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發生在去往柏林南部的一輛黑色賓士車上，

奧斯蒙迪爾一個人的步態威脅著

數學方程式，接著空氣

吐出白色海鷗

傍晚的凱夫拉維克在下雨。沒有下雪，雨讓今年的十二月更晦暗，阿里走進大廳，沒有其他旅客，遊客都走光了，他看見最後一輛巴士駛離機場。外面的大地顯得很沉鬱。

一點也不疼。奧斯蒙迪爾用指頭蘸取了一大團軟膏，左手放在阿里的左屁股上，接著把他粗長的手指插入阿里的直腸，輕柔而徹底地探查，像是在尋找他渴望的東西，被我們錯過的東西，卻一無所獲，當他抽出手指的時候，出現了一點微小的、黏糊糊的聲音。阿里沮喪地想——其實他快要哭了——但願我在凱斯楚普上廁所的時候把屁股擦得很乾淨。阿里感覺肛門不疼，卻特別癢，所以他溜進到達大廳10-11商店外的明信片貨架中間，用力抓撓自己，同時看著那些五顏六色的明信片，上面印有冰島自然界的珍珠和幾匹馬。然後他拿出手機，戴上眼鏡檢視手機簡訊，希望是女兒們發來的，嗨，歡迎回來，親愛的爸爸，類似這樣的話，還有甜言蜜語，你對於我很重要之類的。但這些資訊不太可能來自她們，他並未告知她們自己突然回來了，他原本就必須向她們解釋，告訴她們他的父親，她們的祖父已經命在旦夕，但首先他想弄清楚父親的病到底有多嚴重，情況是不是真的很不樂觀，他不想讓孩子們有不必要的擔憂，因為他們對這樣的事都很敏感，尤其是格蕾塔，假如她很在乎的人遭遇不順，她就會消瘦，無法到校上課，他和波拉分開後的前幾個月就是這樣——阿里知道，他永遠不會因為這個事實原諒自己。

是的，這些簡訊不是女兒們發來的，第一條是我發的，問他今晚能否碰面，一起喝免稅店買來的酒——第二條是波拉發的。他盯著螢幕。他盯著她的名字，盯著左手邊她的頭像，她正倚著牆對他微笑，上一次她對他那樣微笑幾乎是三年前的事了，我的上帝，她真的對他那樣微笑過，那些時光存在過，是他令她擁有那種微笑；他是怎樣毀掉了自己的生活，怎樣誤解了一切？他是怎樣想到他能離開她生活的，或者他根本就想這樣做？真是個該死的白痴。因為他的日子很快把他綁在一根柱子上，用四把步槍對準他無情地掃射：悔恨、渴望、自我厭惡和絕望。他盯著她的頭像、她的名字，和下面的話：「你父親告訴我……」

空間不夠了。他必須按著螢幕看完剩下的話。這些是指向幸福、指向和解的話嗎？還是來自那四把步槍冰雹一樣的子彈？他的心臟還能承受多少子彈？他把拇指放在螢幕上，輕輕地按，可文字出現的時候，他又抬起頭看明信片。所有的明信片上，天氣都很好：平靜，碧空。所以那才是冰島：除了大自然的珍珠、平靜的天氣、蔚藍的天空和溫馴的馬匹之外，什麼都沒有。

也許我們永遠不會說出全部真相。有時候半個字也不說，我們總是緘口不言，讓生活更易於操縱，避免不愉快。也許常常出於自欺，讓自己顯得更漂亮，也許常常出於懦弱。我們把沉默變成謊言，變成背叛。很少說出全部真相，也因為如此，永遠不會擁有正直。難道是因為我們不敢面對自己，不敢面對我們創造的世界嗎？難道人的生命僅由逃避和幻覺組成？阿里看著明信片和手中的電話，螢幕的光滅了，語言陷入黑暗——明信片展現的並非真實的冰島，而是我們幻想中的冰島；它們展現不出風，展現不出天氣的喜怒無常、變幻莫測，展現不出潮溼，展現不出這些渾身溼透、在雨中滴著水的馬兒，展現不出颮、雪橇和灰暗的天色，而且絕對展現不出凱夫拉維克。凱夫拉維克不是冰島，不屬於幻想的那一部分。這些明信片為我們展現的是幻覺，是我們不敢用雙眼去正視的東西。

