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夫拉維克——1980——

鐵托的心臟衰竭了嗎?

時值二月,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的心臟似乎正在衰竭,這是阿里在《冰島晨報》上讀到的頭版新聞;要聞是一顆衰弱的心臟。南斯拉夫是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個大國,大約有一千萬居民,但此時他們的命運卻因為一顆衰弱的心臟岌岌可危。它是否意味著世界關注的終究還是生命的重要性?阿里喝著粥。今晚的電視上,新聞解說員博吉·奧古斯特松會帶來關於鐵托心臟,以及假如這顆心臟衰竭的話,南斯拉夫將面臨怎樣的命運的特別報道。南斯拉夫的首都是貝爾格萊德。

清晨。寒冷與黑暗覆蓋著凱夫拉維克和這座小小的宅院,夜空中佈滿星星,就像一首樂譜,就像美好,就像我們的渴望,可是天太冷了,我們無法抬頭,寒冷迫使我們屈服。阿里讀著關於鐵托心臟的新聞,接著瀏覽報紙,隨意讀讀,最後翻到漫畫和體育版,像那樣翻讀報紙,每週六天——週一沒有報紙——一整年,三百多天,每個清晨都會翻讀,迷迷糊糊,昏昏欲睡,喝著粥,快速翻閱,儘管他很少仔細地讀,除了體育和漫畫版,有關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內容也漸漸對他產生了影響,他突然意識到了什麼,就像從漫長的睡夢中醒來,坐在餐桌旁,粥涼了,他父親雅各布已經吃完早餐,倒了一杯咖啡,點上煙,蹺起二郎腿,把手肘支在桌邊,他吃得很飽,咖啡和菸草很香,一整天搬磚蓋樓的活兒還等著他去幹。繼母出門了,她每天早上七點上班,把粥和他們之間的沉默留在家裡。阿里突然意識到了什麼,就像有人拉開一面幻象的窗簾——他看見了世界真實的模樣。完全赤裸,毫無虛飾。他意外地感到他的世界觀就在眼前。那些印刷在報紙上的文字和照片。多年以來他每天清晨翻讀報紙,不自覺地接納了裡面的世界。一種世界觀,集結穩固的觀點、標準的形象,一切支配我們的東西,我們稱之為主流觀點的東西,我們稱之為事實的東西。這是世界應有的樣子和本來的面目,是我們對它的理解。

他又翻了翻報紙,發現真相屬於雄性。不過第十三頁有一張女人的照片,一位六十多歲的奶奶,住在華姆斯唐吉,她織了一雙羊毛短襪,想把它們寄到南斯拉夫去,送給鐵托,彷彿羊毛襪能治癒一顆衰弱的心臟,或是拯救南斯拉夫於水火之中。這當然是個善良的想法,不失親切,但很幼稚。這就是女人的邏輯。另外,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將和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舉行會晤,商討議程如下:核武器、導彈、冷戰、坦克營和亞洲的經濟利益。為別人擔憂並不會被列入名單,羊毛短襪自然也不會。阿里把報紙翻到漫畫版,那上面有兩個女人:一個是一絲不苟的家庭主婦,而另一個即將被泰山拯救,她很脆弱,關心總是脆弱的。報紙背面是對三位年輕歌手的訪談,他們唱的都是情歌。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兩個人,沒有把愛提上議程,這顯然不合邏輯。這肯定是個錯誤,因為我們最關心的莫過於愛和幸福。為什麼幸福不在《冰島晨報》的頭版?為什麼你不能刊登分類廣告,要求得到幸福,得到一點愛,最好趕在週末之前去做:我渴望幸福,誰能幫幫我,親愛的上帝啊,我多麼渴望被愛!

