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維克托·斯捷潘諾維奇·斯卡多夫斯基於午夜到來之前離開了他的公寓，為的是赴某人之約。

妻子竭力勸他不要去。她想知道，約在這個時間見面能有什麼好事。難道他不知道午夜會有警察在街上巡邏？越是臨近午夜，巡邏的警察越是警惕。從古至今，只有傻瓜才會約在這種時候出來見面！

維克托對妻子說，這完全是一派胡言，還說她講得太聳人聽聞了點。他從他們住的宿舍樓離開，走了十個街區，來到花園環道，上了公共汽車。車上的人朝他投來漠不關心的目光，這反而讓他覺得很舒坦。

沒錯，他深更半夜出來與別人見面，妻子是很生氣。但假使她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她一定會更擔心。而且，假使妻子知道了他的意圖，並且問他，為什麼要去做這麼一件愚不可及的事，他也答不上來。因為連他自己也不是很確定。

這不僅是因為索菲亞。當然，對於她在鋼琴上取得的成就，他像父親一樣為她自豪。幫助年輕的藝術家發現她自身的天賦，這個美妙的夢想在多年前就已經被維克托拋在了腦後。可當這種體驗不期而至時，他簡直難以用言語來描述那種感覺。更重要的是，正是因為教索菲亞彈琴，他又重新開始追逐另一個早已被他放棄的夢想——在室內管絃樂隊的伴奏下演奏古典樂曲。儘管如此，這也不完全是因為她。

更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伯爵。不知何故，維克托對亞歷山大·伊里奇·羅斯托夫懷有深深的忠誠，而這種忠誠根植於維克托對伯爵的幾乎難以言喻的尊重。而這一點，他的妻子——儘管她是個好女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懂的。

而最重要的是，他答應伯爵的請求，也許是因為他認為這麼做是對的。而這種堅守信念的感覺本身就是一種樂趣。這樣的樂趣如今是越來越少見了。

維克托一邊這麼想著，一邊下了公共汽車，走進老聖彼得堡車站。他穿過中央大廳，朝燈火通明的咖啡廳走去。伯爵交代過，讓他在那裡等他。

維克托挑了個角落裡的位子坐下。他注視著一位年老的手風琴演奏者在餐桌間走來走去，這時，伯爵從外頭走進了咖啡廳。他身穿一件美式風衣，頭戴一頂深灰色的軟呢帽。看到了維克托，他便從咖啡廳那端走過來，把他的旅行包往地上一放，脫了外套，摘下帽子，和他坐在了同一個卡座裡。過了一會兒，女服務員來了，他要了杯咖啡，然後，等到咖啡被端上桌，他才把一本小紅書放在桌上，朝桌對面的維克托推了過去。

「你能幫這個忙，我很感激。」他說。

「您不用謝我，閣下。」

「拜託，維克托，請叫我亞歷山大。」

維克托剛想問伯爵有沒有任何關於索菲亞的訊息，但他的話被咖啡館另一邊的一場打鬥給打斷了。兩位面容憔悴、手拎編織籃的水果商販為了爭奪地盤起了爭執。時間已經很晚了，兩人的籃子裡都已只剩下幾樣品相不佳的水果，儘管旁觀者覺得，他們的爭吵很不值得，但在兩位當事人看來，這並沒有減輕其中的利害關係。於是，在最初的相互辱罵過後，其中一位商販朝對方的臉上來了一下。後者嘴唇被打出了血，水果也掉到了地上。他開始用同樣的方式還擊。

咖啡廳裡的客人都停止了交談，他們帶著厭倦和見怪不怪的表情注視著這場打鬥。咖啡廳經理從櫃檯後面繞過來，揪著二人的領子把他們都拖了出去。屋裡一時靜了下來，所有的人都隔著咖啡廳的玻璃窗看著外頭的兩位水果商販。他們仍坐在地上，相互隔著幾英尺遠。這時，只聽那位年邁的手風琴演奏者（打鬥一起，他便停止了演奏）忽然拉出了一聲動聽的曲調，他大概是想借此恢復咖啡廳裡友好的氛圍。

維克托在啜著他的咖啡，伯爵則饒有興趣地盯著手風琴演奏者。

「你看過電影《卡薩布蘭卡》嗎？」他問道。

維克托有些迷惑不解。他承認說沒看過。

「啊。那有機會你一定得看看。」

於是，伯爵給維克托講起了他的朋友奧希普，以及他們倆最後一次看電影的情形。他還特別為他描述了其中的一個場景：當警察把騙子從酒吧裡拖走的時候，那位美國酒吧老闆是如何安慰他的顧客的。他對他們說一切正常，然後不動聲色地指揮他的樂隊繼續演奏。

「那個場面給我的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伯爵解釋說，「在他看來，酒吧老闆在騙子被抓住以後，那麼快便吩咐鋼琴手重新開始演奏，這說明他對別人的命運漠不關心。可我卻覺得……」

✮

次日上午十一點半，兩名克格勃軍官來到了大都會酒店。他們此行是要就一件尚未公佈的突發事件對亞歷山大·羅斯托夫領班進行審問。

兩位軍官在一名酒店服務員的引領下來到羅斯托夫位於六樓的房間。可在那裡，他們並沒有發現他的蹤跡。同樣，他也沒在理髮店理髮，沒有在廣場餐廳用餐，沒有在酒店大堂裡坐著看報。幾位和羅斯托夫關係最為密切的員工，包括主廚茹科夫斯基和餐廳主管杜拉斯等人都受到了盤問，可他們打前一天晚上起就再沒見過羅斯托夫。（軍官們還費了一番功夫，他們想找酒店經理瞭解些情況，卻發現他到現在都沒來上班。於是，這件事馬上被記入了經理的個人檔案。）到了下午一點，他們又叫來兩名克格勃的人，對酒店進行一次更為徹底的搜查。兩點時，有人建議主持調查的高階官員找禮賓部的服務員瓦西里談談。官員找到瓦西里的時候，後者正在大堂的服務檯前幫一位客人聯絡購買劇院演出的門票。那位官員開門見山地衝這位禮賓服務員問道：

