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裡的少男少女們待在咱們村的這些時日，我們會一直暗中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併為之而感到新奇和亢奮。湊在一塊兒時談論的爭執的也全都是有關他們的事。

因為長在伊豆的山村，我自幼便對城市以及城裡的男孩女孩有一種莫名的自卑感，這種心理也許是城裡孩子完全無法想象的。而這種自卑感，多年以來仍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影響著我這個人。我自幼不在父母身邊，但要說因此而產生了諸如戀母情結之類的心理，在我自己看來，在我身上這一點倒表現得並不明顯。

再有就是，因為生長在一個氣候溫暖、平凡無奇的地方，所謂的大自然帶給我的衝擊，恐懼也好憧憬也好陶醉也罷，似乎都並不那麼強烈。既不常見遼闊無垠的大海，也沒有什麼氣勢磅礴的名山大川；既未經歷過暴風雪的侵襲，也從未品嚐過大雪封山、與世隔絕的滋味。

我在優越的自然環境中長大，身邊也沒有嚴厲的監護人，整個童年都是在一天天的盡情玩耍中稀裡糊塗地度過的。桑葚、櫻桃、杜鵑花、尖頭蓼、虎杖、茅花……只要是田間樹林裡能找到的，只要是吃了不會被毒死的，我全都塞進了自己的肚子。一年四季，除了去學校，其餘的時間我不是在漫山遍野肆意地奔跑，就是在河邊跳水嬉戲，幾乎每天都要玩到天黑才算盡興，簡直是個地地道道的野孩子。

我就這樣在伊豆度過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伊豆是我的原籍，也是我真正的故鄉。可以說，我作為一個人的根基就是在這裡形成的。直到今天我仍喜愛農村，時不時就會忍不住想去鄉下靜靜地待上幾天。不過，也正是因為我在鄉下長大，對於農村生活的繁瑣，對於鄉下人的倔脾氣和小心眼，我也是再瞭解不過的。

中學時代，我先後在靜岡縣的兩個城市生活過。只在第一年，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唸的是浜松中學。從二年級開始，因為全家搬去了臺灣，我便離開家人，轉去了位於故鄉伊豆半島核心區域的沼津的中學。在那裡上學期間，我有時借宿在寺院，有時住宿舍。

現在想來，沼津的生活，因為同樣沒有正經八百的監護人，我仍然過得隨心所欲、無拘無束。那四年，我幾乎從沒把學習當回事，每一天都是和朋友們玩過去的。

與老家的山村不同，這裡大小是個城市，離海又近。於是，和朋友一起去海濱的松林轉悠幾乎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課。

一到夏天，就會有很多人從東京來這裡避暑，小小的城市便會擠滿來自大都會的人們。這下，我們又會對大都會來的學生產生一種莫名的自卑感，總會不斷和他們發生摩擦，甚至爭吵、鬥毆。現在想來，我們真像是一幫黑社會的小混混。我們之所以沒有變成真正的小混混，恐怕僅僅是因為我和我的哥們兒都膽小怕事，骨子裡還帶著幾分文學青年的清高孤傲吧。

在沼津的日子裡，我徹底把學業拋諸腦後，全身心地投入到每日盡情的玩樂中，是徹底放鬆、徹底自由的。無論好與壞，這便是我在那段時間最大的收穫。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我都從未承受過哪怕一丁點兒痛苦。也不用依照當地習俗，在數九寒天或是炎炎夏日鍛鍊身體。每日去千本浜朝大海里扔石子兒、大聲唱歌，心情不好時就可以不去上學。也不知道該叫懶散還是自由，總之，這段少年時光就這樣無拘無束地過去了。

學校放假時，我便邀上三五好友，去老家或是西海岸的某個親戚家叨擾幾天。修學旅行之類的集體活動我一次也沒參加過，校運動會我也從不參加，作為一名學生簡直自由散漫到了極點。

