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在這個季節不該這麼溫暖。芬芳而和煦，乾燥而明亮。一年中的這個時節，太陽通常黯淡無力，而現在卻又大又圓，連落日也十分燦爛。電視臺氣象頻道的那些活潑的、笑眯眯的傢伙說，這源於遠方的一場大災難——是地震，還是火山爆發？這是又一次不可抗拒的致命天災。他們的座右銘是：禍兮，福所倚。但另一方面，福兮，禍所伏。
昨天，沃爾特開車送我去多倫多和律師見面。如果能避免，他是絕對不會去那兒的，但米拉還是說服他去了。因為我說要搭公共汽車去，她可不願意我搭車去那兒。人人都知道，去多倫多的公交車每天只有一班，天沒亮就啟程，天黑了才回來。她說，如果我在夜間下車，那些開車人看不見我，我會像只蟲子一樣被他們的車碾碎的。總之，我不能獨自去多倫多，因為，人人都知道，那兒騙子成群，惡棍遍地。她說，一定要沃爾特陪我去。
沃爾特出發前戴了一頂紅色的棒球帽；在他的帽子後簷和衣領之間，他毛拉拉的脖子硬邦邦地凸出來。他的眼皮滿是皺摺。「我原本要開那輛小卡車的，」他說，「那車結實得像個磚砌的廁所，那幫蠢小子在撞我之前得掂量掂量。不過，小卡車缺了幾根彈簧，路上不會那麼平穩。」聽他的口氣，多倫多的開車人都很瘋狂。「我說，你去那兒是不是瘋了？」他又說道。
「我們就是去那兒。」我指出道。
「不過，就這一回。就像我們常對姑娘們說的，一回不算。」
「那她們相信你嗎，沃爾特？」我故意用話套他。他也喜歡這樣。
「當然啦。她們都傻乎乎的。特別是金髮姑娘。」我能感覺到他在咧嘴偷笑。
像個磚砌的廁所。這話過去是用來說女人的（意為長得壯實）。這是句恭維話；那時候並不是所有人都蓋得起磚砌廁所的。廁所通常是木頭蓋的，單薄易倒，而且臭氣熏天。
沃爾特讓我上了他的汽車，給我係上安全帶，立刻就開啟了收音機。裡面傳出了電子小提琴的音樂，是令人心碎的四拍，訴說著畸形的浪漫愛情。這無非是陳腐的無病呻吟，但畢竟也是一種痛苦。娛樂業就是以此為生。我們早已習慣了這些色情的東西。我靠在米拉為我準備的枕頭上。（她為我們準備的東西像是我們要去遠航：膝毯、金槍魚三明治、巧克力小方餅，還有一暖壺咖啡。）窗外，若格斯河在懶懶地流淌。我們過河以後往北拐，經過幾條街道——兩邊原是工人的住房，如今則成了所謂的廉價「鴛鴦樓」；又經過一些小店鋪：一家拆車鋪、一家快倒閉的健康食品商場，還有一家矯形鞋店；門口有個腳形的綠色霓虹燈閃爍，彷彿在原地踏步。再過去是一個小型的購物中心，其中五家店面，唯有一家掛上了聖誕節的燈飾。接著是米拉的美容院，名為「發港」。櫥窗裡擺著一張剪短髮的人的照片，我搞不清是男是女。
再過去是一家名叫「旅行目的地」的汽車旅館。我猜，旅館老闆想的一定是「情侶幽會目的地」，但並非人人都領這個情。這個旅館給人的感覺也許太邪門，只有進口，卻沒有出口；旅館裡有患動脈瘤和腦血栓的房客，有吃空的安眠藥瓶，還有腦袋上有槍傷的人。如今乾脆更名為「旅行」。名稱改得多明智啊。這樣一來就不再含有終結的意味。與其說是個目的地，不如說是個驛站。
我們還經過幾家快餐連鎖店——有的店家招牌上是幾隻笑吟吟的雞端著一盤炸雞塊，還有的是一個樂呵呵的墨西哥人手舉著玉米卷。這個城鎮的貯水塔在前方若隱若現；這些水泥的龐然大物點綴在鄉間，就像喜劇連環畫一樣有趣。現在我們到了真正的鄉間。一個金屬的筒倉像指揮塔般聳立田間；路邊，三隻烏鴉正在啄一隻旱獺的毛茸茸的身體。柵欄、筒倉、溼漉漉的牛群、一排深色的雪松。再過去是一汪沼澤，夏天茂盛的蘆葦也已凋謝了。
天開始下起了毛毛雨。沃爾特啟動了前窗的雨刷。伴著雨刷柔和的催眠曲，我進入了夢鄉。
當我醒來，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打鼾了嗎？如果打了，我的嘴巴張著沒有？如果那樣的話，有多難看、多丟人啊。但我忍著沒問。要知道，這是虛榮心在作怪。
我們在八車道的高速公路上行駛，快到多倫多了。這是沃爾特說的。我看不見，因為我們被堵在一輛裝滿一筐筐白鵝的卡車後面——這些肉鵝無疑是送往市場的。它們那長長的、註定要被宰殺的脖子伸出筐外，嘴巴一張一合地在悲鳴，叫聲被車輪的聲音淹沒了。它們落下的羽毛在風中飄舞，貼在車窗上。車裡充滿了鵝糞味和汽油味。
那卡車的後面貼著一條警示語：「如果你看得清，那說明你靠得太近了。」當它終於轉彎開走了，多倫多已近在眼前——一個在湖邊平原上聳立著的玻璃和水泥的高樓大廈的城市，飄浮在一片橘褐色的煙霧之中。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城市，它似乎在一夜之間如海市蜃樓般長出來了。
車旁竄過黑色的火花，似乎有一堆紙在悶燒。空氣中跳動著憤怒的熱量。我想起了那些一面開車、一面向外開槍的洩憤行為。
