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天,一個晚上,正讀二年級的應物兄,隨著輔導員芸娘第一次來到姚鼐先生家裡。姚鼐先生當時住在蘇聯專家當年援建的樓房。樓梯嘎吱作響,樓頂經常漏雨。從廊上能看到被分割成不同形狀的天空。有時候能看到老鼠搬家。它們拖家帶口,以小分隊的形式溜著牆根疾速前進。
一個姑娘在樓梯口等著芸娘。
她就是譚淳,本來學的是外語,由於對歷史感興趣,她準備報考歷史系的研究生。她也寫詩,經常把自己的詩拿給芸娘看。芸娘自然鼓動她考到姚鼐先生門下。這也是她第一次來見姚鼐先生。她很漂亮。「漂亮」這個詞用到女人身上,是最無力的,基本上等於什麼也沒說,但除了「漂亮」,他還真的找不到別的詞。也就是說,她的漂亮是那種規規矩矩的漂亮,眉眼、臉盤都沒有什麼特色,但組合到一起,卻給人一種漂亮的感覺。她穿著講究,比一般的大學女生要講究得多,是那個年代少有的灰色風衣。她一頭長髮像溪流一般。她顯然知道自己的漂亮,這從她那擺動頭髮的動作就看得出來:好像擺動的只是頭,只是頭的後半部分,頸部以下是不動的。她高傲得就像女王,哦不,是公主。
她對芸娘說:「我還沒決定,考還是不考。」
芸娘說:「報考時間還早著呢,不急著定。」
她說:「我一直沒告訴你,父親想讓我去香港。」
芸娘說:「你自己決定。」
她顯然是個大膽的姑娘,因為她談到了在內地還屬於禁忌的名字:鄧麗君。她說,她前段時間去香港探親,發現在那裡可以大大方方地聽鄧麗君的歌。這麼說的時候,她隨口哼了兩句《何日君再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芸娘說:「如果為了父親去香港,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只是為了一首歌,那就沒有太大的必要了。」
她說:「我離開香港時,父親放了這首歌。」
芸娘沒再接話。
現在看來,那天她來到姚鼐先生家裡,其實是想找到一個理由:留在大陸的理由,或離開大陸去香港的理由。
姚鼐先生的客廳裡已經圍坐了七八個人。這些人都是姚鼐先生的弟子。有的弟子已經四十多歲了,是姚先生「文革」前的弟子。
姚鼐先生正在講述聞一多先生。那是追憶,是深情的緬懷,但口氣卻是輕鬆活潑的。當然,如果仔細聽下去,你就可以感覺到,作為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姚鼐先生,其實辭約而義豐。前面是怎麼講的,他們不知道。他們聽到的第一句話,是關於聞一多先生的鬍子。
聞先生公開宣告:抗戰不勝,誓不剃鬚。他的鬍子是山羊鬍子,下巴上有,別的地方沒有。不對,別的地方也有,即上髭,又濃又黑,像個「一」字。都看過聞先生那張木刻像吧?就是口銜菸斗的那張?他回頭側身看你,目光既冷且熱,如同他的內心世界。
聞先生上課,總帶著一個筆記本。筆記本很大,像小案板,像畫夾,毛邊紙做的。聞先生的字,是正楷,字型略長,一絲不苟。不是因為他是恩師,才說他的字一絲不苟。真的是一絲不苟。聞先生寫字,用的是別人用禿的筆。禿筆寫小楷,如紙上刻字,那字如銘文顯於珠黃。
他夾著筆記本進來,點上菸斗,立即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戰國之後,最適合講楚辭的,即是聞先生。這一點,喬木先生也是認的。喬木先生說,聞先生是不發牢騷的屈原。聞先生是太陽吟,屈原是月亮賦。太陽可以照亮月亮,月亮不能照亮太陽。這話講得好。
聞先生講《湘夫人》,緩緩吟誦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先是滿面愁容,而後雙目悲慼,隨後舉目四望,心馳神往。聞先生的視野,非一般人所能及也。講晚唐的詩,聞先生能聯絡到西方印象派。聞先生說李賀的詩,最像印象派。聞先生曾在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畫,他的畫也受印象派影響,用各種顏色代替陰影,用粗壯的筆調大勾大抹。聞先生之死,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事件:現代中國與中國傳統和西方的對話,暫時擱淺了。