初中四年級升五年級的那個暑假，我去了一趟臺北，當時我的家人都住在那裡，這也算是我那段少年時光裡發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了。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神戶這樣的大都會，也是我第一次乘大輪船橫渡大洋。在臺灣，我和家人一起生活了兩三個星期。也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升學問題。雖然在那之前也曾懵懂地覺得自己總歸是要念高中的，但那卻是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眼前必須要努力跨越的屏障。

然而最終，直到初中畢業，我都沒有為準備升學考試複習過哪怕一天功課。初中畢業後，我又去了臺北的家，在那裡無所事事地混了一年，這才老老實實地坐到書桌前開始學習。

後來，父親從臺北調回金澤，我也隨家人一起去了金澤，並考上了那裡的高中。家和學校兩點一線的生活過了差不多一年，父親又被調去了弘前，我只得再一次住進宿舍。

在四高的這段生活，令我初次體驗了北國陰霾的天氣、漫長的雪季，也初次體驗了在這樣的天氣下沉思的感覺。高中時代，我加入了柔道部，過了幾年刻苦訓練、青春熱血的社團生活。長久以來自由散漫的我也終於開始用某種外力來約束自己。這段在金澤度過的歲月使我學會了沉思，也使我體驗了按部就班、井井有條的生活。在伊豆山村和沼津過了這麼多年懶散的生活，我終於有了自我約束的能力。

現在回想起來，伊豆的山村固然是我的故鄉，沼津也同樣是我的故鄉，甚至我在那裡生活了三年的金澤，也可以說是我的故鄉。因為這兩個地方都在我人格形成的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北陸的城下町度過的那段多愁善感的青春歲月，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在我的人生中都是一段無可替代的經歷。

若我一直沒有離開出生地旭川就這樣長大，又或者我並非出生在旭川而是生在北國長在北國，那麼現在的我一定會是另一個人，或許骨子裡就透著北國特有的陰冷氣息。

然而，實際情況卻並不是這樣。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大半在氣候溫暖的伊豆山村和沼津度過，青年時期卻有整整三年生活在氣候環境迥然不同的北國。

我的體格、我的相貌都不是北國的氣候環境所造就。但一顆敏感而鮮活的青春的心，儘管時間短暫，卻在北陸特有的空氣中捕捉和吸收了許許多多東西。我的性格與北國人既有相似又有不同，而感知事物的方式，總體來說還是更接近北方人。

用青春賭一把的熱情

我的整個高中時代，都在金澤陰鬱的天氣中過著禁慾式的生活。因為加入了柔道部，我沒有多餘的時間像別的學生那樣盡情享樂、揮霍青春。當時的金澤高中（四高）柔道部素以訓練嚴苛著稱，與岡山高中（六高）齊名。當時的高中校際聯賽，第一場到第七場通常是四高獲勝，而第八場到第十三場獲勝者便換成了六高。我們唸書那會兒，除了四高和六高，還有一個松山高中的實力也突然增強。這三所學校一時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個個對總冠軍志在必得。

我們執著地以為，所謂的柔道，就是訓練強度決定一切。我們堅信，哪怕多訓練一小時，也就一定能多一分把握打到對手。現在想來，我們這些和體專的專業學生比起來毫無身體優勢的普通高中生，要想在比賽中獲勝，這是唯一可以想到的辦法。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我們都必須相信。

此外，比起立技，我們更重視寢技。因為若用立技，成敗就全憑體能說話，且天分也佔了很大比重。我們這些進了高中才第一次穿上柔道服的傢伙，要想戰勝那些體格強健又有天分的專業選手，就只能避開立技，將訓練的重心放在憑訓練強度說話的寢技上。對日本柔道的寢技進行了深入透徹的研究，並將其發揚光大的，並非是什麼專家，而是我們這些高中生。

