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海紅最焦慮的年份，這一年，單位解散重組，海紅成為下崗人員，雖然每月還能領到基本生活費，但僅為原工資的五分之一還不到，這錢只夠買大米青菜，連水電費都緊張。
道良已經退休，退休之前他鬼使神差調到了一家事業單位，結果退休工資比大學的同事少了三分之一。春泱只有七歲，她沒有像同齡孩子那樣報很多輔導班。也並不是報不起，是沒這根弦，海紅和道良，兩人都不知道那些英語班和奧數班與升學之間的直接聯絡。正因為如此，春泱就輸在了所謂起跑線上，初中高中大學，她只能上爛學校，根本進不了那些重點學校的門。爛學校的師資實在差，照海紅看，春泱從小到大就沒碰到過一個像樣的老師，北京爛學校的老師還不如廣西圭寧縣的好學校。春泱高中時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每次家長會上都只談同一本書：《明朝那些事》，海紅疑心他只讀過這一本書——春泱後來離父母的願望越來越遠，實在是早有端倪。
1999年，道良已經退休幾年，他清高、自尊、憤世嫉俗，事事看不慣，再加上文化界山頭林立——左的呢，嫌他右，右的呢，又嫌他左，於是他兩頭不靠。
以前除了在學校裡教書，他還寫文章發表，算是一名文藝理論家。但後來，忽然間，同志們就疏遠他了，原來是他發表的一篇文章的觀點與他們大異，他們認為，這個史道良無疑是投靠了對立的陣營，家裡再也沒有了他們打來的電話。後來他們發現沒有所謂投靠一說，就對史道良說，你欠同志們一個解釋——意思是，解釋清楚，照樣歡迎你。道良卻不領情，他心想，解釋什麼，當初沒時間，現在沒必要。
結果，音信兩隔恩義斷，形同陌路。
他一個人冷在了家裡。
袞袞諸公總是熱鬧的，研討會、策劃會、論證會，川流不息，電視上的文化新聞，不是這個晃過來，就是那個晃過去。道良不用到現場就能看到昔日同志指點江山的樣子，開會、發言，有人總是滔滔不絕，沒半小時決不收嘴，有人惜字如金，三言兩語；有人總是要東拉西扯的，有的人一上來就切中要害，一針見血；有的人實在是不會脫稿發言，再大的腕，竟也有掏出稿子來照唸的。
簽到的時候會領到一個紅包，啊這是車馬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是三百到五百，這個世紀頭十年，漲到了一千到三千。這是應該的，誰說不是呢——讀一本書，厚厚的，點燈熬夜啊，熬的是精血，而且精血有時會熬到一本不堪卒讀的垃圾上。所以啊，算是辛苦費吧，當然。
沒有會議邀請道良。
道良就看透了，他說，扯什麼蛋啊！
他沒有了額外的收入，不但沒有外快，他也孤獨了。所以他就更加看透了。他終日只是守著春泱。
五一或者十一，大學裡的老同事給他打來電話，對方很是興致，有幾年不見了，邀道良一起喝酒。但是今非昔比，對方當上了副校長，知名大學裡的副校長，不得了，他還兼著當博導，帶的博士都是在職的幹部，不是市長，就是書記，令人咋舌。他說五一過後他就要到青海去走一走，西寧那邊有個市長是他的學生，邀他好幾回了；或者，十一過後他要去蘇州，有個書記是他帶的碩士，讓他帶全家去玩。
這樣的酒道良就不怎麼想去喝。
每到年終，單位慰問老同志，先要請大家吃一頓飯，道良不去，堅決不去。他說：「扯什麼蛋！沒什麼意思，都是假的。」
然後單位會派出一輛麵包車，辦公室主任在城裡東南西北轉一圈，給退下來的老同志每人送一箱水果和幾百元慰問金。從一家出來，給下一家打電話，幾個人轟隆隆地上來，抬一箱橘子，或者蘋果，啊辛苦了請坐喝茶，不喝了不坐了站著說幾句話就行了還有三家呢，轟隆隆，三分鐘，人就消失了。水果拖到陽臺存放，屋子裡一點喜氣都沒有，因為道良從來不吃水果，他胃寒；春泱呢，也不吃，這個孩子，她愛吃巧克力和泡麵。
