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晝漸漸短了，樹木也失去了精神。儘管太陽落山一天比一天早，但還未到冬至。沒有白雪，沒有凍雨，也沒有呼嘯的寒風。它們遲遲未來，給人一種不祥的預兆。人們籠罩在一種褐色的寂靜之中。
昨天，我一直步行至喜慶橋。有人說那座橋已經鏽蝕了，出現了結構上的問題；有人說要推倒重建。米拉說，有個不知名的無恥的開發商要把分套公寓建在該橋旁邊——這是塊黃金寶地，因為景觀好。這年頭，景觀可比土豆值錢，儘管那塊地從來沒長過土豆。有謠傳說，在幕後已有一大筆來歷不明的髒錢花在這次交易上。我認為該橋初建時肯定也有這樣的事發生，表面上說是為維多利亞女王爭光。一些承包商想必花錢買通了女王陛下欽定的代表，以獲得大橋的建造權。這個城鎮的人仍然恪守老的信條：要不擇手段地賺錢。這些事就出於老的信條。
想來奇怪，那些身穿褶襉裙的淑女曾經在橋上漫步，倚著雕工精美的橋欄，飽覽如今彌足珍貴的景觀：橋下喧鬧的流水、西邊如畫的石灰岩峭壁，以及邊上的多家工廠。這些工廠每天開足十四個小時，點著像賭場裡那樣昏暗的煤氣燈，裡面擠滿了辛勤勞作的老實巴交的鄉下人。
我站在橋上，注視著河流的上游；那兒水面平靜，黑暗而沉寂，潛伏著危險。河的另一邊有小瀑布，下面是浪花飛濺的漩渦，發出隆隆的水聲。不過，這離我站的地方還是有一段距離的。我開始擔心我的心臟，並且有點頭暈氣喘，好像被什麼淹沒了。是什麼呢？不是水；是比水更稠的東西。那是時光：昔日的時光、昔日的悲傷，彷彿沉澱在池塘裡的層層淤泥。
諸如：
六十四年前，我和理查德在大西洋彼岸走下「貝倫加麗婭」號的舷梯。他喜滋滋地歪戴著帽子，我則戴著白紗手套，一隻手輕輕搭在他的胳膊上——好一對歡度蜜月的新婚夫婦。
為什麼把它叫做蜜月呢？用蜜做成的月亮——彷彿月亮不是一個冰冷、無空氣、寸草不生、坑坑窪窪的岩石球體，而是一顆軟軟的、香甜的金色蜜餞李子——化在嘴裡，勾起你的慾望，甜得讓你牙齒髮酸。它又好似一個溫暖的、浮動的光團，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你自己的體內。
我對此深有體會，記憶猶新。不過，這種感覺不是來自我的蜜月。
我記得很清楚，那八九個星期的蜜月給我的感覺無非就是憂慮。我擔心，理查德會對我們的婚姻生活同我一樣感到失望——我指的那部分屬於隱私，難以啟齒。不過，表面上並非如此。至少在公開場合，理查德開頭對我是十分殷勤的。我儘可能地掩飾我內心的這種憂慮，於是不停地洗澡；我感覺自己的頭腦糊里糊塗，就像一枚雞蛋。
在南安普敦下船後，我和理查德就乘火車去了倫敦，住在布朗飯店。我們在套房裡用早餐，這時我會穿上威妮弗蕾德為我挑的晨袍。她一共為我挑了三件：一件是白玫瑰色的；一件是骨色的，帶鴿灰的花邊；還有一件是淡紫色的，鑲著海藍寶石。那種淡雅、柔和的顏色跟早上醒來時的臉色很相配。每件晨袍都配有一雙緞面的拖鞋，鞋邊上鑲著彩色毛皮或天鵝絨。我想，這一定就是成熟的女人早晨穿的行頭。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場景（但從哪兒看來的呢？或許是從廣告上，某種咖啡品牌的廣告？）——一個穿西服、打領帶的男人頭髮往後梳得溜光，一個剛剛梳妝完畢的女人身穿晨袍，一隻手端著個彎嘴銀咖啡壺；兩個人面帶微笑，目光越過盛黃油的碟子，痴痴地望著對方。
勞拉對這樣的行頭一定會嗤之以鼻。當初她看見我把這些行頭打進箱子的時候，已經在嗤笑我了。不過，那還算不上是嗤笑，因為她還不會。她缺乏必要的殘忍。（必要的殘忍是故意的。她的殘忍則是偶然的——那是她腦袋裡閃過的高尚意念的副產品。）她的反應更像是吃驚，更像是難以置信。她用微微顫抖的手撫摸著那些緞面的行頭；我自己也用指頭摸過那冰涼柔滑的料子，感覺就像蜥蜴皮一樣。「你真要穿這樣的東西嗎？」她問道。
在倫敦的那些夏日的早晨，為了遮擋刺眼的陽光，我們會拉上一半窗簾吃早餐。理查德總是吃兩個煮雞蛋、兩大塊燻肉、一隻烤番茄，還有塗橘子醬的麵包片。麵包片烤得脆脆的，擱在烤架上涼著，而我只要半隻柚子。我們喝的茶又濃又苦，像沼澤裡的水。理查德說，這是正宗的英國式早餐。