我考入四高的那年夏天，在武德殿舉行的高中校際聯賽上，我靠一招立技放倒了松江高中三位選手，之後便被學長嚴令禁止使用立技了。

——你不過是運氣好，恰巧碰到了比你還要瘦弱無力的對手，所以才能把他們摔出去。若是碰上比你強壯的，那麼，被摔出去的就該是你了！這種危險的比賽技巧趁早放棄，以後絕不能再用了。記住！每次都要壓低重心，專攻對方下盤，靠寢技克敵制勝。寢技這種技巧，訓練強度決定一切！

我那時對這番話也深以為然，此後便嚴格按照他說的來做。我們的訓練時間比京都武專還要長，精心制定的時刻表比他們的還要嚴格。無論酷暑還是寒冬，無論清晨還是深夜，道館都能見到我們刻苦訓練的身影。就連暑假，也只有我的自我形成史·用青春賭一把的熱情幾天假期可以回家一趟，剩下的時間便全用來訓練。那時候，我們甚至常常互相激勵：別想著我們是來學知識的，我們是來練柔道的。

現在想來，那時候的高中柔道還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通常情況下，大部分人高中一畢業便會放棄柔道。似乎學習柔道的唯一目的就僅僅是為了在高中校際聯賽上取勝。

就這樣，一年、兩年，我們當真是夜以繼日、不分晝夜地在練習柔道。到了第三年，我們又面臨著一個新問題——

不再有新生願意加入柔道部了。我們甚至不得不暫停訓練，全體出動去招新，卻仍然沒能招來新人。顯然，新生們都不是來練柔道的，而是來學習的。

為了能為柔道部招來新成員，我們認為有必要縮短訓練時間，並適當修改部裡的規章制度。當然，這並不是什麼大規模的改革。不過是考試前減少訓練時間，或者縮短春假時的集訓時間之類的修改方案。誰知，此事卻惹怒了部裡的前輩們，他們認為這破壞了四高柔道部的優良傳統。事情一鬧大，作為主謀的我首當其衝被退了部。到最後，甚至發展到所有三年級的柔道部成員都得跟著我一起退部的地步。而逼我們退部的，則是當時已經畢業進入社會的柔道部的前輩們。

我和這些前輩們至今仍常有來往，每每聊起這些往事，還會彼此感嘆一番。可是當時，我和他們卻彼此橫眉豎眼，好似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件事是四高柔道部的一件大事，最後還是以我們這幫人揹著惡名，被迫退部而告終。

不過，也多虧了這件事，高中生活的最後半年，我終於不用再穿那套散發著濃濃汗臭味的柔道服了。彷彿被開除了軍籍計程車兵，我們整日渾渾噩噩地度過了畢業前的最後幾個月。退了部的一幫人每日湊在一塊兒，在鎮上、郊外閒逛。

我們從沒有坐在書桌前學習的習慣，不去道館訓練的時候，就只能四處走走。我們彷彿在遙遠的孤島上得知戰敗訊息計程車兵，失去了生存的意義，痴痴傻傻、呆若木雞，毫無目的地消磨著時間和體力。因為除了沉思之外無事可做，所以只能選擇沉思。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放棄柔道的我愛上了作詩。畢業前的每一天，我都會在筆記本上寫下一些看起來像詩的文字。

那幾年四高柔道部的生活，或好或壞，都對我這個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時我煙酒不沾，只因抽菸喝酒都對訓練無益。長久以來我極度壓抑著自己的慾望，而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也是因為每日高強度的柔道訓練早已把我累得半死，哪裡還有力氣想別的？

除了宿舍的大媽，我們不認識任何異性。看著別的學生和異性朋友肩並肩走在街頭，我們也並不覺得有多羨慕，彷彿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另一個世界發生的事，自己只是冷眼看著。我跟他們可不一樣，我現在活著，就是為了在道館刻苦訓練——這便是我們當時的想法。