陽臺上的水果在紙箱裡不見天日，只有海紅想起來的時候會偶爾揭開箱蓋，拿出最上面的一個。
——這種椪柑，皮很好剝，它厚厚的癩蛤蟆似的皮天生就是讓人剝開的，剝它有一種快感，金黃色的顆粒裂開了，迸出汁液，一陣橘香升起，令人愉快。但它的瓤總是不飽滿，鬆懈，像棉絮，這還不算，橘子的甜酸一湧上牙根，海紅牙齒上稀疏的釉質就被它傷著了，酸汁從牙根細小的管道奔向牙髓深處的神經，啊太痛了，她立即倒吸著涼氣。
水果在紙箱裡無聲無息地腐爛。隔了一段，海紅開啟紙箱一看，有一大半都不能要了，金黃色的橘皮有了泥黃色的斑圈，手指一戳就冒水。最底下的幾隻爛得更徹底，它們發了黴，你不碰它猶可，一碰，一股黑色的黴煙直衝鼻子。
真是暴殄天物。
道良更覺無趣。
每年重陽節，單位還會組織老同志到郊區秋遊，只有這時候，道良才會到人群裡去。他本來不去，因為他在單位裡還沒來得及交上朋友就退休了，他在一群熟悉的陌生人中覺得彆扭。
海紅是要勸他的。
她自己時常靈魂發飄，卻也知道天天悶在家裡不好——她說：郊區的天會很藍的，她又說：樹葉變紅了啊。農家飯最新鮮啊紅鱒魚肯定是從門口的河裡直接撈上來放進鍋裡，還有采摘呢，大蘋果，碭山梨（這家人只認碭山梨），你看哪隻順眼就摘哪隻帶回家，多好玩！
道良去了一天，下午曬得紅紅黑黑的回到家，到郊區去了一趟果然不錯，見了陽光，蔫掉的草葉伸展開了。他果然帶回了兩大口袋親手採摘的水果，蘋果又大又圓透著紅潤，拿來一聞，香噴噴的；梨子呢，正是碭山梨，底部是平的，像只稱砣。立即削一隻嘗，肉質酥鬆，梨汁順著手腕流下來！
新摘的蘋果和梨，一隻一隻的，全都鼓鼓實實閃著光，這光照著房間，房間也喜氣洋洋的。道良這一趟，彷彿把一個結實明亮的秋天帶回了家，連向來不吃水果的春泱也雀躍起來。
海紅難得心情好，問他：好玩嗎？他像孩子似的笑了：好玩。
一年只有這一次，這個沉沉滯滯的家吹進一絲新鮮的活氣，這是一年之中，道良唯一的一次社交活動。
之後沒幾天，他又沉入了枯索蒼茫之中。
他越來越蒼茫，灰撲撲的，他所到之處，也都變得灰撲撲的。他的書桌，本來有好看的木紋，一派天趣，但海紅髮現，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它們沉在了一片僵灰中，變得容顏模糊。連他的風衣，明明是軍綠色，掛在門廳裡還是軍綠色的，他一穿上身，立即就變成了灰撲撲的顏色。他的黑皮鞋，從不擦，一層灰，他的西服外套，早就過時了，是八十年代託人到上海買的，是毛料，那時候，他開會或出差，凡有重要場合就穿上這身西服：他往鏡子跟前一站，用一點摩絲往頭髮上一打，他揚著頭，一下一下的梳著，他飽滿的前額更加飽滿了，整個人變得明亮起來。年輕，舒爽，朝氣蓬勃。
但道良的西裝早就過時了——這是從前難以想象的，連年輕的農民工都嫌它土了，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穿這個。道良這件當年象徵了改革開放的西服，到了新世紀，忽然變成了一件古怪陳舊的破爛，它變了形，後面是翹的，像一隻禿尾巴公雞。
不但翹了尾巴，你定眼看，天哪怎麼有這麼多小洞洞！
是蟲蛀的，衣魚，那種扁扁的、灰灰的、橢圓的的蟲子，它身子兩邊伸出幾條細細軟軟的觸鬚，在道良的剪報和舊書中爬來爬去，它爬到了他的毛料西服上，哧哧哧地啃了起來。
關於衣魚，春泱最知道，
它也叫白魚、壁魚、蠹魚和書蟲，最喜歡塗過漿糊的舊書堆、毛料衣服，喜歡潮溼和陰暗，怕陽光，白天躲著，晚上出來蛀書和衣服。它有藥用價值的呢，用乾衣魚十個，溼者五個，加乳汁研勻，據說可以治小兒天吊（即眼向上翻）；治小兒舌瘡，則要把衣魚燒成灰，撒在舌上；還能治眼翳，研成粉末，直接注於翳上。
