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文學史，從《詩經》、《離騷》開始，其實，就是一部中國詩人的活動記錄。所以，詩人是文學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長時間，小說和寫小說的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太平廣記》收錄了宋以前的幾乎全部的小說，但許多作者的名字和情況，可能因為不登大雅之堂，都是付之闕如的。歷朝歷代，從皇帝到臣下，從倡優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只注意那些頭昂得高高的詩人，對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詩篇，關心的程度要高於傳奇和傳奇作者。「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古人早定了性，小不拉子之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與詩人是無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狂得一塌糊塗的時候，一些以撰寫傳奇為業的作家，也只能眼饞地羨慕這位詩人的聖眷恩隆罷了。他們若想站在長安城灞河岸邊，看看熱鬧，恐怕警衛員也會將他們轟開的，要不識相的話，很可能電棒就要戳過來了。而當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詩聖的身份，安居洛陽履道里他老人家的公館裡安度晚年的歲月裡，頗有幾位絕妙小女子做伴，偎紅倚翠，憐香惜玉，鶯歌燕舞，聲色相娛，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時候，那些寫《謝小娥傳》的李公佐，寫《柳毅傳》的李朝威，寫《無雙傳》的薛調，寫《虯髯客傳》的杜光庭等等人物，大概也只有在門外垂涎三尺的資格，豎起耳朵聽白公館裡傳出來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簫的樂聲而已。
詩人在他不倒霉的時候，說他是天之驕子，也不為過的。但在得意非凡的時候，往往缺乏最起碼的清醒，就像酒喝得過多以後的德行，暈暈乎乎，神志不清。這也是詩人，當然也不僅僅是詩人，怕是所有燒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為，詩人那根不大容易控制得住的激動神經，一旦隨著大腦膨脹，而飄飄然起來，是很容易闖進感覺誤區，結果倒把自己毀了的。翻一翻中國文學史，詩人、作家、文化人，這類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訓，簡直不可勝數。
南朝劉宋時期，中國出了兩位大詩人。一位是「採菊東籬下」的田園詩人陶淵明（西元365—427年），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詩人謝靈運（西元385—433年）了。
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戰亂特別頻仍的年代，殺過來，殺過去，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在生命處於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麼思想文化巨人的。當然，也有兩次戰亂之間的相對平穩的年月，所以，才有可能出現這兩位大詩人。不然的話，文學史掀到這一頁，該更暗淡了。當時的社會狀態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域不斷地改變，戰爭無休止地進行，災難永遠降臨在老百姓的頭上。北部中國淪於異族統治之下，胡馬鐵騎，剽劫殘掠，關洛化為廢墟，黎民呻吟喘息。而南中國呢，那些逃到江南的西晉上層，和當地士族結合，統治著半壁江山，根本沒有「收復失地，還我神州」的打算。王公貴族，世家門閥，將帥統領，地方牧守，忙於爭權奪位，分封割據，互相廝殺，爭奪不已。到了陶淵明，到了謝靈運嶄露頭角的時候，偏安早成定局，北伐已是空谷遺音了。
說實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識分子，還存有一份可貴的傷時憂國之心。《世說新語》裡記載過：「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愷）中座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雖然這類文士沙龍式的憂傷無濟於事，而且多少也有一點吃得太飽，幫助消化之意在內，但總是反映出一種與當局苟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聲音。這也就足夠足夠的了，還能要求文化人做些什麼呢？
何況時間是治癒任何創傷的最佳藥方，對陶潛來說，嚮往胡馬鐵蹄下的張掖和幽州，不過是詩人羅曼蒂克的遐想。而對更晚了二十年的謝靈運來說，他祖父謝安擊退苻堅的淝水之戰，已成了昨日的輝煌之夢。朝野習於苟安，社會趨向奢靡，在他們的詩集裡，連新亭對泣的那種山河之異的感情，也難得一見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別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自己躲在屋裡的好漢，也許該高聲責怪，或者揮筆痛斥新亭飲宴的諸位文士，包括這兩位逃遁到田園山水中的詩人，竟沒有拎著兩枚手榴彈，越江而北，深入敵後，做敢死隊，光榮犧牲於敵人屠刀之下，而面露奚落鄙夷之色吧。其實，說現成話，說風涼話，或事後諸葛之類，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忙著鞭撻別人而自己又並不身體力行，善於做事後的英雄而自己其實更不是東西，不但過去有，後來有，現在也是有的。這種卑怯的勇敢者，不過是魯迅筆下《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個悻悻然的小人罷了。至於那些在洋人卵翼下的拿綠卡和不拿綠卡的賈桂，為討好主子的信口雌黃，更是不值一嗤。陶淵明之田園，謝靈運之山水，這類文學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時代和社會里自然形成的態勢。文學這東西，作為上層建築，它的大致走向，總是離不開經濟基礎的制約和社會潮流的影響，從來也不以哪個人的喜好提倡和厭惡扼殺而改變的。若是悖謬於這種最起碼的常識，而求全責備、百般挑剔的話，說得好聽些，叫作緣木求魚，說得不好聽一些，那就是痴人說夢了。