能讓二十一二歲的年輕小夥子產生這樣的想法，柔道部的生活還真是不簡單。我在訓練中曾被打斷了兩根肋骨，又因內出血損傷了耳膜，最後是被人用門板當擔架抬回家的。

可是對於這種事，我卻不以為意。我們把自己的青春歲月消耗在了與別的學生截然不同的事情上。若要論及校園體育社團的存在形式、體育活動的開展方式之類的問題，那麼我在四高柔道部的經歷，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反面教材，有諸多方面值得批判。但在我看來，也不可全盤否定。我們練習柔道，並不是為了在技術上有多精進，也不是為了成為頂尖的選手。那完全是我們自己強加給自己的一種度過青春的特殊方式，也是高度自律的一個時期。後來所經歷的部隊生活當然更為殘酷，但卻與之有本質的不同。後者完全是迫於強權，而前者則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所進的柔道部就好比是一座修道院。

四高畢業之後，我考進九大的法學部做了兩年學生，不過這兩年我幾乎都待在東京。我借住在駒込一家盆栽植物店的二樓，平日裡去駒込中學打打網球，隨便讀幾本喜歡的書，或是寫寫詩，悠悠閒閒地過了兩年。我和高中時代相比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又重新過上了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個年代，就算大學畢業也多半找不到工作，所以根本不用考慮就業問題。在大學裡完全無需為自己的前程憂心，可以隨心所欲地想幹嗎就幹嗎，這樣的人遠不止我一個，而是當時大學生的普遍想法。那真是一個精神上無比奢侈的年代。我甚至打算畢業的前一年再回福岡寫論文。對於我如此放縱的生活，父母卻從未指責過一句。對他們，我只能心懷感激。

後來，我又進了京大。原本我的志願就是京都大學哲學系，只是因為高中讀的是理科，除非招生人數不足並無入學資格，所以我才勉為其難選擇了九大的法學部。可是，大學唸到第三年，我突然獲知當年的京都大學哲學系報考人數不足，就算是學理科出身的學生只需寫一份申請書也同樣能報考，於是便萌生了轉學去京大的念頭。也因為這個原因，我的大學生活又延長了三年。

在京都的生活，仍然與高中時代截然不同。我極少去學校，成日只和三五好友盡情玩樂，足足虛耗了三年甚至四年。雖讀了大量的書籍，卻種類龐雜、毫無章法，除此之外便只剩一個「懶」字。在此期間，我娶了妻，成了家，還有了一個女兒。畢業之後，我進了每日新聞報社，直到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底都一直生活在大阪。

幼年時，我在家鄉伊豆生活了七八年，後來又在沼津唸了四年初中，金澤唸了三年高中，再後來又先後在東京和京都度過六年大學生活，最後去大阪當了十二年新聞記者。這其中，伊豆、沼津和金澤這三個地方於我有著不同尋常的特殊意義，是別的地方所無法比擬的。若是把這三個之中的任意一個換成別的什麼地方，就絕不會有今天的我。從這個意義上說，伊豆、沼津和金澤，都是我的故鄉。

我在京都、大阪生活的時間也不算短，但對這兩個地方卻始終熟悉不起來，也沒有因為在那裡生活過而發生什麼改變。京都腔、大阪腔，我都一點也沒染上，所謂的關西方言我一句也不會說。其實也並不是我故意不學，可不知為何，在關西待了這麼些年，竟從未從我嘴裡聽到過一句關西話。

沉默中孕育的熱情

我在學生時代也曾設想過自己將來會選擇的職業，什麼都好，唯獨新聞記者我自認為是難以勝任的。我認識的人裡也沒有在報社工作的，對於報社是個怎樣的地方，新聞記者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我實在一無所知。在我的印象裡，所謂新聞記者，不過是哪裡發生了大事件就往哪裡跑，然後不陰不陽地寫篇報道就行了。這樣的工作，我生來就註定不適合。

事實上，即便是現在回想起來，我也絲毫不覺得自己已經適應了新聞記者的生活。在報社幹了近十五年，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我卻沒幹過一件像樣的工作。我終日待在學術文藝部的一角，只知道本本分分、按部就班地完成別人交給我的任務。

