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是週六，那天太陽高懸在克里姆林宮上空，一個孤獨的身影正沿著莫斯科河岸上的階梯拾級而上。他上去之後繼續向前，一路經過聖巴索大教堂，走進了紅場。
他身穿一件破舊的冬大衣。每走一步，他的右腿都要趔趄著畫一個小半圈。換在別的年歲，夏日裡突然出現一位衣衫襤褸的跛足之人，他一定會格外引人注目。可在一九四六年，首都到處有人穿著借來的衣服，一瘸一拐地走來走去。事實上，歐洲的每一座城市都有這樣的人在走來走去。
那天下午，廣場上人潮洶湧，像趕集時一樣。女人穿著花裙子在老國營百貨商店的拱廊下流連忘返。在克里姆林宮門前，小學生們在兩輛已經退役的坦克上嬉戲，穿著合身的白色上衣計程車兵們按照標準的間距，雙手鬆散地合在一起，背在身後，站在一旁。一條一百五十來人的長隊從列寧墓的入口往外蜿蜒。
那個衣衫襤褸的男人停下了腳步。同胞們秩序井然的隊伍令他欽佩不已。隊伍最前面的是八位烏茲別克人，他們一個個留著大鬍子，穿著他們最好的絲綢外套。後面是四個留著長辮子、頭戴亮麗的刺繡小帽的東方姑娘。接下來是十個來自喬治亞的農民……這些擁護者正一個挨一個地等著去瞻仰一位逝世於二十多年前的人的遺骸。
那位形單影隻的人狡黠地笑了，心想：別的有沒有學會我不知道，至少排隊我們是學會了。
那個形單影隻的人在想，如果人們為了買麵包都情願排上八小時的隊，那花一兩小時免費觀瞻一具遺體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從喀山大教堂的舊址經過，右轉彎後繼續朝前走。可進入劇院廣場之後，他卻突然停下來。因為當他把目光從工會大廈轉到莫斯科大劇院，再到馬裡劇院，最後到大都會酒店時，他才驚奇地發現，還有這麼多的老建築並未遭到破壞。
五年前，德國人啟動了「巴巴羅薩計劃」——在從敖德薩至波羅的海的俄國邊境線上投入超過三百萬人的軍隊。
在該計劃實施之初，希特勒預計德軍在四個月內攻佔莫斯科。事實上，在佔領了明斯克、基輔和斯摩稜斯克之後的十月下旬，德軍又推進了近六百英里，從北和南兩個方向迫近莫斯科城，形成典型的鉗形攻勢。不出數日，這座城市便將進入德軍的炮火射程之內。
此時，俄國首都開始出現一定程度的違法現象。街上擠滿了難民和逃兵，人們只能在槍彈紛飛的臨時營地裡睡覺，以及煮食剛剛搶來的食物。隨著將政府轉移到古比雪夫的決定開始實施，城市裡全部的十六座橋都已埋好了地雷，只等一聲令下將它們全部摧毀。克里姆林宮的宮牆上升起了一根根菸柱，那是大量正被銷燬的秘密檔案。而街道上，在市政機關和工廠上班的人已經好幾個月沒領薪水了。他們帶著不祥的預感，眼看著面前那座古老城堡上永遠亮著燈的窗戶開始一個接一個地變得一團漆黑。
可就在十月三十日下午，如果有人站在這位衣衫襤褸的旅行者此刻所處的位置仔細觀察的話，他一定會看到令人不解的一幕。一隊工人正在秘密警察的指揮下把莫斯科大劇院裡的椅子全搬了出來，然後運到了馬雅可夫斯基地鐵站。
那天晚上，全體政治局成員都聚集在這個位於城市地下一百英尺的地鐵站，這是德國人的炮火絕對夠不著的地方。九點，他們準時在一張擺滿了食物和酒的長桌旁就座。沒過多久，一列車駛進了車站。車門一開，斯大林一身戎裝從車廂裡走了出來。
「索索」大元帥在桌子一頭的專座上坐下，然後說，今天他召集黨的最高層領導開會有兩個目的。第一，他宣佈，今天與會的領導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隨政府機關一起轉移到古比雪夫，但他自己不打算轉移到任何地方，而是留在莫斯科，直到俄羅斯流盡她最後一滴血。第二，他宣佈，十一月七日，慶祝十月革命的閱兵式將如往年一樣照常舉行。
在許多莫斯科人的記憶中，那場閱兵是轉折點。五萬名腳踏戰靴計程車兵，伴著雄壯激昂的《國際歌》，接受站在主席臺上那位無所畏懼的領導人的檢閱。這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堅定了他們的決心。他們都記得，戰爭的局勢就是在這一天有了決定性轉變。
可也有人指出，真正讓戰爭局勢有了轉變的是「索索」在遠東預留的多達七十萬人的後備軍。甚至在紅場舉行閱兵式的同時，那些部隊正千里迢迢地橫穿廣闊無垠的國土，前來保衛莫斯科。另外，還有一些人注意到，在那年十二月的三十一天中，有二十八天都在下雪，因此德國空軍根本無法出動。另外，平均溫度降到了-20c以下，這對俄國人也不無幫助，因為德軍和昔日拿破崙的部隊一樣未曾領教過這等氣候。反正不管是什麼原因，希特勒的軍隊雖只用五個月便長驅直入俄羅斯邊境，一路挺進莫斯科近郊，但他們自始至終都沒能踏進這座城市。在抓捕了一百多萬俘虜並奪去一百多萬條生命之後，他們於一九四二年一月開始撤退，這座城市令人驚訝地完好無損地存留了下來。
一位年輕軍官駕著一輛摩托車開了過來，跨鬥裡載著位女孩，女孩穿著漂亮的橘色裙子。我們這位形單影隻的人見狀，往路邊靠了靠，讓開路來。落滿樹葉的廣場上正在展出兩架被繳獲的德國戰鬥機。他從兩架飛機之間穿過去，繞開大都會酒店的主入口，在街角拐了個彎，然後消失在酒店後面的小巷裡。
鬧劇、對比、意外
一點三十分，在大都會酒店的總經理辦公室裡，羅斯托夫伯爵在辦公桌前坐了下來，桌子另一邊坐著的是一個腦袋窄小、舉止高傲的人。
伯爵在廣場餐廳接到「主教」的傳喚時，還以為出了什麼急事。因為來人耐著性子等他喝完那一小杯咖啡之後，便立刻把他帶到了行政辦公室。伯爵進了辦公室的門，「主教」卻連頭都沒抬，仍自顧自地在桌上籤著檔案。他把手裡的鋼筆晃了晃，朝擺在桌子前的空椅指了指，表示他待會兒才有空。