聞先生喜歡晚唐的詩。但說到最喜歡的唐詩,聞先生卻首選初唐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聞先生說,那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喬木先生說,張若虛就這一首詩,所以他是名詩人,不是大詩人。聞先生不這麼看。聞先生說,只要有這一首名詩,就是大詩人。嗚呼!孤篇壓全唐!滿天星斗多而不夠,孤燈一盞少而足矣。然而,《春江花月夜》又是一首虛無的詩。聞先生如此喜歡,大有說頭,但後人少有提及。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這虛無中,又有積極。一種積極的虛無主義。一輪孤月徘徊中天,大江急流,奔騰遠去。一種相思,兩地離愁。聞先生說,落月搖情滿江樹。「搖情」二字,情韻嫋嫋,最是搖曳生姿。
應物兄注意到,譚淳似乎被打動了。
譚淳把風衣脫下,疊好,放在膝上,對芸娘說:「好,我不走了。」
姚鼐先生說,聞先生受他的老師梁啟超影響甚巨。對梁啟超先生,聞先生向來直呼其名:梁任公。聞先生講,梁任公給弟子們講樂府詩《公無渡河》,先把那首古詩寫在黑板上,微閉雙目,搖頭晃腦,吟道:「公、無、渡、河——好!」然後又是「公、無、渡、河——好!」然後再吟:「公、竟、渡、河——好!」然後又吟:「墮河——而死——將奈——公何!好!真好!實在是好!」眾人雖沒見過樑任公,但經由聞先生,梁任公音容宛在。
姚鼐先生說,聞先生此時就是梁任公。梁任公就是聞先生。梁任公有多麼陶醉,聞先生就有多麼陶醉。梁任公有多少傷悲,聞先生就有多少傷悲。聞先生說,梁任公雖無半句解釋,眾人卻無不身臨其境。爾後,聞先生模仿梁任公先生喊道:「誰上來?擦黑板!」眾人愣神片刻,方知此時身在教室,而非大河之畔。大師授課,即是如此。只述本事,境界已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矣。聞先生授課,如重寫古文、重雕玉器、重燒彩陶。
譚淳把頭靠著芸孃的肩膀,說:「謝謝你帶我來,我真的不走了。」
芸娘說:「你也得能考上啊。」
譚淳立即說:「懷疑我考不上?」
芸娘說:「考的人多了,你得下大功夫。」
應物兄直到現在還記得,他完全被姚鼐先生吸引住了。在那一刻,姚先生即為聞先生,即為梁任公。他也由此知道,那麼多學習考古學和歷史學的青年學子,為什麼會千里迢迢,投奔到姚鼐先生門下。
姚鼐先生那狹小的客廳,此時極為安靜。在姚鼐先生講完的那一刻,他聽見人們長吁了一口氣。剛才,因為全神貫注,聽者無不屏聲斂息。斯是陋室!那脫了漆的木地板,受過潮的木牆圍,本來給人衰敗的感覺,但此時卻突然有了另外的含義:它們是為奏響這歷史韻律而特意準備的。
他覺得,那盞老式吊燈也有了貴族氣息。
那時候姚鼐先生的夫人還健在。她是姚鼐先生就讀西南聯大時的學姐,一個清清爽爽的老太太。她擔心姚鼐先生過於激動,就端出一碟大白兔奶糖要發給每個人,也給姚鼐先生剝了一顆糖。如果不是有弟子在場,她肯定把奶糖塞到姚鼐先生嘴裡了。姚鼐先生快速地把糖嚼了,嚥了,說:「歷史重新開始了。一切都耽誤得太久,但為時未晚。歷史從來不會浪費,歷史從來是得失相償。」
那時候的姚鼐先生,沉默時是老年人,一說話像中年人,吟起詩來就成了青年人。姚鼐先生隨後吟誦了聞先生的《太陽吟》。哦不,想起來,吟詩的姚鼐先生既是老年人,又是中年人,又是青年人,或者還像個孩童:
太陽啊,也是我家鄉的太陽!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鄉,
便認你為家鄉也還得失相償。
太陽啊,慈光普照的太陽!