「你知道亞歷山大·羅斯托夫去哪兒了嗎？」

禮賓服務員回答說：「我什麼也不知道。」

✮

在得知酒店經理列普列夫斯基和領班羅斯托夫二人同時失蹤後，主廚茹科夫斯基和餐廳主管杜拉斯於兩點一刻在廚師的辦公室裡開起了當日的例會。會議一開始，他們倆立刻就此事熱切討論了起來。坦率地講，在經理列普列夫斯基為什麼不見了的問題上他們幾乎沒花什麼時間，他們把時間全花在了領班羅斯托夫身上。

得知伯爵失蹤的訊息，他們一開始都十分擔心，可看到克格勃軍官們臉上那顯而易見的沮喪表情後，「三巨頭」的這兩名成員心裡反而踏實起來，因為這說明伯爵沒有落到他們手上。可問題仍然存在：他可能去哪兒呢？

後來，酒店員工之間開始出現一些傳言。儘管克格勃的軍官們一向神秘莫測，但手勢、語言和麵部表情的表達是人幾乎無法控制的。所以，上午過後，便有人暗示或推測，稱索菲亞在巴黎失蹤了。

「有沒有可能……」安德烈大聲問道。很明顯，他是在向埃米爾暗示，他們的朋友很可能也趁著夜色逃出去了。

因為此刻才兩點二十五分，主廚茹科夫斯基尚未從悲觀主義者轉變成樂觀主義者。只聽他簡短地答道：「絕不可能！」

於是，兩個人又開始就很可能、合理和有可能三者的區別展開了一番激烈的辯論。這場辯論持續了整整一小時，要不是有人敲門，它可能還會繼續下去。埃米爾一邊惱怒地問道「什麼事？」，一邊轉過頭去。他原以為會是伊利亞拿著他那把大木勺站在門口，可一看，來者是在郵件室工作的一位員工。

這位員工的突然出現讓主廚和餐廳主管十分不解，只能呆呆地盯著他看。

「你們二位是主廚茹科夫斯基和杜拉斯主管嗎？」過了片刻，他問道。

「當然是！」主廚說，「不然，我們還能是誰？」

對方沒再多說，而是把頭一天夜裡不知誰塞到他信箱裡的五封信中的兩封拿了出來。來這兒之前，他已經分別去了一趟縫紉室、酒吧和禮賓服務檯。員工的舉止非常職業，儘管這兩封信都重得出奇，他卻沒對信中裝的東西表現出一絲好奇。而且，把信送到之後，他也沒有留下來看著二人在他面前將信封開啟。實在不好意思，他自己還有一堆活兒等著他去做呢。

郵件室的職員剛離開，埃米爾和安德烈便都好奇地低頭朝他們各自手中的信封看去。他們一眼便認出了那上面的字型，因為它是那麼獨特，那麼秀麗和坦蕩。他們對視了一眼，把眉頭一揚，便撕開了各自手裡的信封。信封裡面，各有一封道別信，信中對他們的友誼表示了感謝，並向他們保證，那個法式海產什燴之夜將永遠留在他的記憶之中。信裡還請求他們收下信封裡的東西，作為對他們這份不朽的友誼的紀念。而「裡面的東西」是四枚金幣。

兩個人同時開啟信封，同時開始讀信，現在又同時把信扔到了桌上。

「是真的！」埃米爾喘著氣說道。

作為一個審慎而彬彬有禮的人，就算是這種情況，安德烈也不會說：「我早跟你說了吧。」他只是微笑著說了一句：「這麼看來……」

等埃米爾從驚喜（四枚金幣外加一位老朋友成功出逃）中回過神來，他又失落地搖起了頭。

「怎麼啦？」安德烈問道。

「亞歷山大走了，你也中了風，」主廚說，「那我會變成什麼樣呢？」

安德烈朝主廚看了片刻，然後笑了。

「中風？我的朋友，我的手從沒像現在這樣敏捷過。」

隨後，為了證明自己剛才的話，安德烈把四枚金幣拿在手裡，將它們一枚枚旋轉著往空中拋去。

✮

當天下午五點，在克里姆林宮一間陳設精美的辦公室裡（從屋裡能看見亞歷山大花園裡的丁香），錯綜複雜的國家安全部門下某個特別分支機構的長官正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閱讀檔案。他身穿深灰色的西裝，左耳上方有道疤痕，看上去曾經有人試圖用刀劈開他的頭骨。當他和其他那些六十出頭且已經謝頂的長官站在一起時，要不是這道疤痕，將他們區分開來還是很難的。

聽到有人敲門，長官說了一聲：「進來。」

敲門的是位身穿襯衫並打著領帶的年輕人。他手裡拿著厚厚的棕色資料夾。

「什麼事？」長官頭也沒抬，一邊繼續工作一邊問他的助手。

「先生，」助手回答，「據今天早上得到的訊息，莫斯科音樂學院有一名參加友好巡迴演出的學生在巴黎失蹤了。」

長官把頭抬了起來。

「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學生？」

「是的，先生。」

「男的女的？」

「一個年輕姑娘。」

…………

「她叫什麼名字？」

助手查閱著手裡的資料夾。

作者「埃默·托爾斯」的其他小說

《上流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