「謝謝。」伯爵也敷衍地點頭，接受了這一敷衍的提議。
伯爵不喜歡坐著乾等，於是趁著沒事的這幾分鐘將辦公室打量了一番。與約瑟夫·哈利茨基先生使用此屋時相比，這裡頗有些變化。儘管前任經理的辦公桌還在，但桌面上已不像從前那樣空無一物，不僅堆著六沓檔案，還擺了一隻訂書機、一個筆架和兩部電話（這麼配置估計是為了讓「主教」可以一邊往政治局打電話，一邊把中央委員會的人晾在電話上等）。紫紅色的躺椅不在了，據說那位老邁的波蘭人最後就倒在了那張椅子上；現在那裡立著三個灰色的有著不鏽鋼鎖的檔案櫃。原先掛在牆上用來裝飾紅木鑲板的狩獵場景畫也被換掉了，取而代之的當然是領袖們的畫像。
「主教」心滿意足地在十二份檔案上籤完名之後，又把今天的第七沓檔案放在辦公桌的邊上。他把手裡的鋼筆放回筆架，然後直視著伯爵的眼睛。這在今天還是頭一次。
「據我所知，你是個習慣早起的人，亞歷山大·伊里奇。」片刻沉默之後，他開口說道。
「意志堅定的人通常都這樣。」
「主教」的嘴角輕輕地聳了聳。
「那當然。意志堅定的人。」
他把手伸到桌子邊上，將那沓最新的檔案擺整齊了些。
「你七點左右就在你的房間裡用早餐？」
「對。」
「然後八點，你習慣到大堂去看會兒報紙。」
該死的傢伙，伯爵在心裡說道。他這麼著急地打斷自己美妙的午餐，把自己叫來，就為了問這些嗎？顯然，他肯定又有了什麼鬼點子。可他為什麼總要帶著偏見呢？就不能有話直說嗎？還是他不喜歡那種風格？難道他們要一直坐在這裡，將伯爵一天內的安排過一遍？距離「三巨頭」的每日例會只剩下不到一小時了。
「是，」伯爵有點不耐煩地承認道，「早報我一般都是早上看。」
「但你是在大堂看的。你會下到大堂來。」
「沒錯，我都是沿著樓梯下到大堂來，大堂裡很舒服。」
「主教」仰靠在椅背上，他臉上的笑容稍縱即逝。
「那你也許已經知道早上八點差一刻時發生在四樓走廊裡的事了。」
準確地說，伯爵是七點之後不久起床的。他先做了十五個深蹲外加十五次拉伸，接著享用完他的咖啡、餅乾和水果（今天是橘子），然後洗澡、剃鬚、換衣服。他在索菲亞的額頭上親吻了一下後，便離開了臥室，準備到大堂去，坐在他最喜歡的椅子上看報紙。下了一截樓梯，便出了塔樓，然後穿過走廊來到主樓梯。這都是他慣常的路線。可今天，剛下到五樓樓梯口，他便聽到樓下傳來一陣騷動。
他當時的第一印象是有十五個聲音在用二十種語言高聲叫喊。隨之而來的還有重重的摔門聲、盤子被砸碎的聲音，以及一種持續而粗厲的鳥叫般的聲音。等他大約在七點四十五分下到四樓時，那裡已亂得不可開交了。
那層樓幾乎每扇房門都已經敞開，所有客人都站到了走廊裡。那些人當中，有兩名法國記者，一位瑞士外交官，三名從烏茲別克來的毛皮商人，一位羅馬天主教會的代表，還有一位被遣送回國的男高音歌手和他的四位家人。他們都穿著睡衣，大多數人都在手舞足蹈地表達著自己的強烈不滿。而與此同時，三隻成年的鵝正一邊嘎嘎地叫，一邊扇著翅膀在這些人的腿中間到處亂竄。
有幾個女人被嚇得彷彿是鳥身女怪降臨在了她們頭上。那位男高音的妻子膽小地縮到她丈夫碩大的身軀後面，而克里斯蒂娜，酒店打掃衛生的女服務員，則嚇得背靠著牆，手裡緊緊地攥著空托盤擋在胸前，而她腳下，摔碎的餐具和灑了一地的蕎麥粥混成一團。
男高音的三個兒子倒是表現出了些膽量。他們開始朝三個不同的方向出擊，一人追趕著一隻鵝。可這時，那位梵蒂岡來的大使卻讓男高音管管他的那些孩子，讓他們注意自己的舉止。只會說幾句義大利語的男高音卻對這位高階教士說：「你少在我跟前指手畫腳，我不吃那套。」旁邊還站著一位瑞士外交官，儘管他的俄語和義大利語都說得非常流利，但他只是一言不發地在一旁聽著，再次彰顯了他們國家一貫秉持的中立立場。高階教士往前一步，正想傲慢地再發表一番高論，這時，其中一隻鵝，由於被男高音的大兒子逼到了牆角，情急之下從教士的雙腿間飛快地竄進了他的房間。而緊接著，他屋裡逃出來了一位年輕女人。她看上去絕對不可能是羅馬天主教會的代表。只見她身上只裹著一條藍色的和服式晨衣，逃到了走廊上。
此刻，騷動已把五樓所有客人都驚醒了，有幾位甚至沿著樓梯走了下來，想一探究竟。站在最前面的正是那位從不廢話、被報紙稱為「大得克薩斯州」的美國將軍。將軍一下來，迅速地對戰場局勢做了一番評估，然後伸手便抓住了一隻鵝的脖頸。他抓獲這隻大鳥的速度之快讓圍觀的眾人立刻信心倍增，甚至有人朝他歡呼起來。不過，當他把另一隻手也伸過來，緊緊地箍在鵝的脖子上打算把它擰斷時，這個動作立刻惹得那位裹著藍色晨衣的年輕女人尖叫連連，男高音的女兒則淌下了眼淚，瑞士外交官則開始聲色俱厲地斥責他。鑑於這一具有決定性的行動在實施之際遭到了阻撓，將軍被這幫平民的軟弱給激怒了，他大步流星地跨進教士的房間，把鵝從窗戶裡扔了出去。
又過了片刻，一心想恢復秩序的將軍從房間裡走了出來。他迅速地逮住了第二隻鵝，動作極其嫻熟。他舉起手中的鵝，向在場眾人表示他打算平和處理它。可就在這時，紮在他腰間的衣帶突然鬆了，他的睡袍敞開來，露出了裡面那條橄欖綠的舊三角內褲。男高音的妻子一見此狀，嚇得幾乎暈過去。
站在樓梯口的伯爵目睹了這裡發生的一切。他感覺身邊似乎有人，轉身發現原來是將軍手下的副官。這傢伙頗愛交際，早已成為夏里亞賓的常客了。副官朝樓道里掃了一眼，心滿意得地長嘆一聲，然後說道（並未朝某個特定的物件）：
「我太喜歡這家酒店了。」
所以，伯爵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八點差一刻時發生在四樓走廊裡的事呢？你為何不問挪亞知不知道大洪水，或者亞當知不知道蘋果是什麼呢？伯爵當然知道。沒有誰比他更清楚了。可就他知道的那些情況，到底是什麼這麼要緊，連一杯咖啡都不讓他喝完，就把他叫到「主教」的辦公室來呢？
