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小師和大師的不同之處了：小師形而下，重實；大師形而上，尚虛。求實，則重眼前，為適應利害，必然會訓練出許多小聰明，小機智；尚虛，則高空邈遠，浮想聯翩，有所思考，便有所穎悟，心靈的自由要高於物質的一切。列寧說過，鷹有時會落到後院裡來，但它屬於天空，最終是要翱翔在崇山峻嶺之上的藍天白雲裡。那些在垃圾堆裡覓食的雞，無論它怎麼飛，也飛不出後院的籬笆。
小師的目光，常常集中在飯碗之內；大師的視線，有時就會超越到飯碗之外。小師生怕飯碗打翻，餓肚子；大師哪怕餓肚子，也敢扔掉飯碗。這就是為什麼俞平伯敢於否定自己，敢於與從前的我決裂而毫不顧惜。這就是時下的紅學家除了穿舊鞋，走老路，陪著脂硯齋一條道走到黑，不可能有太大作為的原因所在。
我一直認為脂硯齋像魯迅文章中提過的一位闊少，讀《紅樓夢》太深，陷入角色不能自拔，便到四馬路的會樂里（清末民初，那是上海灘的紅燈區），發出七八張堂會局票。然後，黃包車拉來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鶯鶯燕燕地圍住了他，便派定自己是寶哥哥那樣的自作多情，才生出那麼多的感喟吧！有的紅學家竟拾俞平伯的餘唾，認為這位太濫情的脂評主角，非小說中人史湘雲莫屬。如果真是這樣，《紅樓夢》豈不是曹雪芹和他太太開的夫妻店裡的產品？
這類滑稽透頂的笑話，都是以今人行事的準則去度量古人的結果。只有在市場經濟追求鈔票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現妻子寫出了名，先生也搭起了順風車，兒子成了神童，老爹也跟著老王賣瓜的抓錢一族。曹雪芹沒落，但並不墮落。他可以賒酒，但絕不揩油。古人也有小人，曹還不至於是，就衝他一部原稿輾轉借走傳抄，弄得七零八落的這樣輕信於朋友，可見他君子風大於小人氣。如果他有一位紅袖添香夜著書的夫人，果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史湘雲，為他當家做主，不但借閱困難，傳抄就更無可能。那麼，全書原璧留存後世，豈不使紅學家無事可幹，無文可寫，等著下崗嗎？
如果按紅學家之見，脂硯齋是曹雪芹寫《紅樓夢》的高參，那豈不是有點像別林斯基主持《祖國記事》時，他和他周圍作家那樣的關係了嗎？即或真的如此，別林斯基不會坐著驛車，從彼得堡趕往烏克蘭，到果戈理的家鄉大索羅慶採村，不識相地介入其寫作過程之中。但今天的紅學家，偏要把脂硯齋一夥裝進麵包車，拉到香山腳下的黃葉村（其實那也是一個紅學偽作），與曹雪芹一起寫這部不朽之作。
我不知道紅學家是有意識迴避，還是完全茫然這個屬於常識性的問題。真正的文學作品，其創作過程是極其個性化、私密化的。曹雪芹在寫作《紅樓夢》的過程中，不可能有一個全天候包圍著他的脂硯齋集團。按紅學家的想象，曹寫出一回，脂集團輪流傳閱一遍，予以點評，曹再進行改寫，是一條流水作業線。這想法的形成，實屬不可思議，但細想想，紅學家也非憑空而來，是根據生活經驗，是有所本的。
時下電視連續劇的編劇方式，不就是這樣工廠化生產的嘛！我的一位年輕文學朋友，被一個劇組從西安請來，住在豐臺某機關招待所。那五層樓全被劇組包了下來。一樓是編故事的，二樓是寫本子的。他在三樓，是寫人物對話的。四樓還有一個車間，是將他的臺詞，再改寫成京片子那種油嘴滑舌的土話，因為那是一齣寫老北京的電視劇。
我開玩笑地問他，五樓可有畸笏叟在？他說，有人送稿件來，有人取稿件走，上家是誰，下家是誰，都很懵懂，很有一點地下工作的勁頭。不過，有時候，已寫好的某一集，又從一樓、二樓傳上來，重新改過。他說，也許五樓會有什麼脂硯齋之類的權威，如導演，如老闆，因為有時候能聞到雪茄和咖啡的香味。在那裡終審，自然有資格「命芹溪刪去」，這樣，樓下的他們就得返工。
聽到這裡，我為紅學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同時，我也想到，香山黃葉村那裡，在曹雪芹與脂硯齋中間穿針引線者，跑來跑去，腳都跑腫了的，當為史湘雲莫屬了。幸好張愛玲考證出來，大觀園裡那些女孩子，執行滿洲風俗，不纏足。雖然這位最後孤獨死在美國的女作家說：「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性小說。」但她並不特別反感「集體創作」說，令我納悶。後來，我終於悟到，她在美國新聞處打工的時候，也曾經當過寫作機器的。
