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點半，亞歷山大·伊里奇·羅斯托夫伯爵被屋簷上的雨水聲驚醒。他睜著惺忪的睡眼，掀開身上的被子，從床上爬起來。他穿上睡袍，蹬上拖鞋之後，從寫字檯上拿起一隻小罐子，舀出一勺咖啡豆放進研磨機，然後握著曲柄使勁搖起來。
儘管他正一圈一圈地搖得起勁，屋裡仍籠罩在一片沉重的睡意中。無論是視覺還是知覺，形式還是方式，說過的話還是該做的事，所有這些在睡意投下的陰影跟前，統統落了下風，也顯示出它們各自的脆弱。可當伯爵把研磨機上的小抽屜一開啟，整個世界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頓時因為它而改變：那是連鍊金術士都歆羨不已的剛磨好的咖啡粉發出的香味。
在那一刻，黑暗與光明，海水與陸地，天與地都分隔開來。樹枝上掛起了果實，森林裡有鳥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動物在忙碌，發出沙沙的聲響。眼前，窗外的擋雨板上也有一隻鴿子正耐心地拖著步子踱來踱去。
伯爵輕輕地把小抽屜從研磨機里拉出來，將裡面的粉末倒進壺裡（他頭天夜裡就已經精心備好了一壺水）。他點燃爐火，然後搖滅了火柴。趁著煮咖啡的工夫，他一連做了三十次下蹲，三十次伸展，外加三十次深呼吸。他從角落裡的小櫥櫃裡拿來一小壺奶油，兩塊英式餅乾和一份水果（今天是一顆蘋果）。然後，他給自己倒上一杯咖啡，開始享受起清晨的滋味來：
新鮮蘋果的酸味。
熱咖啡的苦味。
餅乾裡香甜的薄荷味和裡頭的黃油味。
所有這些味道加在一起是那麼完美，以至於伯爵吃完之後，還想再搖一搖那曲柄，弄一顆蘋果，取來些餅乾，從頭到尾地再回味一遍他的早餐。
可時間和機會從不等人。所以，倒掉咖啡壺裡的殘渣之後，伯爵又將盤子裡的餅乾屑撥到窗臺上，給他那位身披羽毛的朋友吃。然後，他把小壺裡剩下的奶油倒在一隻碟子裡，朝門口轉過身去，打算把碟子放在走廊裡。這時，他才看到地上有個信封。
這肯定是誰昨天夜裡從門縫底下塞進來的。
伯爵把碟子放在地上，給他那位獨眼的朋友享用，然後把信封拾了起來。他立刻有種不同尋常的感覺，彷彿信封裡裝的根本不是信。信封背面印著深藍色的酒店的名字，而它的正面，既沒有收信人的名稱，也無地址，只有一句話：「四點？」
伯爵坐在床上，喝完了最後一口咖啡。接著，他把水果刀的刀尖伸到信封折角下面，從這個角一直劃到那個角，然後衝信封裡定睛一看。
「我的天哪！」他說了一聲。
阿拉喀涅的藝術
所謂歷史學，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裡對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評點。佔有時間之利的歷史學家們在回顧歷史時，時常會以身經百戰的老將軍指著地圖上的河灣發號施令的架勢，指著某個重要的日期說：就是這天。它是一個轉折點，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這是決定命運的一天，之後的一切都因它而發生了根本改變。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付諸實施。這個計劃標誌著俄國開始從一個十九世紀的農業社會轉變成一個二十世紀的工業強國。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開國元勳，《真理報》的編輯，農民們最後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較量中落了下風，並被趕出了政治局。這為專制有實無名的迴歸掃清了道路。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則是《刑法》第58條草擬出爐的那天。它編織的那張網終將把我們所有的人都吞噬。
還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個早上八點或九點。
就是如此，他們說。就好像在歌劇舞臺上，幕布已經掩上，槓子被拉了起來，一組佈景被轉移到屋樑上，與此同時，另一組佈景下落到舞臺上。片刻之後，幕布重新拉開，觀眾們會發現舞臺已經從富麗堂皇的舞廳轉換到了樹木蔥鬱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並未因那幾天發生的事陷入混亂。因為當那一頁日曆被撕去時，人們臥室的窗戶並不會立即閃爍起一百萬只電燈的光輝！那天父的凝視也不會突然出現在每個人的書桌前，然後出現在每個人的睡夢裡；那一百輛黑色囚車的司機也不會立刻擰動鑰匙，發動車子，然後一陣風似的衝上陰暗的街道。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布哈林的失勢，以及增補後的《刑法》允許對任何持異見人士進行逮捕，所有這些都只是苗頭、徵兆和鋪墊。要完全感受到它們的影響得等到十年之後。
不。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並沒有那麼多特別重大的事件發生。相反，那些年就像萬花筒一樣轉眼就過去了。
在那隻萬花筒的底部，隨機排列著一些有色的玻璃片。在陽光照射下，由於鏡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對稱的神奇魔力，當你眯著眼往裡看時，會發現裡面的圖案是那麼多姿多彩，錯綜複雜，它看上去像是誰精心設計的一般。可接著，隨著你的手腕輕輕轉動，玻璃片開始移動，並構成一個新的圖案。這個圖案有另一套對稱的形狀，另一套錯綜複雜的顏色，以及另一種設計訣竅。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隻萬花筒。
大都會酒店也一樣。
事實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們從劇院廣場穿過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大都會酒店與記憶中的樣子有太大差別。
在臺階正前方，身穿大衣的看門人帕維爾·伊萬諾維奇看上去和以往一樣健壯（儘管碰上有霧的天氣，到了下午他便會感覺到髖部不適）。旋轉門的另一邊，小夥子們仍是那麼熱情，他們戴著同樣的藍帽子，隨時準備將賓客的行李箱搬上樓（儘管現在他們的主管換成了格里沙和根尼亞，而不再是帕夏和彼佳）。對所有人的行蹤都瞭如指掌的瓦西里仍然主管著禮賓服務檯；他的正對面則是隨時準備拿起登記簿並給顧客遞上一支簽名筆的阿爾卡季。在經理辦公室裡，那張一塵不染的辦公桌後面坐著的仍是哈利茨基先生（儘管他那位帶著牧師般微笑的新助理經常會為了一丁點違反酒店規章的事，就跑過來打斷他的白日遐想）。
廣場餐廳裡匯聚著形形色色的俄羅斯人（至少是那些能搞到外匯的人），他們來這裡喝咖啡，見朋友。而在宴會廳，昔日在此舉行的集會已被國宴所代替，然而不變的是莊嚴肅穆的發言和姍姍來遲的賓客（只是不再有喜愛黃顏色的間諜躲在陽臺後面朝裡窺探了）。
