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如何當上師父,而作者成了他們的學徒
我這一生中認識的最有智慧的人目不識丁。凌晨四點,當新一天的希望仍在這片法屬的土地上磨蹭時,他從草墊子上翻身起床,走向田野,把六七頭豬帶到草場。豬的繁殖力養活了他和他的妻子。我的外公外婆生活拮据,靠著小規模的豬崽繁育謀生,豬崽斷奶後賣給地處裡巴特茹省的阿濟尼亞加村的鄰居們。他們的名字分別叫傑羅尼莫·梅林霍和喬瑟法·柴辛哈,兩人都是文盲。當冬夜的寒氣足以讓屋內罐子中的水結冰時,他們走進豬圈,把體弱的豬崽抱回屋裡放在自己的床上。在粗毛毯子之下,人的體溫幫助小動物們度過嚴寒,挽救了它們必死的命運。儘管他們倆都是和藹可親的人,但他們的作為並非出於一顆憐憫之心:他們沒有多愁善感,也沒有華麗辭藻,心之所繫是保護他們的每日食糧。這對於他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為維持生計他們學會了不去思考無用的東西。多少次我幫助外公傑羅尼莫放牧豬群;多少次我在房屋附近的菜地裡挖土,劈柴生火;多少次我一圈一圈地轉動抽水泵的大鐵輪,從公用水井中取水,肩挑回家。多少個凌晨,我同外婆帶著耙子、麻袋和繩子,悄悄躲開守護玉米地的男人,去收集殘茬碎葉給家畜當褥草。有時候,在炎熱的夏天夜晚,晚飯後外公會對我說:「若澤,我們倆,都去無花果樹下睡覺。」村裡還有其他兩棵無花果樹,但是那一棵,當然是歷經了無數歲月,最高大,也最古老的那棵,才是家中的每個人心中所指的那棵無花果樹——或多或少是修辭學中所謂的借代,一個我多年後才遇到並瞭解其定義的學術詞語……在夜的沉靜籠罩之下,在高高展開的樹枝中間,一顆星出現在我的視野中,然後又慢慢躲進樹葉背後,與此同時我把目光轉向另一側,看到蛋白色的銀河漸漸呈現,像一條無聲息流過空曠天際的河,我們村裡仍然稱其為「通往聖地亞哥之路」。睡意遲來,黑夜裡走進了我外公講了又講的故事和事件中的人物:傳奇、幽靈、恐怖、奇特片段、古老的死亡、棍石衝突、祖先的遺言,說不盡的記憶中的傳言,讓我不想入睡,同時又輕輕地牽我進入夢鄉。我從來不知道我睡著時他是否陷入沉默,或者還在繼續講他的故事,以便不留下尚未給出的解答,因為在他講述時故意留出的大多數停頓中,我必定會提出「接下來發生了什麼」的問題。也許他為自己重複這些故事,為了不忘記它們,或者添入新的細節使之更加豐滿。不用說,在那個年紀——我們每個人在某個時候都那樣,我想象中的傑羅尼莫外公是掌握世界上所有知識的大師。當鳥鳴聲伴隨著第一道晨光將我喚醒時,他已不在我的身旁,趕著牲畜去了野地,留下我繼續睡覺。接著我就起身,捲起粗毛毯子,光著腳——我在村裡總是光腳行走,直到十四歲——頭髮上仍然沾著草葉,從院子耕種過的一邊走到房子旁蓋著豬圈的另一邊。我的外婆在我外公之前早已起身,給我端上一大碗咖啡和幾片面包,問我是否睡好。如果我告訴她聽了外公的故事做的噩夢,她總會消除我的擔憂:「別當回事,夢裡的東西都是假的。」當時我覺得,雖然外婆也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但還沒能達到外公的高度,身旁陪伴著外孫若澤,躺在無花果樹下的外公,是個用幾句話就能讓整個宇宙旋轉起來的人。許多年之後,我外公已經離開人世,我也已長大成人,那時我才意識到,其實我外婆也是相信夢的,不然的話就很難解釋她說的話。