「我知道今天早上發生了什麼，」伯爵肯定地說，「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正從樓梯口經過。」
「所以你親眼看見了這場混亂？」
「是的。我是看著這件滑稽的事發生的。但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把我叫到這兒來。」
「這麼說，你還矇在鼓裡呢。」
「事實上，我確實很困惑。我都被弄糊塗了。」
「當然。」
「主教」沉默了片刻後，又在臉上擠出了最標準的基督徒式微笑。他站起身，走到屋子對面的牆邊，就像與人交談時若無其事地在辦公室裡走動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他小心翼翼地把馬克思先生的畫像扶正。那幅畫像掛在牆上的鉤子上，不知怎的歪了，這對屋子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威性是個極大的破壞。
「主教」回過身來，繼續說道：
「我想知道為什麼在描述這一連串不幸的事件時你會棄‘騷亂’一詞不用，而用‘滑稽’來形容。滑稽似乎意味著它帶著點孩子氣……」
伯爵聞言，想了想。
「你懷疑是男高音的那幾個小男孩乾的？」
「不大可能。因為那幾只鵝原本關在博亞爾斯基餐廳儲藏室的籠子裡。」
「你的意思是埃米爾跟這件事有關？」
「主教」沒理會伯爵的提問，他回到桌子後面坐了下來。
「大都會酒店，」他完全沒必要告訴伯爵這些，「常常要接待世界上最傑出的政治家和最知名的藝術家。當他們踏進酒店的大門，就有權希望自己能享受到無與倫比的舒適和服務，以及一個不那麼亂糟糟的清晨。不說你也知道，」他一邊伸手去拿筆一邊打住了話頭，「我一定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的。」
「很好，」伯爵邊說邊從椅子裡站起來，「如果真要查個水落石出，我敢肯定沒人比你更適合完成這個任務了。」
伯爵一邊從行政辦公室出來一邊孩子氣地嘀咕道：亂糟糟的清晨……
「主教」以為他是個傻瓜嗎？難道他以為伯爵沒看出他這是衝誰來的？他在暗示什麼？小索菲亞怎麼可能會跟這件事扯上關係？
伯爵一眼就看穿了「主教」心裡打的算盤，作為回擊，他原本可以含沙射影地諷刺他幾句，還能把那幾句話說得像詩一樣抑揚頓挫。可將索菲亞跟這件事扯到一起實在是太沒根據，太荒謬，也太讓人忍無可忍了，根本不值得回應。
誠然，伯爵不否認索菲亞有她頑皮的一面，這一點她和別的十三歲的孩子一樣。可她不遊手好閒，不惹人討厭，不是懶惰和無所事事的人。事實上，伯爵從經理辦公室回來的路上，發現她正坐在大堂裡，讀著一本不知名的大部頭教科書。其實大都會酒店所有的工作人員對這一幕都再熟悉不過了。她可以一連幾小時坐在那張椅子裡，背誦大寫字母，練習動詞變位，或者解x和y的方程。跟瑪麗娜學縫紉或者和埃米爾一起做調味汁的時候，她也是同樣投入和專注。假如你讓所有認識索菲亞的人來描述她，他們會異口同聲地告訴你：她是個好學、羞澀、守規矩的孩子。用一個詞概括的話，就是端莊。
伯爵一邊沿著樓梯往上走，一邊在腦子裡像法學專家一樣列舉著相關證據：八年來，索菲亞沒發過一次脾氣；她每天都刷牙，從不逃學，也不使小性子；無論什麼時候，不管是穿衣、做事還是吃豌豆，她都從無怨言。即使是那個她一直很喜歡玩的自創小遊戲，也是以遠遠超出她年齡的鎮定作為基礎的。
那個遊戲是這麼玩的：
如果他們倆在酒店的某個地方坐著，比如說，週日上午，他們在書房裡看書。中午十二點的鐘聲一響，伯爵會立刻放下手裡的書，離開房間，去理髮師那裡赴他每週一次的約。他會先在塔樓裡下一截樓梯，然後穿過走廊來到主樓梯，然後，他會繼續沿著主樓梯再往下走五層樓，直到到達底層。一路上他會經過花店和報攤……可等走進理髮店一看，索菲亞已經坐在靠牆的凳子上靜靜地讀書呢。
伯爵自然會驚訝得連呼上帝，而且，不管他當時手裡攥著的是什麼，它都會在他的驚訝中掉落在地（今年已經掉過三本書，外加一杯葡萄酒了）。
即使我們拋開一個事實不談，即這個遊戲對一個年近六旬的男人來講極具挑戰性，這位年輕姑娘的特長仍然足夠令人驚歎。她彷彿能在一眨眼的工夫內將自己從酒店的這一頭傳送到另一頭。這些年來，她對酒店中所有的秘道、後通道和連線門一定都已經瞭如指掌，同時，她還培養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時間感。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被人發現時所表現出的那份超凡脫俗的鎮靜。不管她剛才跑了多遠的路，有多快，她都不會流露出任何自己劇烈活動過的跡象。心不跳，氣不喘，眉頭上一滴汗都不會有。而且，她也從來不會咯咯地笑，或者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相反，她的神情總是認真又害羞，舉止也很得體。她會友好地衝伯爵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然後便故作端莊地低頭重新看書，還伸手翻上一頁。
這麼鎮定的一個孩子會想出把鵝從籠子裡放出來的陰謀嗎？這簡直太荒謬了。你乾脆說古巴比倫的通天塔是她弄倒的，或者獅身人面像的鼻子是被她敲掉的。