那博亞爾斯基餐廳呢？
才兩點，廚房裡的人便已經忙得熱火朝天了。年輕廚師們正圍著木桌子緊張地切胡蘿蔔和洋蔥，副主廚斯坦尼斯拉夫一邊吹著口哨一邊熟練地給鴿子肉剔去骨頭。主爐上，八個爐膛全生起了火，上面熱著各種醬、湯和燉菜。糕點師傅看上去和他手中的麵糰一樣，渾身沾滿了麵粉，他正要開啟烤箱門，從裡面抽出兩盤烤好的奶油蛋卷來。而所有這些活動的中心是主廚埃米爾·茹科夫斯基，他手拎一把切菜刀，同時審視著每一位助手，指揮著每一道菜餚的製作。
如果說博亞爾斯基餐廳的廚房是一支交響樂隊，那麼埃米爾就是它的指揮，他的切菜刀則是那根指揮棒。那把刀，寬兩英寸，從頭到尾足有十英寸長。他總是刀不離手，刀即使不在他手上，也是在隨時夠得著的地方。儘管廚房裡配有削皮刀、餐刀和切肉刀，可埃米爾卻能用他那把十英寸長的菜刀完成需要其他刀才能解決的任務。他能用它剝兔子皮，削檸檬，甚至削葡萄皮，並且把葡萄切成四份。他還能用它翻煎餅，或者攪拌湯水，甚至還能用這把刀的刀尖來掂量一匙糖或少許鹽的分量。然而對他來說，這把刀最重要的用途是用來比畫。
「你，」他會揮著刀尖對調味汁廚師說，「你不把那鍋汁煮幹不罷休是吧？你煮這鍋東西打算幹什麼呢？是用來鋪路，還是用來寫路標啊？」
「你，」他會對廚案最遠端那位做事一絲不苟的新學徒說，「你在那兒幹嗎？你切這點香菜的時間別人用來種香菜都夠了。」
而在春天的最後一天，他用刀尖指著的人換成了斯坦尼斯拉夫。那天，埃米爾原本在剔羊頸脊肉上的肥肉，突然他停下手裡的活兒，朝廚案對面望去。
「你！」他用手裡的刀指著斯坦尼斯拉夫的鼻子說，「那是什麼？」
這個身體瘦高的愛沙尼亞人，對他師傅的一招一式都做過精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把目光從手中的鴿子肉上抬起來，看上去像被嚇了一跳。
「哪個是什麼，先生？」
「你吹的是什麼調兒？」
說實在的，當時斯坦尼斯拉夫的腦子裡的確響著一段旋律。那是昨晚他路過酒店的酒吧時聽來的，可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用口哨把它吹了出來。現在，面對眼前揮舞的刀尖，他卻怎麼也想不起那段旋律的名字。
「我說不準。」他坦承道。
「說不準？剛才吹口哨的是你，不是嗎？」
「是我，先生。剛才應該是我在吹口哨。我敢向你保證，那只是段小曲而已。」
「只是段小曲？」
「一首很短的歌。」
「我知道小曲是什麼意思！但誰給你資格在這裡吹口哨？中央委員會派你擔任小曲吹奏委員會的政委了嗎？你胸前掛的是吹奏小曲得的勳章嗎？」
埃米爾甚至不用往下看，便將手裡的刀往廚案上一劈，羊排被剁成兩半，彷彿同時把那段旋律從斯坦尼斯拉夫的記憶中永遠地斬離了出去。接著，主廚又抬起他的刀，刀尖衝外，但還未等他開口，那扇把埃米爾的廚房和外面整個世界隔離開的大門被人推開了。是安德烈，他一貫準時，手裡拿著本子，眼鏡則架在頭頂上。埃米爾像剛剛打過一場仗的強盜，把手裡的刀插在腰間的圍裙結後，期待地往門口看去。片刻之後，門果然又開了。
再輕輕轉一下萬花筒的底部，玻璃片就能翻出一個全新的圖案。行李服務生的藍帽子，這個小夥子戴完，又交給那個小夥子接著戴；金絲雀一樣耀眼的貴族制服被擱到箱底藏了起來；紅色的旅遊指南標上了新建起的街道的名稱；而從埃米爾那扇雙開彈簧門外走進來的則是亞歷山大·伊里奇·羅斯托夫伯爵，他的胳膊上搭著一件博亞爾斯基餐廳的白色制服。
一分鐘後，埃米爾、安德烈和伯爵三人一起坐在俯瞰廚房的那間小辦公室的桌子旁。博亞爾斯基餐廳的「三巨頭」每天兩點一刻都會在這裡碰面，決定這家餐廳的員工、顧客、雞或是西紅柿的命運。
安德烈宣佈開會的習慣性動作是把他的老花鏡往鼻尖上一擱，然後翻開他那個小本子。
「今晚沒有人預約包間，」他開始說道，「但外面的每一張桌子都訂滿了，每桌都是兩位客人。」
「啊，」埃米爾像一位酷愛以寡敵眾的指揮官一樣獰笑著說，「你總不至於催人家快點吃完吧，嗯？」
「當然不會，」伯爵說，「但我們會確保他們能儘快拿到選單，並且儘快開始點菜。」
埃米爾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有什麼特殊的情況嗎？」伯爵衝餐廳主管問道。
「沒什麼特殊的。」
安德烈將本子轉了個個兒，讓他的領班自己過目。
伯爵指著訂座客人的名單逐個看了一遍。正如安德烈所言，沒什麼特殊的。運輸委員會的委員最討厭美國記者；德國大使又最討厭運輸委員會的委員；而沒有人不討厭「格別烏」的副局長。更棘手的是，第二輪訂座的人當中有兩位政治局成員，他們同時請客。這二人都剛剛進入政治局，所以即使不把餐廳裡最好的桌子安排給他們問題也不大。關鍵在於，他們兩位受到的待遇在任何方面都必須完全一致，甚至兩張桌子的大小以及離廚房門的遠近也必須一樣。最理想的解決方案是讓他們坐在餐廳正中花飾（今晚擺的是鳶尾花）的兩側，一邊一桌。
「你覺得呢？」安德烈拿著筆問道。
伯爵把他的建議說了出來。正說著，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接著，斯坦尼斯拉夫端著一碗湯和一盤菜走了進來。
「你們好，先生們。」副主廚帶著友好的微笑衝安德烈和伯爵說，「除了我們慣常的菜式外，今晚我們還有黃瓜湯和——」
「是，是，」埃米爾陰沉著臉說道，「知道了，知道了。」
儘管埃米爾揮著手讓他出去，斯坦尼斯拉夫仍帶著歉意地把碗和盤子放在了桌上。他一走，主廚便向他拿來的那些東西做了個手勢。「除了我們慣常的菜式之外，今晚我們還有黃瓜湯和羊頸脊肉蘸紅酒醬汁。」
桌上有三隻茶杯。埃米爾把湯舀到其中的兩隻杯子裡，給他的兩位同事品嚐。
「很好。」安德烈說。
埃米爾點了點頭，然後衝伯爵轉過身來，抬了抬眉毛。
去皮黃瓜熬成的濃湯，伯爵心想道。有酸奶，當然。少許的鹽。小茴香放得沒他想象中那麼多。事實上，它還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那東西同樣能給人以夏天的感覺，只不過似乎味道更突出。
「薄荷？」他問道。
主廚臉上露出了甘拜下風的微笑。
「太棒啦，先生。」
「吃羊肉用的作料嘛。」伯爵讚賞地補了一句。
埃米爾再次點了點頭，然後，他抽出插在腰間的菜刀，從羊架上利索地切下四片羊肉，各放了兩片在他兩位同事的盤子上。
羊肉外面用迷迭香和麵包屑裹著，味道又香又嫩。主管和領班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一聲讚歎。
如今，大都會酒店的酒窖裡又能找到帶標籤的葡萄酒了。說起來，這還得感謝中央委員會的某位成員，因為在一九二七年，有一次他想替新上任的法國大使買一瓶波爾多卻未能如願（畢竟誰都知道，除了體積龐大，龍在暴怒時扭起脖子來跟小毒蛇沒什麼區別）。所以，安德烈朝伯爵轉過身來，問他吃羊肉該喝什麼酒。
「如果有錢的話，一八九九年的拉圖堡葡萄酒。」
主廚和主管都點了點頭。
「如果沒那麼多錢呢？」
伯爵想了想。
「那可能得喝羅納山莊的了。」
「太棒啦。」安德烈說。
埃米爾又把刀拿了起來，他指著羊架上的剩餘部分，鄭重地對伯爵說：「告訴你手下的那幫小子，我做的羊肉從來都是三分熟，誰想吃七成熟的，讓他到食堂吃去。」
