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是死亡的姐妹——

但左輪手槍在唱機轉盤上

唱片封面在我們眼前

二月末，我和阿里一起把立體音響系統搬進他家的單戶住宅，當時家裡沒人，他的繼母和父親都不在；阿里對此非常小心，他曾經帶著謹慎和猶豫說過，他在攢錢買裝置，立體音響，但這個想法並沒有得到支援；事實上，它遭到了強烈反對。不過現在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們很快就能聽見從真正的揚聲器裡傳來的音樂了，我們終於能聽見音樂的縱深和它純正的力量。我們匆忙接通肯伍德擴音器、卡式錄音機、唱盤和ar揚聲器，我們的手指因為興奮而顫抖；我們坐在他臥室的沙發床上，臥室裡還有帶書架的書桌、椅子和立體音響，我們把《希望你在這裡》放在唱盤上，調高音量，讓它響亮得在天堂都能聽見，我們希望住在天堂裡的人也聽得見，尤其是早逝的她，六十年代末，她在維菲爾斯塔齊爾醫院被死神帶走，她骨瘦如柴，所以死神必須非常小心地抬著她，免得被她鋒利的骨頭割傷，必須非常溫柔，免得把她打碎——不知死神把她帶到哪裡去了。每個人都會孤獨地死去，我們的存在和安慰也許無法洞穿黑暗，這一點讓人感到痛心。所以我們懶得去想，只是儘量把音樂聲開大，大到足以在黑暗中聽見，足以一路傳到天堂，傳到當一切終結我們將去往的那個地方，那時候樹木停止生長，人們不再聽得見言語，雨不再落下，陽光不再照耀，土壤不再馨香。當一切以一種我們不能理解，不想理解，也不敢理解的方式結束時，我們應該不停地、毫不猶豫地試著去理解，因為假如我們放棄不可能的事物，放棄捕捉生命之外的存在，我們就會失敗，徹底失敗，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補償。

所以我和阿里才把音樂聲放得這麼大，只想讓天堂聽見，我們播放平克·弗洛伊德，這是一支想要改變世界的樂隊，我們坐在他的沙發床上，聽著熟悉的音樂，以前我們經常在單聲道盒式播放機上播放他們的歌，播放機是三年前阿里用遞送《冰島晨報》掙來的錢買下的。上帝保佑我們，用單聲道系統和用帶有ar揚聲器的立體音響播放音樂差別很大，後者為音樂增添了一個全新的維度，我們能聽見更為濃烈的東西，所有的樂器聽起來更清晰和精準，歌手的聲音更圓潤豐滿，彷彿我們走得更近，對生活的理解更豐富。聆聽好的音樂就像打造一條直通幸福的道路。當大衛·吉爾摩唱著「我多麼希望，我多麼希望你在這裡」的時候，我們把音量開得更大了，我們多麼希望，我們多麼希望；沒有什麼能衡量那種願望，數字太有限，太愚蠢，太缺乏想象力，我們多麼希望你在這裡。人不可能衡量的渴望，也不可能理解它，描述它，解釋它，那些有所思念的人心中總有一些黑暗，總有一根穿起悲傷的琴絃，只由時間來彈撥；我和阿里在這張專輯主打歌中聽見了同樣的悲傷，「多麼希望你在這裡」，我們一遍遍地迴圈播放，怎麼也聽不夠，我們迷失在音樂中，忘了去看錶，阿里的父親雅各布和繼母還在上班，可因為今天是星期六，他們不會太晚回家。我們忘了保持警覺，留意鐘錶，指標指向四點，指向五點，可假如你在為天堂播放音樂，你就可能忘記時間，可能消失在音樂中，無影無蹤。臥室在搖撼。整座房子都在搖撼。「我多麼希望！」音樂淹沒了世界，充滿每個角落，湧向下班回家的繼母，她很疲憊，簡直筋疲力盡，在她開門的一瞬間，音樂像驚雷一樣迎向她，像一堆烏雲，渴望像閃電從中劈下來。她直接走向保險絲盒，關掉電源。

