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頑強地抗戰不歇。

……

「五月的鮮花」很抒情，有點兒悲壯淒涼，很符合老七的性格，他給我唱這首歌，總是唱到「抗戰不歇」就不再往下唱了，我知道，下面的詞是「被壓迫者，一齊揮動，揮動拳頭」，憤怒、不平、澎湃、抗爭，幾乎是跺著腳在喊。老七不習慣憤怒，不習慣抗爭，他中意的其實就是「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一句。至於那首歐仁.鮑狄艾的名曲，三姐在家裡教他，他是連嘴也不張的。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莫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

老七說「國際歌」調子太沉悶，太壓抑，嗡嗡的，有絕望掙扎之勢，無奈悲愴之感。老七的感覺是對的，後來影視作品中，革命者英勇就義時基本都有「國際歌」做烘托，以致讓人們有了條件反射，只要「國際歌」一響，就是有人要犧牲了，並且這人是死定了，再沒有挽回的餘地。

老七學不會的「國際歌」倒讓看門老張學會了，如同老七隻喜歡「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一樣，老張只喜歡「國際歌」裡的一句，「莫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有一天父親從工廠回來說，職員的辦公室成了王利民糾集工人聚會的場所，把好端端的辦公室變成了烏煙瘴氣的「窮雜之地」。有王利民撐腰，工人們進入辦公室就理直氣壯，動輒便進來找小王「談事情」，說話直門大嗓，隨便地抽菸放屁，動作也很誇張，全沒了規矩。王利民跟他們勾肩搭背，裝得很「普羅」，商量事情也不避諱職員們，所談內容只有一個，就是如何跟他的父親作對。

父親說王國甫的三個工廠，八個車間，二十六個小組，推舉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個因為昨天機器壓了手沒來，九個都齊了。是王利民把他們召集來的，跟他們商量反對裁員，反對減薪的策略，說工廠是大家的工廠，大家吃飯穿衣，養家餬口，都跟工廠牢牢地系在一塊兒，勞工神聖，廠子裡的事情應該是工人說了算，不是資本家說了算……更加上一個七舅爺的兒子鈕青雨，上班沒一天，就把裁員名單攪和個稀巴爛，不知是胡鬧還是成心作對。

我父親說他心裡很不是滋味，裁員減薪的主意是他給老同學出的，因為這個給他的同學添了麻煩，他覺得很對不住老同學，就偷偷把老同學兒子的情況告訴老同學。用現在的眼光看，我父親應該是個地地道道的工賊，資本家的忠實的那個……有關這段經歷，解放後父親從未談及過，雖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國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學者，畢竟有過這樣的不光彩。虧得父親在「文革」一開始就過世了，否則「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壓在他頭上是一點兒也不冤的。

那階段，北京不但王國甫的織布廠，連同造紙廠、發電廠工人都在鬧騰，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反對裁員，舉行了大罷工！

全北京電車停開，電燈不亮，連自來水廠也罷了工！

資本家和工人代表要進行談判。

王國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進行談判。

王國甫和織布廠的工人代表談判地點就在盛義織布廠。工廠大門裡，太陽光底下，兩張桌被併成一個長條，一邊坐著王國甫，一邊坐著以王利民為首的工人代表們。王國甫覺得很彆扭，對王利民說，有話咱們到家裡說，到辦公室說，這裡不是談話的地方。

王利民說，這裡很pro，也很透明，這是再好不過的談判地點。

王國甫說，我跟你，在這兒……我還是不習慣……

王利民說，我跟您，現在不是父子關係，我的背後是一千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國甫說，這麼說你跟我是對立的了？你現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對立了！早知道這個，小時候我把你掐死！

工人代表們不幹了，他們高喊，反對資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親回來跟我母親學說白天談判的經過，我們家的人聽著都覺著新鮮，老張在旁邊說，兒子跟爸爸對立了，這世道什麼事兒都有。

母親無奈地搖搖頭說，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啊，王阿瑪怪可憐的，下棋兩邊的子兒還一樣多呢，這倒好……

老張說，這是老虎棋。老虎一個，羊一大群。這不是談判，是逼宮！

母親說，有話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過來姓王，調過去還姓王，王阿瑪是咱們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鬧僵了，掰不過來更麻煩。

母親讓父親找市面上的「說和人兒」去勸勸，母親認為「說和人兒」調解這些事比較有經驗。父親說那個王利民放話了，這不是他們爺倆的事，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陣營的鬥爭。母親說，那他們能不能不鬥爭？

父親說，好像不能。

母親問談判的結果怎麼樣，父親說條件不少，主要是不許王國甫單方解僱工人，裁減工人必須通過工會，還要保證工資按時發放，不得無故拖欠、減低……母親說，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張說要按這些條款，他早應該罷工，我們家已經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錢了，打過了八月十五父親就再沒給他開過薪水。父親說，工廠是工廠，家裡是家裡！

老張說，它道理一樣不是。您欠我工錢，我是看在太太份上，沒跟您計較罷了。

廚子老王也過來湊熱鬧，插進話說他也得跟父親要工錢，他的工錢欠得比老張還多，好幾次哥兒們過生日，上面鋪買壽麵還是他墊的錢。父親說，我怎麼覺著咱們也在這兒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們也並兩張桌子，我坐這頭，你們坐那頭？

……

那天王國甫從工廠談判完了沒回箍筲衚衕，上了我們家。一進門，臉色十分不好看，也不理老張的寒暄，照直奔了後院父親的書房。母親知道王國甫心裡不痛快，告知我們家的孩子們，誰也不許嚷嚷，不許鬧，不許往後院跑，連我們家的胖狗阿莉也被拴了起來。

母親進去送茶，聽見父親在問他的老同學，簽字了？

王國甫說，簽了。

王國甫的眼圈紅了，父親拍了拍老同學的肩沒有說話。母親知道，在與兒子的較量中，王阿瑪是輸了。數十年後的北京工商史記錄這次運動說，「罷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鍛鍊了工人階級，打擊了資產階級的囂張氣焰」……

對這次罷工，在我們家族中還有著額外的記憶，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著他的媽來到我們家，接王國甫回家。母親回憶說，那天王阿瑪在飯桌上幾乎沒話，只是一杯一杯喝悶酒，菜也沒吃幾口。王阿瑪喝得臉色煞白，酒氣全走了心，別人也不好攔。

王利民進來剛叫了一聲爸，就被王國甫抽了一個嘴巴。我父親沒攔，王太太也沒攔，都覺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過分，教訓教訓這小子是應該的。王利民捂著臉站在他父親對面，窘得說不出話。半天，王利民說，爸，我知道您有氣，有時候我們必須做出犧牲。

王國甫說，我的犧牲夠大了，不但是工廠，我連兒子都搭進去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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