沒錯，當主廚獲知瑞士外交官點了份烤鵝並質疑鵝肉不新鮮的時候，她正在廚房裡吃晚飯。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她對她的埃米爾叔叔的忠心。可即便如此，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怎麼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早晨七點把三隻壯實的家禽弄到這家國際大酒店的四樓去呢？伯爵一邊開啟房門，一邊得出了最後的結論：這個想法既不合邏輯，也不合自然規律，更違背常識。
「我的天哪。」
片刻前還坐在大堂裡的索菲亞此時正穩穩當當地坐在大公那張辦公桌前，津津有味地讀著她那本大部頭書。
「哦，你好，爸爸。」她頭也不抬地說道。
「噢，別人進屋的時候，停下自己手頭的工作，抬頭看一眼來人，這種禮貌已不再需要了是嗎？」
索菲亞的身子在椅子裡轉了一下。
「對不起，爸爸。我看書看得正興起呢。」
「嗯。什麼書？」
「講同類相食的。」
「就是講吃人肉的！」
「米歇爾·德·蒙田寫的。」
「啊，好啊。如果是這樣，我敢說，這時間花得值。」伯爵坦承道。
他一邊朝書房走，心裡一邊琢磨。米歇爾·蒙田？忽然，他朝那張寫字檯的底座瞥了一眼。
「那是《安娜·卡列尼娜》嗎？」
索菲亞順著他的目光望了過去。
「對，我想是的。」
「它在那兒幹嗎呢？」
「只有它和蒙田那本書一樣厚。」
「一樣厚？」
「有什麼問題嗎？」
「我只能說，換了是安娜·卡列尼娜，她絕不會因為你和蒙田一樣厚，就把你拿去墊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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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想法太荒謬了，」伯爵說，「一個十三歲的女孩，怎麼可能帶著三隻如此壯實的鵝爬上兩層樓梯而不被任何人察覺呢？再說了，我問你，她能幹出這種事來嗎？」
「當然不會。」埃米爾說。
「不，絕對不會。」安德烈也同意。
三個人都憤怒地搖了搖頭。
在一起共事多年有一個好處，即每天可以省卻許多無聊的客套話，留出充裕的時間來討論更值得關心的事，比如說風溼病、公共交通不力，以及某位被莫名其妙提拔上來的人小題大做的行徑。二十年了，「三巨頭」的全部成員對坐在檔案堆後面的那位小肚雞腸的男人早已有所領教，同時，也對那位從日內瓦來的所謂「美食家」甚至連鵝和松雞都分不出來已經見怪不怪了。
「這太讓人氣憤了。」伯爵說。
「真是的。」
「還是在例會前半小時把我叫過去的。我們這兒要討論的事本來就夠多的了。」
「可不是嘛，」安德烈表示同意，「亞歷山大，這倒是提醒我了。」
「什麼？」
「在今晚營業之前，你能不能讓人把送飯菜的小升降機打掃一下？」
「當然。裡面很髒嗎？」
「恐怕是的。不知怎麼回事，裡面掉了一地的羽毛……」
說完這句話，安德烈伸出他那根頗有傳奇色彩的手指在嘴唇上颳了一下，而埃米爾則假裝在喝茶。伯爵呢？他大張著嘴，卻不知做何回答——如何說出一番直戳要害，而且許多年後仍會被人們拿來反覆說的俏皮話。
這時，突然傳來了敲門聲。年輕的伊利亞拿著木勺走了進來。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埃米爾失去了一名又一名經驗豐富的員工，連愛吹口哨的斯坦尼斯拉夫也未能倖免。因為年富力強的成年男人都參了軍，他的廚房不得不用上許多青少年。伊利亞是一九四三年被僱用的，他在一九四五年按資歷被提拔成了副主廚，當時他才十九歲。埃米爾給了他一把木勺，而非切肉刀，這多少能體現他對伊利亞業務能力的信任。
「怎麼啦？」埃米爾頗不耐煩地抬眼問道。
伊利亞沒回答，他有些猶豫。
埃米爾瞅了瞅「三巨頭」的其餘兩位，不屑地翻了個白眼，彷彿在說：你們瞧瞧，我每天都在跟什麼人共事？然後，他又向他的徒弟轉過身去。
「誰都看得出，我們幾個有事正忙呢。看來，你是覺得你的事更重要，所以必須打斷我們。那好，有事就說，趁我們還沒等斷氣，趕緊說。」
年輕人張了張嘴，卻沒有出聲，他只是用勺子衝廚房指了指。「三巨頭」的所有成員順著他手裡的那把餐具所指的方向，朝辦公室窗外看去。只見後樓梯的門邊站著一位神情落魄、穿著一件破破爛爛冬襖的人。一見此狀，埃米爾的臉立刻漲得緋紅。
「誰讓他進來的？」
「是我，先生。」
埃米爾猛地站起身，差點連椅子都撞翻了。他從伊利亞手中一把奪過木勺，就像司令官把肩章從失職的軍官身上撕下來一樣。
「這麼說，你現在已經成了傻瓜委員會的政治委員了，是嗎？嗯？才一轉背的工夫，你就被提拔為笨蛋委員會的總書記啦？」
年輕人不由得後退了一步。
「不，先生。我沒被提拔。」
埃米爾拿起木勺猛地往桌上一砸，差點將它摔成兩半。
「你當然沒有！我告訴你多少回了，不要讓乞丐進到廚房來？難道你還不明白，你今天給他一片面包，明天就會有五個他的朋友找上門來，後天興許會有五十個？」
「是，先生，可……可是……」
「可什麼，可是什麼？」
「他沒有要吃的。」
「哦？」
年輕人朝伯爵指了指。
「他要找亞歷山大·伊里奇。」
安德烈和埃米爾一齊驚訝地朝他們的同事看去。伯爵透過窗戶朝外面的那位乞丐看了一眼。然後，他一言不發地從椅子裡站起來，走出辦公室，和他那位已八年未見的老友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
儘管安德烈和埃米爾從未見過這位陌生人，可一聽到他的名字，他們便立刻知道他是誰了：那個曾經和伯爵一起租住在修鞋鋪樓上的人，那個每十五英尺一個來回地踱著步總計踱出了數千英里的人，那個熱愛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爾施塔姆的人。當然，後二者和許多其他人一樣，以《刑法》第58條的「反革命罪」受到了審判和刑罰。