安靜像一個拳頭，向著我和阿里的眉心擊來。

後來，阿里花錢買了一副好耳機，距離上次的事還不到一週時間，他捱了繼母和父親一頓罵，理由是把錢砸在這麼一個絕頂荒謬、毫無用處的東西上，一套立體音響系統，簡直是一派胡言，你總不能拿音響當飯吃，何況客廳裡已經有一套高階音響了，不是嗎？家裡沒人的時候，他可以時不時地用它聽音樂，前提是聽的時候必須有點修養，不能像一個瘋子那樣用刺耳野蠻的音樂狂轟濫炸，讓下班回家疲倦不堪的繼母耳根子不得清淨，是的，他們可以達成協議，讓他偶爾在客廳裡用音響聽聽音樂，這樣他就不必把得來不易的錢浪費在這樣無益又愚蠢的垃圾上。只要他把錢省下來，就能偶爾搬出去住，去體會怎麼做個成年人，當然他也可能永遠長不大，永遠一事無成。起碼不能靠著對妻子出軌。永遠不可能。沒有機會。

他們在這一點上意見一致，局面幾乎變得美好。

但這才是生活：某些事情對一個人來說是追尋意義，對其他人來說只不過是噪聲和垃圾。很明顯，在人類世界中很難找到平衡，而且我們似乎從未在相互理解上取得過任何進步。因此，我們懂得多少種語言也許並不重要，因為分歧、偏見和誤解似乎是語言固有的屬性，像雜草一樣潛伏在言語中；除去音樂，我們或許永遠不會因為任何事物走到一起。我們在音樂中存放自己的夢想，對更美好的生活、更美麗的世界的渴望，以及我們能克服缺點、嫉妒、軟弱和虛榮的心願。

也許吧，阿里在我們聽完了他在赫爾約馬林德唱片店買的第一張古典音樂唱片《巴赫精選》後說道。店主曾是赫爾約馬爾樂隊，也就是魯尼·尤爾和居尼·索扎爾所在樂隊的主唱，他和妻子一起看店，妻子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好像自己不在場，她經常把自己打扮得像是要去參加六十年代的舞會一樣。我和阿里每個星期六早上去赫爾約馬林德，頭一天我們剛領完工資，每週我們都盼著這一天；店主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樣招呼我們，在六十年代末，年輕姑娘們都為這個男人尖叫，把她們的圍巾扔向舞臺上的他，把寫著愛的宣言和她們的電話號碼的門票扔向他，把胸罩甚至還有內褲扔向他。他對我們沒有一點架子，而且樣子很高興，凱夫拉維克的年輕人竟然對音樂感興趣，更了不起的是，對音樂家而不是熱門榜單上的歌手感興趣，換湯不換藥罷了，他說，並一起賣給我們一張奧斯卡·彼得森的唱片，一張佛利伍麥克樂隊的很老的布魯斯樂唱片，那時彼得·格林還在樂隊中，他彈奏的吉他樂彷彿是眼淚做的，最後就是這張《巴赫精選》，他從一大排密密麻麻的白色唱片中找出來，除了巴赫，其中還有貝多芬、蕭邦、葛利格和莫札特精選，白色唱片封面上一些永恆的碎片。聽聽這張，他說，並把專輯遞給我們，臉上帶著別樣的微笑，彷彿他正手握一隻天使收起的翅膀。我們也笑了笑，很真誠，可內心卻怎麼也想不通奧斯蒙迪爾曾給我們講過的關於赫爾約馬爾的故事，關於他們在西南區跳舞，當時內褲、電話號碼和那些充滿情慾的資訊紛落在這位歌手身上，不過十年光景，他如今遞給我們一隻天使收起的翅膀，他在我們眼中是個中年男人，身材肥胖，他的脖子、肩膀和屁股上堆滿脂肪，隨著他移動的身軀來回搖擺，讓他看起來幾乎像個女人。當年把內褲、帶著情慾的門票和電話號碼扔給他的姑娘們現在在哪裡；他是否給她們打過電話，如今她們還會期盼接到他的來電嗎？時間改變了一切，把充滿情慾的資訊變成購物清單，把內褲變成胡佛袋；但最後我和阿里選擇了《巴赫精選》，選擇了天使收起的翅膀，我們回到家，把唱片放在唱機轉盤上，趕在阿里的繼母和父親下班回家前，戴上巴赫和天使收起的翅膀，它在我們頭頂鋪展開來，我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赫爾約馬爾的前主唱臉上的微笑是那樣別有深意。我們一邊傾聽，一邊注視著藍天，我們看見的一定是永恆，看見了它的美麗，看見了一種可能：這個世界和人的靈魂比我們想象的更美麗、更和諧。我們聽著巴赫的音樂，想要流淚。