簡直無奇不有，不知是真是假。
春泱願意和衣魚玩，她蹲在地上，用一根小棍子放在衣魚跟前，誘它爬上來，這是她最有耐心的時刻。她撅著屁股，幾乎是趴在了地上，同一個姿勢半天不動。衣魚可不是那麼容易出來的，只有在爸爸倒騰舊書報的時候，它受到驚擾，一逃就逃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好了，一隻灰色的小蟲子，它在春泱的眼裡，五光十色。
道良家粘著漿糊的剪報和舊書之多，簡直就是衣魚的樂園，再加上舊毛料西服，衣魚們更加盡興。它們幾乎是列隊而來，興致勃勃地從舊書架爬到不遠處的衣架上，猶如一群駿馬，又找到了一片豐美的草場。
卟卟卟，嘎嘎嘎，在深夜裡，它們爬行和蛀食的聲音交錯參差，嚓嚓聲越來越來鼎沸，就像天邊飛來密密一片蝗蟲，也許是從河南飛來的，它們烏雲一樣來到北京的天空，然後，降落在這幢樓的樓頂，嗚嗚地往這家視窗鑽。
啊沒有這麼誇張，人在失眠時難免誇大事實，尤其是海紅這樣的人。其實要治衣魚不是沒有法子，用一塊紙板，把土豆切碎撒在上頭，晚上等它們出來啃，一早起來，或者扔垃圾裡，或者用開水燙。但春泱不讓，她認為衣魚把爸爸的西服蛀滿洞洞是很好玩的事情。
在春天，道良就這樣穿著他的過時加蟲蛀的西服在家裡走來走去，衣服灰撲撲的，不過，你定眼一看，還能看出原來的駝色。
道良沒有地方可去，他走出家門，往北折到東直門，來到護城河邊的一處小山坡，那裡散著一些老頭——他們半眯著眼，袖著雙手，曬太陽。每人跟前鋪一張塑膠布，或者舊報紙，上面擺著些跟他們一樣陳舊蒼老的雜物，舊印章、舊雜誌、舊錢幣、舊郵票，有時候會有幾塊石頭，撓背的竹爪，幾隻核桃，也有人擺著一隻鐵絲籠，裡面一隻鳥，伏著不動。
道良每個攤子看一遍，他也想蹲下來，但他面前是空的。於是他略站一時就回家了。
他從小街一路走，也不乘公交，也不騎車，這路常常是開了膛的，不是這段就是那段，兩邊永遠有工地，暗綠色的圍幕上積了一層土灰，灰塵們也是喜歡道良這樣的人，它們成群結隊跟著他，熟門熟路，從東直門一路跟到家，就像這灰塵本來就是長在他身上的。
他竟變骯髒了，不修邊幅，常常不洗臉，鬍子更不刮，早上起床，點一支菸，泡一杯茶，然後發一時呆。時間有的是，但他就是不洗臉。
想當年，他和海紅剛結婚的頭幾年，在他意氣風發的年代，每次出門，他總會把自己收拾光鮮。如果要到外地出差，他就像一隻公雞，昂首亮翅，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他一樣一樣往旅行箱裡放東西，襯衣、手帕、內褲、香菸、護膚霜，一樣樣都疊得齊整，他有一隻多格的盒子，能放下一塊小香皂、一把刮臉刀以及一小包刀片，多年的單身生活鍛鍊了他，再細碎的東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條，不像有些男人，一離開老婆就找不著襪子。他的羽毛真是軒昂，閃著亮，一股遙遠的氣息來到這個房間，他一低頭，往箱子裡放上了一瓶香水。他也沒忘了家人，他對海紅說，要給她帶回一包桂林灕江的沙子，給春泱呢，買一條小裙子。然後他就出門了，手一揚，消失在電梯口。
而現在，他簡直成了一堆破爛，一個人成日不洗臉，不是自甘淪為垃圾又是什麼？
他的同學、同事陸續過世，差不多走光了，有時人去世了一兩年他才聽說，他放下電話，也不悲慼，他神色平靜，似乎剛剛聽到的只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這個世界給了他一個巨大的背影，連背影也早已不是他所熟悉的，模糊而陌生，越走越遠。
他說：我為什麼還不死呢！
他沒有病，看上去能活到一百歲。
