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春跪至在督察院，大人哪，玉堂春本是那公子取的名。
——京劇《玉堂春》蘇三唱段
老話兒說，人一輩子得經過「三病三災」，沒有誰是平平安安過來的。
這話我信。
我被招工了，是知青點最後一個離開的，我們五個人，老大嫁了農民黃三圈；老二撂挑子，自個兒回了北京；老三當空軍去了；老五死在後順溝……剩下老四我，城裡來招工，不該我走也得我走，後順溝再沒有知青了。我屬於扒堆的菜，沒有挑頭，在招工人面前，支書和發財把我誇成了天下第一好女子，能寫文章能作詩，幹活不惜力，非常聽毛主席的話，一心跟著共產黨走……要多好有多好，工廠若不要我，那是吃了大虧。招工人對我「自由職業」的出身提出異議，老支書說，逑，自由職業就是沒人管著自覺乾的職業，咱後順溝的貧下中農都是自由職業，地富反壞想當自由職業也當不成。
招工人問我，你爸爸到底是幹什麼的呢？怎個自由職業法？
我說我爸爸是教書的，是美術教員，在江西紅軍那會兒就給紅軍教美術了。招工的說，這麼說是老革命了，三十年代初的紅軍幹部，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再小也是省軍級，你的出身怎不填「革命幹部」呢？傻呀你！
我說，我爸爸雖然革命早，但是他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
招工的說，這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了，我們能理解，很多地下工作者都是這樣的。那麼你爸爸解放以後身份公開了吧？
我說，他是政協委員。
招工的說，你看看，我說共產黨不會虧待為黨作出貢獻的老幹部吧！
打了一個又一個的擦邊球，我母親傳給我的那點小機靈、小聰明這會兒全用上了。我對組織說瞎話了麼？沒有，我說的都是實情，只不過彼此的理解有差異罷了，怪不得我。老支書在一旁添油加醋說，娃她大人解放以前受大苦咧，被反動派生生在監獄裡關了好久，還拉出去陪綁，到底人家也沒叛變革命，立場堅定得很很。
老支書說的也是實話，我父親不是沒有叛變革命，是他壓根不知道什麼是革命，他沒的叛變。
招工的很滿意，留下15塊錢路費，留下張表格，讓我一週後到西安彤雲機械廠報到。拿著那張招工表，我和支書他們都很激動，麥子說，老四，你這回又變回城裡人了。
支書說，進了國防廠，由貧下中農行列轉入了工人階級隊伍，成了「領導一切」的人，我們都成了你的部下，往後有什麼要幫忙的甭客氣，蓋房子、伺候月子，咱後順溝有的是人手。
從進入後順溝到離開後順溝，整整四年。走的時候老鄉們都站在崖畔上為我送行，他們穿著棉襖棉褲，抄著手，默默地看著我走上出山的路。驢背上馱著我簡單的行李，還是那個塑膠布包著的鋪蓋卷，不同的是比來時大了許多，被褥變成了裡面三新，是麥子和後順溝的婆姨們給做的，大紅花的被面，土格子布單子，完完全全是一個農家子弟的裝備了。
我以一個土農民的模樣進了工廠，到人事科報到，管人事的女幹部將我打量了半天，從抽屜裡拿出一張表格讓我填。跟招工那張表不同，這是一張很詳細的表，一共四頁，女幹部說一定要如實填寫，不要塗改，它是要進入檔案的。這樣一來事情便顯得有點兒鄭重，女幹部並沒有讓我坐下的意思，我只好趴在她的桌上做這件很重要的事情，從姿勢到思想都有些倉促。這張表格在親屬關係一欄註明要上述三代，連同親族，每個親屬後頭都有政治面目政治表現一欄……我說過，我是趴在女幹部的桌上填寫表格的，在幹部的炯炯目光下，我腦袋冒汗，渾身哆嗦，沒有了任何打擦邊球的能力，一切都如實招來，……大哥是國民黨中統，逃竄臺灣，二哥是三青團中隊長，在牛棚關押，祖父跟皇上跟太后有著親戚關係，父親是皇上派遣的留學生，姑且按下這些不提，就是我的父母死於同年同月同日，也是件很蹊蹺很不好解釋的事情。
女幹部將我填就的表看了半天，抬起頭把我看了兩眼，沒說什麼，拿著表到另一個辦公室去了。大約過了半個鐘頭，才回來，身後跟著一個男幹部，男幹部穿著軍裝，紅領章紅帽徽，女幹部管他叫廖主任，好像是軍官會的。廖主任看我的目光冷靜而犀利，一雙眼刀子一樣，一直剜到我的骨頭縫裡，我立刻後悔了，覺得自己來錯了地方，招工對我來說未必是件好事。