雅各布清清嗓子,阿里從報紙上抬起頭,父親迫不及待地想要讀報,父子倆都喝完了粥,此刻他們之間只有沉默,報紙是由男人們撰寫和出版的,但十三頁到三十五頁之間仍有留給女性的空間,仍有編織和愛情的空間。阿里把報紙,把由我們撰寫的世界推給父親。四年前,他們把家搬到南方,駕著他們的「莫斯科人」從世界背後的薩法米利的公寓樓開進冰島最黑暗的地方。在這所房子裡,從來沒人提起他的母親,阿里很多年都沒有大聲說過她的名字,彷彿名字也隨之死去了,她的唱片和書存放在薩法米利的儲藏室冰箱上方的書架中,他也從沒問過原因;他還記得那四本書的書名:《快點,快點,小鳥說》《燃燒的木頭》《永別了,武器》和《靜靜的頓河》。在儲藏室被清空,他們搬去南方之前,這些書名就已經在他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漸漸變成重要的資訊,在他讀完這些書以後,這些資訊才會掙脫束縛。當他準備好這樣去做的時候,當他足夠成熟的時候。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們跳上貨車的事過後不久,他在讀《快點,快點,小鳥說》,可什麼也沒讀懂。書裡似乎沒有情節,沒有明確的英雄,沒有母親給的確切資訊,他想,等我長大後再讀。我得再長大一點,先大量閱讀其他的書再說。

他從不過問她的書和唱片,不需要問,也不敢問,害怕它們被丟棄。他看著父親,他看報紙的時候面無表情,他看著他,心裡明白,假如父親扔掉屬於她的東西,他永遠不會原諒他,雖說「永遠」還很久遠。他看著父親,透過將他們隔開的安靜,他突然有一種渴望,幾乎難以剋制,渴望大聲說出她的名字,她死去的時候快三十歲了,拋下一個嬰兒,一個家,一些可能,她未讀的書,未唱過的歌,未去過的城市。她的名字就掛在他嘴邊,輕如鴻毛,重如鉛塊,他渴望把它扔在父親臉上,當作一種懲罰,一種乞求,一座橋樑,一滴眼淚,一個拳頭,一種絕望。

雅各布在頭版讀到鐵托的心臟,當權者的心臟,一個男人的心臟,我們為它擔憂,一個女人的心編織了羊毛襪,一個女人的心擁有美麗的聲音,它唱著真正的流行歌曲。阿里一直看著父親讀報。假如一切突然逆轉:報紙由女人撰寫和發表;我們是否還需要翻到第十三頁,去看第一張男人的照片,我們又會作何感想,以後的我們會和現在一樣嗎?我們的本質又會是什麼,真正的觀點是否還存在,難道我們只不過是一個裝滿主流觀念和既定看法的容器——所以在生活中幾乎沒有獨立思想,就算偶爾有所感知,它也會立刻被新聞、廣告、電影和流行音樂所表達的標準觀念消滅與扼殺?

這是一個二月的清晨,阿里被一種令人不快的猜疑,一種持久的感覺所困擾,他所看到的生活和世界只是別人做的結論,僅有一小部分世界觀能夠由他自己做主,彷彿已被預先設定好;可這又是誰設定的呢?

二月寒冷的清晨,我們走路時,他試圖向我解釋,他一邊說,一邊使勁打手勢,找不出合適的詞形容那種感覺或猜疑,他沮喪地跺著腳,彷彿他需要發明一種新的語言。星星在黑暗的夜空中閃爍,遙遠的星光在高處閃爍,彷彿來自某種我們永遠沒有機會感受的生命。

和往常一樣,我在上班途中順道經過他家,在他所住的小房子門口的車道上等了片刻他才出門。他父親在自己的拉達車車鎖上澆了些溫水,然後坐在方向盤後面想,假如第三次嘗試能發動汽車的話,或許我們也能發動幸福。

我們步行去斯庫利百萬,儘管沒走最短的路線;我們經常打舊城區穿過,感覺就像暫時從世界上消失了;我們走的路正是在凱夫拉維克的第一個星期六早晨和奧斯蒙迪爾一起走的那條路。阿里揮著胳膊,卻絲毫沒法幫他找到合適的詞描述這偉大的錯覺,描述對我們幾乎沒有獨立思想的猜疑——我們頭腦中的雷鳥太少,它們用白色飛行穿過錯覺的黑暗。

