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些年來，在一些同行中間，為什麼性無能的作家熱衷寫性？為什麼一腿泥的作家硬扮貴族？為什麼略有風頭的女作家排她成性？為什麼夕陽西下的老作家怨天尤人？為什麼沒落作家留戀昨天常搖頭嘆息？為什麼普羅作家喝著魚翅要剷除不平？為什麼學歷空白的作家削尖腦袋爭當教授？為什麼半瓶白醋的作家上躥下跳全賴炒作？為什麼酷派作家以罵倒眾人求雞犬升天？為什麼媚外作家拿外國垃圾來欺騙國人？
這一切的一切，都與己有關。
於是，缺乏什麼狂補什麼，擁有什麼賣弄什麼，顯然是以上這些「為什麼」得以在文字中暴露的原因。不是「文如其人」，而是「睹文知人」。這些同行的內心情結最終是按捺不住的。花言巧語也好，直奔主題也好，轉彎抹角也好，賣乖賣快也好，或明或暗，或隱或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都要表現出來。雖然，深沉一點的人諱莫如深，但琵琶半面，欲蓋彌彰，蛛絲馬跡，仍有蹤跡可循。而那些淺薄的人，情不自禁的燒包，津津樂道的自得，搖頭晃腦的炫耀，小人得志的嘴臉，就更不敢恭維了。一位朋友說，每當見這等貨的表演，恨不能踢過去幾腳才解氣。這番話，多少道出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心聲。
因此，曹雪芹將張友士為秦可卿開的藥方，抄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可能是他一次心碎的早戀記錄。一個極美麗，又是極成熟的女人，對正處於性覺醒期的少年，那誘惑力是難以抗拒的。那些曾經在歌德、托爾斯泰等大師筆下寫過的場景，又在秦可卿對他啟蒙時讀到。在賈寶玉心目中，她是色與性兼美的伊甸園裡的夏娃，是最早與他有過肌膚之親的愛神。所以，雲板響起，喪音傳來，在情天孽海中的少年賈寶玉（很大程度也是作家自己），能不「哇」的一口鮮血噴出來嗎？
雖然，秦可卿之死，是這部史詩中勝過元妃之死、勝過賈母之死的最輝煌的篇章。然而，驚鴻一瞥，流星消逝，魂夢依依，人琴兩亡，只有這張存有伊人芳澤的藥方，其儲存下來的願望，對一個愛戀得太深的作家來說，那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固然這是作者私衷的表露，但如能給讀者一個想象空間，何嘗不可呢！小說是語言的藝術，但也不盡然。有的，可以用語言表達；有的，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有的，像國畫上的空白，是用來作無邊無垠想象的。讀者，不光捧著書在那裡讀，思索，或許是最重要的。因此，與閱讀同時的浮想聯翩，思緒萬千，心潮起伏，感情升騰，在審美中獲得愉悅，那才是藝術享受呢！
所以，性靈的文學特質，就怕庸人們在那一一坐實，尤其怕亂施虎狼藥的胡庸醫式的評家，文不對題，瞎掰亂說。有時候，這樣不僅毀了作品，還會毀了作家。
可敬的紅學家們，幾十年來使《紅樓夢》變成作者信使的努力，乾的正是這種大煞風景的事。中國有的是足以向全世界驕傲的歷史著作和史學大師，但能夠進入全球文學視野中的不朽作品和文學大師，實在是屈指可數。好容易有這麼一個曹雪芹，好容易有這麼一部《紅樓夢》，結果，被無數死去的、活著的食客，生生鼓搗成一部個人的、家族的傳記。不朽之作被他們搞得支離破碎，大卸八塊，真他媽的讓人痛苦。經他們玩剩下來的《紅樓夢》，鮮活的詩一般的靈韻化為烏有，文學全部蒸發得乾乾淨淨，像一隻榨乾了的檸檬，剩下的只有索然無味。
曹雪芹生前萬萬不會想到，他的書能養活這麼多人。紅學，成為一個行業，不僅可以立足謀生，賺錢養家，還可以沽名釣譽，欺世盜名。如果大師地下有知，一定會感嘆，我播下的是龍種，誰承想收穫的卻是跳蚤。
紅學家，是特殊的評論一族，但其中，良莠不齊，跳蚤不少。
於是我想起一張曹雪芹畫像，肯定是跳蚤們乾的好事了。若大師看到那個面胖、軀肥、體黑、富態、一臉俗氣的市儈就是他本人的話，我估計他會找根繩子把自己勒死的。其實，這些作偽者，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適，都是聰明太過而常識性的智商甚低的人。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是這個意思了。博士一直到死，也交代不出他「甲戌本」的來路和出處。他說他忘了，也太把別人當小孩子那樣容易哄了。同樣，從收破爛那兒尋覓出這張不知其誰的畫像，冒充曹雪芹來騙錢的主，至少也該去查一查敦誠的詩。那一句「四十蕭然太瘦生」的「瘦」字，說明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急火攻心，湧上來的一口鮮血，是可能的。而畫像中更類似油鹽店掌櫃、大車店老闆的酒囊飯袋，除了齷齪，還能吐出什麼呢？
所以提到敦誠的這首挽曹雪芹的詩，正因為這個「瘦」字。
「瘦」，是曹雪芹貧、病、荏弱、傷感的身世所致。「瘦」，也是作家「四十年華」時值壯年，燈油耗盡、棄世而去的原因。正是這個「瘦」字，解開了《紅樓夢》中求醫問藥、看病治療的場面，為什麼如此之多；也解開了大師筆下，健壯之美、陽剛之氣的男子漢，為什麼如此之少的疑竇。他肯定是一個北京人所說的「病秧子」、「藥簍子」，所以，醫療話題之多，醫生人物之多，治病場面之多，藥物名稱之多，構成這部小說的一個特色。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這是遐邇皆知的法蘭西文學大師福樓拜的夫子自道，是作家寫到情深處的真誠自白。一個作家要想在作品中寫出絕對無我的境界，等於拔著自己的頭髮想徒勞地離開地球一樣，是絕對不可能的。惟其曹雪芹如此，賈寶玉也不能不如此，連帶著，引為契兄契弟的柳湘蓮、秦鍾也如此，都是女人氣十足的男性。能夠披掛上陣，廝殺強虜的英雄人物林五娘，恰恰是「將軍俏影紅燈裡」的一個有男人氣的女人。