往後我看見你時,就當回家一次,
我的家鄉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但是接下來,姚鼐先生又對弟子們說了一段話:「公無渡河!這首樂府詩,我也送給諸位。亂流不渡,危邦不入。屈平沉湘不足慕,復生引頸誠為輸。」
屈平自然是屈原,復生指的則是梁啟超的同仁譚嗣同。
姚鼐先生這麼說,當然是出於對學生的愛護。
這時候,一個細節發生了。譚淳突然站了起來。她側著臉,冷冷地追問道:「先生,那兩句詩是梁任公說的,還是聞一多說的,還是你說的?」
姚鼐先生這才注意到她,問道:「你是芸娘帶來的吧?」
她說:「我是慕名而來。」
姚鼐先生說:「第一句詩是李賀的,第二句詩是我說的。」
她說:「‘復生引頸誠為輸’,是你覺得他‘輸’了,還是你覺得他覺得他‘輸’了?」
姚鼐先生說:「他沒覺得自己贏了吧?」
她說:「他喚醒了中國人,怎麼能說輸了呢?」
那個上了年紀的學生站起來說:「譚嗣同要是不死,會怎麼樣呢?梁任公、康有為倒是沒死,後來也沒幹出像樣的事來。」隨後,那個學生繼續發表看法,「姚鼐先生是提醒我們,我們都只能生活在歷史中。個人只能是歷史的人質。你選擇反抗,那是人質的反抗,你是反抗的人質。你選擇合作,那是人質的合作,是合作的人質。對歷史而言,我們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
譚淳追問姚鼐先生:「你說,他說得對嗎?」
姚鼐先生看著她,說:「孩子,我要對你說,人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
姚鼐先生話音沒落,譚淳就抓起風衣,一抖,穿上了,然後就奪門而出了。姚鼐先生的夫人用埋怨的目光看著姚鼐先生。
芸娘追了出去。
那天,芸娘倒是在鏡湖邊追上了譚淳。1983年的濟大校園,鏡湖比現在大得多。它不像個湖,倒像一片野地。湖岸雜花生樹,湖裡長著蘆葦。枯死的樹倒在水中,像一個又一個獨木橋伸向湖心。因為樹梢淹沒於湖中,所以它們都像是斷橋。鏡湖岸邊的幾隻路燈也大都閃掉了,只有微弱的光。她們挽著胳膊走著。應物兄沒有靠近,只在後面跟著。後來,譚淳突然又跑開了。應物兄將永遠記得她在昏暗的光線裡奔跑的姿勢:她的胳膊夾著,當一隻腳落在身後的時候,腳往外撇,偶爾亮起來的燈光,有時候就照在那隻腳上。如果他沒有記錯的話,她穿的是那個時代少見的靴子。
她就那樣跑啊跑,從春天跑到了夏天,從濟州跑到了香港,然後在一天晚上,與程先生相遇了。然後,她接著跑,跑到了日本。奔跑成了她的基本姿勢,奔跑的影子成了她留在大地上的影子。而在這個夏天,她又從日本跑回了濟州,跑到了姚鼐先生的客廳。然後呢,然後她又跑掉了。
關於譚淳與程先生的相遇,芸娘顯然是知道的,但他從未聽芸娘講過。
芸娘似乎不屑一談。
那麼,後來他是從哪裡知道的呢?從他的朋友蒯子朋那裡。蒯子朋這樣做,倒不是搬弄是非。某種意義上講,蒯子朋是替程先生辯解。他相信蒯子朋講的都是真的。因為其中一些細節,與他在姚鼐先生家裡看到的細節,驚人地相似:它只能屬於譚淳,而不可能屬於第二個人。
那是在1984年,即譚淳到香港之後的第二年。
這一年,程先生在香港出席新亞書院成立三十五週年紀念活動。新亞書院,是儒學大師錢穆、唐君毅等人創辦的,其教學宗旨即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對照這個宗旨,還有比程先生更合適的嘉賓嗎?程先生當時應邀做了一場學術演講,題為《和諧,作為一種方法論和世界觀》。程先生是用英文演講的,擔任翻譯的就是譚淳。程先生在香港停留了一週。離開香港之前,程先生在下榻的淺水灣飯店設宴,答謝了譚淳和蒯子朋。蒯子朋當時已經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負責全程陪同程先生。
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這是蒯子朋當年對譚淳的印象。
譚淳告訴程先生,自己正在寫的一篇論文是關於譚嗣同的《仁學》的。她問程先生對譚嗣同的看法。程先生其實當時就懷疑她跟譚嗣同有什麼關係,但譚淳說,他們只是碰巧都姓譚,五百年前是一家而已。程先生就說,他認為譚嗣同是近代中國建構哲學體系的第一人,《仁學》一書集中體現了他的哲學思想:佛道為表,儒家為裡。譚淳說,她不這麼看。她說,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逃跑了,跑得比兔子都快。康有為跑的時候還帶著小妾,日後更是聲色犬馬。唯有譚嗣同謝絕了日本友人的安排,堅拒出走。這其實是佛陀式的割肉喂鷹,投身飼虎。譚淳說:「譚嗣同不是佛道為表、儒家為裡,而是外儒內佛。」