一點也不疼。奧斯蒙迪爾脫去手套，向他的同事塞瓦爾介紹阿里，塞瓦爾剛把講臺搬開，他看起來很生氣或是緊張。我的表哥，以前是詩人，現在是出版商，奧斯蒙迪爾說，他咧開嘴略微笑了笑，阿里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意折磨塞瓦爾，這個剛剛罵過詩人和詩歌，並將其與搞破壞的左派相聯絡的人，他用的是「以前」這個詞，含沙射影地指向阿里。無論怎樣，他從奧斯蒙迪爾的話裡捕捉到一絲批判，或者假定如此，他突然想起，就像一扇窗戶在他記憶中開啟，奧斯蒙迪爾的母親埃琳曾給他寄過一封簡訊，那時奧斯蒙迪爾剛剛接受了一次關於阿里的訪談，他說阿里作為一個出版商，有志於出版文學價值高的詩歌，特別是翻譯作品，世界文學——這將是他對冰島、冰島文化和冰島人民的貢獻；假如我們沒有翻譯像托馬斯·曼的《魔山》，或者費爾南多·佩索阿的詩歌那樣的作品，我們就算不得一個崇尚文學的國家。訪談最後記者問他，你自己的寫作如何，你已經出版了兩本詩集和兩部小說，你所有的書風評都很好，其中一部小說被譯成四種語言，你不認為自己也有影響力嗎？不，他笑著回答，像人們對天真無邪的童夢報以的微笑……不，有好些作者比我優秀得多，他們都才華橫溢。在這方面，我的影響程度和他們的相比遠遠沒有那麼大——我已經放棄寫作了。

後來阿里收到埃琳·奧德斯多蒂寄來的簡訊。一封完全出人意料的信。這十年期間，阿里既沒見過她，也從未和她交談過，像他對待父親家的其他成員一樣。他父親除外，每年他們父子會見三到四次面，兩個人都對那些真正要緊的事絕口不提，只談論一些膚淺的話題：天氣、政治和足球。「我真的感到難過，」她寫道，「當我讀到你在訪談裡對自己寫作的評價的時候。你應該知道，我和家裡大多數人一樣，撇去你父親不談，也因為有一個在出版業工作的親戚而感到驕傲，尤其是一個目標崇高、野心勃勃的親戚——這會讓我的母親，你的祖母，非常開心。但她也會因為你對自己寫作的評價感到痛惜。也許你不明白，對我們來說，看見自己人在這個特殊的領域打拼有多重要。它幾乎讓我們感覺每件事都有意義，尤其是困難，感覺一切都順理成章，感覺——不，我不想；我不想再多說了。你一定對這樣的事略知一二，所以你能理解我的痛苦，也會明白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給你。話雖如此，我還是要向你道歉——對於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一個如此優秀的作家，我必須得補充一句，原諒我的打擾，收到自己無知又年老的姑媽寄來的讓人尷尬的信，可能是件煩心的事。我還記得我哥哥索聚爾很討厭看見與表達的距離，還有感覺與寫作的距離。當然，我不太可能記起來；有時候是聽母親說的，還有我妹妹安娜（我知道她對你在訪談裡說過的話也感到遺憾，可她不願打擾你。我總是一個喜歡打擾的人，或者一個向來學不會處事的人）。直到我看見自己的思想在變化，在我眼前變得笨拙不堪時，我才完全明白。或者說，嗯，有些放肆。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信中哪些內容重要。原諒我的胡言亂語，不過我年紀大了，但也許還算不得太老，足夠我去懷疑，或者去理解，那一時刻總會到來，那時再想說什麼都來不及了。現在向你問好還不晚，我的侄子。我們一定會繼續買你出版的書，雖然我沒法完全讀懂。」