話題還是回到那位從彭澤令逃官的陶潛身上。他歸去來兮地回到了家鄉，但不幸的是，一把火，把他本來不多的屋宇家貲，統統付之一炬，日子相當難過了。一代名將檀道濟，時任江州刺史，曾經到府上拜望過這位隱居的老先生，勸他出山，不想做縣令的話，管管文學總是可以的吧，這幾乎誰都可以乾的呀，一定要給他找份差使乾乾。「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老夫子臥病在床，貧餒不繼，即使如此盛情敦請，他也謝絕了：「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他這個抉擇是痛苦的，因為他非常之貧困，非常之需要麵包，而他，不但不要麵包，連檀道濟送他的紅包也退回了。事實證明陶潛是有遠見卓識的，仕途不平坦，做官很危險。後來，甚至這位功勳卓著的將軍，因為功高震主，不也被砍了頭嘛！他要追隨而去，站錯了隊，會有什麼好果子吃呢？
儘管小汽車開到了門外，任命書拿在了手中，特級作家、高幹待遇自不待說，軟席臥鋪、星級賓館也給準備好了，但陶潛保持清醒如初，居然沒有進入感覺誤區，確實令人欽佩的了。老實講，不是每個人都經得起這種誘惑的，不誘惑還削尖腦袋鑽營呢，謀個理事，當個委員。這等人，我們見得還少嗎？
不過，若是早個幾年的話，陶潛保不準也會夥上三二知己，互相著文吹捧，然後組閣搭班，走馬上任去的。早年的他，對於官場，對於權欲，也不是像後來這樣淡泊如水的。人是慢慢地才聰明起來。起初，他也是一個進則人幕為仕，退則山林隱居，不那麼甘於寂寞的文人。猶如時下某些文壇隱士一樣，以隱求顯，以退為進，說穿了，不過是兜售自己的手段而已。他在野心家桓玄手下吃過餉，也在篡晉者劉裕手下做過事，還在地方軍閥劉敬宣手下領過薪水。雖然這些主子之間形同水火，經常兵戎相見，但他倒也能端誰的飯碗，便為誰賣力。在不斷地改換門庭之中，要八方聯絡，四面討好，也夠他老人家累的。後來，他看透了仕途險惡，官場腐敗，門閥制度森嚴，時局動盪不安，便以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理由，由彭澤令的位置上逃歸柴桑郡。從此，控制住那根愛膨脹的詩人神經，他就隱居不仕了。
歷史上有許多不安分的隱士，雖然身隱山林，但心向市廛。人在終南山裡隱居著，搖著扇子，做逍遙狀，但總是情不自禁地從窗戶裡探出頭來，張望八水環繞的長安，一有機會就指手畫腳，指點江山。後人稱之為「假隱」，並把這種推銷自己的手法，叫做「終南捷徑」。但陶潛這一次隱，是真隱，可不是賣關子的隱、裝樣子的隱。一不介入政治，二不摻和文壇，於是這位老詩人能夠得到一個善終，也是皇天保佑了。
而另一位死於非命的詩人謝靈運，正和陶淵明相反，從他的第一步起，就陷在了感覺誤區之中而不能自拔，一直到最後的廣州「棄市」，頭顱落地為止。
不過，他在詩歌領域裡，確實是開山水詩的先聲者。陶潛生前是不怎麼出名的，死後才漸漸紅起來。而謝靈運活著的時候，就是舉足輕重的詩壇領袖，是個非常有知名度的文人。「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稱得上是追星族的目標。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改革一代詩風的始創意義。
魏晉時期，知識分子尚空談，好玄學，崇虛渺，貴無為，成為風氣。那時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遙遊，清高出世，語必黃老，反映在詩歌創作上，便是鍾嶸批評的那種「理過其辭，淡而寡味」的玄言詩。而謝靈運始興的這種山水詩，則是對這種空泛詩風的一次反駁。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來實踐他的文學主張，而領風氣之先，從而歷代的研究者才認定謝靈運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和現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為當仁不讓的，那些如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家，高舉這樣或那樣義旗的作家，動不動抹殺一切，是截然不同的。謝靈運在人品上，確有許多值得非議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卻從來不用扳倒別人或咬誰一口的辦法來突出自己。
年輕時，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後來，經他叔叔的勸告，「言論自此哀止」（《宋書·謝瞻傳》），就用自己的大量詩歌來證明他的存在了。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東西，光在那裡不斷地發表宣言，要大家奉之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作品來佐證自己的文學見解，這些人的癟三相，真有些類似魏晉人的空談。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國人千百年來不曾死絕的惡習，如今那些充斥在報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別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乾脆不準別人革命的種種文學惡少的言論，一派扯淡之聲，也確是讓人搖頭。遺憾的是，魏晉人空談的時候，至少還有清雅飄逸、灑脫不俗的器識和風度，可在這些惡少身上，卻是絲毫找不到的。
謝靈運的詩，曾被《詩品》譽之：「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詩，就想起謝靈運的名字。但所謂詩人的「窮而後工」，對謝靈運是不合適的，他是非常輕鬆快活，完全是天才所致，成為大家的。所以，詩人的「憤怒」和「飢餓」出詩人說，也不能絕對化地要求。至少，對謝靈運不合適。所以，他敢自吹，天下的才華一共是十鬥，曹子建獨得八斗，他得一斗，其餘的人共分一斗。可見他多麼的張狂了。
晉人南渡，講究門閥等級制度的社會未變，詩人恰巧生在了頂尖兒的「朱雀橋畔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的王、謝豪門，這就註定他是個縱情享受、逍遙自在、姬妾環繞、僮僕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兒。當時士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級森嚴，所以才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的感嘆。生於豪門的謝靈運，一齣世，就和權勢、金錢、名望、家族力量聯結在一起。
