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這一切而哭。
事情已經不對頭，我一下就想到了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高倉健在《追捕》裡被人灌藥片的情景立即在屋子裡膨脹變形……
道良要馬上送海豆到安定醫院，「不送怎麼辦，他會嚇著泱泱的」。我不願意，海豆跟高倉健的角色可不一樣，他一個比老鼠強不了多少的人，只有老老實實吃藥，人家給多少他就吃多少，直到精神完全被摧毀。
也許還將受電擊，被束綁，不但變胖，更會變成一截木頭，面目全非。
我不忍他就此到醫院去，同時對他患病的嚴重性認識不足。我想他等哭過、嚎叫過，他的情緒渲洩乾淨，就會自動變好。
但是一兩天內海豆越來越混亂。
他從早到晚像一個哲學家似的發問：「我是不是人？」「我怎麼會在這裡？」「我在這裡幹什麼？」
一片混亂中我找來陳青銅給海豆作心理疏導，告訴他這是陳老師。
陳老師翻山越嶺來，
他真不專業——
讓海豆回憶打人那一刻，一點不漏地把它複述出來，但海豆記不起來了，即使剛剛去過天安門他也忘記了。談話的結果是，海豆認為自己見識太淺，他在本子上越寫越亂，第二天就開始在家裡小跑，並且，認為自己既是煙囪又是月亮又是小雞。
他說：我是小鳥，人人都是小鳥。
我是外星人。我是三歲的小孩。
我在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我要返回這個世界，就得想辦法，走出這個房間。
我給他一個厚厚的筆記本，讓他清理自己的思想，我總覺得，他腦子這麼亂，只要他一條一條地寫下來，人就能變清晰。
但我完全想錯了。
不寫則罷，越寫越亂。他的腦細胞異常活躍，一天之內就把一個厚厚的本子寫滿了，猶如一個神靈附體才思洶湧的狂人作家。
本子開頭字比較小，後來越寫越大，思維混亂而跳躍，十足的狂人日記。「窗外的東西都想打我，」他寫道「我是那煙囪嗎？」「讓我看看中間的椅子罵不罵人？」還寫道：「我向著姐夫的轉椅採訪，轉椅啊轉椅，你的右邊是毛澤東掛曆，左邊是馬克思掛曆，我跪在椅子上低頭向門，我問門：婚姻的意義何在？」
道良建議他用毛筆寫字，他就寫道：姐夫讓我用毛筆寫，什麼意思？明明是把我看作那對小雞。
他光著腳站在地板上，用手在地上劃了一道線，然後他站在這道誰也看不見的線裡說，我怎麼也出不去，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出去。
到最後，他開始在狹窄的房間裡跑來跑去，他彷彿忘記怎樣走路了，彷彿他從來就不會步行。只要把自己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他便小跑著實施。他一溜小跑地從飯桌跑到旁邊的沙發，又一溜小跑著到幾步之遙的衛生間去。
我想起電影裡見過的瘋子，那些以同樣姿勢在屋子裡小跑的人。這些人，他們是掉進了一個精神的黑洞裡嗎？他們不得不跑，他們奔跑著要掙脫這個黑洞，當你要逃離一個可怕的地方你總是要跑的。不管房間有多麼狹窄，他們逃離精神黑洞的過程是漫漫長途。
那個黑洞也會吞噬你嗎？海紅，你在2010年的大街上亂走，越走越快，彷彿也是要掙脫什麼。
傍晚我給母親打長途電話，母親說，她早就料到有這一天，「返回這個世界」，她說海豆這話跟柳青林當年真像，她說不去醫院不行了。「柳青林當年就是這樣說的……」，母親重複著這句話，聽上去像是喃喃自語。如果我不掛電話，她可能還會說到「右傾」「黨不信任」「心情永遠不好」等字眼。
我頭腦一片混亂。
看來海豆是千真萬確出了問題，啊他會拿菜刀亂砍嗎？他會半夜把春泱扔下樓嗎？我被自己的想法嚇壞了，夜裡睡不著，我把海豆的本子拿來看。翻到他正在寫的那一頁，上面寫著：