程先生讓了一步,說:「半儒半佛吧。」
譚淳說:「他若是儒,斷不會走上斷頭臺。儒家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儒家太愛惜自己了。他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體現的是‘有一小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精神。」
程先生再次讓步了:「待我重讀了《仁學》,我們再討論好不好?」
當時在場的還有幾個外國朋友,他們也是應邀來參加紀念活動的,好客的程先生將他們一併請來了,其中就有應物兄多年後在感恩節那天見到的那個東方學教授。東方學教授關心的是男女問題,說,儒學好是好,就是隻講修身,不講身體;只講仁愛,不講做愛。程先生說:「譚美人剛才還說,儒家因為愛惜自己的身體所以不能做到捨生取義,這會兒你又說儒家不講身體。」
程先生說道:「夾板氣不好受啊。」
「夾板氣」一詞,很難譯成英文。譚淳在「sufferwrongfromtheboards」和「bebulliedfromtwoside」兩種說法之間來選取,都覺得不滿意,突然造出了一個生詞:「squeezedmiddle」。
程先生覺得,譚淳真是個天才。
討論從飯店持續到海灘。程先生認為,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儒家確實是愛惜身體的。但愛惜身體,不是愛自己,而是一種孝道。儒家並不排斥身體,儒家其實更願意用身體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孔子講「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這是不是身體?六十而耳順,講的是不是身體?孟子講養氣、講正氣、講浩然之氣,強調從自然轉化為文化,是不是講到了身體?荀子講教化,講virtue,講化性起偽,強調以文化矯治自然,是不是涉及身體?儒家所說的身體,既是真理的感性顯現,也是處世的禮儀之道。它溝通天人,承續族類。
東方學教授說:「我說的是,儒學排斥肉體快感,所以影響了它在世界各地的傳播。」
這話把程先生給惹急了。儘管譚淳在場,程先生還是講了一下儒學與性愛的關係。因為它屬於學術討論,所以譚淳當時好像並沒有感到難堪。在將程先生的話逐字逐句譯成英文的過程中,由於海濤陣陣,譚淳還相應地提高了嗓門,像是在高聲朗誦。
程先生當然是半開玩笑地說,儒學的核心觀念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個字甚至都可以用在男根上面。中國有一本書,叫《素女經》,早就講過,夫玉莖意欲施與者,仁也;中有空者,義也;端有節者,禮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臨事低仰者,智也。程先生說:「這是世界上最早論述人的道德觀念與身體快感相同一的著作。」當然,譚淳的翻譯再次讓程先生大吃一驚。程先生認為,譚淳是他見過的最適合將中國典籍譯成英文的人。當然了,程先生也由此懷疑,譚淳的性愛經驗一定非常豐富。譚淳那朗誦般的語調,無疑也增加了程先生的錯覺。程先生隨後就悄悄地向蒯子朋打聽譚淳的情況。他對蒯子朋說,看來譚淳不僅性愛經驗豐富,而且就像一座自由的港口,像一個買票就可以進去的劇場。
隨後,程先生邀請譚淳到房間喝茶。
譚淳說:「喝茶的人喜歡談過去,喝酒的人喜歡談未來。」
程先生問:「那你喜歡談過去,還是談未來?」
譚淳說:「我喝咖啡。喝咖啡的人只談現在。」
蒯子朋說,他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程先生顯然也是。這個說法,好像有點道理。當然,它也進一步增加了程先生的誤解。隨後的事情,好像就水到渠成了。這天晚上,他們就住到了一起。程先生和譚淳都是單身,所以他們之間發生的事情,似乎也不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所有的問題只在於,程先生的身體太好了,譚淳當天也剛好排卵了。
只有這麼一次,譚淳竟然就懷孕了。
程先生返回美國之後,譚淳曾寄去過一封信,說她可能會去美國留學,還說自己最近身體不適,大概跟香港常年潮溼有關。她其實是向程先生暗示,自己懷孕了。程先生不僅回信了,而且還寫得很認真,完全是站在她的角度看問題。程先生說,你是研究歷史的,應該知道,美國的歷史比兔子尾巴都短,爺爺的菸斗就是文物,所以他們研究歷史的時候,從來不善於把具體的歷史事件放在一個歷史長河中去考察,只考慮眼下。程先生建議她去英國留學。對於她所說的身體不適,程先生也是關心的,程先生勸她,不妨回內地看看中醫。