「請別客氣，」安德烈打了個手勢說，「你們可以用埃米爾的辦公室。」
「對，」埃米爾也附和道，「我的辦公室，你們儘管用。」
出於無可挑剔的天性，安德烈領著米什卡來到背對著廚房的一張椅子前坐下。埃米爾則拿來了麵包和鹽擺在桌上，這是俄國人表示好客的古老傳統。過了片刻，他又端來一盤土豆和小牛排。然後，主廚和主管就離開屋子，並帶上門，讓這兩位老朋友的交談不受打擾。
米什卡盯著桌上的東西看了看。
「麵包和鹽。」他微笑著說。
看著桌對面的米什卡，伯爵心裡頓時有兩股格外矛盾的情感交織在了一起。一方面，他因為突然再次見到了年輕時代的老友而喜出望外（無論何時何地，這都是一件大喜事）；可另一方面，伯爵也需要面對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那就是米什卡的這副形象。他比以前瘦了三十磅，身上穿的是件磨破了的外套，走路還拖著一條瘸腿，難怪埃米爾一開始會把他誤認成乞丐。當然，這些年來，伯爵也覺察出了歲月在「三巨頭」每個成員身上流逝的痕跡。他注意到安德烈的左手有時會無端發抖，埃米爾右耳的聽力也在慢慢減退。他還注意到，前者的頭髮已變得斑白，而後者的也已經越來越稀疏。然而在米什卡身上發生的遠非時間造成的損害那麼簡單。他的身上體現出兩個決然不同的人和兩個決然不同的時代。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許是米什卡的微笑。年輕時的米什卡從來都是一板一眼，說話也從不帶刺。可剛才，當他說「麵包和鹽」的時候，他臉上掛著諷刺的微笑。
「見到你我真高興，米什卡，」過了片刻，伯爵終於說道，「當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已被釋放的訊息時，別提有多高興了。你什麼時候回莫斯科的？」
「我沒有。」他的朋友帶著陌生的微笑答道。
米什卡接著解釋道，在熬完八年之後，他終於得到一個獎勵：被劃入「減六」的級別。為了來莫斯科一趟，他特意找了個同情他而且和他相貌相似的人借了本護照。
「這樣好嗎？」伯爵關心地問。
米什卡聳了聳肩。
「我是今天早上從亞瓦斯坐火車來的。今晚我還得回亞瓦斯去。」
「亞瓦斯……那是在哪兒？」
「在種麥子和吃麵包這兩個地方之間的什麼地方。」
「你在教書？」伯爵試探著問道。
「沒有，」米什卡把頭一搖，說道，「他們不鼓勵我們教書，也不鼓勵我們讀書和寫作，連吃飯都幾乎不鼓勵。」
就這樣，米什卡開始描述他在亞瓦斯的生活。在描述的過程中，他用了很多第一人稱複數，伯爵聽了還以為有勞改營的獄友和他一起搬去了那裡。可慢慢地他才聽出來，原來當他說「我們」的時候，他其實並沒有指其他什麼人。對米什卡而言，「我們」包括了他和他所有的獄友，不僅僅是他在阿爾漢格爾斯克認識的那些，還包括了上百萬甚至更多在索洛維茨基群島上，謝夫沃斯特拉格勞改營裡或者白海運河上艱苦工作的那些人，不論他們已經在那裡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還是會一直幹下去。
米什卡沉默著。
「到了夜裡，就更有趣了。」片刻之後，他接著說。
「把鏟子放下，深一腳淺一腳地回到營房之後，我們會吞下幾口稀粥，然後用毯子把渾身上下捂得嚴嚴實實，打算好好睡上一覺。可腦子裡免不了會有一些意外的念頭冒出來，一些不請自來的回憶讓人不住地審視、估摸和掂量。在很多這樣的夜晚，我發現我又想起了你在酒吧裡碰見的那個德國人，就是聲稱伏特加是俄羅斯對西方所做的唯一貢獻，並且打賭說誰也說不出三樣別的貢獻來的那位。」
「我記得很清楚。我當時借用的是你的話，說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的小說是敘事作品中的壓軸之作，接著又搬出了柴可夫斯基，然後還給那個鄉巴佬點了份魚子醬。」
「沒錯。」
米什卡把頭搖了搖，然後微笑地看著伯爵。
「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又想到了我們俄國人的另外一個貢獻，薩沙。」
「第五個貢獻？」
「是的，第五個貢獻：火燒莫斯科。」
伯爵吃了一驚。
「你說的是一八一二年那次？」
米什卡點了點頭。
「你想象得出拿破崙當時臉上的表情嗎？凌晨兩點他被人從夢中叫醒，從克里姆林宮嶄新的臥室裡出來後他才得知，數小時前被他佔領的這座城市已經被它自己的人民一把點燃，正在熊熊燃燒。」米什卡無聲地笑了，「是的，火燒莫斯科簡直太符合俄羅斯人的性格了，我的朋友。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件。它已經成了一種模式，它只是從上千年的歷史中選摘出的一個事例。作為一個民族，我們俄羅斯人早已證明，我們非常善於摧毀自己創造的東西。」
也許是因為腳瘸了，米什卡沒有站起身來在屋裡來回踱步。可伯爵看得出，他正在用他的眼睛踱著。
「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傳世名畫，薩沙，就是那些被世世代代懸掛在莊嚴的大廳內，能代表民族身份的畫作。法國人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荷蘭人有倫勃朗的《夜巡》，美國人則有《華盛頓橫渡特拉華河》。而我們俄羅斯人有什麼呢？是雙胞胎似的兩幅畫：一幅是彼得大帝在夏宮訓斥王儲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另一幅是列賓的《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兒子》。幾十年來，這兩幅畫為我們的民眾所尊奉，為我們的評論家所讚美，並被我們勤奮的藝術學生爭相描摹。可他們描繪的都是些什麼呢？一個是我們最開明的一位沙皇——對自己的長子心懷芥蒂，並且即將判處後者死刑，而另一個則是用笏杖擊中了大兒子太陽穴的伊凡大帝，一生中從未退縮過的他正摟著兒子的身體。
