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著黑色套裙，戴黑色禮帽，長筒靴也是黑色的。一條暗紅色的腰帶，使她顯得腰身纖細，同時又使她顯得豐滿。當應物兄和費鳴走進她房間的時候，有一束光線剛好照臨到地板上，那地板就像貼了金箔。

桌子上放著一部舊版《論語》，還有幾隻杧果。

她住的是國際飯店副樓b座的頂層。坐電梯上去的時候，他想過要不要暗示費鳴就在下面待著。費鳴顯然也有此意，問他：「我也上去嗎?」如果費鳴不說這句話，他還可能讓他在下面待著。說了，他反而覺得不方便讓他待在下面了。他說：「怎麼，你不想上去?可是她讓你來的。」

她住的是一個套間。開門的時候，她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費鳴身上，問道：「應物兄，這就是程先生提到的費鳴博士吧?」她的筆記型電腦開著。進來之後，她順手拿著小刀，割開一隻杧果。她的手指甲塗成了栗色。是赭色，還是栗色?應該是栗色。她曾把頭髮染成栗色，他誇過她那頭栗色的秀髮。此刻，黑色的套裙、黑色的禮帽，以及塗成栗色的指甲，給他一種拒人千里的感受。她整裝待發的樣子，似乎又說明不相信他們會來，不相信他會來。她周遊各地的時候，就是這個裝扮嗎?這也是必要的：冷豔，拒絕誘惑。

誘惑?當這個詞閃入他的腦際，空氣似乎都帶了電。

她把削好的杧果遞給了費鳴。費鳴讓了一下，她才遞給他。他接住了。然後，他聽見她說：「稍等，讓我把這段影片看完。你們和我一起看?」

奇怪得很，她看的竟然是張藝謀。影片中的張藝謀，正深情地講述奧運會開幕式排練時的點點滴滴。現場有些亂，有些嘈雜。雖然張藝謀嗓音低沉，但還是壓過了眾人的聲音。張藝謀說，遺憾有沒有?有！但更多的還是感激、喜悅、自豪。張藝謀說這話的時候，差不多要笑出來了，可最終還是沒有笑。當然，如果仔細分辨，其實還是笑了，只是那種笑似乎不牽動臉頰，而且剛浮現就退了回去。

她還有閒心看這個?

主持人楊瀾問到了技術問題，但張藝謀卻沒有談。張藝謀談的是那些志願者付出的艱辛勞動。張藝謀側著臉，拇指和食指卡著下巴，突然不說話了。隨著鏡頭推近，張藝謀的眼睛驟然被放大了，隱藏在攝像機後面的那個人，或許在等待著張藝謀的淚水，但張藝謀讓他失望了。只是有一層濃霧似的東西，塵埃似的東西，掠過了張藝謀的瞳仁。

因為她是代表gc集團來安排黃興濟州之行事宜的，所以他突然有點擔心：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們，應該請張藝謀來導演這個歡迎儀式?

她終於關掉了影片。

隨後她才解釋說：「gc在歐洲有個專案要開張了，要舉行一個儀式，有人建議請張藝謀過去導演這個儀式。他們發來了幾個影片讓我看一下。不管它了，我們說我們的。」

她先對費鳴說：「程先生叫我小陸，也叫我六六。黃興也叫我六六。應物兄有時叫陸小姐，有時叫空谷，個別時候也叫六六。你就叫我六六好了。」

「六六老師好！」費鳴說。

「不準叫老師，也不準叫三十六。」她開了個玩笑。

費鳴本來拘謹，聽她這麼一說，有點放鬆了，都有點像愣頭小夥子剛見到大姑娘的樣子了。他對陸空谷介紹說，費鳴博士，是太和研究院的第一個正式員工。

「還有，」她突然想起來什麼事似的，說，「也不準叫我六六六。別以為我不知道，六六六是農藥。也算毒藥吧?我可不是毒藥。」

她是乘早班飛機從深圳飛過來的。她的行李箱太大了，令人想到集裝箱。有一件鼠灰色的貂皮大衣被她取了出來，平鋪在床上。她是不是覺得濟州還是冰天雪地?她從隨身攜帶的小包裡，取出了兩本書，一本是改版後的《孔子是條「喪家狗」》，另一本是程先生的對話錄《朝聞道》。她恭請他簽上大名。她的話聽起來非常實在：《「喪家狗」》還沒有顧得上拜讀，先看的是《朝聞道》。為什麼先看《朝聞道》呢?因為她隨手一翻，剛好看到先生在批評子貢，她想知道子貢是怎麼惹先生不高興的，就這樣看進去了。