我既沒想過發什麼獨家報道，也沒打算幹出什麼引人矚目的業績。戰爭期間我也沒報名去當隨軍記者，報社方面其實也沒打算送我去大陸。當然，關於隨軍的事，上頭還是象徵性地找我談過一次話。想到自己難以勝任，我便果斷拒絕了。就這樣，我參加了好多次同事的壯行會，嘴上說著羨慕他們的話。其實心裡哪裡有半點羨慕之意？甚至還覺得有些對不住他們呢。

儘管如此，做新聞記者的經歷，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首先，我原本性格內向，若不是特別親近的人，我絕對無法與對方說說笑笑。這個性格進了職場之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這個毛病現在偶爾還會犯一犯，在進報社之前更是嚴重到幾近病態的程度。結婚之後，我有時會去妻子的孃家，和自己不太熟的人一起吃個飯，那簡直是一場悲劇。

我既不會說漂亮話，附和、應答也極不自然。因為我自幼便離開家人，一直過著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的生活，應酬交際壓根與我無緣。

這樣的我，在當了新聞記者之後，無可避免地，每日要和許多陌生人打交道，和其他部門的同事也肯定會有工作上的往來。我始終認為自己是個不太容易讓人產生好感的人，所以每當有求於人時，往往在開口之前我就已經預測到了自己的失敗。

直到二戰結束，這樣的性格才終於有所改變。我能與其他部門的同事從容交談了，也能把報社完完全全地視為自己的工作範圍，在社內心安理得地走動了。也就是說，我是個自卑怯懦到幾乎病態的人，要改變這一點，竟用了近十年的時間。不過，出人意料的是，在報社這樣的單位，像我這樣的人其實還不少。我說這樣的人不少，意思是這種人需要一個小小的空間，讓一時半會兒改不了自己性格的他們能夠苟延殘喘，而這樣的空間，報社或許會比其他的單位稍微更多一點。像報社這種單位，通常有兩種人共生共存：一種是野心勃勃的實力派，一種是毫無上進心，用麻將術語來說就是所謂的「不跟了」的，混日子的人。從我進報社的那天起，不管我願不願意，我都已經註定「不跟了」。

其次，新聞記者工作還讓我有了另一項收穫，那便是養成了寫文章時喜歡查資料的習慣。我一直在學術文藝部任職，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下，會接手一點嚴格按照時間表辦事的社會部的工作。所以大多數時候我都有充足的時間從容地查閱資料，撰寫新聞報道。一開始我負責宗教欄目，後來又負責美術版，再後來，但凡是和學術文藝相關的，無論哪個領域的報道都難不倒我了。我每日在資料庫進進出出，借閱的書籍之類也不少。

我進社時，學藝部的部長正是井上吉次郎先生。現在想來，這於我是多麼的幸運。先生博學多識，我等大學剛畢業的新人簡直無法望其項背。副部長則是創元社出版的《茶道全集》的編撰者，在茶道和古典美學上都造詣頗深的高原慶三先生。另外還有一位副部長，是前兩年自殺的渡邊均先生。關於渡邊均先生這個人，我在《樓門》這部小說裡有非常詳細的介紹。

有這樣一群人做自己的頂頭上司，自然不敢隨隨便便寫幾篇報道來糊弄。這對於我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此外，保舉我進每日新聞報社的正是當時的京都分局局長巖井武俊先生。他同時也是《京郊居民家譜》的作者，與其說是記者更像是一名學者。有這麼幾個人在身邊，我在工作中總感到無形的壓力，甚至背上了思想包袱。

進報社不過一年，部長井上吉次郎先生就讓我負責宗教欄目，命我寫一些介紹和講解宗教經典的文章。此話一齣，於我簡直是晴天霹靂。當時的我，對井上吉次郎先生簡直恨得咬牙切齒。可是事實上，原本對宗教漠不關心、一無所知的我，能有機會翻閱和品讀宗教方面的書籍，這都要感謝先生的安排。那時，我每週都要讀一篇經文，再對照著讀一篇與之相關的解說類文章，再把它們寫進宗教版。從《般若心經》到《華嚴經》，再到《碧巖錄》《瑞巖錄》、「淨土三經」，甚至還囫圇吞棗地讀了些《嘆異抄》《教行信證》之類。宗教經典有的像草臺戲，有的像傳說怪談，有的又像散文隨筆，這一點我也是那時才知道的。