也許，阿里說，我們把一整張唱片聽了一遍，有些曲子聽了兩遍，他說也許聯合國安理會不該讓任何一場會議開始，除非事先為與會者播放巴赫的音樂至少半個小時，因為假如任何人聽了半個小時的巴赫卻仍舊用惡意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思考，仍舊渴望那些與美、和諧和正義為敵的東西，他就是個瘋子。是的，我說，這樣的人徹底瘋了。

音樂可以驅散黑暗，把我們從憂鬱、焦慮和消極中解放，讓我們因為活著，因為存在而歡欣鼓舞、生機勃發；沒有它，人的心臟就是一個死氣沉沉的星球。既然擁有一套這麼好的立體音響，不用它播放披頭士樂隊的《左輪手槍》，不讓這張唱片在唱機上旋轉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咂摸著唱片封面和背面的相片，仔細看著改變世界的那四個人，琢磨著把他們連在一起的友情，這種友情以某種方式讓他們變得戰無不勝，並強化了他們的創造力。在唱片旋轉時凝視他們。凝視與傾聽。a面：《收稅員之歌》《埃莉諾·裡格比》《我只是在睡覺》。第四首歌是喬治·哈里森的《愛你愛到》。我和阿里從來不把這首歌跳過去，這顯得我們很忠誠，他很有趣，我們說，很有趣，歌裡有關印度的東西，不是通常眾人皆知的汙水，做得很好，喬治，我們可以叫你喬治吧，了不起的歌曲，也許娛樂感還差一點，但你在探索，可能過於認真了，否則這真是好音樂，奧斯蒙迪爾會這樣評價。

《愛你愛到》在翻滾的印度旋渦中結束。在印度，人們一本正經地練習瑜伽，牛也很受尊敬。印度有雄壯的老虎和大象，我們不能忘記大象，什麼樣的人才會忘記大象呢，我和阿里喃喃自語，小聲嘀咕，《愛你愛到》在錫塔琴琴音的旋渦中結束，唱片還在旋轉，在兩首歌之間的沉默中旋轉。家裡只有我們兩個人，時已傍晚，繼母和雅各布在埃裡屈爾和埃琳，也就是奧斯蒙迪爾的父母家玩橋牌，旋轉的唱片進入沉默，或是空轉時發出令人愉快的低沉的噪聲，那種輕微的爆裂聲，我們屏住呼吸，我們展開手掌，又合上，握成拳頭。

緊握的拳頭曾經一度是阿里祖父的情詩。

在內斯克伊斯塔澤的海灘上。

當然，我們坐在一九八〇年冬天的那間房子裡，沒得到一丁點兒與此相關的暗示，那時候鐵托的心臟正費力地在人間掙扎前行，像一隻衰老的爬行動物，像一個破碎的希望，看不見一絲光亮，而奧迪爾和瑪格麗特都已不在人世，多麼可怕，時間改變了一切。阿里記得她，但對祖父的印象卻非常模糊，祖父去世的時候阿里只有三歲，他對奧迪爾的印象模糊得彷彿他從未存在過。不過他的榮譽證書掛在客廳裡，就像一個警告：他的確存在過，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老人。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已經看不見在我們眼前靜止不動的事物，它甚至會變成虛無，因為它總在同一個地方，紋絲不動，從不改變。停滯是死亡的姐妹。一旦你停滯不前，許多東西便開始死去，甚至包括愛，雖然它是宇宙的基本元素，上帝賜予的古老禮物，對死亡唯一真實的答案。奧迪爾死了，他走了，消失了，對我和阿里來說，他沒在世上留下任何東西，除了掛在牆上的證書，一動不動，毫不顯眼，只有在雅各布喝得爛醉，風度盡失，卸下他抵擋生活的盾牌並將之丟在地上的時候，他才會把證書取下來，讀給阿里聽。