伯爵表示理解並願意照辦。安德烈合上他的本子，埃米爾也把他的刀擦乾淨。當他們推開椅子打算起身時，伯爵卻待在原地沒動。
「先生們，」他說，「散會之前，我還有一件事。」
主廚和主管見到伯爵臉上的表情，把剛推出去的椅子又拉了回來。
伯爵透過窗戶往廚房看了看，確定所有人都在忙著各自的工作，這才把那個從門下塞進他屋子的信封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來。他將信封裡的東西往埃米爾那隻沒用過的茶杯裡傾倒，泛著紅色和金色光澤的細粉連成絲傾瀉出來。
三個人沉默了片刻。
然後，埃米爾重新坐了下來。
「太棒啦！」他又稱讚了一遍。
「我看看，可以嗎？」安德烈問道。
「當然可以。」
安德烈拿起茶杯，先把它來回晃了晃，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瓷碟上，動作輕得幾乎沒發出任何聲響。
「夠了嗎？」
全程盯著它從信封裡倒出來的主廚根本無須看第二眼。
「絕對夠了。」
「我們還有茴香嗎？」
「儲藏櫃最裡頭還有幾蔸。把外面的幾層葉子扒掉，剩下的還能用。」
「橙子的事有迴音了嗎？」伯爵問。
主廚陰沉著臉，搖了搖頭。
「我們需要多少？」安德烈問。
「兩個。也可能是三個。」
「我想我知道哪兒能弄到。」
「今天就能弄到？」主廚問。
安德烈從他的馬甲兜裡掏出懷錶，握在掌心裡看了看。
「如果走運的話。」
這麼短的時間裡，安德烈上哪兒去弄三個這樣的橙子呢？別的餐廳？只收硬通貨的特殊商店？還是哪位官居高層的餐廳老主顧？好吧，既然如此，那麼伯爵那一盎司半的藏紅花粉又是從哪兒弄來的呢？這樣的問題從好幾年前開始人們就不再問了。只要說一句，藏紅花粉已經到手，橙子也唾手可得，就夠了。
三位「密謀者」相互看了一眼，然後把椅子往後一推。安德烈把眼鏡又架回到頭頂，埃米爾轉過身來對伯爵說：「你就儘可能快地把選單遞到他們手裡，然後立刻幫他們點菜，做得到吧？」
「做得到。」
「那好，」主廚最後說道，「我們十二點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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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伯爵手上搭著白色制服從博亞爾斯基餐廳離開的時候，他的嘴角帶著微笑，步子也格外輕快。事實上，他渾身都透著欣喜。
「你好，格里沙，」經過行李員身邊，伯爵問候道（前者正抱著花瓶往樓梯上走，花瓶裡插著一束兩英尺高的卷丹）。
「您好。」他又對一位身穿淡紫色襯衣的年輕可愛的小姐說道（她正在等電梯）。
伯爵的心情這麼好，肯定與溫度計上的讀數有關。在剛過去的三週裡，氣溫升高了2.5c。大自然與人類活動的程式被重新啟動。而這些程式的高潮便是，黃瓜湯裡有了薄荷的清香，電梯門旁有淡紫色的襯衫，大中午的有人送來兩英尺高的卷丹。他的腳步如此輕快，還因為他下午與人有約，而且半夜要與另一個人幽會。可讓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最直接原因卻是埃米爾給他的那兩句「太棒啦」的稱讚。這種事在過去四年中也就發生過一兩回。
伯爵路過大堂時，郵件室新來的夥計從視窗裡朝他揮了揮手，伯爵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對方，又同剛放下電話的瓦西里打了聲招呼（他準是又替誰弄到了兩張早已被搶購一空的演出門票）。
「下午好，我的朋友。我看你忙得很啊。」
瓦西里衝著大堂的方向用手比了一下，算是預設了。此刻的大堂人頭攢動，熱鬧程度絲毫不亞於戰前的那段鼎盛時期。可突然，像事先約好了似的，他桌上的電話響了起來，行李值班臺上也傳來了三陣鈴聲，還有一個人在大喊：「同志！同志！」
哦，同志，伯爵心想。好嘛，這個詞可有些年頭了。
伯爵年幼時生活在聖彼得堡，那時，人們還很少聽到這個詞。即使有人說，也是偷偷摸摸地，要麼在工廠廠房的後面，要麼在小酒館的桌子底下。你偶爾也能在剛印刷出來但還堆在地下室等著晾乾的傳單上看到它。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它卻成了俄語中最為常用的詞語。
「同志」這個詞可謂詞義效率上的奇蹟，它既可以用來問候，也可以用來將人劃分派別。可用來祝賀，也可以用來警告。可用來號召行動，也可用來抗議。它還可以被用來在人來人往的豪華酒店大堂裡吸引某個人的注意。正因為有了這一語義豐富的詞，俄羅斯人終於能拋掉所有的繁文縟節、陳腐過時的頭銜、無聊透頂的習慣用語，甚至他們的名字。區區一個詞語便能稱呼所有國人，無論男女老少，敵人還是朋友，你還能在歐洲別的地方看到這種事嗎？
「同志！」有人又叫了一聲，這次的口氣顯得更加急切。接著，他拽住了伯爵的衣袖。
伯爵吃了一驚。他轉身一看，發現是郵件室視窗裡那位新來的夥計。
「哦，你好啊。有什麼事我能為你效勞的嗎，年輕人？」
這位老兄聽了伯爵的問話有些不解，他一直以為說這話的應該是自己才對。
「您有一封信。」他解釋道。
「我的？」
「對，同志。昨天寄來的。」
年輕的夥計往身後的郵件室視窗指了指，意思是信在那兒。
「哦，那好，請帶路。」伯爵說。
於是，服務員和顧客二人便走了過去，在小視窗旁按照職責和身份各站一側。
「在這兒。」找了一會兒，他說道。
「謝謝你，夥計。」
伯爵拿著信封。他原本以為收信人落款會是「同志」二字，沒想到那上面（在兩張好像印的是列寧頭像的郵票下方）卻寫著伯爵的全名。那字型有些漫不經心，甚至有些離群索居，卻又忍不住自我彰顯的意味。
從博亞爾斯基餐廳下到大堂的時候，伯爵本打算到嬌羞可愛的瑪麗娜的辦公室去討一條白色的細線，因為他的夾克上有顆釦子鬆了。可他幾乎已有半年沒同米什卡見過面了。在他認出老友筆跡的那一刻，在幾株盆栽棕櫚樹之間，一位帶著哈巴狗的女士剛好從他最喜歡的那把椅子上起身。伯爵這人最信命，所以他決定把找女裁縫的事往後推一推。他過去佔了座位，接著開啟了信。
親愛的薩沙：
今天早上四點，我無法入睡，便索性到老城去了一趟。那些痛飲狂歡地度過不眠夜的人已跌跌撞撞地回了家，電車上檢票員還沒來得及戴上帽子。我在涅瓦大街安靜的春色中漫步，感覺這一切像是從別的省份，或別的年代偷來的。
涅瓦大街，和這座城市一樣，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十月二十五日大街。一個頗有意義的日子將一條歷史悠久的街道變成了自己的領地。可此時此刻，我的朋友，它仍是你記憶中的樣子。我漫無目的地穿過了莫伊卡河和豐坦卡運河，從那些店鋪、那些昔日富麗堂皇的豪宅的玫瑰色外牆前經過，最後來到季赫溫公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都埋葬於此，二者相距不過幾英寸。（你還記得嗎，我們為了爭論他們倆誰更有天賦，一直吵到深夜？）