一週只出一次的宗教版，雖然只是在完成學術版、文藝版等其他欄目之餘的附加工作，為了寫好它，我卻已殫精竭慮。宗教版寫了一年左右，我又兼任了美術記者，這同樣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的意思。

「寫寫美術評論吧。既然是評論，最好還是署個名吧。」

先生似乎不經意的一句話，在我聽來同樣有如晴天霹靂。我大學所學專業雖是美學，卻一直覺得美術評論這玩意兒純屬胡說八道。

我真的開始寫美術評論，已是兩年之後的事了。石川欣一先生，就是去年去世的那位石川先生，已經接替井上吉次郎先生做了新一任的部長。在那之前，為了避免自己動筆寫美術評論，我嘗試了各種辦法，要麼請畫家自己來介紹一下他的作品，要麼將幾位評論家的不同觀點同時刊登出來。

後來，我特意託石川欣一和下田將美兩位先生幫忙，給了我一個進京大大學院繼續深造的機會。這段讀研的日子，我不過只去圖書館借了幾本書，純粹只是浪費生活費。但在植田壽藏博士的建議下，我竟產生了翻譯德弗札克（dobor⁃shack）、李格爾（riegl）等人的著作的想法。只有在這段時間，我幾乎每晚都在孜孜不倦地翻查著詞典。一邊又在寫著美術評論，署上自己的名字發表在報紙上。儼然真的要當一名美術評論家了。

最終，宗教也好美術也罷，我都只學了個半吊子，便沒有再繼續接手這兩項工作了。但是，如果當初井上吉次郎先生沒有當部長，那麼無論對宗教還是對美術，恐怕直到現在我仍是一竅不通。就像我從未接觸過音樂所以現在對音樂永遠一問三不知一樣，若沒有半點宗教或美術的相關知識，我也不能夠在這些方面提取創作小說的素材。

古典美學方面，給我啟蒙的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春秋兩季的週日，我曾多次和先生結伴去奈良。在奈良的山野間尋找和品鑑石佛的時候，我一度真的非常怨恨先生。

——您當真覺得它們美嗎？

我終於忍不住說了心裡話。

——誰說它們美了？只是沒準兒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毀掉，所以趕緊來看上幾眼。

先生這樣回答。奇怪的是，他的這番話我竟然現在還記得。後來，也多虧先生和巖井武俊先生引薦，我又有得到了河井寬次郎先生的垂青。在河井寬次郎先生的啟發下，我打破了對所謂傑作、名作的固有觀念，在先生的引導下領悟了什麼才是真正有格調的作品。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感謝井上吉次郎先生。他曾著了魔一般無數次帶我去法隆寺，終於令我也由衷地愛上了它。我們去法隆寺，也只去五重塔和金堂。其他的建築都是後來重建的，只有這兩個建築，當時仍保留了原來的風貌。法隆寺的全部魅力，它的古色古香、美輪美奐，都體現在這兩個建築上。要問我為什麼對法隆寺如此著迷，其實我也說不清。

它的魅力，去過多次的人必然無法抗拒。啊，又來到法隆寺了——那一刻那一種不可言喻的感懷，而今在我心靈深處，又一次被對往事的回憶所喚醒。

感謝井上吉次郎先生，讓我有機會涉足宗教和美術方面的工作，無論我喜歡與否。但這卻並不屬於新聞記者的本職工作。在埋首於本職之外的工作的同時，我在報社也徹底被邊緣化了。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節奏去工作，連自己都覺得自己太過特立獨行。每天，不到下午我是不會出現在報社的，即便是下午到社的時間也越來越晚，兩點、三點，有時候甚至是四點。當然，壓根不上班的時候也不少，卻從未有人因此責備過我。