胡適、俞平伯則不然，胡一號倡「自傳說」，認為小說的內容與作者個人的生活經歷有某種聯絡，但從未斷言字字有據、事事皆真，從未斷言《紅樓夢》即曹雪芹的家傳，可當信史來看的。而創史湘云為脂硯齋說的俞二號，也始終未敢大言不慚說他這判斷百分百準確。這兩位固然是紅學家，其實更是文學家（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紅學家可以想當然，文學家則懂得作家的寫作，與照相館裡按快門的師傅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很難想象在黃葉村伏案疾書的曹雪芹，身邊有脂硯齋這樣一個小艦隊的事實。為什麼當下的紅學家會如此確信不疑呢？我認為，這不是紅學家的錯。除了以上這種電視劇工廠化生產的啟發，半個世紀以來，當代文學中實行的抹煞個性的集體創作方式，也把紅學家們迷惑住了。
我在工程隊勞動改造那陣，曾經在苦水區修過路，當地老鄉喝到我們深井打出來的甜水，咂咂舌頭，倒覺得沒有什麼滋味似的不以為然。這就是慣性，謬誤被習以為常以後，正確就會視作反常。他們以為糾合幾個筆桿子，關在賓館或者招待所裡進行集體創作，以為領匯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結合，是天經地義的創作方式。
樣板戲就是這樣炮製出來的。《朝霞》時期的什麼《虹南作戰史》等熱昏作品，也是這樣出籠的。「大躍進」那陣的《紅旗歌謠》，更是早期集體英雄主義的「勝利凱歌」。除了郭沫若、周揚這兩位編者的大名外，絕大部分的作品，不知作者為誰。在過去五十年裡，小說、戲劇、詩歌，很多都是這樣以集體創作署名。好一點的，加上一個括號，括號內寫上某某某執筆字樣，就是了不起的恩典了。
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中，成了被膜拜的聖人，可他當年在樣板戲的寫作班子裡，連在括號內露一露臉的資格也沒有。正因為如此，到了講求版權的後來，集體創作就成了一筆纏夾不清的糊塗賬。汪曾祺差點被告上公堂，就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樣板戲《沙家浜》的作者。他這樣「覺得」也的確沒有錯，樣板戲《沙家浜》主要是他寫的；但《沙家浜》前身《蘆蕩火種》，卻是上海滬劇團集體創作，而且是標有執筆人名姓的。汪曾祺不寫明這孩子是抱來的，就認定為自己嫡生，編入文集之中，難怪要起糾紛了。
這都是集體創作害的，也害了紅學家。他們以為這種泯滅創作個性的做法，是理所應當的正確行徑，想當然曹雪芹也應該接受這樣的安排，做一個括號裡的執筆者；想當然脂評集團的那七八個人，像電視連續劇草臺班子裡的編創人員，起策劃、創意、編劇、出點子的作用；因而也就想當然地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和脂硯齋天衣無縫的合作成果。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匪夷所思的念頭，歸根結底，紅學家是學問家，不是文學家，基本上是在不甚諳熟文學創作的規律、不甚瞭然形象思維是怎麼一回事的基礎上，曹大師墮落成為三樓四樓的普通寫作機器，而脂硯齋卻是在五樓上抽著雪茄，喝著咖啡，有權「命芹溪刪去」的主創人員。
幸好，五十年的文學實踐，集體創作的名聲，已經一蹶不振，在小說領域裡，尤其。有的合作者，最後弄得反目成仇；有的夫妻檔，最後索性各幹各的。看來，別的藝術門類也許能夠精誠團結，文學，大家很難坐在一張寫字檯上；而小說這一塊，恐怕更不能是集體的。因此，很難想象在曹雪芹的寫字檯旁坐著七八個爺們，還有一兩個娘們，在那裡評頭論足，說三道四。那時，既沒有雪茄，也沒有咖啡，光這些批評家的口臭，也早就把我們的大師燻死了。
據說，「文革」期間，樣板團在「旗手」江青「同志」的關照下，每人每天有一塊巴掌大的巧克力可吃。援此例，黃葉村裡的曹雪芹，更該愁腸百結，無以聊生了。一來沒有銀兩，二來無處可買，怎麼對付畸笏叟、棠村、梅溪、松齋、鑑堂、綺園、立松軒、左錦痴道人……這些死纏不放的脂評家，可真讓他苦惱透頂。
如果曹雪芹倘健在，肯定會懇求紅學家，你們做做好事，開輛麵包車來，把這些批評家先生、女士從黃葉村拉走，哪兒涼快，就請他們到那兒涼快去吧！
拜託了！大師會一揖到地，籲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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