我忽然意識到，把涅瓦大街從頭走到尾就等於把俄國文學全都走了一遍。在這條街的開端，也就是緊挨著莫伊卡河岸的路邊，那幢房子是普希金度過生命中最後幾年的住所。而幾步開外就是果戈理開始寫《死魂靈》時住的房屋。然後就到了國家圖書館，托爾斯泰曾在這裡查過資料。而這裡，在公墓這道牆的後面，躺著我們的老朋友費奧多爾，長眠在櫻桃樹下的他是人類靈魂永久的見證。
我站在那裡，想著想著便走了神。這時，太陽已升上公墓的牆頭，把光芒灑在整條大街上。此情此景，讓我忽然想起了那句偉大的斷言、那句宣言、那句承諾：
永遠都要發光，
照亮你所到的每一個地方，
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刻。
1930年6月14日
於列寧格勒
在把老朋友的信翻到第二頁之前，伯爵不自覺地抬起了目光，他已經被深深打動。
打動他的並非那些有關聖彼得堡的回憶，或年少時他在朱門豪宅裡的生活，或和米什卡合租時住在補鞋匠樓上那間公寓的時光，他也不是被米什卡對偉大的俄國文學進行感情真摯的回顧所打動。真正打動他的是，這位老友在漫無目的的情況下拔腿便走進了那偷來的春意中。
米什卡和卡捷琳娜一起搬去基輔已四年有餘；而她為了另一個男人離開他也有一年了；自他回到聖彼得堡，重新把自己鎖在書堆裡也已經六個月了。後來，在一個春天的夜晚，凌晨四點，無法入睡的他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已來到涅瓦大街，正走在他和卡捷琳娜一起走過的那條路上。正是在那天，她第一次牽住了他的手。後來，當太陽開始升起，那情景讓他突然想起了那句斷言、宣言和承諾——「永遠都要發光，照亮你所到的每一個地方，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刻。」而這，正是人們祈求從愛裡面得到的。
那當這些念頭在伯爵心裡翻來覆去時，他有沒有因為米什卡至今還對卡捷琳娜朝思暮想而替他擔心呢？他有沒有因為他這位老友，在深夜病態般地追索一條已經消逝的愛情之路而擔心呢？
擔心？米什卡這輩子都會對卡捷琳娜念念不忘的。不管他們給涅瓦大街重新起了個什麼名字，只要他再次踏上那條街道，他就無法擺脫那股難以承受的茫然和失落。這才是正常的。這種茫然和失落正是我們有所預見與準備的，並且會珍藏在心裡，直到生命盡頭。因為，只有我們內心的悲傷，才能最有效地反駁那些愛情短暫易逝的論調。
伯爵拿起米什卡的信正欲往下讀，在他翻頁時，三位剛從廣場餐廳出來的年輕人在其中一株棕櫚樹的一側停下，開始嚴肅地談起話來。三人中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帥氣小夥，看上去是共青團員。另外兩個都是年輕姑娘——一個金髮，一個黑髮。他們三個顯然即將被派往伊萬諾沃省，而那個小夥子是他們三人中的隊長。他正在提醒他的兩位女同胞，他們此行將不可避免地面對物資匱乏的問題，同時，他也向她們保證，這項工作意義非凡。
小夥子話剛說完，黑頭髮的姑娘問他，伊萬諾沃省有多大。沒等他開口，金髮姑娘就代他答道：「面積有三百多平方英里，人口五十萬。儘管該地區以農業為主，但它總共只有八個拖拉機站和六座現代化加工廠。」
帥氣的隊長看上去並未因為年輕的同志越俎代庖而有絲毫不悅。相反，從他的表情能明顯看出，他對她十分尊重。
金髮姑娘剛結束這場「地理課」，他們中第四位成員也從廣場餐廳那裡一路小跑了過來。來人比隊長更矮，也更年輕，他頭上戴著一頂水手帽。自從戰艦「波將金號」事件發生以來，這種帽子一度深受內陸地區的青年的喜愛。他手裡拎著一件布夾克，走到近前時，他把夾克朝金髮姑娘遞了過去。
「我剛才去拿我的衣服，順便也幫你拿了外套。」他熱情地說。
金髮姑娘點了點頭，接過外套，連個「謝」字也沒有。
連個「謝」字也沒有？
伯爵不由得站起身來。
「尼娜？」
四個年輕人全都朝盆栽棕櫚樹的這一邊轉過身來。
伯爵把他的白色外套和米什卡的信往椅子上一放，便從樹葉的後面走了出去。
「尼娜·庫利科娃！」他叫了一聲，「真沒想到啊。」
這句話對此刻的伯爵來說真是恰如其分：真沒想到。因為他已經有兩年多沒見到尼娜了。有許多次，從棋牌娛樂室或者宴會廳路過時，他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想：她如今會在哪兒，又在做什麼呢。
可就在同時，伯爵突然覺得，他此刻現身對尼娜來說並不合適。也許她並不想跟她的同志解釋，她怎麼會認識像他這樣的「前人民」。也許她還從未跟他們提起過，她年幼時住過這家豪華的酒店。也許，她只想和她那些目標明確的朋友把那場有意義的談話繼續下去。
「我失陪一會兒。」她對他們說，然後走向伯爵。
分別了這麼久，伯爵本能地想給他的小尼娜一個大大的擁抱，但她的肢體語言似乎在阻止他實現這一衝動。
「看見你真高興，尼娜。」
「我也是，亞歷山大·伊里奇。」
兩位老朋友互相注視了一會兒，然後，尼娜指了指那件搭在座椅扶手上的白色西裝。
「看樣子，你還在替博亞爾斯基餐廳打點那些桌子？」
「是的。」他微笑著說，儘管她那公事公辦的口吻讓他不確定這話是褒是貶。他很想（帶著戲謔的眼神）反問她一句，剛才在廣場餐廳她是不是又點了一份「開胃菜」，可他想了想，覺得還是不問的好。
「我聽說你馬上又要出門冒險了。」他說。
「我想是會有些冒險的成分，」她答道，「但主要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解釋說，明天一早，他們四個人就要和另外十名本地的共青團員一起，動身前往卡德地區——位於伊萬諾沃省心臟地帶的古老農業中心——去幫助那裡的烏達尼克，即「生產突擊隊員們」，在該地區推行農業集體化。一九二八年年底，伊萬諾沃省僅有百分之十的農場是集體化經營，而到了一九三〇年年底，幾乎所有的農場都是集體化運作了。
「世代以來，富農們都是自己耕種土地，同時，他們也會根據需要來組織和使用當地沒有土地的農村勞動力。可現在時代變了，用公有的土地來服務公共利益的時代到了。這是歷史的必然。」她不帶絲毫感情地補充道，「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難道當教師的就只教自己的孩子，當醫生的只照顧自己的父母嗎？」
尼娜滔滔不絕地開始了她的演講，她的口氣和她使用的術語，包括她對富農苛刻的評論以及「集體化不可避免」的判斷，很讓伯爵吃驚。這時，見她把頭髮往耳後攏了攏，他才醒悟過來：其實他不該為她如此高漲的熱情大驚小怪。她只不過是把利西茨基教授在課堂上對數學的熱忱和她對細節精益求精的追求，原封不動地搬到了她對工作的愛上。尼娜·庫利科娃從來，並且永遠都是，一個對嚴謹的思想和嚴謹的思考孜孜以求的嚴謹之人。
儘管尼娜剛才跟她的同志們說只需要「一會兒」，但一談起他們的工作計劃來，她便似乎把棕櫚樹那邊等她的同志給忘了。
伯爵心裡在暗笑。他從她肩膀上方望過去，發現那位帥氣的隊長已經把其他人打發走了，而他自己卻留下來等尼娜。在任何年代，這都算得上極高明的手段。
「我該走了。」結束了長篇大論，她終於說道。
「是，當然。」伯爵答道，「你肯定有很多事要忙。」
她冷靜地與伯爵握了握手錶示感謝。她轉過身去時，似乎根本沒注意到已有兩位同志先行離去，而她似乎對帥氣小夥子的耐心等待習以為常。
