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在香山腳下寫《紅樓夢》，那時，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或文學批評家，尚未形成隊伍，不成氣候，即使有所著述，也多屬個體行為。所以，我不相信紅學家們的妄想，似乎在曹雪芹的身邊，有一個類似團契性質的脂硯齋，構成某種批評家群體，在指導著他的創作。
按時下紅學家們的演義，這個脂評家集團，人數應該有七八個人或者更多一些的樣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果曹雪芹有義務要管他們飯的話，這一桌食客真夠他一嗆。
也許我們這班小角色，需要指導；而且也有人樂於指導，生怕我們沒有指導，會產生缺氧的高原反應而休克。所以，這一輩子，指導員的諄諄教誨，不絕於耳，真是一種很「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種很「痛苦」的幸福。但曹雪芹，這位文學史上真正的大師，還需要別人告訴他怎麼寫和寫什麼嗎？那真是豈有此理之事。如果他也像芸芸眾生的我輩，一天到晚，向各種身份的指導員，其中不乏這類不三不四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鞠躬致敬，諾諾連聲，他還是個大師嗎？
這種原本虛妄，逐漸坐實的附會，無論紅學家們怎樣自圓其說，也是對一代大師的褻瀆。
脂硯齋，是胡適從魔瓶中釋放出來的怪物，竟成不可收拾之勢，這位始作俑者，恐怕也是估算不到的。自打他弄出一部來歷不明的「甲戌本」，據那些閃爍其詞、蛛絲馬跡的脂評，發潛闡幽，倡「自敘傳」說，樹新紅學門派，鬧騰到不但紅學，連曹學、脂學，都成了一門顯學。於是，按市場決定商品的供求關係，手抄本紛紛出籠，脂硯齋層出不窮。
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這樣，紅學家有事好幹，有話好說，有飯好吃，有錢好賺，皆大歡喜。看來，按國人喜歡起鬨架秧子的習性，和製造假冒偽劣產品方面的才氣，估計21世紀也消停不了。說不定從哪座舊王府的夾壁牆裡，找到全部曹雪芹親筆繕寫的真本《紅樓夢》，是不必奇怪的事。但願我能活到那一天，看到某些無聊紅學家達到的這個作偽高峰。
紅學家應該給脂硯齋請功，他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他給《紅樓夢》一書的發行增添多少效益。假如曹雪芹能夠收取版稅，脂評諸公有理由要求分成，二八，或者三七，不算多。
胡適雖然敢於「大膽地假設」，認為評者與作者可能有著某種關係，但並未確證，只是心存疑竇而已。而他的門徒，門徒的門徒，牽強附會、弄假成真的能力，遠勝於胡。積五十年的鼓吹，加之這一時期中國社會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狂悖心理的影響，言之鑿鑿，神乎其神，最後造成這樣的假象，好像這班人都進入了《紅樓夢》的寫作班子，好像那個叫作曹雪芹的「菜鳥」，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才一字一句，一筆一畫，完成了這部不朽之作。連絕頂聰明的作家張愛玲，也一時糊塗起來，「近人竟有認為此書是集體創作的」。看來，她也被此說迷惑了。
這才是埋葬大師最惡毒的手法。
文句不通，白字連篇，蟻附於《紅樓夢》的書眉和正文夾縫之中，眼淚鼻涕，濫情不已，假戲真做，撲朔迷離，隻言片字，望風撲影，裝瘋賣傻，若有其事，極具欺騙性的脂硯齋，剔不走，摳不掉，還拿他真沒辦法。正如盲翁陳寅恪氏治史的名言那樣，證明其無，要比證明其有，更難。所以在紅學家久而久之的煞有介事下，大家也就將信就疑地認可脂硯齋與曹雪芹的聯絡。
其實，這是極其荒謬的假設。
歷史上有過久訛成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曾參老孃，一次不信，二次不信，第三次聽得人說，她兒子殺了人，就當真了，嚇得投杼逾牆而走。這就是法西斯理論家希姆萊的「真理」：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能使人確信不疑。
脂硯齋就這樣無憑無據地被坐實了。
據說，胡適晚年，對其紅學濫觴，也意興闌珊。而俞平伯，卻有了最後的覺醒，發出振聾發聵的智慧之聲，使人在紅學研究的迷霧中，看到了一絲希望之光。
在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的這場捧脂大戲中，俞平伯曾經為第二號人物，是抬轎子的主將。嗣後的紅學研究，無不緣起於胡的《紅樓夢考證》和俞的《紅樓夢辨》。50年代，在毛澤東發動的《紅樓夢》批判運動中，對遠走高飛的胡適，鞭長莫及，無計可施，唯能缺席審判。可西方人愛搞這名堂，喜歡看戲的中國人，也不習慣臺上沒有角兒的演出。於是，恰巧在眼皮子底下的俞平伯，還梗著脖子不服，那好，拉將出來，替胡適出庭，站在被告席裡，接受口誅筆伐。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運動，比較文明，聲嚴色厲是有的，痛批猛揭是有的，但動手打人，令被運動者受到皮肉之苦，倒不多見。至少1957年打右派時，雖說右派是「打」出來的，但鄙人大會小會熬了過來，倒不曾捱打。被唾棄者唾沫星子濺得我臉上開花，是有的；被揭發者狗血噴頭嚇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義憤填膺者搞車輪大戰，罰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託老天的福，倒沒人碰過我一指頭。到十年「文革」期間，就完蛋了。說是「文革」，其實倒是結結實實的「武」革，真是「幾度疑死惡狗村」啊！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裡，一邊高，一邊低，就是那場革命留在身體上的「勝利成果」了。
所以，我對「文革」中遭難者，便有「身受感同」的共鳴。上世紀80年代初，張賢亮每來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張時，發現這位新紅學二號人物，那不良於行的樣子，頗覺心酸。估計老先生在「武」革時期受到的磨難，大概要甚於批《紅樓夢》那陣。因此，只能摸索著在室內蹣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捫過的牆壁，都留下了指紋和掌模的斑漬。環視室內，這一圈汙穢的印跡，似乎能夠體味到這位知識分子在垢辱中度過的那些日子。
悲劇就在於俞平伯代人受過的同時，其實他對脂評的看法，早已與老拍檔胡適分道揚鑣。可在人們心目中，一提新紅學，這兩位就捆綁在一塊。正如俗話說的那樣，一根繩子拴兩隻螞蚱，誰也蹦不開誰，他也就不得不扮演這個反面角色到底。
到了上個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不知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呢，還是他覺得再不說，也許永遠沒機會說了。所以，1978年他對余英時說：「你不要以為我是以‘自傳說’著名的學者，我根本就懷疑這個東西。糟糕的是‘脂硯齋評’一出來，加強了這個說法，所以我也沒有辦法。你看，20年代以後，我根本不寫曹雪芹家世的文章。」1985年，他在對《文史知識》的談話中說：「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這些石破天驚的話，和他一百八十度的急轉，使得那些依賴紅學、曹學、脂學謀生的人，沸反盈天起來。
「您怎麼啦，俞先生，您走就走好得了，何必臨走臨走，還要砸俺們的飯碗，害得我們無以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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