曹雪芹的「瘦」，註定了他的孱弱體質，註定了他不少與醫生打交道。在《紅樓夢》中，醫生這個行當，是榮寧兩府以外社會分工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職業。在中國古典文學之中，它是獨一無二的，也就不必感到意外了。
不知曹雪芹是有心，還是無意，他寫的「張太醫論病細窮源」中為秦可卿看病的張友士（第十回），給賈母看病的家學淵源、兩代懸壺的王御醫（第四十二回），「胡庸醫亂用虎狼藥」中的那位未必就姓胡、給晴雯看病的胡庸醫（第五十一回），「王道士胡謅妒婦方」中那個插科打諢、貧嘴聒舌的江湖郎中王一貼（第八十回）。這四位醫生，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看做是某些批評家的肖像寫照。
這樣譬喻，或許牽強，但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評。治和評，這兩者，工作物件不同，工作性質卻是相同的。不過，治人病者曰醫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評家，曰評論家，稱呼上有所不同罷了。前人云，「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抑揚作品，褒貶作家，剖析潮流，針砭弊端，提倡什麼時，諄諄告誡之心，言短意長；反對什麼時，循循善誘之情，溢於言表。評家對作家的幫助，某種程度上類似醫生的救死扶傷、治病救人。
據我所知，中國作家身體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誰也不敢打保票。因此，如病人需要醫生一樣，作家需要批評家和評論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學理論家。因為，文學家按感覺來寫作，評論家按規則做文章。感覺，很難說好或不好；規則，卻是能作出該和不該的判斷。所以，憑感覺的文學家，常常需要依賴懂規則的評論家指點，這就好比車要靠馬拉著走。但是，理論有時可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死的規則與活的感覺脫節太多的話，在文學史上，我們便會看到車推著馬走，或者，車拉著馬走的評論缺席的現象。
或點石成金，剖璞見玉；或一針見血，彈不虛發；或隔靴搔癢，不著邊際；或買櫝還珠，射不中的。正如醫生，有高低之別；評家，也是有好差之分的。遇到高明的醫生，藥到病除；遇到低劣的醫生，聾子治成了啞巴。同樣，遇到好樣的評家，如醍醐灌頂；遇到差勁的評家，一鍋糨子，越攪越糊塗。
深通醫道、有儒者風度的張友士，作為評家而論，這是對作家最有幫助的。因為他說真話，行，或者不行，雖然他說得很有技巧，但是你能明白。而且他對毛病所在及其成因，並不隱諱，敢於坦陳他不敢苟同於別人的見解，既不附和，也不排斥，只是切中實際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商量著解決的方案，這就難能可貴。牌頭不小、身份很高的王御醫，自是大家風範。這樣的評家，多泛泛之談，好原則指導，喜旁敲側擊。你別指望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他能答疑解難。但他言談中的智慧火花，對作家的撞擊，說不定山窮水盡以後，忽有柳暗花明的啟發。
而王一貼式的評家，就等而下之了。他那「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的「療妒方」，按他所講「吃過一百歲，人橫豎要死的，死了還妒什麼，那時就見效了」的說法，這就很像經常在作品討論會碰到的，發表一些不鹹不淡看法、不葷不素意見的評家，對作家而言，多麼有用說不上，多麼無用也說不上。但沒有王一貼的口若懸河、口吐蓮花，會場氣氛還真是熱烈不起來。至於穿著白大褂、拿著聽診器的胡庸醫式的評家，來給作家治病，倘若允許我選擇的話，我不會掛他的號，不是怕治不好，而是怕被他治死。
所以，醫生瞎治，不行；評家瞎評，也不行。治不好病，會死人；評不好文，不會出人命案，也很坑害作家的。海明威就說過，20世紀30年代的一些美國作家，由於按評家的教導寫作，結果患了「不育之症」，再也寫不出任何作品了。
對於文學，對於作家，碰上王一貼式的評家，那等於好話說了千千萬，廢話說了萬萬千，也許療效甚低，但耳朵還是受用的。碰上王御醫式的評家，不完全肯定，又不完全否定，頂多要求你刪繁就簡，去蕪存菁，頂多希望你再上層樓，更下功夫，居高臨下，或褒或貶，難免會有一點不開心，但不至於休克死人，從此完蛋。碰上張友士式的評家，期望於文學繁榮，恨不能掏心窩子地助你一臂之力。碰到如此良師益友，豈不三生有幸？
蘭陵笑笑生寫《金瓶梅》，出現的醫生不少，但都停留在情節需要、起符號作用的角色層面上。而《紅樓夢》中前八十回，出自曹雪芹筆下的醫生，張太醫之認真剴切，王御醫之溫文好禮，王一貼之山吹神哨，胡庸醫之亂來一氣，每位都是文學上獨特的「那一個」，皆寫得栩栩如生。
因此，我想，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到第十回「張太醫論病細窮源」，要是遇上胡庸醫這樣的評家，這副給秦可卿治病的藥方，肯定會是「命芹溪刪去」的結局。所以，對作家而言，最怕的，是胡庸醫，離得儘量遠些，沒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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