伯爵目送著兩位年輕的理想主義者走過旋轉門，出了酒店。他見小夥子對帕維爾說了句什麼，帕維爾便衝計程車打了個手勢。計程車開過來，年輕人開啟車門，尼娜卻朝對面的劇院廣場指了指，意思是她要去不同的方向。而帥氣的隊長也同樣指了指，大概是要陪她一起去。尼娜卻像剛才和伯爵握手時那樣非常冷靜地和他握過手，再穿過廣場，朝歷史的必然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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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吧？」
伯爵正和瑪麗娜一起，盯著她剛從抽屜裡取出的一隻線軸。抽屜裡裝滿了白線，各種程度的白色這裡面應有盡有。
「真抱歉，閣下，」瑪麗娜答道，「您這麼一說，我便覺得它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
伯爵把目光從線軸上抬起來，直視著瑪麗娜那雙一動不動、充滿擔憂的眼睛。可她恍惚的眼色裡似乎充滿了笑意。然後她像個小女孩一樣大笑了起來。
「哦，把它給我。」他說。
「這個嘛，」她用和解的語氣說，「還是讓我來吧。」
「絕對不讓。」
「得了吧。」
「我自己能行，謝謝你。」
伯爵確實不是在使性子，他有把握自己做好這件事。
要成為一名出色的餐廳侍者，你必須把自己的外表收拾得當。這很合情合理。你必須乾淨、整潔和優雅。同時，你還得穿戴整齊，絕不能穿著領口和袖口磨爛了的衣服在餐廳裡逗留。還有，你絕對不能連衣釦都不扣，敞著衣服去替客人端茶送水，因為你會發現，敞開的衣襟很快會晃盪到客人的土豆濃湯裡去。所以，在正式成為博亞爾斯基餐廳員工三週後，伯爵便來向瑪麗娜請教這門「阿拉喀涅的藝術」。一開始，伯爵保守地為這門課程留出了一小時的時間。可後來的四周，他總共花了八小時才全部上完。
誰會知道竟有這麼多種不同的針法呢？倒針，十字針，跳針，對針，包邊縫針，等等。即使是亞里士多德、拉魯斯和狄德羅，這些把畢生精力都用來對各種現象進行劃分、歸類和定義的百科全書式的偉大人物，恐怕也不會想到竟有這麼多種針法，而且，每一種都有不同的用途。
伯爵拿著那根奶白色的線，在椅子裡坐了下來。瑪麗娜把她用來插針的針墊遞給他。他仔細打量著它，就像一個孩子打量著一盒巧克力。
「這根。」他說。
他舔了舔線頭，然後眯著一隻眼睛（像瑪麗娜教他的那樣）穿起針來，那速度比聖徒穿過天堂之門還要快。他把線繞出一個雙環，打上結，再把線從線軸上剪下。然後，他便坐直身子，幹起活兒來。旁邊的瑪麗娜也忙起了她自己的活計（縫補枕套）。
自打有針線活兒以來，人們便習慣了一邊縫東西一邊聊天，而此刻的二人也不例外。這類閒聊大多會得到對方一句「嗯」或「是嗎」這種不至於中斷工作節奏的回答。偶爾碰上大家都關心的話題，手裡的針線活兒便會因此停下。而眼下，聊了幾句天氣和帕維爾漂亮的新大衣之後，伯爵提起了遇見尼娜的事。瑪麗娜聞言，手中剛推進去的縫衣針頓時僵在了半道。
「尼娜·庫利科娃？」她驚訝地問。
「除了她還有誰。」
「在哪兒？」
「大堂。她和三位同志在一起吃午飯。」
「你們聊了會兒嗎？」
「聊了幾句。」
「她說了自己的情況？」
「他們好像馬上要到伊萬諾沃去搞富農合法化和拖拉機集體化之類的事了。」
「誰問你這些啦，亞歷山大？她怎麼樣？」
伯爵手裡的針線停了下來。
「和從前一樣，」過了片刻他才說，「還是那麼充滿好奇心，充滿激情和自信。」
「真好啊。」瑪麗娜微笑著說道。
伯爵看了看她，見她又開始縫起來。
「只不過……」
瑪麗娜又停了下來，回視著他的雙眼。
「不過什麼？」
「沒什麼。」
「亞歷山大，你心裡肯定有話。」
「只不過，尼娜講到這趟即將開始的旅行時，是那麼激動，那麼自信，那麼一心一意，似乎一點幽默感都沒了。她就像那些無畏的探險家，唯一的念頭就是把她的旗子插到極地的冰蓋上，再以歷史必然的名義將它據為己有。可我由始至終地懷疑，真正屬於她的幸福也許都在另一個緯度等著她。」
「得了吧，亞歷山大。小尼娜都快滿十八歲了。我敢肯定，你和你那些朋友在她這個年紀也講過同樣慷慨激昂、充滿自信的話。」
「那當然，」伯爵說，「那時候我們是坐在咖啡館裡慷慨陳詞，不到店裡開始拖地、關燈的那一刻我們是不會起身的。」
「看，沒錯吧。」
「我們也的確為各種主義爭論過，瑪麗娜，但我們卻從沒想過要把它們拿來真正地付諸實踐。」
瑪麗娜的眼睛轉動了一下：「你可千萬別去搞什麼主義呀。」
「不，我是說真的。尼娜太執著了，我擔心那種信仰會把她作為年輕人應有的快樂剝奪掉。」
瑪麗娜把手裡的針線活兒放下來擱在她的腿上。
「你一直都很喜歡小尼娜的。」
「我當然喜歡。」
「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因為她是個喜歡獨立思考的人。」
「的確。」
「那你就該相信她。即便現在她一心奔著錯誤的方向去，你也要相信，她遲早會找到她生命的歸宿。因為我們每個人遲早都會找到自己的歸宿。」
伯爵揣摩著瑪麗娜的話，不由得點了點頭，然後重新幹起了手裡的活兒。他把線從釦眼裡穿過去繞了幾圈，纏在釦子下面的鐵鉤上，打上死結，再用牙咬斷。等把瑪麗娜的針插回針墊上時，伯爵才發現已經下午四點過五分了。事實又一次證明，當你沉浸在愉快的工作當中，並且身旁有人可以愉快地交談時，時間就會過得飛快。
等等……伯爵心想。
已經四點五分了？
「我的天哪！」
伯爵一邊向瑪麗娜道謝，一邊拎著自己的夾克跑到大堂，然後一步跨過兩個臺階地朝樓上衝去。他趕到311號套房的門口時發現門是開著的。他先往左右瞄了一眼，然後溜進去，並把門關上。
緊靠著牆鏡的桌子上擺著早些時候他無意中見過的那簇兩英尺高的卷丹。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過無人的客廳，走進了臥室。臥室裡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戶前，立著那個楊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聽到他走進屋的聲音，她轉過身來，衣服唰的一聲輕輕滑落到了地板上。
午後幽會
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過無人的客廳，走進了臥室。臥室裡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戶前，立著那個楊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聽到他走進屋的聲音，她轉過身來，衣服唰的一聲輕輕滑落到了地板上……
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上回寫到這一對是在一九二三年。當時安娜·烏爾班諾娃把伯爵趕出屋，不是特意吩咐他「把窗簾拉上」嗎？而當他出門以後聽見門在身後「咔嗒」一聲關上時，他不是覺得自己像個孤魂野鬼，所以後來才滿腹辛酸地上屋頂去了嗎？此刻，她正鑽向床罩。這個曾經無比高傲的人臉上正掛著微笑，那微笑裡飽含著耐心、溫柔甚至感激。而所有這些，在伯爵這個她曾經的對手和敵人的笑臉中也能一一找到。他把博亞爾斯基餐廳的白色晚禮服往椅背上一搭，便開始解開他的襯衣釦。