他當然無法把這封信背下來——事實上還差得遠；只記得語氣，也許還有幾句話，不過他晚一點會在酒店房間裡重讀一遍。兩個小時後，計程車司機把他送到凱夫拉維克的飛行酒店，他從一個厚厚的，塞滿信件、剪報、照片、詩歌和韻文的黃色資料夾裡抽出這封信，他一直隨身攜帶著這個資料夾，用老克里斯蒂安的話說，將它像石頭一樣拖在身後，但多年來他都沒開啟過——似乎害怕這樣去做。奧斯蒙迪爾口中的這個詞，「以前」，帶有的斥責語氣和他第一次讀那封信時感受到的責備並不一樣——他讀完信，隨即擱在一邊，那封信像許多別的東西一樣，被丟在一邊，飽受壓制，像一個古老的幽靈、一種指控和一個誤解，不斷被壓制、被否認，不斷——直到某些東西碎裂。直到它碎裂。直到他毀了——一切。他的日子很快把他綁在柱子上，四把步槍同時開火。以前是詩人，奧斯蒙迪爾這樣說，塞瓦爾懷疑地看著他們，好像奧斯蒙迪爾和阿里正在聯手對付他，好像剛剛發生的事，阿里渾身赤裸地趴在講臺上，表弟的手指插入他的直腸，壓根兒就沒發生過。你又開始寫作了嗎？奧斯蒙迪爾幫阿里收拾行李的時候問道，他假裝沒有注意到阿里把色情雜誌塞進另外兩本書下面，併發誓自己到了酒店就將它扔掉，或是趁散步的時候丟進垃圾桶。你又開始寫作了嗎？奧斯蒙迪爾問，他拿起手稿，讀了讀書名——《黑暗所知的太多：約翰·西於爾永松漂泊的日子》，他聲音中的熱情讓阿里感到不適。不，阿里說，我一直想寫寫約翰，只在業餘時間寫；你媽媽還好嗎？他匆匆問了一句，像往常一樣把話題從自己身上移開，他問得很急，太急了，剛問出口就想起來，儘管話還在嘴裡，可他還是晚了一步，沒能及時打斷這個殘酷的問題，所以當他看見奧斯蒙迪爾的表情時，他在想，給他一拳反倒更體面。

你媽媽還好嗎？——埃琳，她三年前就去世了，在柏林度假時被車撞了。車在路上全速行駛，埃琳的一隻腳踩在路面上，撞車後被甩出三米多遠。車開走了；司機可能喝醉了，喝高了，好像什麼也沒看見，他開著一輛嶄新的黑色梅賽德斯－賓士車回家，上床睡覺，早上醒來時根本不知道自己撞死了一位冰島的老婦人，一位在東海岸、在北峽灣長大的女人，她的哥哥索聚爾，喜歡在清晨輕嗅她的頭髮，擁抱她嬌小溫暖的身體，喜歡撓她的癢，因為她的笑聲「像銀子，像快樂的陽光」。事故發生後沒多久她就死了，被人依戀和哀悼，儘管「事故」也許不是一個恰當的詞，它更像是一種襲擊，一種處決。我看上去一定很可怕，她低聲對丈夫說，他跪在她身邊，他伏在她身上，她在哭，他也在哭，那個高大有力、堅毅的船長，他的臉像飽經風霜的懸崖，聽見她這樣說，他哭了，他看著她，接著她對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任何話了。

他怎麼可能忘記這個？！

他注意到奧斯蒙迪爾的表情，急促地說，一副驚恐的樣子，他說得很誠懇，原諒我。

你離開得太久了，奧斯蒙迪爾只說了這一句話，把手稿遞給阿里。

阿里看著明信片和手中的電話，波拉的留言在黑暗的螢幕後面等待，這是一部三星手機。他看著明信片想，它們為我們展示了我們的夢想。他悲哀地想，有時候我們的夢想只不過是幻覺、逃避和證明，證明我們不敢承認世界的真面目，不敢面對這個世界和身在其中的自己。他想，當我問及在凱夫拉維克逗留期間我和他是不是應該見一面的時候，奧斯蒙迪爾是不是在暗示我？——你覺得安全嗎？他問，你覺得我們能承受嗎？