我看著爸爸,阿里說——不,他說的當然不是「我看著爸爸」,因為有兩樣事物阿里沒法大聲地說出來:「爸爸」這個稱呼和他母親的名字。他說,我看著這個老人想,他究竟是誰?為什麼我對他一無所知,為什麼早上我和他一起坐在廚房裡喝粥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為什麼我們之間只有沉默?我不由自主地想,難道這種生活就是兒時住在東部的北峽灣的他夢寐以求的生活嗎?

我們穿過舊城區。他父親的拉達車差點把我們擦傷,紅得像一顆淌血的心臟,可雅各布卻表現得好像不認識我們,慢慢開車經過教堂,牧師站在臺階上,擺弄著大門想要開啟,但不太順利,門彷彿被寒霜凍住了,拒絕讓他進入,彷彿上帝拒絕了他。他踢著門。暴力一直是教會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殘酷、虐待、對權力的渴望、無情,然而教會理當成為我們對上帝的禱詞,對人類的安慰,對地球和諧的夙願:很不幸,我們失敗了。

他又踢了一次門。

做個男人很難,當你一事無成,當安慰變成侵略,當門拒絕為你開啟,當妻子不再愛你,當她每天早上一如往常給你泡咖啡,接著宣佈,好似晴天霹靂、當頭一擊,她也許不再愛你了。要這樣表達:也許不再。她一邊說著,一邊把滾燙的咖啡倒進他的杯子。接著開始指責他失去了激情和青春的火花。有那麼一刻,她說,你覺得一切都有可能。看看你當時說話的樣子:彷彿一切都有可能,你說得激情澎湃,讓我情不自禁愛上你,身不由己。你說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區別在於是否擁有火花,並且能夠讓它保持活力。我們都有夢想:你想把世界和人們的生活送到離天堂更近的地方,我想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學習鋼琴和法語,可現在我卻在帶孩子,給你煮咖啡,我十年都沒去工作了,我的文憑就像過去的一種誤解,我感覺自己好像被人從生活中刪除了。你思考得更多的是推動你在教會的事業,躋身於凱夫拉維克的教會圈子,而不是讓這個地方接近天堂。你曾有過火花;所以我愛過你。這火花似乎早就冷卻了;這讓我怎麼繼續愛你?怎麼繼續和你在一起?

他在踢門,它和幸福一樣閉而不開。他轉過身,看向大海,已經記不起自己最後一次想到幸福是什麼時候,他太忙碌,而現在他被當頭一擊,也許一切都太晚了,你已失去了自己不曾考慮過的東西,失去了不曾培育過的東西。他站在教堂的臺階上,看見我和阿里,他們還年輕,我應該過去告訴他們,勸他們不要失去我曾失去的東西。

可他哪兒也沒去,反倒是坐下來,點了一支菸,那樣子就像喝醉了,鐵托的心在報紙頭版上孱弱地跳動,我們穿過舊城區,經過我們表哥的房子,那座多年後我將住進的小木屋。他發動了汽車,備胎在後備廂裡,但少了內胎,剛好騰出空間,能在中央放二十瓶左右的百威啤酒。他愉快地揮手打招呼,看上去總是那麼開心,我們回應了他的問候,接著走上哈布那加塔街,下個星期四晚上新影院會上映一部丹麥情色片,兩個袒胸露乳的女人裝點著海報,她們在笑,乳頭很堅挺,我們真想停下來看看那些乳頭,好好看上一會兒,我們在寒冷中興奮起來,陰莖向上勃起,指向天空,彷彿在對上帝表達敬意,表達感激,以權杖的模樣。

