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牙齒，
朱爾連最後一隻門牙都鬆了，咬不動肉，只能吃雞蛋羹和豆腐，豇豆和土豆燉爛也能吃，黃瓜就不行了——常常一連幾天都吃豆腐和豇豆；仁良的牙也早就掉光，不過奧運會那年他去北京，道良帶他去鑲了滿口牙。他大聲說道：虧了你啊虧了你啊。
說完牙齒又說病，
仁良的膽囊割除，住院三個月，以為出不來了，他交待兒子，斷氣前要穿的鞋和帽子——結果好了。不過又有肺氣腫，喘得厲害，睡不了覺。也不能吃葷菜，葷油亦不行。朱爾呢，腿老愛抽筋，頸子上鼓起一個肉坨，兒子讓她去割掉，她不去。
免不了，說到死，
姐姐死了兩年了。他們的姐姐多聰明啊，她認識很多字，手巧，繡花、織布、納鞋墊，現在的繡花工藝鞋，一兩百塊錢一雙，比姐姐做的差遠了。但她命真不好，嫁給了表兄，近親結婚，三個孩子都是白痴——這樣活著太辛苦了，往生好。她跌了一跤，在床上躺了兩年，才死。
三兄弟中的老二，也歿了。
老二史義良，他身板最好，力大食多，一頓能吃下三大海碗米飯，饅頭能吃二十個，挑谷擔擔都挑二百斤。老二精力壯旺——下棋下一通宵，天亮了，扛起鋤頭就下地，眼睛都不眨。娶媳婦了，分家，挑起一對大石磨就出門，石磨比大木盆還大，是江西的細麻姑石，足有三四百斤，他腿不顫，腰不塌，挑上大石磨呼呼走。說他能活到一百歲誰不信！但他被一輛下坡的農用機車，撞倒，就死了。
死去的人很不少，堂兄弟們，他們扳著手指頭算，死了有五個。有個堂兄，病了不想治，是喝農藥死的。
「我怕死在城裡」仁良對道良說，
——擔心死後沒地方停。老屋已經裂了，說塌它就會塌，它沒塌還有一口氣，它等著仁良給它翻修加固呢，仁良已經八十歲，他老得連肉都吃不動了，啊四個兒子都不管用，大社沒了，二社從小跟父母不親，只聽他堂客的；四社太老實，連個工作都沒有，地也沒有了；三社在北京工作，但他不願拿錢出來。三社說，蓋房子誰住？人人都到城裡去，沒人住，蓋了也是白蓋。
老人不怕死，就怕死無停身之地。
仁良眼花了什麼都看不清，縣城的一層樓日照短，他把椅子扛到馬路上才能曬得到太陽。在光影中他彷彿看到一個四面透風的竹棚，他躺在棺材裡，四面八方趕回奔喪的兒孫們無處可住。他們不要這個根了，落葉四散，老屋雖還在，但一場或幾場大雨老屋就要塌了。
5，
這三個人，一個七十多歲，兩個八十歲，他們大聲說著話，病和死的話題在屋子裡嗡嗡迴響。
牆上的掛鐘也是蒼老的。
那是仁良的長子史大社，上個世紀，1979年，20歲，在越南踩中了地雷，當場身亡。部隊給他們送了兩樣東西作為紀念，一是這隻大掛鐘，還有一臺上海蜜蜂牌縫紉機——令無數鄉鄰羨慕。大掛鐘掛在堂屋裡多堂皇啊，亮鋥鋥的，時間一到，它就「鐺」的一聲，金屬的聲音迴盪在滿屋滿堂，多麼嘹亮，何等光榮！蜜蜂牌縫紉機更是奢侈，上海貨！它輕盈的聲音軋軋響，針腳細密整齊，一口氣不喘它就跑遍了衣服的萬水千山。
它們都老了。
縫紉機的機身脫了漆，轉軸滯著，針孔都生了鏽——誰又經得起長年累月空置呢，有二三十年沒人用它了。掛鐘天天掛著，但它也老了，它進入了一個自由的王國——它可不管什麼時辰，它願意敲呢，就敲，願意響幾下，就幾下。誰也管不著它了——
它以蒼老的面容高居牆上，半夜的寂靜時分，或者午後老人打盹時，「當」——它忽然響起來，它一下一下敲著，不止十二下，也不止十三下，它完全吃錯藥了。鐘聲暗啞，但毫不猶豫，一下又一下，鐘聲在屋子裡陳年的傢俱上走過，傢俱也彷彿變舊了一成。屋子裡忽明忽暗的……
這鐘聲簡直就像喪鐘啊！
暮色蒼茫，海紅感到沉重——她想盡快到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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