早餐時我們倆講話很少，不外乎那兩句義務性的問候：「親愛的，睡得好嗎？」「嗯——你呢？」這時候，總會有人給理查德送報紙和電報來，而且遠遠不止一份。他會瀏覽報紙，接著拆開電報來讀，再重新仔細疊好，塞進衣袋。要麼他就把電報撕成碎片。他從來不把它們揉成一團扔進廢紙簍。當時即使他這麼做，我也不會拾起來看的；我那個年齡還不懂這麼做。
我想，所有的電報都是發給理查德的：我從來沒給別人發過電報，自然也沒理由指望別人發給我。
白天，理查德總有各式各樣的約會，想必都是生意上的往來。他為我僱了一輛車和一名司機，讓司機帶我去他認為值得一看的地方觀光。我參觀的大多是建築物和公園。當然也包括在建築物外面或公園內立的塑像：昂首挺胸的政治家，前腿弓起，手握卷著的檔案；還有馬背上的軍人。有立在紀念柱上的英國海軍統帥納爾遜；有坐在寶座上的艾伯特親王，腳下有四個異國美女賣弄風情，口中噴出水果和麥子。這四個美女代表四大洲殖民地。儘管艾伯特親王已死，他仍然主宰著他的「四大洲」，但他並不在意；他坐在金碧輝煌的穹頂下，目光嚴厲，默默地凝望著遠方，似乎他心裡有更遠大的目標。
晚飯時，理查德會問：「今天你看了哪些地方？」我就會像背書似的一一例舉所到之處：倫敦塔、白金漢宮、肯辛頓宮、西敏寺、議會大廈。他不主張我去一般的博物館，但可以去自然史博物館。現在我常想，為什麼他認為去看這個館裡眾多的大動物標本對我的教育有利？很明顯，他為我安排的所有這些參觀活動目的都在教育我。然而，這些動物的標本對我好在哪裡呢？在他看來，這些東西比一屋子的油畫更有教育意義。我認為，我瞭解他的用意，但也許我錯了。或許充滿動物標本的博物館多少像個動物園——那是大人帶小孩去玩的地方。
不過，我還是去了國家美術館。這是在我已經無處可去時，飯店的門衛推薦的。這次遊覽讓我筋疲力盡——裡面人頭濟濟，琳琅滿目，好像進了百貨商店，但同時我又非常興奮。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看到過那麼多的裸體女人。那兒也有裸體的男人，但他們不全裸。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奇裝異服。或許這就是原始的分類：女人裸體，男人穿衣服。噢，上帝就是這麼想的。（勞拉小時候曾經問過：上帝穿什麼？）
每到一個參觀地點，送我的車和司機都會在外面等著，而我則輕快地走進門去。我儘量裝作是專程來的，儘量不讓人看出我的寂寞和空虛。所以，我目不轉睛地看了又看，好讓自己回去後能說出點名堂來。然而，我對眼前的東西實在一竅不通。建築不過是建築而已。除非你懂建築學，或者知道歷史上那裡曾發生過什麼，否則就看不出什麼名堂來。我就沒看出什麼來。我也缺少概觀的天賦。我的眼光似乎只盯住那些我該看的東西，而離開後只剩下對材料的印象：粗糙的磚石、光滑的打蠟木欄杆、硬邦邦的骯髒毛皮。還有那些帶條紋的牛角、泛著暖光的象牙，以及玻璃眼睛。
除了這些教育性的遊覽，理查德還鼓勵我去購物。我覺得商店售貨員有些氣勢洶洶，於是買得很少。有的時候，我還去做頭髮。理查德不希望我剪頭髮或燙頭髮，所以我沒有剪燙。他說，簡單的髮型最適合我，因為我年輕。
有時我會去散步，或者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等到該回家的時候回去。有時候，會有一個男人過來坐在我身邊，試圖跟我搭話，然後我就會離開。
我為穿衣服翻花樣費了不少時間。一會兒是束皮帶的，一會兒又是帶搭扣的；一會兒斜戴帽子，一會兒又穿稜線襪。我總是擔心衣著合不合時宜。沒有人幫我扣領口，也沒有人告訴我從背後看我的樣子如何，襯衫下襬是否全塞進了裙腰。以前是瑞妮或勞拉在幫我，而如今她們已不在我身邊。我很想念她們，竭力剋制著自己。
我還需修指甲、泡腳、拔掉或剃掉身上的毛。皮膚有必要保持光潔柔順。我要像團溼泥，別人摸上去的感覺該是滑溜溜的。
蜜月本可以讓新婚夫婦進一步相互瞭解。然而，一天天過去，我感到對理查德的瞭解卻越來越少。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形象，這是不是一種自我隱蔽？其目的是讓自己退居有利的地位。然而，我自己在按他的期望被塑造成型。每次照鏡子，我都發覺自己增加了一點色彩。