成年後，襲祖職，「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由於這樣一個極其優裕的貴族世家的環境，又有這樣一個源遠流長的家族文化背景，養成他自由不羈、放任奢豪的性格。隱則自詡為山中宰相，出則宮掖為太子賓客，在家田連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為，放任行事。史書稱他「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均見《宋書·本傳》）。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攜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書·五行志》）。尤其「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資治通鑑·宋紀四》）。這樣的遊山玩水，謝大詩人也太過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說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領導服裝新潮流的勇氣來說，要是生在今天的話，也許會成為皮爾·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滿足於這種闊綽的生活，因為他「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這些名氣、聲望、成就，加上自負，那根詩人的神經，就開始膨脹起來，漸漸不安於位，總是討價還價，「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一門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詩人最好就只是作詩，一旦想得詩以外的東西，就要出問題。
他甚至插手政權的最高層的矛盾。《資治通鑑·宋紀二》載：「南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率衛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雲：‘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能夠得到如此明確的許諾，可見在宮廷鬥爭中捲入之深。凡錯誤地估計客觀形勢的人，總是先對自己的估量錯了。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不知道天高地厚、東南西北，這就是可怕的感覺失靈了。
只要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撈點什麼，就是張嘴想說點什麼，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不那麼安分了。
謝靈運偏熱衷於仕途，但是天真的詩人哪是職業政客的對手呢？「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範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妄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興太守。」他沒有想到，劉義真為之說好話的結果，連這位候補皇太子也給外放了。
後來大臣們到底把劉義真幹掉，擁立了劉義真的弟弟劉義隆。刀光劍影，血灑宮廷，還不足以使謝靈運清醒，詩人總是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神魂顛倒。因為宋文帝還建康後，徵他為秘書監，「賞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來了。
其實，封建統治者看詩人，比喻得動聽一點，是牆上掛的一幅字畫，蛋糕上嵌的一顆紅櫻桃，中看不中用的裝飾品而已。《宋書·本傳》載：謝靈運「既自以名輩才分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宴談賞而已」。賞花吟月，陪坐聊天，奉旨賦詩，歌功頌德，謝先生的任務，也就是擺擺樣子的，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氣象外，陪著開開心，解解悶，使得龍顏大悅，也就該打道回府。謝靈運不明白這個道理，所謂御用文人，和給皇帝搓背捏腳、按摩撓癢的小太監們，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過是要讓皇帝舒服罷了。但是，「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謝靈運以為鬧鬧情緒，甩甩架子，給皇帝一點顏色看看，會對他另眼相待。這就是詩人在自討沒趣了，皇帝會在乎他一個詩人的去留嘛？就算所有的詩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劉義隆不照樣當他的皇帝！於是，一紙公文，將謝靈運解職回家，給了他一點面子，算是他請了病假。回到會稽的詩人，神經依舊，略無收斂之意，「遊飲自若」。前面提到的他一人出行，二百隨從的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嚇得地方當局以為來了什麼叛軍，要加以防範的旅遊，足以說明詩人張狂到何等程度。結果「為有司所糾」，「坐免官」。後來，又被他的反對派狠狠奏了一本，誣告他「買兵器，結健兒」，要謀反。皇帝惱火了，「詔於廣州棄市」。
司馬光說：「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詩人只活了四十二歲，正是創作旺期，把腦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麼折騰，不那麼張狂，不那麼樹敵，就寫他的山水詩，當他的大詩人，也許不至於弄到殺頭的地步。但走進了感覺誤區的人，能有陶淵明那後來的悟性也不易。這也就是我們在文壇上經常可以見識到的，那些老少二百五的表演所為何來的原因了。
這樣，固然也就多了一份熱鬧，但有這工夫，多寫點東西不更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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