一天晚上她坐在現已獨居的小屋門口,盯著頭上最大和最小的星星,說道:「世界真美好,可惜我要死了。」她沒有說她害怕死去,而是說死去很可惜,就好像她那勞碌無度、備嘗艱辛的一生,幾乎在最後的時刻獲得了至高無上的臨終告別的恩寵,獲得了向她揭示的美的慰藉。她坐在小屋門前,與我能想象的整個世界中的所有其他人都不同,因為他們是可以與豬崽共享床鋪,視其為自家孩子的人,也因為他們為離開人世感到悲傷,覺得世界很美。這個傑羅尼莫,我的外公,養豬人和講故事的人,感覺到死神即將前來將他帶走時,向院子裡的樹木一一告別,流著眼淚與它們擁抱,因為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見到它們了。
很多年以後,我第一次提筆將我的外公傑羅尼莫和外婆喬瑟法寫入作品中(至此我尚未提及,據許多認識她的人說,外婆年輕時是個相貌出眾的女子),當時我才終於意識到,我正在將普通人轉化為文學人物:這也許是我不讓他們從記憶中淡去的方法。我用鉛筆一遍一遍地描繪他們的面容,不斷改變記憶,不斷為單調乏味且無休無止的日常勞作新增色彩和光亮,就好像在不穩定的記憶的地圖上創造棲居生存於此的那些人,表現這個國家超自然的非現實。同樣的心理態度,在記憶中喚起某個北非柏柏爾人祖父迷人而神秘的形象之後,引導著我用差不多如下的文字描述一張我父母的老照片(已有近八十年的歷史):「兩人都站著,漂亮而年輕,面對著攝影師,臉上顯露出隆重而嚴肅的神情,也許是鏡頭即將捕捉他們不再會擁有的形象的那一片刻在照相機面前的恐慌,因為隨後而來的一天不可改變的將是另外一天……我母親將她的右手肘倚靠在高高的柱子上,右手拿著一朵花,縮向身體。我父親用手臂搭著我母親的背,長繭的手出現在她的肩膀上方,像只翅膀。他們在一條樹枝花紋的地毯上靦腆地站立著。撐開的帆布假背景上是模糊不清的新古典主義建築,顯得格格不入。」我這樣結束:「會有一天我將講述這些事情。這些事情無足輕重,但對我則不然。一個北非柏柏爾人的老祖父,一個養豬的老外公,一個異常漂亮的外婆;嚴肅但不失英俊的父母,照片中的一朵花——我還在乎什麼家族譜系?還有什麼更好的大樹我可以倚靠?」
這些文字是我大約三十年之前寫下的,沒有其他目的,僅僅為了重建和記錄那些造就了我、與我最親近的人的生活的瞬間,相信不用對那些人做任何其他解釋,便可讓人知道我來自何處,是何種材料製成,又一點一點地變成了什麼。但我的想法終究是錯誤的。生物學並不決定一切,至於遺傳基因,它進行如此長途旅行的路徑一定非常神秘……我的家族譜系(原諒我妄自尊大使用這樣一個字眼,而實質上卻是如此微不足道)不僅缺少時間和人生連續遭遇促成的從主幹衍生的那些枝條,還缺少幫助其根系深深扎入地下土層的人,缺少能夠辨清其連貫性和果實風味的人,也缺少展開和加固樹冠使之成為候鳥棲居與築巢之地的人。當我試圖用文學的顏料對我的父輩和祖父輩進行描繪,用新的、不同的方式表現我人生的建築者,把他們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轉化為人物時,我並沒有意識到走進了一條小道。在這條小道上,我後來塑造的人物,還有其他真正的文學人物,將會建構,將會帶給我材料和工具。這些東西最終,不管是好是壞,夠與不夠,是獲益還是受損,總體而言太匱缺,但某些方面又太豐盈,造就了我現在認為是自己的那個人:那些人物的創造者,同時又是他們自己所創造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麼說,一個字母接一個字母,一個詞接一個詞,一頁接一頁,一本書接一本書,我成功地在我自己身上植入了我塑造的人物。我相信沒有他們,我不可能成為今天的我;沒有他們,我的人生也許不會成功超越一張蹩腳的草圖。或者像一個眾人憧憬卻無法兌現的許諾;或者是一場前程可觀但到頭來一事無成的人生。