如果我是希特勒，不是，我是黃金龍，不是，毛澤東的繼承者（市長、書記、秘書），我不是。問問月亮先生：月亮，你是我嗎？不是。有人說柳海豆怎麼了，但海豆在哪裡我不知道，這間屋子外的人聲我知道是誰說話，外面很搖盪，我的空間感一下從這間屋子到了外面的空地，另一個我（在圭寧）不斷地出去，每一步動作前都有一物幫我阻止可怕的事情發生（噴嚏）。
天亮之後我拿著海豆的本子去安定醫院掛了門診，我把本子給醫生看。我的陳述剛剛開頭，醫生就打斷了我的話，她說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不要耽誤時間，馬上送來住院，現在還來得及，發展下去就不好辦了。
回到家已經十一點，我擔心海豆不願去看病，因為所有精神病人都堅信自己沒病。我騙他說，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有樹有草地，我帶他去散散心。
他正在發愣，我擔心他沒聽見我的話。他將信將疑地看看我，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對了！我應該去！我替他收拾東西，他似乎明白自己是要去住院，先把自己的毛巾帶上了，出門的時候又把房門鑰匙交給我。真是神秘，他如何知道自己用不著鑰匙了？
聽說精神病人力氣特別大，我擔心自己和道良兩人弄不了，事先叫來了陳青銅。
我們一行四人前往安定醫院。
先坐地鐵到積水潭，再步行一段路到安定醫院門診部。路上海豆很安靜，沒有想要跑掉，也沒有大鬧，更沒有忽然給誰一拳。一切都算得上順利。醫生問了海豆一些問題，一邊聽我陳述一邊就寫滿了兩大張病歷，然後我去交住院的押金。
我到住院處去，心裡開始輕鬆起來，最令人發愁的事情已經過去，海豆一住院，一切就會好起來。醫生說不要把精神病院想象得跟監獄那麼可怕，這裡的條件是很好的，在國內是一流的，是開放給外國人參觀的，現在床位空得很。但是住院處的老頭說得不一樣，他說總院沒有床位了，見我發愣，他就問，昌平分院去不去？
這樣我們就拎著東西，拿著老頭給的一張油印的路線圖，交錯著乘公交和步行，一路跌跌撞撞摸到昌平去了。
海豆在昌平治夠了三個月的療程，醫生給他開了一張「精神恍惚」的病假單，然後我請假把他送回遙遠的圭寧縣城。
那時候，我的旅行袋裡裝著一堆藥，鹽酸苯海索片、氯丙嗪、氟哌啶醇片、安度利可——它們是一些兵士，步步為營，押守著我們的每一個活躍的細胞，使它們安靜、變涼、死去。我們的小鎮少有人知道這些藥，根本就不會有。我請醫生行個方便，多開一些安度利可針劑，這樣每個月打一針即可。我已經認識這種藥，它跟氟哌啶醇是同樣成份，一種是針劑，一種是片劑。我問清楚了萬一沒有這兩種藥，可以用氯丙嗪代替，兩種藥的轉換要有一個過渡期，一種慢慢增，一種慢慢減，在一週內完成。我用紙仔細記下來交給母親，讓她督促著。
母親遵醫囑，從來沒有讓海豆停過藥。他現在跟一個正常人完全沒有兩樣。他重新娶妻生子，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
但你為什麼要讓他再次到這裡來？
2010年初春，海紅第二次失業後，弟弟海豆的事總是一再浮到她的跟前。這些陰影重重疊疊。
根據創傷心理學的理論，最要緊的是對創傷不迴避，就像面對一個傷口，不要捂著，要儘可能讓傷口暴露，身心會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適應，接受事實。所以，面對創傷，最關鍵的是要讓當事人講出來，反覆講。
也許海紅認為自己是一名潛在的精神病患者，為了阻止自己滑向深淵，她需要從海豆的經歷中獲取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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