「我們的教堂以獨特的美、色彩亮麗的塔尖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穹頂聞名於世，可我們卻將它們一座接一座地夷為平地。我們把古代英雄的雕像推翻，把他們的名字從街道名稱上抹去，彷彿歷史上的他們是憑空杜撰出來的。而對詩人呢，我們要麼保持沉默，要麼就耐心地等著他們自己沉默下來。」
米什卡拿起叉子，把它插在一塊沒動過的牛肉上，然後舉在了空中。
「你知道嗎？在三十年代，當他們宣佈要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時候，一半的農民寧可把自己的牲畜殺了，也不願把它們交給合作社。一千四百萬頭牛啊，就這麼交給了禿鷹和蒼蠅。」
彷彿為了表示尊重，他把肉又輕輕放回到盤子裡。
「這叫我們怎麼理解呢，薩沙？發動自己的人民，摧毀他們自己創造的藝術，破壞他們自己的城市，殺戮他們自己的子孫後代而沒有絲毫懊悔，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外國人看來，這一定太讓人震驚了。他們一定覺得，我們俄羅斯人是如此殘酷和冷漠，沒什麼東西能被我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就連從我們腰胯下面出來的親生骨肉也不例外。這樣的想法令我痛苦，攪得我心神不寧。即使我已經疲憊不堪，可一想到它，我便會在床上輾轉難眠，直到天明。
「後來，有天晚上，他到夢中來找我了，薩沙，就是馬雅可夫斯基。他給我念了好幾段詩，那麼美，那麼令人難忘的詩，都是我從沒聽過的，描寫的是樺樹皮在冬日的照耀下閃閃發光的情景。可接著，他卻長嘆了一聲，往他的左輪手槍裡填上子彈，然後把槍管對準了自己的胸口。驚醒之後，我突然明白了過來，原來這種自我毀滅的傾向並不可惡，也不是什麼令人羞愧或令人憎恨的事，它反而是我們最強大的力量。我們把槍口轉過來對著自己，並不是因為我們比法國人、英國人或者義大利人更冷漠、更沒文化，正好相反，我們之所以要摧毀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比他們更相信繪畫、詩歌、祈禱以及人自身所擁有的力量。」
米什卡搖了搖頭。
「記住我這句話，我的朋友：這絕不會是莫斯科最後一次被我們自己人燒為平地。」
和以前一樣，米什卡越說越激動，有時他甚至像在自言自語。直到說完，他才往桌子對面看去，見伯爵臉上是無盡的悲傷，他突然大笑起來，笑聲中沒有痛苦，沒有嘲諷。他把手伸到桌子的那邊，緊緊攥住了老朋友的小臂。
「我看得出，薩沙，我剛才提到手槍的時候，你在替我擔心。可你不用擔心。我還沒完呢。我還有事得做。其實，這也正是我偷偷地回莫斯科的原因：我得去趟圖書館，為了我正在進行的一個小專案。」
伯爵一直懸著的心這才落了地。同時，他也從米什卡的眼裡發現了些許昔日的神采。在他冒冒失失地讓自己陷入目前的困境之前，他的眼裡永遠都閃爍著那樣的光彩。
「是詩歌嗎？」伯爵問。
「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的，我想是的。但它比詩歌更重要。它是那種可以作為地基搭建起其他東西的東西。眼下我尚未準備好把它拿出來給別人看。但一旦準備好了，你會是第一個看到的人。」
他們從辦公室出來後，伯爵把米什卡帶到了後樓梯。這時，廚房裡早已忙開了。案臺上有人在剁洋蔥，有人在切甜菜，還有人在給母雞拔毛。埃米爾站在爐火旁，上面同時煨著六隻罐子，他朝伯爵打了個手勢，讓他等一等。他把手在圍裙上揩了揩，然後走到門口，手裡拿著一包用牛皮紙包著的食物。
「這點東西你留著路上吃，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
米什卡似乎被這一舉動驚呆了。有那麼一會兒，伯爵甚至以為他的朋友會出於原則而拒絕這一好意。但米什卡謝過了廚師，把那包東西接了過去。
這時安德烈也來了。他也表示，自己很高興終於有機會見到米什卡本人，並且祝他好運。
表達完他的感激之情，米什卡把通向樓梯的門開啟，卻又停在了那裡。他朝忙得熱火朝天、琳琅滿目的廚房裡看了一眼，又把眼光依次落在儒雅的安德烈和真誠的埃米爾身上，最後，才轉向伯爵。
「誰又能想到，」他說，「許多年前，當你被判在大都會酒店終身監禁的時候，你其實成了全俄羅斯最幸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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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點半，伯爵剛走進黃廳，奧希普便把手裡的香菸掐滅，然後從椅子裡跳起來。
「啊！你來了，亞歷山大。我本以為到聖弗朗西斯科去幾天就能回來。結果一去就是一年。勞駕把燈關了，行嗎？」
奧希普興沖沖地到大廳後頭去了，伯爵則心不在焉地坐下來，把餐巾鋪在了腿上。
「亞歷山大……」
伯爵回過頭一看。
「啊？」
「燈？」
「哦。抱歉。」
伯爵起身把燈關了，然後就在牆邊站著。
「你要不要坐回來？」奧希普問道。