斯庫利百萬冷凍廠,西班牙尤利

還有她,我們背叛的那個人

斯庫利百萬是凱夫拉維克一個重要的工廠,大約有五十名工人,他們的年齡介於十六歲至七十歲,有男有女,這五十個人從沒住過旅館,或是在高檔餐廳吃過飯,這些東西都是洋玩意,電影,愛情故事,雷克雅未克,不屬於現實生活,現實生活只有魚,魚下腳料,捕魚和港口的喧鬧。

我和阿里走進斯庫利百萬,若說它的五十名員工沒有一個住過酒店、下過館子,其實並不準確;這是誇張的說法,因為尤利,拿他舉個例子,他是開叉車的,去年夏天和女友一起去了西班牙,那是一次難忘的旅行,雖說他實際上沒什麼印象。那是一九七九年夏天,冰島啤酒合法化的十年前,沒有購買啤酒的門路,除非從基地或者外國船隻上走私,或是出國途中從機場購買。一個男人在登機前少說也要喝上三四杯啤酒,上了飛機還要繼續喝,才算有種;在西班牙,一個男人假如能穩步走下舷梯,那麼他幾乎無法在男人堆裡得到認可。尤利可不是懦夫——否則他就不會開叉車了。他沿著舷梯趴下,一個勁兒地傻笑,幾乎站不起來,在烈日下整整三個星期,他都醉醺醺的,連做夢都是,他幾乎什麼也不記得,皮膚被嚴重曬傷,債臺高築,女朋友離開了他,或者說,她無所謂離不離開,她和一個該死的英國佬睡覺被他逮了個現行,她幾乎不會說英語,並試圖以此作為掩護,讓他相信這只是個誤會。但尤利沒這麼傻,當他走進他們的房間,發現英國佬正從後面幹她,像一隻發情的狗,女友臉上沒有任何「誤會」。尤利什麼也沒說,只是看著他們,彷彿在恍惚中看見英國佬撞擊著她的屁股,她的奶子不停地晃動,而眼前這個男人也沒必要停下,或是放慢速度,儘管尤利正張著嘴站在這裡。最後,尤利清醒過來,匆忙抓起一件襯衫、褲子和一沓鈔票,大步邁出她的生活,她大聲喊著他的名字,苦苦哀求,尖叫著說這完全是個誤會,一個他媽的相當可怕的誤會,他想,他大搖大擺地走出她的生活,旅行的最後兩個晚上他在戶外過夜,他的皮膚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嚴重曬傷的。他在一家妓院散盡剩下的錢,在那一年,除了「西班牙尤利」,他沒有別的稱號。

斯庫利百萬是由三兄弟經營的,他們是斯庫利的兒子,斯庫利在二十五年前建起這座冷凍廠,他是凱夫拉維克居民中的第一個百萬富翁,從那以後,他就得到了「斯庫利百萬」這個稱號。他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去世,活了七十多歲。當時,他正坐在棋盤邊下棋,他走黑子,只剩兩步就能將死對手,他展示了出色的棋技,這場精彩的對弈如今被詳細地記錄下來,懸掛在公司辦公室的牆上,在那裡,下棋比賽一場接一場,斯庫利在比賽中的想象力和敏銳度成為眾人的典範,只剩兩步就可以擊敗對手,誰知他反被死亡擊敗。一位偉大的棋手,凱夫拉維克國際象棋俱樂部的創始人之一,多年來曾贏得許多獎項——也因此無可否認,他得到一個高貴而美麗的結局。兒子們把他的棺材漆成一個摺疊的棋盤,把他們的父親變成了一枚永恆的棋子,馬或者車。這的確令人難忘。然而真相併不總像我們講述的故事那樣美,有時它缺少魅力。這個故事一直在延續,拒絕離開,斯庫利百萬並非死在棋盤上,而是死在一個女人懷裡,很不幸,這個女人不是他老婆,更確切地說,不是死在她懷裡,而是死在她身上,被人捉姦在床,據說當時還硬著,幾乎沒人敢把這個故事公之於眾,更別說寫下來了——毫無疑問,我們也很難在這裡記錄下來,等我們下次去凱夫拉維克的時候,想必不會受到熱烈的歡迎。

