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無妨如此說，魯迅不死。當然，不死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長久地經得起後人折騰，是文章不朽的試金石。
不知是「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多愁善感呢，還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世紀末綜合徵，去年，加上前年，好多德高望重，以及德並不高、望也不重的名流組合，開始熱衷於總結20世紀的中國文學，紛紛進行一種《封神榜》的封神運動和《水滸傳》聚義廳裡排座次的遊戲，真是好不熱鬧。
據說，喜歡回過頭去看的人，是一種從生理到心理上都在接近衰老的表現。凡衰老，先糊塗；而糊塗，必顛倒；一顛倒，便語無倫次，搞七念三。但我很驚訝地發現，在所有此類性質的排排坐吃果果的牌桌上，這些擁有投票權的先生，還不到王熙鳳所說的「糊塗油蒙了心」的程度，總是能清醒地把魯迅先生放在首席位置。就衝這一點點的明白，實在令人對他們的智商刮目相看。
20世紀，從白話文出現起，至今能夠時常掛在中國人嘴邊的作家，首推魯迅先生，即使往死裡反對他的人，也不能（或不敢）持異議的。哪怕撇開他的小說、他的雜文、他的譯作、他的學術研究這一切不計，僅就他筆下的這位阿q的人物形象而言，哪怕到21世紀、22世紀，乃至更遠的世紀，恐怕也不會輕易退出中國人的話語體系。
我們知道，《阿q正傳》是1921年12月4日開始在北京《晨報》副刊連載，次年2月2日載畢的。1923年8月，將其編入小說集《吶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除1925年5月26日，為俄文譯本寫了一篇短序外，直到1926年12月3日，也就是距這篇作品發表以後的整整五年，魯迅才發表文章談《〈阿q正傳〉的成因》。以今日之眼光看，魯迅對於他自己作品的宣傳工作，實在做得太差了。此後，隔了13年，直到1934年11月14日和18日在《答〈戲〉週刊編者信》中，應劇本改編者的公開要求，才不得不在報紙上提及這篇小說。
看來，他拙於炒作，默守古風，埋頭寫作，不事推銷，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許，他還保持著中國文人的那一點最可貴的清高品質；也許，他還相信「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無須張揚的做人準則；也許，他對商品經濟的運作過程相當陌生，沒有強烈的拜金主義；也許，他只想當文學家，而不想當文學活動家，懶得去張羅那些外務。
所以，他未能如近來一些作家，拿到版稅，馬上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私家車。由此可見，今人也許寫不過前人，但適應生活、獲得更大利益的本領，要比前輩們聰明得多，也狡猾得多。因此，有些為先生抱屈。假如，他是另一個比較隨俗的魯迅，對於聲名、對於利益也比較在意的魯迅，按照20世紀90年代出書的一般規格，我想他至少應該做到：
小說問世的第一個月，在中山公園裡的來今雨軒，設茶點，供小酌，併發紀念品，召開一次新聞釋出會。邀請諸如《晨報》、《商報》、《京報》、《國聞週報》的主編、發行人，還有上海《申報》的駐京特派員，以及《朝日新聞》、《字林西報》等外報記者，發給他們新聞稿，在報刊上形成第一波的輿論攻勢。
第二個月的某個星期天，在臺基廠的六國飯店，召開一次作品討論會。請柬印上「會後有工作餐」字樣，當然，不能一隻飯盒馬虎了事，總得有中西合璧的正餐供應才是。「老虎總長」章士釗，自是不會請的；「我的朋友」胡適之，請了也未必出席；但傅斯年、錢玄同、孫伏園、劉半農、齊壽山、沈尹默，以及京城文化界其他重量級人物，怎能不光臨呢？自然是魚貫入場，踴躍發言，鼓吹譽揚，不遺其力。這樣，就在文壇造出第二波權威人物攻勢。
第三個月，在沙灘的北大紅樓門前，組織一次盛大的簽名售書活動。可惜那時中國還沒有電視，不過，鼓號隊敲敲打打，鎂光燈啪啪作亮，還是可以做到的。於是，購書者慷慨解囊，過路人駐足觀看。到了下午，晚報就有了「讀者太多，擠破了門；簽名太多，手脫了臼」之類的報道。如此，對廣大市民層發出第三波群眾攻勢。
不要相隔得太久，第四個月，作者，或出版商，就得出來發表宣告：書被盜版（下面帶三個驚歎號）。反正放心好了，不會有一個盜版者跳出來反駁，本人絕無盜你版的念頭。但是，捉準了這個弱點，無妨作出「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的痛苦狀。你越說自己被盜版的無奈無訴無可奈何，也就等於向世人宣示，我的作品是如何地受歡迎。這第四波借道滅虢的宣傳攻勢，應該說是最厲害的殺手鐧。
趁熱打鐵，第五個月，設法與翻譯家聯絡，儘量套磁，拜託他們將自己的作品推向外國。當然不會是在20世紀80年代頗受作家歡迎的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了，20年代他們仍在求學階段，一時間指不上。但耆宿如辜鴻銘，新秀如羅家倫，洋派如林語堂，通才如梁實秋，都是呱呱叫的精通數國外語的天才，何不磨破嘴皮，踏穿門檻，登堂入室，親熱無比呢！至於用完了人家以後，再不理會也不遲的。
嚴格地說，上述的種種包裝手段，是最起碼的、最小兒科的，簡直不足掛齒的炒作行徑。這些年來，一些很一般的作品，不照樣弄到地動山搖的程度。如果今人當真寫出來一部類似《阿q正傳》的劃時代作品，落入一位炒家手裡，要不鬧出七級地震那樣大動靜，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堅信「文章得失不由天」的魯迅先生，看來，虧大了。
不過，話說回來，當年他也真的這樣熱衷於炒作的話，怕也不是能在歷史上留存下來，經得起折騰的大師了。所以，他若健在，我想他也許要修改1936年9月20日一篇題名《死》文章中所立下的遺囑，說不定會對「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的第五條，補充一點，「尤其不可去做炒作起來的文學家或美術家」。
因為，事實也證明著，凡炒作自己到了不可開交的當代文人，最後，除了落一個「萬人嫌」的罵名以外，還能剩下什麼呢？
21世紀到了，如果能夠把上世紀文學界的優秀傳統、良好風氣、革新精神、求實態度，帶到2000年開始的新世紀去，而把那些一說起來就皺眉頭的不雅、不潔、不妥、不像話的一切，都留在即將過去的舊世紀，讓其成為歷史，倒是個挺不錯的主意。
但是，有這個可能嗎？誰知道。
不過，說真的，「文章得失不由天」，讀魯迅這句箴言，至少能多一點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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