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行李箱
描寫真實的唯一方法是：假設你所寫的東西永遠沒有人會讀到。不僅別人讀不到，甚至你自己後來也讀不到了。否則，你便開始原諒自己。你一定要把寫作看成是從右手食指流出長長的墨跡，而左手在不斷地把它擦去。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我一行一行地寫，在白紙上編織著文字的黑線。
昨天我收到了一個包裹：新版的《盲刺客》。這本書是免費贈送的，不要付款，至少不要我來付。此書的版權如今已屬於公眾，任何人都可以拿來出版，所以勞拉的這項智慧財產權不再會產生任何利潤。作者去世若干年以後都是這樣：作者本人失去了控制權。這本書在世上不斷重版，天知道有多少個版本，都沒經過我的許可。
這是一家英文出版社，名叫「阿蒂米西亞書局」。我想就是他們要我撰寫這本書的簡介，我自然拒絕了。從這家出版社的名稱來看，很可能是一幫女人經營的。我不知道她們心目中的阿蒂米西亞是從戰爭中逃走的那個波斯女將領，還是將亡夫的骨灰吃盡而想成為他的活冢的那個羅馬女人？或許是那個被強姦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女畫家；她是至今被人記得的唯一的一個阿蒂米西亞。
這本書放在我廚房的餐桌上。封面書名下面有一行斜體字：被忽略的二十世紀的傑作。封面的勒口上寫道：勞拉是個「現代派」作家。她受瓊娜·巴恩斯、伊麗莎白·斯馬特、卡森·麥卡勒斯等作家的影響（據我所知，勞拉其實從來沒有讀過他們的書）。不過，書的封面設計得不差。淡淡的褐紫底色上是一個生動的畫面：網眼窗簾後面，有一個身穿揹帶裙的女人倚窗而立，臉部處在陰影中。她身後是男人身體的一個部分——手、臂、後腦勺。我看，這再合適不過了。
我覺得該給我的律師打電話了。確切地說，他算不上是我真正的律師。我以前真正的律師——他幫我處理與理查德之間的事，還幫我還擊威妮弗蕾德，儘管是徒勞的——已經死去幾十年了。從那以後，我便在公司內部調來調去，就像作為結婚禮物的華麗銀茶壺一代代傳下去，但從來沒人用過。
「請賽克斯先生聽電話。」我對接電話的姑娘說道。她想必是個接待員之類。我想象她留著又長又尖的褐紅色指甲。不過，也許如今接待員的指甲已經不是這種樣子了。也許她們的指甲已塗成了冰藍色。
「對不起。賽克斯先生正在開會。你是哪位？」
她的聲音如同機器人。「我是艾麗絲·格里芬夫人，」我用最強硬的語氣答道，「我是他的一個老客戶。」
我的話不起任何作用。賽克斯先生還在開會。看來他是個忙碌的小夥子。可我為什麼會把他當成小夥子呢？他大概五十多歲——沒準就是勞拉死的那年出生的。勞拉真的死了那麼久，時間長到能夠讓一個律師成熟起來嗎？有些事情，儘管我不相信是真的，可人人都相信，因此我想大概是真的，眼下這就是其中的一件。
「要不要我轉告賽克斯先生是什麼事？」接待員問道。
「是關於我遺囑的事，」我說，「我正在考慮寫一份遺囑。他常常對我說，該立遺囑了。」（這是瞎話，但我想讓她那個容易糊塗的腦瓜認為，我和賽克斯先生關係密切，非同一般。）「另外，還有一些別的事。我很快就會來多倫多，向他諮詢。他要有空的話，請他給我回一個電話。」
我想象賽克斯先生得到口信；我想象他在記憶中搜尋我的名字時脊背發涼，最後想起來了，於是他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這好比從報紙上看到關於以前那些一度大名鼎鼎或富於魅力或臭名昭著的人的小新聞，你以為他們早已經死了，而現在他們卻像石頭底下皺巴巴的黑色老甲蟲忽然出現，讓人不寒而慄。
「好的，格里芬夫人，」接待員說，「我一定讓他給你回電。」這些接待員想必受過說話技藝的訓練，才能把周到和鄙視融合得如此恰到好處。但我有什麼可抱怨的呢？我自己也曾對這種技巧駕輕就熟。
我放下電話。毫無疑問，賽克斯先生會和他那些開著名牌汽車、大腹便便的禿頂年輕夥伴們擠眉弄眼：這個老太婆能留下什麼口信？
換句話說，這又何足掛齒？
我廚房的一角有一個扁行李箱，貼著破舊的標籤。它是我嫁妝的一部分——黃色小牛皮做的，新的時候很光亮，現在已經暗淡無光，鐵皮鑲邊也又鏽又髒。我把它鎖著，鑰匙深藏在一個裝滿麥片的封口罐中。如果放在咖啡罐或糖罐裡的話，那就太顯眼了。
我死命地開啟罐子，終於開啟了，取出了鑰匙；我得找個好地方，可以讓我更方便地藏取鑰匙。我費力地蹲下身子開鎖，開啟箱蓋。
我有日子沒開過這個箱子了。一股如同秋葉般的舊紙的焦味撲面而來。箱子裡都是些廉價的、粗糙的硬麵筆記本；還有一些打字稿，用舊繩子十字形地捆著。還有一些寫給出版社的信——當然是我寫的，不可能是勞拉的；當時她已經死了。還有那些校稿，以及過去收集的一些攻擊性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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