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道良從北京回老家過年，他帶回了許許多多吃的，富強粉、掛麵、白糖、糖果、餅乾、醬牛肉、醬豬頭肉、水果罐頭，有的三斤有的兩斤，有的五斤有的十斤，真是重得不得了，此外還有穿的用的，給父親買的棉鞋和暖水袋，還有手電筒，給家裡買的暖水壺，剪指甲用的指甲刀，給孩子們買的《三打白骨精》小人書，洗衣服用的燈塔牌肥皂。
1963年，史永年第一次用暖水袋代替了手烘爐。
暖水袋，這個東西比起烘爐，簡直一個是天，一個是地，它乾淨，一點灰都沒有，它又輕又便利，把滾水衝進去擰緊，你就放心擱進被窩裡吧，不用擔心它把被褥燒個大洞。這種被子上的窟窿哪家沒有？到冬天，誰能不靠烘爐取暖，實在是太冷了，「凍得耳朵都凍落了」「凍得牙齒磕磕兒的」穿上棉衣也不管用——只有用烘爐。除了小孩，大人是人手一隻，用竹子編的，像個小小的提籃，它把一隻小小的瓦盆編在底頭，瓦盆裡放上炭，蓋上灰，提在手上就能烤火了。手冷就烤手，腳冷就烤腳，胸口冷就捂在懷裡。去串門手上也不離烘爐的，碰到哪家主人熱情，她會問你，烘爐的炭燒盡沒？給你加一塊，她就從灶臺邊的一隻瓦罐子裡夾上一塊大大的炭放進你的烘爐，那是年前燒樹根留下的炭呢。男人們聚在一起燒煙說話，女人們聚著納鞋底，腿間是人人一隻烘爐。到了晚上，烘爐就要去暖被窩了，被窩又溼又冷，它為什麼會溼呢？不知道，反正它在冬天就是溼的，或者，空氣都是又冷又溼，被窩又怎麼能暖和？烘爐放在被窩裡要特別小心，灑一點灰不要緊，最要緊的是不能讓它翻倒了，通紅的火炭倒在被子上，它先陰燃，接著冒煙，如果搶救得及時，被子不過是燒出一個窟窿而已。在冬天，在灰屑亂飛的屋子裡，一隻暖水袋，那真是要比一頭肥豬更讓人羨慕。
燈塔牌肥皂，那是最好的肥皂，如果道良不帶肥皂回來，家裡洗衣服就只有用三樣東西：皂角、茶餅、稻草灰。這是新世紀的人們再有想象力也想不到的。
——皂角這種植物它長在皂角樹上，一棵大樹，枝繁葉茂，樹枝上長著粗刺，春夏它就開花了，到秋天它結了果，它的果子是一隻只豆莢，掛在樹枝上隨風搖晃。你摘下它放在屋角里，洗衣服的時候就帶上一隻，用刀削掉皂頭的一點皮，它硬梆梆的，好就好在它硬，在粗布衣服上使勁蹭，兩樣都是粗的硬的，真是旗鼓相當，這兩個就蹭出了沫，沫不大，也是結實的，足夠洗乾淨衣物。茶餅跟任何豆餅一樣，是圓的，雜著許多雜質，是榨完茶油之後的茶麩渣，它也是植物變成的洗衣皂，它從油茶樹長出茶籽，茶籽榨出油，剩下的渣壓成餅狀。如果要洗衣服，那就把它敲一塊下來吧，它硬得跟石頭一樣，要讓它出一點黃沫，你要在土布衣服上使勁蹭。
那些從地裡長出來的棉花，經朱爾們紡成棉線，經二媽們織成粗布，又在靛桶裡染成黑色，再經大姨表姐們做成衣服，穿到了金禾銀禾仁良朱爾和爺爺們的身上。如果是白色的衣物要洗，怎麼辦呢？那就用稻草灰，你一定要用稻草灰，別的草一燒就成了末，化在水裡，是一盆黑水，誰洗誰？只有稻草灰是硬朗的，你繞成一把放進灶裡燒，燒盡後用鐵鉗夾出來，它是一根還一根的，半點都不散，放到水裡，泡一會兒，它還是不散。好了，用一隻篩過濾掉，草灰水非常清，再白的衣物也不會染髒，洗完了，曬在太陽底下，潔白耀眼！
1963年，道良一個人守著七八隻旅行袋在火車上過了一天一夜，然後他在武昌站下了車。那時沒有電話，就發電報吧。他就在武漢給父親發了電報，發完電報再坐火車到黃石，從黃石坐船渡過長江到南溪，再從南溪坐汽車到浠川縣城。從縣城到家就沒有汽車了：三十里路，需要步行。
