（如果有的話），能聽到老百姓痛苦的萬分之一，也許多少體恤一些下情，他的子民能生活得不那麼受罪。假如是個不好的皇帝，那雙被仇士良等矇蔽了的耳朵，肯定聽不到一絲老百姓於水深火熱中的哀鳴，那麼他統治下的中國，就別想有一天安生日子過。
怎樣使皇帝的耳朵不管用，除了仇士良的「娛其耳目」外，無非兩術，一曰隔離，二日包圍。我們到故宮走一遭，便會從紫禁城嚴密的內向性結構看到，那由高牆重重套疊起來的皇宮，其終極目標就是隔絕一切外來的聲音。因此，「上達天聽」，在封建社會里，要比中六合彩是更難碰上的好運。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朝代，在最高權力的周圍，除了這種物質的牆，隔絕與外界的聯絡，更可怕的、緊緊圍裹著統治者的，還有一道簡直是水洩不通的精神上的牆。所以，指望皇帝的耳朵能聽到兩道牆外老百姓的聲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當然，皇帝究屬少數，五千年來的中國，也就三百多位。何況，有皇帝的封建社會，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但這種會被隔離，會被包圍，會被「娛其耳目」的現象，卻是在任何時代都會出現的事情。所以，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兩耳不聞窗外事」，固然不好，「一心只聽奉承話」，那就更不好了。怎樣使自己的耳朵破牆而出，能聽見各式各樣不同的聲音，特別是聽得下去不那麼愛聽的聲音，也就會避免重蹈韋君宜先生在《思痛錄》裡所說的那些覆轍了。
慎哉，耳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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