現在我清晰地認識到那些人是我人生的師父,他們是最真誠地教會我以艱辛勞作來面對生活的人。我看到我的小說和劇本中的幾十個人物躍出紙面,此時正從我眼前大步走過。我相信自己作為故事敘述者,那些筆墨創造的男人和女人,是按我的心念匯出的,服從我作為作者的意願,像會說話的木偶,而他們的行為,就如我操控他們時施加的力量和牽動繩索那樣對我全無影響。這些師父中的第一位無疑是個平庸的肖像畫師,我姑且簡單地稱其為h,是一則標題為《油畫與書法手冊》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我覺得這一則故事可以合理地稱作雙重成長小說(小說人物的成長,但從某個層面說也是作者的成長故事)。這個人物教會我簡單的誠實,即看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而不帶憤怒或挫折感:由於我不能,也無意,跨出自己耕作的小片田地,留下的可能性只有朝下,挖下去,直到根部,直到我自己的同時也是世界的根源。請原諒我如此大言不慚。當然,努力產生的結果價值如何,不是由我來做出評定的。但是今天我認為,自那以後我的所有作品都遵循了那個目標與原則,這一點顯而易見。
接著走過來的是阿蘭特喬的男人和女人,與我外公傑羅尼莫和外婆喬瑟法同屬被詛咒的土地上的兄弟。這些原始的農民家貧如洗,在只配得上被稱作惡劣的工作條件下勞作,不得不出賣自己手臂的力量,以換取一份工資,其生活與我們自豪而滿足地稱為——依情況而定——有教養或文明的人們精緻、神聖、高貴的生活相比不啻天淵。他們是我熟知的普通人,那些受到教會——既是政權和地主的同謀也是受惠者——矇騙的人,那些永遠是警察關注物件的人,那些無數次武斷的虛假正義的無辜受害者。在書名為《從地上站起來》(levantadodoch刪o)的小說中,農民貝德韋瑟一家三代人經歷了從二十世紀初到1974年推翻了獨裁統治的四月革命。這些從地上站起的男人和女人,開始是真實的人,後來成了小說形象。我學會了耐心,相信時間,信任時間,讓時間同時建構並摧毀我們,以便為再一次摧毀而重新建構。我唯一無法確信是否能欣然接受的,是艱辛的人生經歷轉化成了那些男人和女人的善德:一種對待生活的自然節制態度。二十餘年之後,那些從生活中學得的教益在記憶中依然栩栩如生,在頭腦中完好儲存,每天都能感到它在我精神上的存在,像持續不斷的召喚:我沒有失敗,至少還沒有,阿蘭特喬廣袤無際的平原催我多多進取,給我接近崇高榮耀的榜樣的希望。時間將會作證。