真是艱難的旅程。他在黃石下了火車，要把一大堆行李運到江邊碼頭，扛也扛不完，拎也拎不動，真是難壞他了。只好把這堆東西分成幾撥，一次拿幾件，走上幾十米，放在地上，再回去拿第二拔，來回倒騰，總算弄到江邊乘上了渡輪，過江到了南溪。還要坐汽車呢，在一面大山坡上排長隊，硬著頭皮，兩邊肩扛上，後背駝著，再每隻手拎上三兩件，隊真是長，人真是多，人人都是一堆一堆的行李。
好歹到了縣城，已是黃昏。道良在旅社開了個房間，把行李放裡頭，自己空著手走回家。太陽正在落山，河水亮閃閃的一片片金色動盪著，河邊有人在撈沙，人在河裡吃力地挑著一擔沙往岸上走。
熟悉得像血管一樣的河，它閃著光，道良甩著手快快行走，一下走出了縣城三四里地。他一邊走一邊盤算時間，按正常速度，大概十點鐘左右就能到家。走啊走，走啊走，一抬頭，迎面碰上了大哥和二哥，仁良和義良，他們一人一條扁擔來接他們的三弟了！他們這天上山打柴剛回來，還沒來得及吃飯呢，父親是剛剛收到電報。
——電報的速度你們也是想像不到，它比裹了小腳的老太太也快不了多少，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武漢，電報只能發到縣裡，到了縣裡再急的電報也只能按信件走了，它在郵局那隻綠色的帆布口袋裡等著，等到鄉村郵遞員上班了，把帆布口袋掛到他的腳踏車橫杆上，然後他騎著腳踏車一路送信，順著他轄區的大路小路，一路叮叮噹噹送過去，郵遞員是個有點天真勁的半大老頭，他特別喜歡按車鈴，1963年，有腳踏車可是件了不得的事，車鈴叮鐺響，那樣動聽那樣炫耀，讓人心裡生著光彩。他一高興，或者一無聊就要按車頭鈴的，他按給自己聽，有時路上沒有一個人，他就更要按了，他吹一陣口哨，然後按一串車鈴，彷彿是給自己鼓掌。他是招人喜歡的，到了一處，送了一封盼望許久的信，這家人感謝他，讓他坐下來吃一把生花生，他就坐下了，吃花生，扯閒話，一耽誤就是半晌。
就這樣，道良的電報在路上走了一天半，到史永年手裡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兩個兒子一人挑了一擔柴回來，水都沒來得及喝一口就趕來接道良。三兄弟折回縣城，退了房，一大堆行李弄成兩挑，挑起來，真是挺沉的，扁擔壓得兩頭直閃。天已經黑了，三個人摸黑一路走，半路上，遇見一隻燈籠在前面晃，光影越來越大，是父親，提著燈籠來接他們了。
為什麼是燈籠？
也許是馬燈，但在道良的記憶中是一隻燈籠，他甚至記得清楚，燈籠上還有毛筆書寫的一個「史」字。那隻1963年的燈籠，定是灣口的最後一隻燈籠，也許是整個浠川縣的最後一隻。道良回到家，他帶給父親一隻手電筒，這隻燈籠就消失了。
關於燈籠，它是長的和圓的，底下是一塊圓木板，中間豎起兩根鐵線，外圍用竹弓繃起一種白色半透明的絹紙，圓板上挖一隻圓孔，用來插蠟燭。風從底部吹上來，吹不滅，風從四面吹，也吹不滅，風再大，只能看見火苗在晃動，它忽左忽右狂跳不止，但就是不滅。要吹滅這隻燈籠，你得從上方的孔對準它，使勁一吹。1963年，道良給父親捎了一隻手電筒，從此以後，我們的燈籠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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