那個女人比他年輕得多,二十出頭;斯庫利正幹得起勁,突然臉上現出了奇怪的表情,像一個沉重的沙袋倒在了她的身上。她用手杵杵他,說,斯庫利,別玩了,你怎麼回事?斯庫利,嘿,你別嚇我。但他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他在比賽中被淘汰,被死亡擊敗。接著她開始尖叫,大聲呼喊,她的尖叫聲傳到外面,鄰家的兩個主婦跑過來,但是太遲了,斯庫利躺在她身上斷了氣,他的右胳膊還放在她的肩胛骨下面,他騎著她,像是在奔赴一場重要的約會,可他遲到了,他把胳膊插在她肩膀下面,彷彿想把她抓得更牢,操控她,誰知竟這樣死了。她無法抽身,死神牢牢壓住她,所以她才尖叫著,大喊,當你正值青春,卻撞上一個老人死在自己身上,這可不是鬧著玩的。被死神牢牢壓住。

似乎沒人知道哪個版本才是真的:死於下棋還是捉姦在床,是死得其所還是荒唐可笑;那個涉事的女孩不久後搬去了北方的阿克雷裡,在那裡找到了一份稱心的工作,再也沒有回來過。若是現在問她有關斯庫利生命的最後一刻的事情已經太晚——不過,我們當然能讓自己物件棋的故事深信不疑。

我和阿里見過關於這場比賽的描述,在我們週五去領工資的時候,奧斯倫把工資單交給我們,她是三兄弟中小弟的老婆,小弟被員工稱作「一克朗」,負責公司的賬目和財務。說起奧斯倫的丈夫,人們沒什麼好話,可她不一樣,有時候人們叫她「一千克朗」——因為她的親切與美麗。她大概四十歲,所以在我和阿里看來年紀大了點,就算沒有老透,她的青春也在迅速衰退,而且她已經做了祖母,儘管如此,她也許是我們曾經見過的最美的女人。她像最美麗的形容詞那樣動人,像仲夏夜那樣溫柔,她很體貼,樂於和工人們聊天,甚至包括我和阿里這樣的無名小卒,我們單調、木訥、笨拙且總是捱罵,她卻饒有興致地問我們生活的志向,她說我們應該接受教育,並且堅持下去,她說她很遺憾子女們完成義務教育後就輟了學。她說話的樣子彷彿我們對她來說很重要,彷彿我們有能力貢獻,而並非無用、平庸的人,最終泯然眾人。

「一克朗」和「一千克朗」——這就是工人們眼中兩個人的區別。和小弟不同,二哥受人愛戴,像一隻胖乎乎的泰迪熊,他有工頭的頭銜,卻喜歡和女人們廝混、胡鬧,和她們聊天,纏著她們不放,誰也沒有他懂得糾纏,他在這方面天賦異稟,但一旦輪到做決定的時候,他就溜之大吉;每遇這種場合,他就藉口去買馬球王子的巧克力威化餅,或是躲進奧斯倫的辦公室。不過,大哥才是決策者,他雖然不管財務,但負責公司管理,一心撲在上面,早晨總是第一個到崗,傍晚最後一個離開。他很清瘦,牙齒很齊,從不高聲說話,但總能讓大家在閒聊和機器的嘈雜聲中聽見他的話。他不在場的時候,工人們叫他「鐵人」,他疲憊的臉因為專注而顯得僵硬,他似乎不需要任何休息,從不間斷,從不落座,從不生病,也不請假,除去七月那三週,他和家人一起去了西班牙旅遊。整個行程是他老婆安排的,他躺在酒店游泳池邊的躺椅上,在烈日下喝得爛醉,連肌肉都紋絲不動,他老婆喝金巴利酒,讀言情小說,和其他的冰島遊客一同觀光、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