究竟發生了什麼，居然讓這兩個迥然不同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是怎樣一條錯綜複雜的道路又把他們帶進了311號套房，重回彼此的懷抱的呢？
好吧，錯綜複雜的那條道路並不是伯爵的。在過去的這些年中，亞歷山大·羅斯托夫走過的路不過是從他的臥室到博亞爾斯基餐廳，然後再回來。他只是沿著大都會酒店的樓梯來回跑而已。所以，那條錯綜複雜，又彎又繞，不但有轉彎，而且沿原路返回的路不是伯爵的，而是安娜的。
一九二三年，當我們第一次在大都會酒店的大堂裡遇見烏爾班諾娃女士時，伯爵便發覺了她身上的那股傲慢勁兒。其實，那種傲慢並非毫無來由，而是她作為一位名人的附屬品。一九一九年，伊萬·羅索托斯基在敖德薩郊區的一家地方劇院裡發現了她，從那以後，她便成了他接下來兩部電影的女主角。這兩部電影都是歷史愛情故事，歌頌的是勞動人民純潔善良的情操，同時也對那些作威作福的傢伙進行了批判。在頭一部影片中，安娜扮演的是一位十八世紀的廚房女傭。一位年輕的貴族為了她寧可放棄宮廷的誘惑。在第二部裡，她扮演的是一位十九世紀的女繼承人。電影裡的她拋棄家產，嫁給了一名鐵匠學徒。羅索托斯基為他的故事植入了昔日宮廷的背景，用燈光營造出夢幻般的朦朧氣氛，用柔焦鏡頭拍出懷舊效果，然後影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幕裡幾乎全是這位初入影壇的玉女的特寫鏡頭：春心萌動的安娜，心煩意亂的安娜和終於收穫了愛情的安娜。兩部影片都受到了大眾的歡迎，並且得到了政治局成員（在經過了多年戰爭之後，他們也希望適當地轉移話題，給人民一些喘息之機）的首肯。於是，我們這位年輕的女演員輕而易舉地收穫了榮譽和聲望。
一九二一年，安娜成了全俄電影聯盟的成員，也因而有了進出聯盟成員特許店的資格；一九二二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的一處別墅的使用權；一九二三年，他們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給了她，宅子裡有鍍金的座椅，繪有裝飾畫的衣櫥，以及路易十四風格的帶鏡子的梳妝檯。這些東西本身就可以用作羅索托斯基任何一部電影的道具。正是在這幢豪宅中舉辦的聚會上，安娜學會了從樓梯上逐級而下的古老藝術。她手扶欄杆，身後拖著一襲長長的絲綢禮裙，一步步地從樓梯上款款而下；而樓梯腳下，畫家、作家、演員和黨的高階幹部都在眾星捧月般地等著她。
然而，對任何政權而言，藝術是它所有的奴僕中最不真誠的那一位。不僅因為創造藝術的都是些異想天開之輩，也不僅僅因為那些人不喜歡仰人鼻息，或對簡單地重複他人深惡痛絕，重要的是，有時候藝術的含義含混得令人頭疼。一段經過精雕細琢的對話原本可以明白無誤地傳達出說話者的用意，但這時，稍微加上些嘲諷的語氣，或者將眉毛輕輕一挑，它便會立刻前功盡棄。事實上，它有時會給人一種與說話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當局為什麼要時不時地對藝術的導向進行重新考慮和調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為別的，就是為了它們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這麼做。
果然，當安娜主演的羅索托斯基的第四部電影（她在該片中扮演一位被誤認為孤兒的公主，而她愛上了一位被誤認為王子的孤兒）在莫斯科舉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時候，一些坐在樂隊席裡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輕時如此招人歡迎並被人們親切地稱為「索索」的總書記，今天並沒有像以往那樣一邊看著銀幕一邊露出會心的微笑。於是，他們本能地把自己的熱情也強壓下來。這樣一來，首先是夾層樓的氣氛受到了影響，接著這種受到影響的氛圍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廂裡，最後，劇場裡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到了不對勁的地方。
首映式後的第二天，有一位嶄露頭角的黨組織成員給《真理報》寫了一封公開信（該黨組織成員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後幾排的一個位置上）。他承認，這部電影非常有趣，可是，我們從羅索托斯基這些接二連三迴歸到公主和王子時代的電影中又能學到些什麼呢？華爾茲、燭光和大理石臺階？我們難道從他對過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點可疑的懷舊情緒嗎？而且，個人奮鬥和個人勝利難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嗎？他對特寫鏡頭的過分偏愛和依賴在這部片子裡難道沒有變本加厲嗎？沒錯，我們又有了一位身穿長袍的美人，可歷史的緊迫感呢？集體奮鬥呢？
此信在《真理報》上登出後的第四天，「索索」在全體會議上發言之前特意提到了這篇影評，並且對作者的措辭風格表示了讚許。全體會議召開之後的第三週，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幾個名詞）又分別得到了另外三家報紙和一份藝術期刊的響應。儘管這部影片在二級影院的發行量極其有限，它還是贏得了一些微弱的掌聲。而到了那年秋天，不僅羅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還沒著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開始遭到懷疑。
現實生活中的安娜遠不像電影中的她那樣天真無邪。她很清楚，羅索托斯基的失勢像一塊巨大的石頭，會把她一齊拖入深淵。於是，她不僅開始避免同他一起公開露面，而且開始公然讚揚起其他導演的美學觀點。要不是大西洋對岸創造出了一個很不幸的新發明，她的這一策略興許能為她開闢出一條新的成名通道。這個新發明就是：有聲電影。儘管安娜那張臉仍舊是銀幕上最令人著迷的面孔之一，但那些多年來以為她的聲音也同樣迷人的觀眾卻完全無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啞的嗓音。因此，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二十九歲的大好年華里，安娜·烏爾班諾娃便成了美國人口中的那種過氣明星。