我能從一個生活在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身上得到什麼教益呢?此人出版了《詩韻集》(rimas),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lus慐adas)中描述了榮耀之爭,船難和民族的幻滅,絕對是我們文學中最偉大的詩歌天才,不管這樣的評價會給自詡為「超級卡蒙斯」的費爾南多·佩索阿帶來多少悲痛。所有我能從中學習並得到適合於我的教益的,簡簡單單就是路易斯·瓦·德·卡蒙斯純粹的人性。比如說一個作者以不乏自尊的謙卑,一家一家去敲門,尋找願意出版他書寫之作的人,在此過程中遭受到抱有身份和種族偏見的不學無術之人的輕視,受到一個國王和他有權勢的隨從輕蔑的冷落,受到這個世界款待來訪詩人、空想家和傻瓜同樣的一如既往的嘲諷。每個作者的人生中至少曾經有過一次,或將會遭遇,儘管他沒有寫過詩作《流逝河水的岸邊》(s⽒bolosrios),路易斯·德·卡蒙斯的經歷……躊躇於貴族、國王隨從和宗教裁判所的審查中間,或昔日的愛戀和未老先衰的幻滅中間,或寫作的痛苦和完成創作的喜悅之間。是這個病怏怏的男人,從眾人前往尋求發跡的印度兩手空空歸來;是這個瞎了一隻眼睛、靈魂受創的人,是這個與任何財富無緣、在王宮裡博不到任何女士傾心的人,卻把一部名為《這本書我該怎麼辦?》(quefareicomestelivro?)的劇作搬上了舞臺。該劇的結尾重複了另一個唯一真正重要的問題,一個我們無法知道是否最終會有充分答案的問題:「這本書你們該怎麼辦?」他同樣以這種不失自尊的謙卑,胳膊下夾著一部傑作的書稿,不公正地被全世界拒絕。不失自尊的謙卑也相當固執地等待著瞭解,到了明天,我們寫的那些書的目的將是什麼,同時馬上懷疑它們是否會留存一段時間(多久)。等待著給予我們肯定的理由,或者自己給自己的理由。受騙最深的人是允許別人欺騙自己的人。
又有兩個人朝我走來,那個男人在戰爭中失去了左手,那個女人來到這個世界時就攜帶著能夠看透他人皮膚的神奇魔力。他的名字叫巴爾塔薩爾,綽號「七太陽」;她被人稱為布里蒙達,後來也被叫作「七月亮」。因為書中這麼寫道,天上有個太陽,那麼必須有個月亮,只有兩者和諧地出現並通過愛兩相結合,地球才能成為宜居之地。還來了一個名叫巴爾託洛梅烏·洛倫索的耶穌會傳教士,此人發明了一臺能夠飛上天空的機器,助推飛行的不是任何燃料,而是人的意願。人們說意願可以成就任何事情,但意願不能,或者不知如何,或者至今尚不願意成為帶來普惠或普遍尊重的太陽和月亮。這三位葡萄牙傻瓜來自十八世紀,彼時迷信氾濫,宗教審判之火熊熊燃燒,一個愛慕虛榮、妄自尊大的國王大興土木,下令建造一座修道院、一座宮殿和一座大教堂,讓世人驚歎不已。這一想法也基於一個非常小的可能性,那就是世界具有足夠的眼力可以看到葡萄牙,有了布琳蒙達的眼睛,可以看到隱藏的東西……朝這裡又走來了成千上萬的男人,髒手上長滿老繭,身體疲憊不堪,年復一年……又出現一塊又一塊的石材,工程浩大的修道院外牆,巨大的王宮廳堂,石柱與壁柱,高聳入雲的鐘塔,懸空的大教堂穹頂。此時音樂聲悠悠傳來,是義大利音樂家多美尼科·史卡拉第撥絃的大鍵琴,他茫然不知此時應該表現歡樂還是悲泣……這就是《修道院紀事》的故事,得益於多年前同他外公傑羅尼莫和外婆喬瑟法一起生活時學到的東西,這位學徒作者在其中寫下了一些類似的不乏詩意的話語:「除婦人之談外,夢是牽住世界在軌道上執行的力量,但夢也用月亮為世界加冕,這就是為什麼男人頭腦中的天空如此恢宏,除非男人的頭腦就是唯一的天空。」誠心所願吧。