女幹部讓我回宿舍等待，說分配工作還得等一段時間，這期間組織上還要做些調查瞭解。
自始至終，那位廖主任沒說一句話。
國防廠政治條件要求嚴格，「內查外調」是必然的，一週後接到通知，在結論下來之前，先安排我到農場鍛鍊，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將被退回後順溝，繼續當「插隊知青」。我倒是不怕被退回去，可是退回去實在是件很說不明白的事，縣裡歡送會都開過了，大紅花也戴過了，腆著臉又回來了，怎麼檔子事兒呢。
工廠本以為招了個紅彤彤的「革幹」子弟，卻不想越扯越複雜。去後順溝招工的那位老幾，可能腸子都悔青了。
農場在渭河與羅敷河交匯處的羅敷河畔。
這時的「文革」已經到了一個很特殊的階段，說它特殊是形勢緊張，人人自危，大帽子滿天飛，私下老百姓「鬥爭」的心勁已經散了，官面上仍舊「左」得厲害，「評法批儒」，批判宋江，批判孔老二，誰也鬧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當今哪位，讓我們來聲討。我所在的農場是幾個大國防工廠聯合籌辦的，從各廠發配下來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輕人和職工幹部，說是響應號召，其實是推卸包袱。羅敷農場屬於三門峽庫區範疇，每到漲水時就會被淹，淹也就是淹幾天，水退了莊稼照樣生長。那些聯合收割機在平整的灘地上開動起來，轟隆轟隆，真跟電影裡演的似的，「麥浪滾滾閃金光」。農場裡有現代化的農業裝置，城裡的國防廠不缺錢，不缺人，機械師至少是四級工以上水平，我在的青工班在這兒只能屬於小力笨，場領導和老師傅們平日連正眼看也不看我們。
青工班裡就我一個女的，場長給我配備了一個有紅十字的藥箱，說平時參加勞動，農場誰有了小病小傷可以到我這兒來抹藥。這讓我想起了死去的赤腳醫生王小順，我問場長，我算不算赤腳醫生，想的是如果算，至少得讓我出去學習幾天，王小順還培訓了三個月呢。場長說，你算屁醫生，你頂多是個半吊子衛生員，給你個藥包，你還拿著雞毛當令箭了。我的確是拿著雞毛當令箭了，事後開啟藥箱一看，所有藥都是過期的，一瓶紅藥水只剩了一個硬底兒。
每天都開批判會，我們從那些批判檔案的字裡行間瞭解到了另一番天地，瞭解了先秦諸子百家，瞭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麼的。常常地有城裡大學教授一級人物到農場來，上午跟著我們一塊鋤玉米地，下午給我們做輔導報告，講解春秋戰國時代歷史背景，講秦始皇如何在西安東面的洪慶坑殺了幾百儒生，嫪毐如何跟始皇帝的娘偷情，給秦始皇養出了小弟弟……我父親講的多是傳說，大學教授講的可全是歷史了，貨真價實，板上釘釘的歷史。我們是從各車間抽調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單調，儘管能把《毛主席語錄》倒背如流，卻不知孔丘困於陳蔡，商鞅車裂於咸陽，更不知宋江打過方臘，好漢燕青和妓女李師師還有一腿。大家聽故事一般，聽得認真，還做筆記，教授就越發講得來勁，太陽落山了，西嶽華山的蓮花峰在夕陽的餘暉下熠熠閃爍，仍沒有結束的意思，說是晚上在誰的鋪上擠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遲。現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沒事幹，學校都被工人階級佔領了，還不如紮在我們這兒舒坦，至少他還能講講「商鞅變法」，過過上課的嘴癮。
自從離開北京，除了後順溝的老支書，我沒跟任何人說起過家裡的事情，老支書是個厚道的、有政治經驗的人，他是在千方百計保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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