唉，釘在那些價值不菲的古董傢俱底下的銅牌或許能讓某些好同志安安心心地睡個好覺，但所有按照序列號碼在分類賬本中登記下來的物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只要登記的筆輕輕一動，它們就會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別的場合。未出數月，鍍金的座椅，繪有裝飾畫的衣櫥，路易十四風格的帶鏡梳妝檯全沒了，包括皮毛商的那座豪宅，以及彼得霍夫附近的那幢別墅。安娜拎著兩隻裝滿衣服的大箱子，被趕上了街頭。當時，她錢包裡的錢足夠買一張回到她位於敖德薩城外的家鄉的火車票。相反，她和那位年已六旬的服裝師一起搬進了一套只有一間房的公寓，因為安娜·烏爾班諾娃根本沒有返鄉的打算。
伯爵第二次見到安娜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她被趕出豪宅後大約八個月。當時，他正在博亞爾斯基餐廳裡往一位義大利進口商的杯子裡倒水，卻看見她穿著一襲紅色的無袖晚禮裙，踩著高跟鞋從門外走了進來。伯爵一邊朝進口商道歉，一邊用紙巾替他揩乾灑到腿上的水，他還隱約聽到女演員向安德烈解釋，她約了一位客人，對方隨時會到。
安德烈領她去了位於角落裡的一張雙人桌。
然而，她那位客人過了四十分鐘才來。
博亞爾斯基餐廳正中間佈置著許多花卉（那天擺的是向日葵）。伯爵從花卉裝飾臺另一側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員和她的那位客人此前應該只是互有耳聞，未曾謀面。那人的長相還過得去，年齡應該比安娜小几歲。雖然他身穿手工剪裁的西裝，但伯爵一看就知道這是個粗鄙之人。因為入座之後，他雖然嘴裡在為遲到道歉，可他的眼睛卻一個勁兒往選單上瞄。她還在大度地對他說不要緊時，他便已經打著手勢叫侍者過來了。安娜看上去還是無比迷人。她講自己的故事時，眼中充滿神采，而聽他講故事的時候，她又會適時發出會心的笑聲；每當有人走到他們的桌子前，恭維他新拍的電影因此打斷了他倆的談話時，她總是擺出一副耐心的姿態。
幾小時過後，博亞爾斯基餐廳已經空了下來，廚房也關了。伯爵正要從大堂回自己的房間，這時，安娜和她的那位客人正從夏里亞賓酒吧出來。客人停下腳步，打算穿上自己的大衣，安娜卻衝電梯指了指，顯然是邀請他上樓去再喝一杯。可他繼續將手臂伸進袖子。「今天很榮幸能與您見面，」他一邊向她表示，一邊瞥了一眼手錶，「可是不湊巧，我跟別人還有約。」說完，他便徑直朝門口走去。
在年輕的導演穿過酒店大堂時，伯爵覺得此刻的安娜和一九二三年的她一樣光彩奪目，動人心絃。可一等到導演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大街上，安娜臉上的笑容和她的肩膀便立刻耷拉了下來。她抬起手，無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頭，然後從對著門的位置轉過身來，卻迎頭碰上了伯爵關切的目光。
在那一瞬，她的肩膀不由自主地往後一縮，然後高抬起下頜，朝樓梯走去。儘管儀態大方地走下樓梯，走向眾多崇拜者這門技術她早已練得爐火純青，但獨自上樓的技術她還未掌握（也許根本沒人能掌握）。才上了三級臺階，她便停了下來，站在那兒一動不動。接著，她轉過身，按原路下樓，穿過大堂，來到伯爵站著的地方。
「每次我和你同時出現在這個大堂裡，」她說，「我都免不了被人羞辱一頓。」
伯爵看上去非常驚訝。
「羞辱？我覺得你根本沒有理由覺得受到了羞辱啊。」
「我想你大概是眼瞎了吧。」
她看向那張旋轉門，彷彿它還在為導演的出門而轉動。
「我邀他睡覺前再一起去喝一杯，可他說他明天需要早起。」
「我倒是從來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說。
她笑了，這是她今晚第一次發自內心地微笑。她用手指了指樓梯上的臺階。
「那你上去得了唄。」
如今，安娜住在428號房間，它在第四層樓的房間中說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套房裡有一間小臥室，臥室旁邊有個小休息區，休息區裡擺了一張小沙發、一張小咖啡桌，旁邊還有兩扇小窗戶。從窗戶往下看，正好能看到特維爾區縱橫交錯的電車軌道。這種房間裡住的都是那些想讓人對自己另眼相看，又住不起更大房間的人。咖啡桌上擺著兩隻玻璃杯、一盤魚子醬，還有一瓶放在冰桶裡的伏特加。
他們倆打量著這一幕精心佈置的場景。她搖了搖頭。
「這些可花了我不少錢呢。」
「那我們更不能把它浪費了。」
伯爵把酒瓶從冰桶裡拎出來，給兩人各倒上一杯。
「為逝去的舊時光。」他說。
「為逝去的舊時光。」她笑著附和道。他們把杯裡的酒一飲而盡。
當一個原本過著令人豔羨的生活的人突然遭受重創時，他會有很多選擇。有的人因為恥辱感，可能會試圖遮掩所有自己的生活環境已發生改變的跡象。所以，在賭場上輸光了全部積蓄的商人會留下自己那些極其考究的衣服，直到穿破為止，並且，他會時不時向人講起昔日在私人俱樂部裡發生的逸事，儘管他在俱樂部的會員資格早已作廢。而有的人則會自哀自憐地從他們過去的幸福生活中退縮出來。所以，受盡婚姻煎熬的丈夫在社交場中遭到妻子的公開羞辱之後，有可能會拋棄家業，離家出走，躲到城市另一邊的一套又小又暗的公寓裡容身度日。還有人，比如像伯爵和安娜這樣的人，則可能直接加入「謙卑者同盟」。
和互濟會一樣，「謙卑者同盟」也是一個緊密團結的團體，雖然它的成員平日裡並不佩戴任何標識，但互相碰面時，他們一眼就能識別出對方來。由於同盟裡的這些人都經歷過由盛轉衰的巨大變故，他們有許多相同的觀點和看法。他們深知美貌、權勢、名望和特權這些東西全都好景不長，絕不會永遠屬於你。所以，這些東西並不會輕易讓他們折服。他們不輕易羨慕別人，也不會輕易發怒，更不會孜孜不倦地在報紙的字裡行間尋找自己的名字。他們努力地讓自己生活在同類中，對外人的奉承和諂媚非常謹慎；當外人同情他們和表現出優越感時，他們則在心底竊笑。
女演員又倒了些伏特加，伯爵則在屋裡四處打量。
「狗怎麼樣？」他問。
「過得比我舒坦。」
「那為狗乾一杯。」他舉起酒杯說。
「對，」她贊同地笑著說，「為狗。」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
在接下來的一年半里，安娜隔幾個月就會來大都會酒店一次。來之前她會事先和她認識的某位導演聯絡好。這時，她終於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拍電影的事實。她只是請導演作為客人陪她一起去博亞爾斯基用餐。有了一九二八年的那次教訓之後，她學乖了。她不會先到餐廳等著，而是給在衣帽間當差的小女孩塞點小費，後者會確保安娜在客人抵達兩分鐘之後準時現身。在晚餐過程中，她嚮導演敞開心扉，說自己對該導演仰慕已久，並且能回憶起他電影中的好多片段，甚至抓住其中的某個鏡頭——那種只有次要角色，臺詞不多，容易被人忽視，導演卻下了一番苦功夫拍攝的鏡頭——大談特談。飯後，安娜會陪她的客人走到酒店大堂，而不會建議他到夏里亞賓去再喝一杯，更不會邀請他去她的房間。相反，如今的她會對他說，很高興見到你。然後跟他道過晚安後便離去。