「先生可是經常表揚子貢的。」他說。

「表揚他?不會吧。先生說他是瑚璉。」

「瑚璉是貴重的器皿嘛。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再貴重，再華美，也只是器皿。君子不器。不是也有一種說法嗎，說瑚璉就是胡輦，就是大車。你別給他戴高帽了。他就是給你們幹活的。」

「那我就是給子貢這個胡輦拉套的。」

「拉套的是我們。應物兄是揮鞭的。你說呢，費鳴博士。」

費鳴愣了一下，說：「陸女士的普通話比我們還標準。聽說陸女士以前在臺灣讀書。陸女士是哪位大師的高足?」

她笑了：「大師?高足?現在哪有大師?大師不是大師，都是扮演大師。高足也不是高足，只是充當高足罷了。」她連自己都一塊挖苦了。只見她環抱著雙肘走到了窗邊，眺望起了窗外的景色。窗外沒有樹，只有流動的風，更遠的地方有幾片烏雲，它們在風中被分解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然後又迅速融入了灰色的天幕。要是她昨天到就好了，應物兄想。昨天，雖然天氣好不到哪裡去，但天空中卻懸浮著雄奇的雲朵，陽光也不時刺破灰色，給雲朵鑲上金邊。

她說：「香港朋友問我，應物兄先生回國了?我說是啊。朋友問，怎麼回去了，不是聽說程先生要把他留在哈佛嗎?在國外待著，說不定哪一天就成了海外新一代帝師。我說，我也不知道，見到了應物兄先生，替你們問一下。」

「六六，你也拿我開玩笑。你叫我先生，怎麼這麼彆扭。」

「對了，聽說在濟大，‘先生’是個專用名詞?不過，叫不叫是我的事，答不答應是你的事。」

「我回國工作是應該的。我的工作關係一直放在濟大。」

「我告訴朋友，應夫人在國內。在新一代海外帝師和家庭之間，應先生選擇家庭。這是儒家的選擇。沒有女人，哪有家?沒有家，哪有國?沒有國，哪有帝師?我也不知道，這樣回答，行不行?」

「六六，我回國的時候，本來要和你告別的，但你出差了。」

「程先生對你回國是充分理解的。這本書說得很明白。」她拿起《朝聞道》，翻了一下，又合上了，說道，「正像程先生所言，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儒學研究從來都跟日常化的中國密切聯絡在一起，跟中國發生的變革密切聯絡在一起。儒學從來不是象牙塔裡的學問。儒學研究有如莊子所說的‘卮言’，就像杯子裡的水，從來都是隨物賦形。程先生認為，現在回國，正是研究儒學的大好時機，正好大幹一場。」

「程先生說得對。」

「應先生原來不是做詩學研究的嗎?《詩經》啊，屈原啊，玄學啊，東西方詩學的比較啊，怎麼突然轉向了儒學研究?這個轉向到底是如何發生的?香港的朋友也這麼問我。」

他沒有想到，她會正兒八經地問到這種問題。或許是因為費鳴在旁邊。或許她真的關心這個問題。他的舌頭把腮幫子挑了起來，吸著氣。他的這個動作不代表牙疼，而代表沉思。就在他沉思的當兒，陸空谷突然說，她認識一個人，那個人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個活躍人物，提起傳統文化就只有兩個字，糟粕！可是後來，他竟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且也開始從事儒學研究了。怎麼回事呢?原來，那個人有一年在德國，剛好遇到夏時制和冬時制交接的那一天。那一天突然多出來了一個小時。這時間怎麼打發呢?就在這一個小時內，他第一次開始思考如何度過餘生。他一邊在廣場上拿麵包喂鴿子，一邊思考著這個嚴肅問題。路過一個書店的時候，進去轉了轉，偶然看到一本書，就是中英文對照的《論語》。他當即決定，將餘生獻給孔子，獻給儒學。

他不知道她說的是誰。

陸空谷接下來問道：「莫非這就是禪宗所說的頓悟?應先生也是這樣嗎?」

既然陸空谷這麼嚴肅地提問，那麼應物兄也就覺得自己也必須嚴肅地回答。他說：「每一個對時代做出思考的人，都會與孔子相遇。孔子不同於那些識時務的小人，但他理解那些小人，並試圖影響他們。所以孔子是一個溫和的人。我也是個溫和的人。孔子把自我身心的修行，看成是一個不會終結的過程。它敞開著。孔子反對怪力亂神，他不相信奇蹟，不依賴神靈。這說明他是一個有尊嚴的人，同時他又很謙卑。他的道德理想是在一個日常的、變動的社會中徐徐展開的，所以孔子是一個做實事的人，辦學，教書。他誰都教，有教無類。他不是一個凌虛蹈空的人。所以，我首先是對孔子感興趣。我沒有辦法不感興趣。你對他不也挺感興趣的嗎?」

陸空谷說：「但是孔子卻無家可歸。應先生也有這種感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