離開倫敦後，我們又去了巴黎——先是乘船過海峽，然後再乘火車。我們在巴黎的生活和倫敦差不多，只是早餐不同：麵包圈、草莓醬、加熱奶的咖啡。午餐和晚餐總是很豐盛；理查德對此十分講究，對葡萄酒特別挑剔。他一再說，這不是在多倫多。對我來說，這個事實不言自明。
我去看了埃菲爾鐵塔；由於我不喜歡登高，所以沒有上去。我還參觀了先賢祠和拿破崙墓。我沒去巴黎聖母院，因為理查德不喜歡教堂，至少不喜歡天主教堂。他認為教堂會讓人失去活力，尤其是那裡面的香氣會令人變得遲鈍。
法國旅館裝有洗屁股用的坐浴盆。有一次，理查德發現我在裡面洗腳，於是帶著一絲詭笑向我解釋它的用途。我想，法國人懂得一些別人不懂的東西。他們懂得人體的需要，至少承認人體的需要。
我們住在「老巴黎」飯店。後來飯店在二戰中成了納粹的總部，可我們怎麼會知道呢？早上，我會坐在咖啡廳裡喝咖啡，因為我害怕去別的地方。我想，如果我走遠看不見飯店的話，肯定是回不來的。此時，我才明白厄斯金先生教我的法語幾乎沒有用處：風花雪月之類的內容不能為我帶來更多的方便。
一個海象臉的老侍者為我服務。他駕輕就熟地把咖啡和熱奶從兩個壺中倒出來，把壺舉得高高的。他的這種表演讓我著迷，彷彿他是一個在孩子面前變戲法的魔術師。有一天，他用他懂的那點英語問我：「你為什麼憂傷？」
「我沒有憂傷。」我一面說，一面哭起來。陌生人的同情真讓人受不了。
「你不該憂傷，」他用那雙蒼老、憂鬱的海象眼看著我說道，「一定是為了愛情。不過，你又年輕又漂亮，今後有的是時間憂傷。」法國人是鑑賞憂傷的行家，瞭解各種各樣的憂傷。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安裝坐浴盆。「愛情是禍水，」他輕輕拍著我的肩膀說，「但沒有愛情更糟糕。」
他對我的安慰第二天有點打折，因為他對我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也許是我的法語不夠好，難以判斷。畢竟他還不算太老，大約有四十五歲的樣子。我本該接受他的要求。不過，他關於憂傷的看法錯了。其實年輕的時候憂傷比年老的時候要好得多。一個憂傷的漂亮姑娘比一個憂傷的乾癟老太更容易博得同情。不過，這件事倒也無所謂。
後來，我們又去了羅馬。我對羅馬似乎還比較熟悉——至少很久以前厄斯金先生給我們上拉丁文課時介紹過。我參觀了古羅馬廣場，或者說它的遺址。我還參觀了亞壁古道，以及古羅馬圓形劇場；那劇場看上去像一塊被老鼠啃過的乳酪。還有各種各樣的橋；各種各樣破舊的天使塑像，表情嚴峻而憂鬱。我發現流經羅馬的臺伯河水黃得就像患了黃疸病。我還參觀了聖彼得教堂，不過只是在外面看了一下。這個教堂大極了。我以為，我該看見身穿黑色軍裝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部隊行進在大街上，粗暴地對待老百姓——他們是否那樣做了？反正我沒親眼看見。這種事是看不見的，除非恰巧碰到你自己的頭上。否則，只有在新聞片中才能看見，或者從事隔很久以後拍攝的電影中才能看見。
下午，我總是叫杯茶來喝——我正在逐步掌握叫飲料的竅門，琢磨用什麼語氣同侍者說話，如何與他們保持安全的距離。我一邊喝茶，一邊會寫些明信片。我的明信片是寄給勞拉和瑞妮的，有幾張是寄給父親的。這些都是風景明信片，上面印有我參觀過的建築物的照片——精緻而逼真。我寫的都是些沒有意義的空話。我對瑞妮寫道：天氣好極了，我很開心。對勞拉寫道：今天我參觀了古羅馬圓形劇場。從前他們在這裡把基督徒扔下去喂獅子。你來了一定也會感興趣的。對父親寫道：祝你健康。理查德向你問好。（最後一句是謊話。但我逐漸懂得，作為人妻，我應該說什麼樣的謊話。）
我們蜜月的最後一週是在柏林度過的。理查德在那兒有一些業務，是關於鐵鍬手柄的生意。理查德有一個公司是做鐵鍬手柄的，而德國這時候木頭緊缺。德國有許多需要挖掘的工程，更多的還在計劃之中，而理查德能夠提供這種手柄，而且他開的價格比他的競爭對手更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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