關於詩歌,那個少年已經略有所知,他是從里斯本技術學校的課本中學得的。他在該校受訓,為他的勞工生活做準備:當技工。他在公共圖書館度過長長的夜晚,與詩歌大師相遇。他隨意閱讀,從目錄中翻尋,沒有人提供指導,也沒有人提出建議,全憑著水手的想象創造他發現的每個地方。《裡卡爾多·雷耶斯離世那年》的創作始於技術學校的圖書館中……在那裡,有一天年輕的技工(他將近十七歲)發現一本名為《雅典娜》的雜誌,裡面有裡卡爾多·雷耶斯署名的詩歌。由於他對自己國家的文學地圖知之甚少,他以為真有個名叫裡卡爾多·雷耶斯的葡萄牙詩人。但是他很快發現這個詩人其實是費爾南多·諾各伊拉·佩索阿,他編造出子虛烏有的詩人姓名發表作品。他將其稱為「異名者」,這個詞在當時的詞典中尚不存在,正因如此,那位文學學徒難以知曉它所指何物。他把不少裡卡爾多·雷耶斯的詩歌熟記在心(「追求偉大,你需要/著眼於面前的細微」);但是儘管年少無知,不明事理,他仍然無法接受一個崇高的頭腦真的能夠不帶悔恨寫出如此殘忍的詩行:「智者安於世界現狀。」後來,那位學徒已白髮蒼蒼,自己也更加明智,斗膽寫了一部小說向這位寫頌歌的詩人展示1936年的世界現狀,讓他度過生命中的最後幾天:納粹軍隊佔領了萊茵區,佛朗哥向西班牙共和政府發起戰爭,薩拉查政府建立葡萄牙法西斯組織。他以這種方法告知:「我沉靜悲憫、優雅多疑的詩人,這就是世界的現狀。觀賞吧,睜眼看吧,既然安坐是您的智慧……」
《裡卡爾多·雷耶斯離世那年》以如下悲傷的描寫作為結尾:「在這裡,海洋終止,陸地等待著。」就這樣,葡萄牙不再有新的發現,命定永久地等待著甚至不可想象的未來;只有往常憂傷的思鄉曲,同樣古老的思愁,還有一點兒……那時,那個學徒有了新的想象,可能仍然有辦法重新將航船送出海洋,比如說,移動一片陸地,將陸地送入海洋。作為歷史上葡萄牙人對歐洲鄙視的集體憤怒的直接後果(更準確地說是我自己憤怒的結果),我當時創作了長篇小說——《石筏》——關於整個伊比利亞半島擺脫了歐洲大陸,變成一塊巨大的漂浮的島嶼,不用槳,不用帆,不用螺旋推進器,完全自行朝南向漂行,「石頭和土地的巨塊,滿載著城市、村莊、河流、樹林、工廠、灌木叢和田地,帶著人和動物」駛向一個新的烏托邦:半島的人們與大西洋另一邊的人們舉行文化會議,因此反抗——我的策略非常過分——美國在那個地區實施的令人窒息的統治……從一個雙重烏托邦的視野,可以在這部政治小說中看到一個更加寬泛的人類的比喻:歐洲,整個歐洲應該移向南方以幫助平衡世界,作為對先前和當下的殖民主義傷害的補償。也就是說,歐洲最終是個道德喻指。《石筏》中的人物——兩個女人、三個男人和一條狗——在半島漂行於大洋的過程中持續穿越旅行。世界正不斷變化,他們知道必須找到自己將要充當的新角色(更不用提那條狗了,它與其他狗類不同……),對他們而言,這就夠了。
那時,學徒想起在他創作生涯以前,他曾幹過校對員的職業,也就是說,如果在《石筏》中他修訂了未來,那麼現在動手修正過去可能也不是個壞主意。這引向了一部名為《里斯本圍城史》的長篇小說的創作,其中一名校對員正核對一本同名的書,但不是小說,而是一本真正的歷史著作時,因看到「歷史」如何越來越不足以讓人驚奇,感到無聊,決定將書中的「非」改為「是」,以肯定取代否定的內容,從而顛覆「歷史真理」的權威。雷蒙多·席爾瓦,那個校對員,一個簡單的普通人,與大眾的不同之處在於他相信所有事情都有看得見的一面和隱藏的一面,除非我們看得見事情的兩面,不然就對事物一無所知。他同歷史學家討論了這一方面:「我必須提醒您,校對員都是很嚴肅的人,在文學和生活上都有豐富的經驗。請別忘了,我的書關係著歷史。然而,由於我無意指出其他方面的矛盾,以鄙人之見,先生,所有不是文學的東西都是生活。歷史也一樣?歷史尤其如此,這麼說並沒有冒犯之意。還有繪畫和音樂,音樂自誕生以來就不斷抗拒,反反覆覆,試圖擺脫文字的羈絆。
