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一九五六年冬天，基婭十歲，爸爸一瘸一拐回棚屋的次數越來越少。連續好幾周，地板上沒有威士忌瓶子，床上沒有蜷曲的身體，週一也沒有錢。她一直在等，希望看見他穿過樹林蹣跚走來，拄著棍子。然而，到了第二次滿月，他還是沒有出現。

美國梧桐和山核桃樹向單調的天空伸出光禿禿的枝丫。風吹個不停，吸走了冬日暖陽為這蕭索的景象帶來的稀薄歡愉。乾燥的風徒勞地吹著一片不可能幹涸的海陸交界之地。

基婭坐在門前的臺階上想著爸爸的事。他可能因為打牌起糾紛被打了，然後在冰冷的雨夜被扔在沼澤裡。也可能他又喝得醉醺醺的，在林子裡亂逛，一頭栽進了死水區的泥塘裡。

「我猜他永遠不會回來了。」

她把嘴唇咬得發白。這和媽媽離開時的痛苦不一樣——事實上，她需要努力讓自己為他的離開感到悲傷。但完全孤身一人的感覺是如此空闊，甚至聽得到回聲。政府必然會發現，然後把她帶走。她必須假裝爸爸還在，甚至對老跳也要保密。

往後的週一也不會有錢了。最後剩的幾美元還能撐幾周，靠粗玉米粉、煮貽貝和瘦母雞偶爾留下的蛋過日子。家裡只剩下少量火柴、一小塊肥皂和一些粗玉米粉。這點火柴不夠過冬。沒了火柴，她沒法煮粗玉米粉——這是她自己、海鷗和雞的主食。

「我不知道沒有粗玉米粉怎麼活下去。」

至少，她想，無論爸爸去了哪裡，他是走著去的。她有船了。

當然，她必須找到另一個獲得食物的方法，但現在，她把這個問題放到了一邊。晚飯吃了煮貽貝後——她已經學會把貽貝打成膏狀，塗到蘇打餅乾上——基婭翻著媽媽珍愛的書，假裝讀童話故事。十歲了，她還是不認字。

突然，煤油燈閃了閃，接著變暗、熄滅了。有那麼一分鐘，浮現出一個溫柔的小世界，然後是完全的黑暗。她「啊」了一聲。一直都是爸爸買煤油裝燈，她沒想過這事，直到它燃盡。

她坐了幾秒鐘，想從殘留的煤油中擠出一點光來，但幾乎不剩什麼了。冰箱的圓形凸起和窗框漸漸在昏暗中顯出形狀。她在工作臺上摸索，找到了一個蠟燭根。點亮蠟燭需要一根火柴，而火柴只剩下五根。但黑暗迫在眉睫。

唰。她擦燃火柴，點起蠟燭，黑暗退回角落。她很清楚自己需要燈，但煤油要花錢買。她輕嘆了一聲。「或許我應該走去鎮上，把自己交給政府。至少他們會給我食物，把我送去學校。」

考慮了一分鐘，她說：「不行，我不能離開海鷗、蒼鷺和棚屋。溼地是我唯一的家人。」

坐在最後的燭光中，她想到了一個主意。

第二天一早，她起得比平時早，此時潮水還很低。她穿上工裝褲，拿著桶、鉗刀和兩個空麻袋溜了出去。她蹲在泥裡，沿著泥沼收集貽貝，像媽媽教過的那樣。彎腰、跪坐四小時換來了滿滿兩麻袋貽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