而導演會一邊穿著外套一邊不由得停下動作。眼見電梯門緩緩閉上，他突然覺得，儘管安娜·烏爾班諾娃已不再處於她的演藝巔峰，但第二幕中的一個小角色讓她來演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而此時，安娜已回到自己位於四樓的房間。她會換上一身簡單的衣服（但還得先把她那件貴重的晚禮裙在衣櫃裡掛好），然後一邊舒舒服服地看著書，一邊等待伯爵的到來。
在同某位導演朋友共進晚餐之後，安娜終於得到了一個鏡頭的機會：扮演一位在工廠裡完不成工作指標的中年婦女。在離季度結束只剩下兩週的情況下，工人們聚在一起，集體給黨領導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詳細敘述了沒能完成生產指標的原因。正當他們在逐條列舉面臨的各種困難時，頭上戴著方頭巾，頭髮攏在腦後的安娜卻站起身來。她發表了一番簡短卻慷慨激昂的講話，鼓勵大家完成生產任務。
隨著鏡頭被拉到這個無名無姓的人身上，人們看得出，這是一位不再年輕，不再動人，卻仍舊充滿傲氣的倔強女人。還有她的聲音？
啊，她的聲音……
從她講出第一句話起，觀眾便知道這絕不是一個未經世事的人。因為她的嗓音透露出，她曾吸入過未鋪好的小路上的塵土，曾經歷過分娩時的尖叫，曾在工廠的車間裡高聲召集過她那幫工人姐妹。換句話說，她的聲音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妻子，我的母親，還有我的朋友的聲音。
不用說，因為她的講話，那些女工幹勁倍增，最終超額完成了任務。但更重要的是，在影片的首映式上，觀眾席的第十五排坐著一個長著圓臉，頭髮已有些脫落的傢伙，他曾極其崇拜安娜。一九二三年，他曾在夏里亞賓酒吧與安娜見過一面。當時的他還只是莫斯科電影藝術局的主任，如今已成了文化部的高階官員。而且，據說他極可能會擔任下任部長。他被影片中她在工廠演講的那段表演深深打動，所以他回去之後，每碰見一位導演，都會問對方有沒有看過她那段精彩的表演；此外，只要他知道她在莫斯科，他就會訂一束百合花派人送到她的房間。
你也許會心領神會地笑著說：原來是這麼回事啊，她就是這樣東山再起的啊……可安娜·烏爾班諾娃是一位真正經歷過舞臺打磨的表演藝術家。更重要的是，作為「謙卑者同盟」的一員，她還是一位從不遲到，將臺詞拿捏得恰如其分，而且從不抱怨的模範女演員。於是，當官方的偏好開始向反映現實主義、體現堅韌不拔的精神上轉移時，影片中便會經常出現一位成熟美麗但嗓音沙啞的女性。換句話說，安娜之所以能東山再起，完全在於她把握住了許多內外的有利因素。
也許你還是半信半疑。那麼，你自己呢？
毫無疑問，有時候你的生活的確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飛躍。回首那些時刻，你的內心會充滿自豪和驕傲。可是，難道真的沒有什麼人值得你感謝嗎？比方說，為你提供過建議，鼓勵過你或讚揚過你的導師、家人、朋友或者同學？
好啦，我們不要在原因和方式的問題上分析來分析去了。我們只需要知道安娜·烏爾班諾娃又當上了明星，而且她還在豐坦卡邊上有了一幢房子，她的傢俱下面也釘上了橢圓形的銅牌。只不過現在，有客人前來拜訪的時候，她是站在家門口迎接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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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點四十五分，五顆星的海豚座突然在伯爵的眼前旋轉了起來。
如果你用手指沿著它最底下的兩顆星畫一道直線，然後沿著這道線經過整個天際，你便能找到天鷹座。而如果你連起它最上面的兩顆星畫出一道線，那你就能找到飛馬座，柏勒洛豐騎的那匹飛馬；可如果你沿著相反的方向畫一條線，你找到的可能是一顆新的星星，一顆為了給地球上疲憊的旅行者、寄居者或者冒險家指引方向的星星。這顆像太陽一樣的星球也許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經在燃燒，直到現在，它的光芒才抵達北半球，繼續在下一個千年為人們指引著方向。
「你在幹什麼？」
安娜朝伯爵這邊滾了回來。
「我覺得你又長了一個雀斑。」他說。
「什麼！」
安娜試著往自己的肩膀上看。
「別擔心，」他安慰她說，「它很好看。」
「它長在哪裡？」
「往海豚座東側偏一點的位置。」
「海豚座？」
「你知道的。海豚星座。你的兩個肩胛骨中間有一個。」
「我身上有多少雀斑啊？」
「天上有多少顆星星，你就有多少。」
「我的天哪。」
安娜的身子又一滾，仰面躺著。
伯爵點燃一支香菸，吸了一口。
「你不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嗎？」他邊問邊把煙遞給她。
「我為什麼會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呢？」她嘆了口氣，答道。
「因為你是漁家的女兒。」
「那你給我講講唄。」
「好吧。從前有一位富有的詩人，叫阿里昂。他不但彈得一手好里拉琴，而且是酒神頌歌的發明者。」
「酒神頌歌？」
「古代的一種詩歌。有一天，在他從西西里島回來的途中，他的船員們決定搶劫他。他們給了他兩個選擇：要麼自殺，要麼被他們扔到海里。阿里昂一邊掂量著這兩個都不怎麼誘人的選擇，一邊唱起了悲傷的歌曲。他唱得那麼優美，那麼動聽，竟然吸引來了一群海豚在船的四周聽他唱歌；最後，他投身躍入大海，其中一隻海豚把他馱起來，平安送上了岸。作為對它們的嘉獎，太陽神阿波羅把這些善良動物排進了星座，讓它們永遠閃耀。」
「這故事太棒了。」
伯爵點了點頭。他把煙從安娜手裡拿回來，然後仰面躺在了床上。
「該你了。」他說。
「該我什麼啦？」
「講一個與大海有關的故事。」
「我不知道什麼大海的故事。」
「哦，講一個吧。你父親絕對給你講過一兩個。信基督教的漁民不可能不會講與大海有關的故事。」
「薩沙，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
「坦白？」
「我不是在黑海邊長大的。」
「那你父親呢？你不是說黃昏的時候你會跑到岸邊去幫他補漁網嗎？」
「我父親是波爾塔瓦的農民。」
「可你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個荒謬的故事呢？」
「因為我當時覺得只有這樣才能吸引你。」
「你覺得你當時是這麼想的？」
「對啊。」
伯爵沉吟了片刻。
「那你剔魚刺的手藝是哪兒來的呢？」
「我從家裡跑出來之後，在敖德薩的一家酒館幹過活兒。」
伯爵搖了搖頭。
「真令人掃興啊。」
安娜側過身來，面對著伯爵。
「那你不是也跟我講過下諾夫哥羅德的蘋果那種荒謬故事嗎？」
「那可是真事！」
「哦，得了吧。蘋果長得和炮彈一般大？還像彩虹一樣各種顏色都有？」
伯爵沉默了片刻，然後把煙掐滅在床頭櫃上的菸灰缸裡。
「我該走了。」他邊說邊從床上爬了起來。
「好吧，」她一把拉住他，說道，「我記得一個。」
「一個什麼？」
「大海的故事。」
作者「埃默·托爾斯」的其他小說
《上流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