「啊，對。當然。」
伯爵回到桌旁，卻坐在了奧希普的椅子上。
「你沒事吧，我的朋友？你好像有點反常……」
「不，不，」伯爵笑著保證道，「一切都很好。請開始吧。」
奧希普又等了片刻，然後，他摁下開關，便趕緊回到了桌旁。餐廳的牆壁上閃現出巨大的電影畫面。
自那次「德·托克維爾風波」發生後兩個月，奧希普回到黃廳的時候帶來了一架放映機和未經刪剪的《賭馬風波》電影複製。從那天晚上起，兩個人將所有歷史名著束之高閣，轉向了電影，以此增進他們對美國的瞭解。
其實早在一九三九年，奧希普·伊萬諾維奇就已經掌握了英語中的過去完成進行時。可他認為，美國電影仍然值得他們去仔細研究，因為它不僅是瞭解西方文化的視窗，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實施階級壓迫的工具。因為通過電影，那些美國佬顯然已經找到了一個每週只花費五分錢便能把整個工人階級都安撫得服服帖帖的途徑。
「看看他們的經濟大蕭條，」他說，「從開始到結束一共持續了十年。整整十年，無產階級被扔在一邊，任其自生自滅，他們沿街乞討，到教堂門口求助。如果說美國工人想要擺脫身上的枷鎖的話，不在這個時候，那還能在什麼時候呢？可他們揭竿而起了嗎？他們扛著斧頭去砸那些富豪家的大門了嗎？根本沒有。相反，他們拖著腳步進了離家最近的電影院，在那裡，銀幕上最新的幻想故事就像用鏈子拴著的懷錶一樣懸掛在他們眼前。是的，亞歷山大，這個現象絕對值得我們下功夫去好好研究。」
於是，他們便開始研究起來。
伯爵可以證明，奧希普對這項任務絕對重視。播放電影時，他幾乎坐不住。看西部片的時候，如果影片中有人在酒館打架，他會緊攥著拳頭作勢揮上幾下，先是照著肚子來一記左拳，然後再衝著下巴來一記上勾拳。而當費奧多爾·阿斯泰爾和金傑·羅傑斯開始跳舞時，他也會把手指張開，擱在自己的腰邊輕輕地拍著，腳也會在地毯上一前一後來回地挪動。當影片中貝拉·盧戈西從黑影中突然冒出來，奧希普甚至從他的座位裡蹦起來，差點摔倒在地板上。到影片最後，銀幕上已經出現了演職人員的名單，他仍然會意猶未盡地搖著頭，臉上仍帶著一副道義沒有得到伸張的失望表情。
「可恥。」他嘴裡還會說。
「真丟臉。」
「陰險！」
不管看的是什麼電影，奧希普都會像經驗豐富的科學家一樣把影片冷靜地剖析一番。音樂片不過是「用根本無法實現的白日夢來安撫窮苦大眾的一盤糕點」。而恐怖電影則「使的是障眼法，它不過是把勞動者的恐懼用漂亮女人的恐懼來替代了」。輕歌舞喜劇則是「荒謬可笑的麻醉品」。西部片呢？它們是所有宣傳中最狡猾的：在這些寓言中，惡人永遠成群結隊，他們大呼小叫，殺人越貨；而美德則永遠被一個孤獨的人擁有，他甘冒生命危險去捍衛別人的私有財產。結論是什麼呢？「在階級鬥爭的歷史上，好萊塢是迄今為止最危險的一股力量。」
奧希普的確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後來他發現了一種被稱為「黑色電影」的美國電影流派。他立刻迷上了這一類片子，《契約殺手》《辣手摧花》和《雙重保險》統統被他找來看了個遍。
「這是怎麼回事？」有時，他會沒有具體物件地發問道，「這部片子是什麼人拍的？誰主使的？」
這一部接一部的片子似乎都在爭先恐後地將美國描繪成一個充斥著腐敗和殘忍的國度；在那裡，正義者都是乞丐，善良的人都是傻瓜；在那裡，忠誠就像薄紙片一樣脆弱，而個人利益則如鋼鐵般堅不可摧。換句話說，他們將資本主義的真實嘴臉原封不動地表現了出來。
「這怎麼可能發生呢，亞歷山大？他們怎麼會允許這些電影被拍出來呢？難道他們就沒意識到這些電影正在撬動他們的制度基石嗎？」
在所有型別的明星當中，沒有誰比亨弗萊·鮑嘉更能吸引奧希普了。除了《卡薩布蘭卡》（奧希普認為它是給女人看的），他們把鮑嘉演的所有電影都看了至少兩遍。無論是《化石森林》《江湖俠侶》還是《馬耳他之鷹》，奧希普都極其讚賞該演員的硬漢形象，他譏諷的言辭，以及他一貫的喜怒不形於色。「你注意到了嗎？在電影的開始，他總是顯得很不合群，很冷漠，可一旦他被激怒，亞歷山大，他比誰都願意去做那些應該做的事。他比誰都具有洞察力，行動起來也更堅決，而且從不後悔。這才是真正意志堅定的人。」
在黃廳裡，奧希普吃了兩大口埃米爾用魚子醬汁燉的牛肉，又喝了一口喬治亞酒，然後才抬起頭來；這時，銀幕上出現的正好是金門大橋的畫面。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薩姆·斯佩德又被一位迷人而神秘的旺徳利女士找到，並給他送來了一筆生意。而斯佩德的又一位合夥人被人在小巷裡槍殺，幾小時之後，弗洛伊德·瑟斯比也遭遇了相同的命運。
這次，又是喬爾·卡伊羅，也就是「胖子」，他和布里吉德·奧肖內西二人暗中串通，在斯佩德的威士忌裡下了藥，然後朝碼頭奔去，他們的企圖眼看就要得逞。在斯佩德處理他頭上的傷口之際，一個身穿黑衣、頭戴黑帽的陌生人闖進他的辦公室，把一袋錢扔在地板上，然後便倒在沙發上死去了。
「你覺得俄國人特別野蠻嗎，奧希普？」
「這是什麼意思？」奧希普輕聲問道，彷彿旁邊還有人，而他不想打擾他們。
「你覺得我們在骨子裡是不是比法國人、英國人或者這些美國人要野蠻一些？」
「亞歷山大，」奧希普低聲說道（斯佩德正把死者的血從自己的手上洗掉），「你究竟在說些什麼呀？」
「我是說，我們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傾向於毀掉自己創造的東西？」
奧希普的眼睛本來一刻也沒離開過銀幕，可一聞此言，他立刻轉過頭來緊緊地盯著伯爵，眼裡滿是難以置信的表情。接著，他突然站起身，咚咚幾步走到放映機前，暫停了電影，而此刻銀幕上的斯佩德剛把那袋錢放在桌上，並從兜裡掏出一把小摺疊刀來。
