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部五官裡，耳朵閃在兩邊，不突出，不顯眼，不出聲，不表情，你不知道它在幹什麼、在想什麼，這使它佔了很大的便宜。
第一，你說我聽見了，我說我沒聽見，你查無實據；第二，你以為我沒聽見，其實，我耳聽八方，早就把耳朵豎起，你毫無所覺；第三，中聽的我則絲絲入扣，甘之如飴地聽之，還不能從我耳朵上看出我愛聽；第四，不中聽的則不聽之，任君說破嘴，有如東風射馬耳，你並不知道我其實沒聽；第五，不得不聽的，必須要聽的，聽煩聽膩之後，乾脆罷工，什麼也不聽，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所謂閉目塞聽、濛濛聵聵，就是這個意思了。
從理論上講，耳朵的功能是聽，但聽什麼、怎樣聽，聽了以後又是怎樣一個反應，卻是很不一樣的。
韋君宜的《思痛錄》問世，其中寫到大躍進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懷來的情況，提及有的耳朵想聽她的浮誇之詞而不得，表示失望，有的耳朵壓根兒只聽它想聽的，而不聽它不想聽的，頗引起過來人的一些思索。
耳朵這東西，挺有意思！
現在一些發思古之幽情的人士，常常感嘆20世紀50年代多麼多麼好，很像古人總愛憧憬宇宙洪荒時期，葛天氏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簡樸而又快樂的日子。50年代確實有一些值得懷念的革命浪漫主義，但回憶者通常不大提1958年這種全民的膨脹得十分過頭的浪漫。如果說，上一年可用「打右派」三個字加以總結的話，那麼這一年則是用「大躍進」三個字載入史冊的。凡年過半百的中國人，都會留有深刻的印象，因為，倘非製造膨脹者，也必是參與膨脹者，誰也不能說自己是局外人。「文革」期間有逍遙派，但「大躍進」卻是一次無任何死角的政治運動。
回顧往事，難免嗟嘆。但那一年的熱火朝天，可以說是五千年曆史上都少有的浪漫歲月。老實說，中國人的想象力，不算十分豐沛，但這一年卻是亙古未有的馳騁飛揚，達到異常發揮的程度，不但敢想，加之敢幹，人之能動性超常發揮，是中國五千年史上的第一次。
那時，我已定右派，已屬五類，已被勞改，已不成人民一分子。這種全民的想所非想、為所欲為的熱潮，似應與我無緣。但我隨工程隊轉移工地，由河南而湖北，看到京廣鐵路沿線的煉鐵盛況，我為那滿天紅的盛況，激動得淚水都流出來了。哇！如果有外星人的話，一定會為地球上中華大地的幾千萬只煉鋼爐而嚇得心驚膽破。所以，別看我是化外之民，也禁不住被這如火如荼的景象所感動。後來，我瞭解到每一隻爐子，都在把好鋼煉成廢鐵，得消耗大量能源，我才知道那自作多情的眼淚，全白搭了。
而這一年，幾乎把全體中國人，都裹入了近乎集體無意識的狂熱之中。我在豫西北的深山區勞動改造，親眼目睹那些山民，挑燈夜戰，大煉鋼鐵，爐火熊熊，燒紅了半邊天的宏偉場面。再往山巔遠眺過去，尤其那些包括小腳老太太組成的穆桂英班，裹著羊肚子毛巾的老黃忠班，還有小娃娃們的羅成班，從山坳裡到山巔的羊腸小道往外搬動鐵礦石。那真是一個浪漫主義過度氾濫的年頭。至於隨後才認識到的盲動、浮誇、吹牛皮、放衛星、吃食堂、趕英超美，人民公社化的大躍進，從此「彪炳千秋」。
如果說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是以「反右派」載入史冊，整人的和被整的，在總人口中終佔少數；而1958年的大躍進，則是一個把億萬人都捲進來的運動。行程一路，紅火一路。尤其到了夜晚，半邊天都燒得紅彤彤，爐光燭天，熱焰熊熊，鋼花飛舞。那份狂歡節式的熱流，確如那部《紅旗歌謠》裡的第一首詩寫的，中國大地上湧動著「喝令三山五嶽讓路，我來了」的聲勢。1958年的中國人，恨不能一個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哪怕是常識上認為絕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學極限的奇蹟，也要一一地創造出來。
那本經郭沫若、周揚編訂的滿是豪言壯語的詩集，如今幾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來，也有一點羞答答的感覺。雖然，泡沫經濟是近年來才出現的現象，可大呼隆的泡沫文學，則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現在也難斷根，還有樂於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攪肥皂沫。但《我來了》這首民謠，你不能不承認，還是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大躍進時代的狂熱色彩的。作為歷史的一個註腳，即使是笑柄，這首詩也將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寵之作，粗製濫造之作，商業炒作之作，恐怕連當笑話的「光榮」也說不上的。