譚淳好像被說服了,沒有再寫信。
七年之後,也就是1991年秋天,程先生再次來到香港講學。程先生這次演講的內容,某種意義就是上次談話的延續,題目叫《譚嗣同的「仁學」思想與中國當代社會狀況》。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這次演講後來引起了持續的反響,被認為是學術界對於中國的現代性進行反思的開端。程先生說,譚嗣同竟然認為,「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這完全是置中國文化於死地。這不是歷史虛無主義又是什麼?譚嗣同的激進主義,是另一種形式的虛無主義。譚嗣同又說,儒學所說的「五倫」當中,只有「朋友」一倫涉及自由平等,可以保留,其餘「四倫」都應該扔進垃圾堆。這是什麼話?你受了後孃虐待,便恨天下的母親?你捱了父親的棍棒,便恨天下的父親?程先生的感慨是,譚嗣同以一己之私看天下,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數典忘祖至此,卻被後人視為英雄,豈不謬哉?譚嗣同這個人,就是孔子所批評的好直、好勇、好剛,卻不好學之人。此人冒失急躁,引頸就義,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對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或有意義,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卻無可取之處,我們必須對此進行反思。
程先生說:「這個譚復生!非佛家,非儒家,非墨家。」
那麼,到底是什麼呢?
程先生說:「非驢非馬,非僧非俗,不倫不類,不三不四。」
不少人扭頭去看坐在後排的一位女士。那個人就是譚淳。他們都知道譚淳是研究譚嗣同的,想看看她的反應。譚淳身邊坐著一個男孩。她正在給那個男孩翻書,那是一本卡通畫冊。程先生其實沒有注意到她。而譚淳呢,發覺很多人回頭看她,似乎在期待她的回應,她就站了起來。起初她還是輕言細語,但隨後便激烈了起來,說,她以為先生身為海外名師,定有高論的,不承想竟是人云亦云。又說,她有一言獻於先生。潛身縮首,苟圖衣食,本是人之常情,倒也無可指責;捨生求義,劍膽琴心,卻唯有英雄所為,豈是腐儒所能理解。說了這麼一通之後,不等程先生說話,就坐了下去,像沒事人一樣,繼續替孩子翻著那本卡通畫冊。那個孩子當然就是譚輕,也就是後來的程剛篤。
程先生的反應其實不失儒學大師的風度:「‘腐儒’就‘腐儒’吧。歷史上很多鴻儒都被稱為‘腐儒’。‘腐儒’也要有自信,要相信自己是‘豆腐乳’,有益於人。」然後又說,自己之所以講到這個話題,只是因為我們剛剛經歷的八十年代,是一個processofradicalization,radicalism也需要reflections,就像人到中年,會反思自己年輕時做過的荒唐事一樣。
坐在程先生身邊的蒯子朋,悄悄提醒道:「那位女士名叫譚淳。」
但程先生沒能想起譚淳是誰。
蒯子朋又提醒道:「她是譚嗣同的族人。」
程先生朝譚淳所坐的方向微微鞠了一躬,說:「知道維護先輩名聲,說明這個人重視人倫,是個儒家——」
按蒯子朋的說法,程先生的記憶好像突然被喚醒了,突然不說話了。就在這時候,熱心的聽眾擁了上來,要與程先生合影留念,或拿程先生的著作請他簽名。程先生的目光從人縫中看過去,尋找著記憶中那個「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的美人。他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了,因為她領著孩子正向門口走去。門口站著一個人,那個人就是黃興。如前所述,黃興當時還是那個海運大王的馬仔。黃興在等著程先生,要把他送往淺水灣。在那裡,海運大王將宴請他。
就在程先生收拾完講義要走的時候,一個人走了過來。
隨後,這個人跪在了他面前。
這個人就是郟象愚。郟象愚當時剛被那個叫彩虹的女人趕出家門。他雙手遞上了在慈恩寺求來的那個卦籤,祈望程先生為他指點迷津。
在隨後的兩天時間裡,程先生曾通過蒯子朋聯絡過譚淳。譚淳曾經答應見面,但最終卻沒有來。程先生看到的是蒯子朋捎來的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