「你可能還沒看出這裡正發生什麼事吧？」他一邊指著銀幕一邊說，「從東亞到聖弗朗西斯科港的旅途上，雅各比船長一共中了五槍。他從燃燒的船上跳下來，跌跌撞撞地穿過整座城市，用盡了最後一絲氣力，為我們的斯佩德同志送來了那個外面包著紙並用繩子捆著的神秘包裹。而你卻在這個時候來談一些空洞的理論！」
伯爵轉過身，抬起手擋住投影機裡射出的眩光。
「可是，奧希普，」他說，「他開啟包裹的那一段我們看了不下三遍。」
「那又怎麼啦？《安娜·卡列尼娜》你讀過不下十遍，我敢打賭，讀到她臥軌自殺的那一段時，你還是會痛哭流涕。」
「可那完全是另一碼事。」
「是嗎？」
接下來是沉默。然後，奧希普氣惱地關了投影機。他重新開啟燈，回到了桌邊。
「好吧，我的朋友。我看得出，你有心事。說吧，看看我們能否幫你把問題想通，否則，咱們的學習也沒法進行。」
於是，伯爵把與米什卡的交談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奧希普。事實上，是他向奧希普轉述了米什卡對莫斯科被焚燬、雕像被推倒、詩人被禁言以及一千四百萬頭牛被屠殺等事情的看法。
適才有些惱怒的奧希普此刻卻聽得非常認真。聽到米什卡的某些觀點時他偶爾會點點頭。
「好吧，」伯爵一講完，他便說，「讓你覺得不安的究竟是什麼，亞歷山大？是你朋友的話使你震驚？它傷害到你的感情？我明白你是擔心他的心態不正常；也許他的觀點是對的，可他的情緒不對。難道沒有這種可能嗎？」
「你什麼意思？」
「就像《馬耳他之鷹》一樣。」
「奧希普，得了吧。」
「不，我是認真的。那隻黑色的鳥，它不就是西方文化的象徵嗎？而那座雕塑是十字軍東征的騎士們用金銀珠寶建起來向國王致敬用的，它早已成為教會和君主制的標誌，而歐洲所有的藝術和思想都是在這些貪得無厭的制度與機構上創造出來的。誰又能斷言，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愛和電影中那個‘胖子’對他那隻鷹的愛一樣，沒被人誤導且沒被人利用呢？也許正是需要掃除這種觀念，他們的人民才有希望取得進步。」
說到這裡，他的語氣變得柔和起來。
「布林什維克人不是西哥特人，亞歷山大。我們不是攻進羅馬城以後，出於愚昧和妒忌把那裡的文明盡皆毀滅的野蠻人。正好相反，一九一六年的俄羅斯才是個野蠻的國度。它是全歐洲文盲率最高的國家，它的大部分人仍生活在改良的農奴制之下：人們仍舊用木犁耕地，晚上回到家不是打老婆就是喝伏特加，一直喝到酩酊大醉，然後癱倒在椅子上，睡到黎明然後再跑到東正教的聖像面前極盡謙卑地禱告一番。也就是說，他們的活法和五百年前他們的祖輩一樣，沒有絲毫區別。也許，正是我們對那些雕像和教堂的熱愛扯了我們的後腿，讓我們無法進步，這難道不可能嗎？」
奧希普停了下來，把他們倆的杯子重新滿上。
「如今我們的情況怎麼樣了呢？我們取得了怎樣的成就呢？我們把美國的速度與蘇聯的目標完美地結合了起來。我們即將在全俄羅斯消滅文盲。苦難深重的俄羅斯婦女們，我們的第二種農奴，她們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不再低人一等。我們還興建了許多嶄新的城市，我們的工業產量已經超過了歐洲絕大多數國家。」
「可代價是什麼呢？」
奧希普在桌上啪地一拍。
「最大的代價！難道你以為美國人取得那些令全世界羨慕不已的成就不用付出代價嗎？去找他們的非洲兄弟打聽打聽吧。你以為，他們的工程師在設計雄偉壯觀的摩天大樓，或者建造高速公路的時候，會因為那些漂亮的小農舍擋了道而猶豫要不要剷平它們哪怕一秒嗎？我敢擔保，亞歷山大，他們才不會呢，只要把炸藥一埋，他們便會親手按下引爆器。就像我以前跟你說過的，在這個世紀剩餘的時間裡，主導世界的將會是我們和美國人，因為只有我們這兩個國家學會了如何排除歷史這個障礙，而不是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它面前。可美國人是用它來為他們鍾愛的個人主義服務，我們則用它來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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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十點，和奧希普分手之後，伯爵並未直接回六樓，而是去了夏里亞賓酒吧。他原本以為這時候酒吧裡會空曠一點，可進去之後才發現裡面已經有一大幫人在大聲喧譁。人群中有記者、外交使團成員，還有兩位身穿小黑裙的年輕女招待。而喧鬧人群的中心，又是那位美國將軍手下的副官。這已經是他連著三個晚上出現在這裡了。他聳著肩膀，伸著雙臂，雙腳在地板上一前一後地來回移動著，就像站在墊子上的摔跤手一樣講著他的故事。
「老波特豪斯突然側身，避開了神父，然後一邊緩緩地朝第二隻鵝逼近，一邊等著他的獵物朝他的眼睛看過來。訣竅就在這兒，現在你知道了：讓對手看到你的眼睛。因為在那短暫的一瞬，波特豪斯會讓他的對手們誤認為它們和他勢均力敵。接著，往左移動了兩步的波特豪斯又突然往右移動了三步。而對面的鵝立刻被他晃得失去了平衡，它的眼睛也不由得對上了老波特豪斯的眼睛，而這正是波特豪斯躍起發動攻擊的機會！」
說到這兒，副官自己也躍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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