這個春天，四月份，海紅成為了下崗人員，生活驟然聳起了一座大山。怎麼辦呢，再就業？過三年就四十歲了，誰要！寫作又如何？文學的夢想越來越遙遠，寫過的東西發表不出來，再寫，又還能寫出點什麼？
一個水塘，經不起老是舀，支離破碎的寫作差不多把水舀光了——啊那個日漸乾涸的水塘在海紅眼前晃來晃去，剩下的一點水晃成了泥漿，過不了多久，就會連泥漿都沒有。
變幹、枯竭、龜裂。人生的大旱之年即將來到。
跟道良商量，這個人早就不能指望，他背對了世界，世界更加背對了他。
他能想出來的唯一辦法，就是——我們上山打游擊！
打游擊，這都是什麼年頭了，難道還能出來一個切．格瓦拉——步槍、螞蝗、毒蛇、帽子上的五角星，紅星閃閃亮，照我去戰鬥，這跟玻利維亞的叢林一樣遙遠。不過打游擊這個詞還是像煙花一樣照亮了道良的臉，在長年灰撲撲的生活中，他實在是需要這樣一朵煙花，
是啊煙花，他消失已久的精氣神升起來，聚集到了這朵煙花裡，他在空中看到了自己的青春時代，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好比那大松樹冬夏長青……鮮豔的紅旗在藍天上招展，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
道良昂著頭，如沐春風。
但很快，他的頭耷了下來。俱往矣。
煙花熄滅了。沒有工作我們怎麼生活呢？海紅問。道良就說：活不下去我們就要飯去！
海紅在北京有幾個聯絡鬆散的朋友，包括陳青銅，包括已經出國的俞明雪，還包括寫作的一兩個筆友，個別編輯。前部長夫人呢，丈夫一去世，她就皈依了佛教，不再問世事。
她沒有自己穩固的社交圈——幾個知已，各自佔有資源，沒事常打電話，傳一傳小道訊息，攻擊同行，調侃自家，互相戴個高帽。再罵一罵正炒得熱火朝天的影視和得獎的小說，輪流作東，喝點小酒，互相取暖。海紅沒有這樣的幾個，她實在不是一個適合社交的人——一株南方的植物，長在邊遠小鎮，本是有些婀娜多姿的，到了北方，哪堪水土凜冽。加上京城在高處的勢能，緊緊壓著了小鎮的營養——心虛還需要努力克服，哪裡能夠談笑風生。那些飯局，女士都是花枝招展的，顧盼生輝，妙語連珠，端起酒杯來，話說得俏皮，一昂脖子，酒下去了，酡紅洇上了雙頰，微醺中，個個都像楊貴妃，把個飯局升騰得像一臺戲，男男女女，人人都像打了荷爾蒙。
有時也有人拉海紅出來吃吃飯。她卻絲毫不懂風情，吃飯，就埋頭吃，吃完了她乾坐著，瞪著眼睛看人，看完這個看那個，誰說話看誰。喝酒，不會，那你幹什麼呢，抽支菸吧，也不抽。人人都在給飯局添一把火，她呢，是一塊燒不著的冷石頭。甚至說笑話她也不笑，大家都笑翻了她只是疑惑，看樣子是沒聽懂，簡直令人懷疑她智商有問題。飯局剛剛到高潮，酒正酣，情正濃，她卻提出要回家，因為家裡有孩子。事實上，她是惦記著道良的冷臉。
道良的時間概念總是和飯局上的概念大不同，道良是個夜貓子，夜裡上床睡覺一般要到一點多，但海紅超過十點半到家他就會覺得很晚了，他覺得晚上出去吃飯是無聊的，所以更覺時間漫長。
北京地大，八點鐘，人才剛剛到齊，點完菜就八點半了，菜慢慢上來，吃吃喝喝聊聊，再發一輪煙點上，有人開始說段子，是新編的，大家側耳聽得起勁。海紅一看錶，十點了！她要趕緊撤，宿舍樓是中央部委所屬，管理嚴，十一點就關大門。她要等那人把段子說完，那人卻偏偏要賣關子，磨蹭半天，說完了，人人都笑，海紅不笑，她起身走了。
每次海紅出門總是很緊張——回去晚了道良就會很不高興。
他不說話，冷著臉，一言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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