對奧迪爾的表彰。喝醉的雅各布。繼母的沉默。

《左輪手槍》還在唱機上旋轉，唱片封面就在我們眼前，我們長久地看著封底的大照片，彷彿自己成了四重奏的一部分。唱片在兩首歌之間沉默地旋轉。彷彿它被卡在《愛你愛到》和《這裡，那裡，無論何地》的溝槽之間，不敢開始下一首歌，在沉默中旋轉，在停頓中旋轉，藉機讓我們回想這一切。下一首歌當然要開始；這個世界的耐心不會超過兩首歌之間的停頓。阿里握緊拳頭。握緊的拳頭曾是奧迪爾的情詩。一百年前他在一片海灘上握緊拳頭，幾個小時後，瑪格麗特說，假如我的裙子下面什麼都沒穿，你就會知道我愛你。一個人還有可能收到比這更美的愛的宣言嗎？她裙子下面的確是赤裸的，得到這個宣言的男人太幸運了不是嗎？儘管如此，生活將很快對他們亮出閃亮的尖刀，這一把把刀將割得他們傷痕累累。我的裙子下面什麼都沒穿，阿里的祖母說，她六年前過世了，最後幾年她住在埃琳和埃裡屈爾的家裡，睡在他們家寬敞的前臥室裡，她很蒼老，頭髮稀疏而纖細，假如沒人幫忙，她連裙子也脫不下來，恐怕再也沒法在裙子底下赤裸著身體，也不會有人惦記著想看一眼，恰恰相反，我們恐懼老人的裸體，沒有任何慾望去觀賞那些衰老皺巴的身體，它們會讓我們想起乾梅子，很不自在地讓我們想起那種無人能夠逃脫的毀滅性的力量，讓我們想起我們會衰老，會枯萎，想起那一天到來的時候，再沒有人想看我們赤裸著身體，我們再也不能說，假如我的裙子下面什麼也沒穿，你會知道我愛你，因為這傳到世界的耳朵裡就像一種威脅，或是悲慘的笑話。假如沒人幫忙，瑪格麗特就無法脫掉裙子；直到最後，她兜著尿布睡覺，她的牙齒放在床頭櫃上一個盛滿水的杯子裡，她腫脹的雙腳讓阿里想起風乾的老香腸，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夜裡的她那樣年輕，那樣迷人，美式長裙下的胴體讓人無法抗拒，東峽灣的山峰是讚美詩，對於我和阿里來說，它並不存在——在我們看來，它從未存在過。

因此——過去的每一段經歷，無論大小，無論美醜，歡笑聲和一隻手的觸控，一切的一切遲早會消失在操場上，註定被遺忘，被摧毀，被消滅，卻只是因為沒人記得，沒人想過，也沒人存留下來，所以我們歷經的一切都會漸漸化為虛無，甚至連空氣都算不上，多令人痛心，這如此巨大的浪費，並推著我們走向虛空。一個人的生活充其量不過是幾個孤單的音符，不成曲調，偶爾發出聲響，卻不是音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為你講述幾代人的經歷，這百年曆史，抑或行星，彗星，這首流行歌曲，這張來自末世的熱門榜單——因為我們想讓你知道，瑪格麗特曾經在一條連衣裙底下赤裸著身體，她的乳房小巧圓潤，她纖長有力的雙腿緊緊鎖著奧迪爾，這樣你就會知道，也永遠不想忘記每個人都曾擁有青春，這樣你就會明白我們遲早都會燃燒，滿懷激情、幸福、喜悅、正義、慾望地燃燒，因為它們都是火焰，照亮黑暗，不讓兇猛如狼的遺忘靠近我們，這火焰為生命加溫，這樣你才不會忘記去感受，你才不會變成牆上的一幅畫，客廳裡的一把椅子，電視機前的一件傢俱，一個盯著電腦螢幕的人，一個呆子，你才不會對什麼都無所察覺，才不會變得麻木，才不會淪為權力的玩物、經濟利益，才不會變得微不足道、冷漠無情，至多是一個神秘齒輪上的潤滑油。燃燒吧——這樣火焰才不會衰弱、消退和冷卻，人間才不會變成一座冰窖，變成月球的另一邊。

假如我的裙子底下什麼也沒穿，你就會知道我愛你。

阿里握緊拳頭，我說了什麼，最後唱針離開溝槽，《這裡，那裡，無論何地》開始播放。西格倫的右眼。她靠著拉達旅行車嘔吐，沒過多久她就脫去緊身牛仔褲，在拉達車的後座上分開雙腿，讓卡里，一個三十幾歲、留著一臉黑鬍子的有三個孩子的父親，把硬邦邦的陰莖插進她的身體。三月的凱夫拉維克，我和阿里坐在他的臥室裡，同一時間我們看見一個十月的夜晚，社群中心外一個農民的路虎車前座上，卡里的白色屁股正快速地起伏，像兩個快樂的小男孩帶著節奏不時從後座上探出頭，博在唱歌，彷彿受到鼓舞：「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著你，但最渴望的是在一輛拉達旅行車的後座上。

