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紹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幾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學評論家的名字及其住址和電話，信的最後一行特別寫道：「請你們像接待我一樣接待我這位朋友。」還在其中的阿爾瓦洛·薩萊馬的名字後面註明：此人中午十二點起床，請勿在這個時間之前打電話。

名單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後來我翻譯的《修道院紀事》《失明症漫記》《復明症漫記》的作者若澤·薩拉馬戈。

到了里斯本，除在文學院聽課之外，我如飢似渴地閱讀文學方面的書籍和雜誌。後來，我又開始根據亞馬多的「介紹信」列出的名單訪問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資助我進修的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國際部主任，一位熱心的文學博士，還主動幫助我與幾位年輕作家建立聯絡。回想起來，我拜訪過的「老師」們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亞馬多不讓我在十二點前打電話的阿爾瓦洛·薩萊馬。他年近八十，身體不好，走路顫顫巍巍，但我兩次請教，他都像給學生上課一樣，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第二次結束時，他囑咐我說：「記住，研究葡萄牙現代文學，要死死盯住兩個人——一個是米格爾·托爾加，一個是若澤·薩拉馬戈。」

若澤·薩拉馬戈，我見過兩次：一次在里斯本（他的寓所）；第二次在北京，他來華參加《修道院紀事》首發式的時候。這些，我在《修道院紀事》的《譯後記》裡都曾說到，不再贅述。

4

薩拉馬戈說：「作家和其他人一樣，會夢想。」他正是從自己一次治療眼疾的經歷中夢想出了《失明症漫記》這個充滿愛與恨、善良與邪惡、痛苦與歡樂的故事。

在這部小說裡，作者用汽車、公寓、超市、手槍這些普普通通的道具和一個個沒有姓名但又栩栩如生的男女，給我們呈現了一齣震撼人心的現代悲喜劇。正如瑞典文學院指出的，《失明症漫記》「極大地提高了薩拉馬戈的文學水準……其想象力之豐富，思想之尖銳，在這部怪誕離奇、引人入勝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體現」。

我退休前一直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做新聞工作，文學翻譯僅僅是業餘愛好，只能利用業餘時間來完成。翻譯《修道院紀事》我用了兩年，加上翻譯之前的「思想準備」和一遍又一遍的閱讀，一共用了近八年；而《失明症漫記》呢，從第一次閱讀原文到交出中文譯稿，只用了八個月！這不僅是因為翻譯《修道院紀事》後習慣了薩拉馬戈的風格，積累了經驗，更重要的是《失明症漫記》講的是現代生活，並且情節緊湊，扣人心絃，相對容易得多。還記得，在翻譯過程中我把自己關在小小的書房裡，隨著故事的跌宕起伏，有時熱淚盈眶，有時又笑出聲來，有時還自言自語或拍案叫絕。如果有人在我的書房裡安裝了針孔攝像機，一定以為我這個譯者精神出了什麼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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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症漫記》中文版問世後的這些年裡，話題不斷，風生水起。

中國國家話劇院排演了話劇《失明的城市》，以紀念中國話劇誕辰一百週年。

與國家話劇院合作，香港話劇團也排演了話劇《盲流感》。

兩者都是根據《失明症漫記》改編的，編劇是中國國家話劇院的馮大慶女士，導演也是中國國家話劇院的王曉鷹博士。

甚至河南省信陽師範學院話劇團也排演了《失明的城市》，估計使用的也是馮大慶女士的本子。

中國國家話劇院和香港話劇團的海報上，都寫著「文學顧問：範維信」。其實，我既沒有顧，也沒有問。兩家幾次邀請我去他們的排練場，我都謝絕了，僅僅去欣賞了中國國家話劇院在北京大學百週年紀念講堂的一場演出。兩部話劇的原材料都來自葡萄牙的薩拉馬戈，製造商是中國國家話劇院和香港話劇團，我只不過用中文對原材料進行了包裝。一個表演藝術的門外漢去「指導」頂尖的表演藝術家們，孔子門前賣《三字經》，豈不滑稽。

在國外，幾乎同時，巴西、日本和加拿大聯手將《失明症漫記》拍成電影，由巴西人費爾南多·梅里爾斯導演，主要演員來自美國。我看了電影的dvd，有中文字幕，電影名是《盲流感》。當然，話劇和電影的表現手段不同，我缺少藝術細胞，沒有資格評論優劣，但憑著門外漢的直覺認為，就震撼力而言，國產話劇《失明的城市》或《盲流感》絕不亞於巴西、日本、加拿大、美國合作的電影《盲流感》——三者的原材料都是從葡萄牙進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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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鐫刻這樣的墓誌銘：這裡安睡著一個憤怒的人。之所以憤怒，是因為他認為「雖然我活得很好，可是這個世界卻不好」「殘忍是人類的發明」「當權者專橫，把一部分人排除在社會之外」。他寫作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憤怒的社會現象寫出來，讓人們去思考。

現在，這位充滿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已經離開了令他憤怒的世界，用留下的作品永遠啟迪後人。

但願有更多薩拉馬戈作品的中文版問世，讓中國讀者得以分享大師留下的財富。

範維信

二〇二二年於北京樂府江南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