我認為這是出於嫉妒,但最終還是甘願稱臣。還有繪畫。好吧,現在繪畫只不過是用畫筆描述的文學。我相信您沒有忘記人類在學會書寫很久之前,就已經開始繪畫了。您熟悉‘如果你沒有狗,帶著貓去打獵’這個諺語嗎。換言之,一個人如果不會書寫,那麼就像個孩子那樣去描,去塗。您試圖說明什麼,換句話說,文學在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是的,先生,就像人一樣,可以這麼說,到來之前已經存在了。您給我的印象好像找錯了職業,您應該成為一個哲學家,或者歷史學家,您具有這兩個專業所需的天賦和氣質。我缺少必要的訓練,先生,一個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普通人能成就什麼,我帶著正常基因來到這個世界就已經算是幸運的了,但是現在處於夾縫生存的狀況,而且沒有受過小學之後的教育。您可以以自學者的身份標識自己,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取得成果,沒有什麼不光彩的地方,昔日的社會以自學成才者為榮。已經不一樣了,社會進步讓這種現象不再可能,現在人們對自學者不屑一顧,只有那些寫娛樂詩和消遣故事的人才有資格被稱為自學成才,祝他們好運。至於我自己,我無須隱瞞自己對文學創作並無特殊專長的事實。當個哲學家,夥計。您真有幽默感,先生,具有出色的反諷天賦,我心中不解,您為何投身於歷史研究,那可是一門嚴肅且深奧的科學。我只在真實生活中挖苦諷刺。我總認為歷史不是真正的生活,文學是,其他都不是。但歷史在還不能稱其為歷史的時候曾經是真實生活。所以您相信,先生,歷史就是生活。當然,我相信。我的意思其實是歷史曾經是真實生活。那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沒有刪除鍵,我們會變成怎樣,校對員嘆了口氣說。」說明這一點全無必要,那位學徒與雷蒙多·席爾瓦一起學會了質疑。時機將臨。
也許學會質疑的課程幫助他度過了創作《耶穌基督眼中的福音書》的歷程。的確如他所說,書名來自一個視覺上的幻象,但或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新作是不是那位校對員清醒思考的範例,因為此人長期以來一直在打理著新小說得以冒芽的土壤。這一回情況有所不同,不是從《聖經·新約》的書頁背後尋找對照,而是把強光投射到書頁的表面,就像細察一幅油畫那樣,用低光凸顯其油彩的起伏和交錯的痕跡,觀察低凹的陰影。這一次,在福音派人物的圍觀之下,那位學徒就是這樣閱讀的,就好像這是對無辜者進行大屠殺的第一次描述,而讀過之後,他無法理解。他無法理解為什麼在人們聽到創始者最初宣告教派成立的前三十年,就已經有了該教的殉道者;他無法理解為什麼唯一有能力作為的人不敢去拯救伯利恆的孩子們的性命;他無法理解約瑟與家人從埃及歸來之後沒有了最起碼的責任感、自責和負罪感,甚至連好奇心也喪失殆盡,甚至無人能找到辯解的理由:伯利恆的孩子們有必要去死,以便拯救基督的性命。