他是不是想說：因為接下來我們可能需要談論我們在逃避什麼，需要面對三十年前的自己，並解釋清楚今天的我們到底是誰——這樣的解釋不太可能讓人感到舒服。實際上這種可能性很小。

你還好嗎？

這個聲音把阿里嚇了一跳，他的手機掉到地上，後殼彈開，電池跳了出來，波拉的留言沉入了黑暗深處。10-11商店的一個收銀員挪開明信片貨架，阿里在那裡一動不動地站了大概五分鐘，誰會那樣站在一堆向遊客兜售的明信片中間，除非有什麼不對勁，除非這個人病了，正面臨一場危機，心臟病突發，在哭泣，覺得事有可疑，也許他是個變態狂，天知道，也許他正對著照片手淫，因為他知道店裡有兩個女人？

這個女人，一個年方二十的姑娘，小心地把一個貨架從另外兩個旁邊挪開，她說，你好，有什麼需要幫忙嗎？卻又立即糾正了自己的話，假如這個人是變態狂怎麼辦？假如他並不沮喪痛苦，而是一個變態狂，就像你在報紙上或者網上看到的那樣，他站在那裡，他的陰莖像個小惡魔一樣被他握在手裡，回答你，什麼？是的，你當然能幫我！所以她急忙糾正了自己，問道，你還好嗎？她一邊挪開貨架，一邊說。另一個收銀員，也是個年輕姑娘，在一邊等著，手裡拿著電話，時刻準備打電話呼救。誰知那個變態狂原來只是箇中年男人，在記憶複雜的風景裡迷了路。他撿起手機，重新裝好，小聲說對不起，那個姑娘也道了歉，嚇了他一跳，可他還是紋絲不動地在那裡站了很久，她們除了他的腳什麼也看不見，所以不知道該怎麼辦；不，另一個姑娘說，你永遠都不會知道的。阿里對著兩個姑娘抱歉地笑了笑，她們的臉龐青春洋溢，其中一個人下唇戴著兩個唇環，另一個頭發是粉色的，兩人都略顯圓潤，挪開一個明信片架不會讓一個人的體重損失四十或五十千克的，這種負擔對於這樣年輕的人來說不在話下，她活著的每一天都要承擔額外的五十千克重量，彷彿她永遠，在她年輕生命的每一秒，都被判處了苦役。人們吃得太多，鍛鍊太少，體重增加，恣意發胖，可憐的地球，不得不載著我們所有的人一起旋轉，難道它不評論我們的文化，不說它正在墮落，不說我們生活在被死亡沾染的時代嗎？阿里這樣想，但他很快就因為這樣的想法感到了羞愧，她們只是兩個可愛的孩子，那個戴唇環的姑娘給他找來一個購物車，方便他在雨天的下午把提包放進去，他接著想，像是在為自己找藉口，這是文化的錯誤，不是你的，你是時代的受害者。接著他走了出去。

計程車司機，一個大概和他同齡的女人，從車上下來，快速地把他沉重的箱子放進了後備廂，他幾乎來不及感謝她的幫忙。他聞見她身上有一股好聞的淡淡香水味，對她說，凱夫拉維克，飛行酒店。離這兒不遠，她愉快地回答。對我來說挺遠的，他鑽進汽車，自言自語，接著點開手機上波拉發來的簡訊，重新找回那些黑暗中的話語：「你爸爸告訴我你要來了。他們詳細查過嗎？對不起，我沒法不提示他們，讓他們瞭解你的問題不止眼前這些，他們完全有理由好好查一查你，是嗎？他們有沒有發現什麼？他們有沒有發現你對所有人都隱藏的東西，尤其是對你自己——他們發現你的不忠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