律師事務所位於金街和湖灣街的十字路口。沃爾特迷路了，找不到地方停車。我們不得不下來走五個街區；沃爾特攙著我的胳膊。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一切都發生了鉅變。我並不常去多倫多，但每次去都會發現新的變化。這種變化日積月累，產生的效果是驚人的——似乎這個城市被炸為平地，然後又重生了。
我記憶中的市中心是毫無生氣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信奉卡爾文派新教的白人。男人身穿深色大衣在人行道上古板地行走。偶爾出現一名婦女，穿著標準的高跟鞋，戴著手套和帽子，腋下夾著手袋，眼睛正視前方。這樣的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而且有些日子了。多倫多不再是個新教徒的城市，而變成個五色斑斕的城市：街上人頭攢動，人們的衣著款式多樣，色彩鮮豔。有撐著黃色太陽傘的熱狗攤子、椒鹽脆餅攤，有賣耳環、手工包和皮帶的小販。還有胸前掛著「失業」牌子的乞丐；他們中間也劃出各自的領地。我從一個吹長笛的人身邊走過，又看見一個彈電吉他的三人小組，還有一個穿蘇格蘭短裙的男人在吹風笛。我隨時準備碰上玩雜耍的、吃火的，或是戴著風帽、搖著鐵鈴的麻風病人。眼前的景象，嘈雜不堪，彷彿一部光怪陸離的電影展現在我的眼前。
我們終於到了律師事務所。當我四十年代首次來此事務所諮詢時，它位於一群曼徹斯特式的紅磚建築中；那些紅磚由於年代久遠，已被煤煙燻黑了。門廳的地上鋪著馬賽克，門口放著石獅子。嵌著石水晶的木門上，金色的招牌閃閃發光。電梯是那種簡陋的鐵籠子；走進去就像進了牢房一般。有個穿海藍制服、帶白手套的女人開電梯，到了一層呼叫一下。那電梯只開到十樓。
如今，這個律師事務所開在一幢玻璃幕牆的辦公大樓中，位於第五十層。我和沃爾特走進閃亮的電梯，裡面裝飾著人造大理石。電梯裡擠滿了西裝革履的男男女女，瀰漫著汽車軟墊的味道。人們個個如工作機器般面無表情，目光也儘量避開別人。這年頭，人們開始只看自己該看的東西了。事務所的接待室裝潢得如同五星級酒店：到處花團錦簇，盡顯奢華；地上鋪滿了厚厚的蘑菇色地毯，牆上掛著一幅昂貴的、難懂的抽象畫。
律師出來了，同我們握握手，比劃著嘀咕了一句，意思是要我跟他進去。沃爾特說他不進去了，就在原地等我。他用驚異的目光盯著那個年輕優雅的女接待員。她身穿黑色的套裙，領帶是紫色的，指甲是珍珠色的。女接待員也在盯著沃爾特，不是看他本人，而是看他的格子襯衫和他那雙豆莢狀的大膠鞋。沃爾特一屁股在雙人沙發上坐下去，就像坐在一大團棉花糖上一樣。他的雙膝收攏，褲子縮了上去，露出了厚厚的伐木工人的紅色短襪。他面前有一張小巧的咖啡桌，上面有一堆商業雜誌，內容是教人如何投資理財。他隨手拿了一本談共同基金的雜誌；這本雜誌在他的大手掌裡簡直就像一張薄薄的紙巾。他的眼球不住地轉動，彷彿一頭逃亡中的小公牛。
「我不會去很久的。」我安慰他說。事實上，我去的時間比我預料的要長一些。不過，這些律師也是計時收費的，同下等妓女沒什麼兩樣。我一直指望聽見敲門聲，接著是一個煩躁的聲音：喂！還在裡面磨蹭什麼？快把那物兒翹起來，打一炮完事！
我和律師洽談完畢之後，兩人回到車上。沃爾特說要帶我去吃午飯。他說，他知道一個好地方。我猜想，米拉一定關照過他：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定要讓她吃點東西。她那個年齡的人都吃得很少，甚至不知道肚子癟了。她會餓死在車裡的。他的肚子也可能早就餓了；在我睡覺時，他把米拉為我們精心準備的三明治吃了個精光。那些巧克力小方餅也一併進了他的肚子。
他說的那個地方叫「火窖」。他上次在那兒吃過一次，大概兩三年前吧。這家餐館在多倫多還算體面。他那次吃了一份全料雙層乳酪漢堡包。這家餐館還供應烤肋排，他們擅長各種燒烤。
我也記得這家餐館。那是十多年前，薩布里娜第一次離家出走之後，我在暗中照看她的那些日子裡去過。她放學時分，我常在她學校附近逗留，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待在可以攔截她的地方——偶爾我也會差點被她認出來。我往往用張開的報紙遮住臉，就像一個無望地迷上了姑娘的可憐蟲，而她卻像避鬼一般地躲著我。
我只想讓薩布里娜知道我在那裡；我是活生生的人；我不像她聽說的那樣；我可以成為她的庇護所。我知道她需要一個庇護所，她曾經需要過一個：威妮弗蕾德。不過，沒有任何結果。她從未發現過我，我也從未暴露過自己。一旦到了節骨眼上，我卻成了個膽小鬼。
一天，我跟蹤她進了「火窖」。看起來，這家餐館是她這樣年齡的女學生在午飯時或逃課時常去的地方。門外的招牌是紅色的，窗框上點綴著黃色的塑膠扇貝殼，代表火焰。對於該店詩意般大膽的名字，我感到吃驚：他們在取名時是否明白會招來什麼？
熊熊火焰從天而降，
帶來可怕的毀滅和騷亂。
……火海無邊，
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