這裡統領所有凡俗和神聖事務的簡單常識都提醒我們,上帝不會派他兒子,尤其不會派他帶著救贖人類罪孽的使命降臨人間,在兩歲那年面臨被希律王計程車兵砍下頭顱而死的命運……由於情節跌宕,那位學徒帶著崇高的敬意寫下的那篇《福音》中,約瑟將意識到自己的罪責,接受自己犯下罪孽的懲罰,充滿悔恨,幾乎沒有抵抗就被帶去處死,就好像這是留下的最後可做的事情,與世界結清賬目。結果是,那位學徒的《福音》並不是又一篇具有教化意義的聖人與天神的傳奇,而是幾個困於權力爭鬥卻無法獲勝的凡人的故事。耶穌將會繼承他父親曾穿著走過許許多多鄉村道路的那雙蒙著塵土的涼鞋,也會繼承他父親不幸的責任感和負罪感。這種負罪感永遠不會離他而去,甚至隱含在他的十字架上方大聲說出的話中——「諸位,原諒他,因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意指派他去往該處的上帝,但如果在最後的痛苦中他依然記得賜予他血肉之軀的生父,也許也是說給他聽的。如你所見,當他在那部異端邪說的《福音》中寫下耶穌與記錄者之間於聖殿交談的最後話語時,這位學徒已經完成了長距離的旅行:「負罪感是一頭吞食了父親又吃幼崽的狼,接著很快會輪到你。你怎麼樣,以前被吞食過嗎?不僅吞吃,還嘔吐出來。」
如果查理曼大帝沒有在德國北部建造修道院,如果那座修道院不是明斯特城的源頭,如果明斯特城沒有為其第十二個百年慶典安排一場關於恐怖的十六世紀中新教安曼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戰爭的戲劇演出,那麼,那位學徒就不會去寫他那部《以上帝的名義》的戲劇作品。又一次,在除了一絲理性之光沒有任何其他幫助的情況下,那位學徒必須穿過能輕易挑起人類互相殺戮的、令人費解的宗教信仰迷宮。他又一次看到偏狹的醜陋面罩,那種偏狹在明斯特城瘋狂發作,玷汙了雙方都聲稱誓死捍衛的事業。因為這不是以兩個敵對上帝的名義進行戰爭的問題,而是在同一個上帝的名義下的戰爭。明斯特的安曼教徒與天主教徒都被自己的信仰矇住了眼睛,無法理解所有證據中最顯而易見的證據:待審判日到來之時,雙方上前接受他們在人世間的所作所為應得的褒獎或懲罰,上帝——如果他裁決的尺度多少接近人類的邏輯——就不得不接受他們進入天堂,理由十分簡單,因為他們都抱有對他的信仰。明斯特的恐怖屠殺讓那位學徒得到教益:儘管給出了無數許諾,宗教從來不是用來把人們團結在一起的,所有戰爭中最荒誕的是宗教聖戰,因為即便上帝希望如此,也不能向自己宣戰……
失明症而已。那位學徒心想:「我們患了失明症。」他坐下來開始寫《失明症漫記》,希望提醒可能閱讀該書的人,如果我們褻瀆生活的尊嚴,我們也就扭曲了理智;而人的尊嚴每天都會受到我們世界中權勢者的侮辱;普遍的謊言已經替代了多元的真理;人一旦失去來自其他成員的尊重,他也就不再尊重自己。接著,那位學徒就好像試圖驅除理智矇昧產出的怪獸,開始寫所有故事中最簡單的故事:一個人尋找另一個人,因為他意識到生活沒有向人類提出任何其他重大要求。這本書就是《所有的名字》。雖然並未寫出來,但是我們所有的名字都在那裡。那些活著的人的名字和死去的人的名字。
我在此歸總。希望閱讀這些稿紙的聲音成為我的人物共同呼聲的迴響。事實上我沒有他們所發出的呼聲之外的其他聲音。如果對您來說僅為管窺蠡測,請原諒我,但對我而言則是所有。
1998年12月10日
(虞建華譯)
©thenobelfoundation1998
葡萄牙歷史上的一個省份,今屬聖塔倫區。
本文譯文為譯者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