現在，已記不起當時何以一時心血來潮，展開這次浩浩蕩蕩的全民詩歌運動，而居然成為政府行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才有這種敢想敢幹的勇氣。當時，好像作為指標，每一個縣團級單位要出一個郭沫若。任務下達後，我勞改所在的工程隊，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隊長，把我叫去。此人說話直率，要我將功補過。「你給我們弄一個郭沫若出來！」我聽了以後，懷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問題，詩人是可以批次生產的嗎？正如時下長篇小說可以量身定做，命題作文，新增作料，爆炒出鍋一樣，稍有文學常識者，都會感到滑稽突梯。但戴罪之人，豈敢異議，也就奮力為之。結果，雖造不出大詩人，但給工人老大哥代寫了不少順口溜、四六句、快板詩。一時間裡，寫詩成了我的正業。於是，我得以脫產，專事詩歌生產的批發業務。
近年來，我偶爾還能寫幾句白濤式（王蒙語）的打油詩，恐怕是那一時期打下的基礎。現在回想起來，當然好笑，上班作詩，下班作詩，吃飯作詩，就差上廁所也要作詩了。然而當時，大家都一本正經，不苟言笑，每天電話向上級彙報日產詩歌若干若干。社會的狂熱，一旦渲染開來，便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挾持著大多數混混沌沌者，攪進氾濫的濁流中去。而且，即使有頭腦者，也不可能於赫赫揚揚的聲勢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從《思痛錄》，我們知道韋先生也是後來才明白：「荒謬和冤枉並不只發生在文藝界裡。文藝界挨的罵是多一些，但真正殘酷的事情並不在文藝界。工農業生產一點也不是淳樸無邪的桃花源。」
在這部書的《「大躍進」要改變中國面貌》一章中，韋先生回憶道：「我看見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說她去參觀的那些豐產田，用自來水筆向田裡的稻子中間插，竟插不下去。這密到了何等程度！我所在的懷來縣還不能算太壞，我們沒有搞這種自己騙自己的移植豐產田。北京作家協會來人參觀，我領著他們去，他們問：‘你們這稻田畝產多少？’我答：‘能達到700斤，最好的800斤。’這是了不起的數字，過去這裡種糧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頂高的才300斤。但是參觀者現出不滿意的神色，‘這麼低！你們有沒有一萬斤的？’我沒有說什麼。顯然我們還瞎吹得不夠。」
韋先生哪裡知道，參訪者的耳朵想聽的是神話，而不是真話。這些來自北京作協的參觀者，他們滿心希望韋先生語出驚人。那是一個吹牛皮不上稅的年代，說畝產量一萬斤或十萬斤，哄哄耳朵開心，有何不可？可他卻不肯這樣做，報出來這樣小兒科的產量，自然要被參觀者嗤之以鼻了。
所以，耳朵的功能，是聽覺。但聽覺中的選擇性、主觀性、抗拒性的特點，則構成了人類共同的弱點。同是一種聲音，而耳朵的接受程度，卻是大不相同的。願意聽則聽，不願意聽則掉頭而去；即使走不開，必須聽，非得聽，他也會這耳朵進，那耳朵出。也許，他會以「聽蝲蝲蛄叫喚，還不種地」的逆反心理，來個充耳不聞；也許，「有如東風射馬耳」，只當你放屁，壓根兒來個置之不理。
這就要談到正題了。從這些到懷來縣參觀者的不滿意反應上，便可瞭解到耳朵的功能，能做到兼聽者少，而常常是偏聽者多。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無不喜歡聽順耳的話，而不是逆耳的話；喜歡聽愛聽的話，而不是不中聽的話；喜歡聽希望聽到的話，而不是壓根不想聽的話。這也是社會產生許多毛病的根源。
我一直想，上帝在伊甸園裡製造亞當和夏娃時，對於面部五官的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給人兩隻耳朵、兩隻眼睛、一隻鼻子（可是有兩隻鼻孔），顯然其用意，無論是看、是聽、是嗅，都應該正面與負面兼顧；而嘴卻給一張，當然是要人做到心口如一。假如給了兩張嘴，一張在前，一張在後，一張說好話，一張說壞話，天下豈不大亂乎？但久而久之，原意盡失，耳朵、眼睛、鼻子都變得只能接受與自己有利的資訊，相反，則百般排斥，千方百計地拒絕。而嘴巴呢，雖只有一張，卻變成多用途，無論真話假話，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都能從這一張嘴裡出來，上帝也沒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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