有些歌曲像時光中巨大的紅杉，

高飛的天使

有些事情改變了一切。有人死去，你就會開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太陽系的行星，花兒怎樣在細雨中低頭，一個人吻你或不吻你，語言中閃爍的光芒都會不同。世界總在不斷變化，沒有正確的形式，我們也不知道上帝怎樣看待它，上帝眼中的山是什麼形狀，它們是紫羅蘭色的草藥，還是古老的玫瑰，上帝的視野一定和我們完全不同，也許從天堂向下看，美國西海岸巨大的紅杉就像高飛的天使。有些事情改變了一切，改變了我們的樣子，我們看見的、感知到的一切——還有我們傾聽的方式：這個冬天，我和阿里要把《這裡，那裡，無論何地》翻來覆去地聽很多遍，才能再度愛上它，這兩分二十五秒的時間。最後，我們徹底地、完美地融入了這首歌，沉溺其中，成為這一百四十五秒的一部分，感受著音樂固有的幸福和舒暢：有些歌曲像時光中巨大的紅杉，高飛的天使。我們可以沉浸在歌裡，不會看到卡里的屁股像魔鬼噴射的唾沫一樣從拉達汽車的後座上方彈起。「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著你。」麥卡特尼唱得格外憂傷；不到一週後，我們在合作社碰到了她。就在我們動身回南方之前，我們在餅乾區碰到了她，當時我們的距離不超過一米，我們聽得見她的呼吸，她把目光移開，可我們看見了她的嘴角，看見它們從一開始就有同樣的悲傷，看見每一個雀斑，看見它們像親吻一樣。她把目光移開，顯然決定無視我們的存在，我們不過是一首蹩腳的流行歌曲，排在世界末日的熱門歌曲排行榜的第三百八十七位。我們想，好吧，原來她是這樣的人，只想讓老男人在後座上操她，還狂吐不止，好吧，滾蛋吧，我們會忘記你的，「再見寶貝，藍色的寶貝，一切都結束了，藍色的寶貝」。我們拿起一包餅乾，弗侖牌的奶油餅乾走了，把她從我們的生活中驅逐，三天後我們乘坐綠巴士南下，可它沿著布拉塔布雷卡坡向下開的速度太慢，所以我們無法忘記她的雀斑、她的嘴唇，更別說她那由列儂和麥卡特尼共同譜寫的眼睛了，正因為如此，這個冬天我們仍然覺得用音響播放《左輪手槍》或《難過的一天》是件困難的事。「假如我愛上你」，我會把濺在你臉上的嘔吐物擦去，扯掉你的緊身牛仔褲，在我該死的車後座上操你，我們的白色屁股像兩個孩子快樂的臉龐，像一個咧開嘴的邪惡的笑。我們倔強地堅持聽著這兩張唱片，尤其是《左輪手槍》，期盼音樂能抹去我們的記憶；現在是二月，接下來是三月，鐵托的心臟是一隻老蜥蜴，一個破碎的希望，是變質的良心，我們反覆聽著歌，尋思著卡里有沒有戴避孕套，或者及時拔出來，他是不是在用粗啞的嗓音低吼，她也在說，哦，卡里，寶貝，什麼時候你想要我就儘管拿去吧，你是個男人，不是傻頭傻腦的毛頭小子，不是北極熱門歌曲排行榜上的第三百八十七名，她拉起上衣，露出小小的乳房，它們本該伏在阿里的手心，像一聲輕柔的低語。操，夥計，西格倫的奶頭比葡萄乾大不了多少，不知哪個農民的兒子這樣說。這是我們第一次想到脫去她的衣服，愛撫她的肌膚，一連幾個小時，我們都渴望把自己的手放在她小小的乳房上，毫無疑問，它們像黎明一樣美麗，彷彿一滴眼淚，一顆墜落的星星。我們坐在路虎車裡，比約吉唱著，「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我們直接對著瓶子喝酒，大口大口地喝，接著溜回社群中心，這種恥辱，這種拒絕就像一對匕首插在我們背上，世界多麼醜陋，它真醜陋，醜陋，醜陋，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