對於報社的薪酬，我從未有過半點不滿。若按我的工作時間來算，這報酬已經算是相當可觀了，沒什麼理由抱怨。

所幸，隨著戰事吃緊，漸漸地，除我之外的其他社員也不能按時出勤了，我自然就顯得沒那麼特別了。可是戰爭一結束，我又成了那唯一的一個異類。

戰後，我開始回顧和審視自己——這個長久以來一直沉湎於「不跟了」的狀態的新聞記者。我突然意識到，是時候做出抉擇了：要繼續做新聞記者，那就正正經經地好好做；如若不然，就該另謀出路。

我突然產生了很強的自我表現欲。像我這樣長期躲在報社的角落裡生存的人，遲早會有這麼一次頭腦發熱似的改變。這也許是在新聞機構中長期壓抑著不表達自己的小角色們對自我的一種反抗吧。戰後，我開始寫起了詩和小說，儘管我既不想做詩人也不想當作家，這不過是我的一種自我表現的方式而已。

用心凝視自己

寫了這麼多，無非是想告訴大家，某些人、某些地方對於我這個人的人格的形成起到過多麼巨大的作用。如果不涉及前面我所寫過的那幾個人，如果不考慮我所居住過的那幾個地方，要想講清楚我是怎樣一個人幾乎是不可能的。除了我前面用專門的篇幅寫過的幾個人以外，還有幾個中學和大學時代的朋友曾為我開啟了文學世界的大門。若沒有這幾個朋友，我也許不會對文學產生興趣，更不會成為一名作家。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這幾個朋友對我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更準確地說，在我這個人的人格的形成上起到了更本質的作用的，與其說是這幾個朋友，不如說是通過他們我所接觸和了解到的幾本書。當然，我不能忽略這些朋友的作用，因為正是他們帶我走進了書中的世界。但是，真正在我這個人的內在引起某種變化的，真正在我的精神上留下某種永不磨滅的印記的，卻是這些朋友所介紹的，我在青春年少時所邂逅的這幾本書。

現在我身在羅馬，手上既沒有這幾本書，也沒有相關的參考文獻。所以關於這些書，我在此並不能做多麼詳盡的介紹。那麼，我就僅憑自己的記憶大致說說其中的幾本吧。

我所讀的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並帶給我極大震撼的小說，是查理斯·路易斯·菲利普的《蒙帕納斯的布布》。還記得那是初中四年級的暑假，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去西海岸的朋友的親戚家玩，其中一人就帶著這本小說。

讀了這本小說，我第一次想要探究自己正在經歷的青春的意義，第一次想要追問何為人生。海面不斷吹來潮溼的風，我趴在地板上，一邊吃著西瓜或是啃著玉米棒子，一邊讀著這本小說。常常讀著讀著便放下書，隨手把它倒扣著擱在地板上，就去屋前不遠處的入海口游泳了。

讀了這本小說，我才開始思考年輕對自己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灑遍周身的燦爛陽光、眼前碧波萬頃的無垠大海，都被我視作了青春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人生充滿了鮮活的力量，充滿了無數的可能性。也許，它蘊藏了無盡的歡謔和享樂；也許，它是由無窮個戲劇性的片段所組成。

那時候，我們那幫人儼然個個是文學青年的好苗子。什麼倉田百三的《出家與弟子》，什麼托爾斯泰，什麼武者小路實篤，都讀了個遍。在那個「人道主義」一詞特別流行的時代，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中學生究竟是如何理解這些作品的呢？這一點我也不得而知。不過，大家似乎都各有各的感動，各有各的激奮。唯有《蒙帕納斯的布布》這本小說，與方才說的這些作品都不一樣。它出乎意料地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幅異常真實而生動的人生畫卷。

然而，從那以後，直到今天我都沒有再開啟過這部小說。那是一部怎樣的作品，現在的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就算現在再看，恐怕也不會再有當年的感觸了，說不定壓根找不到可以打動我的地方。但是，它對我來說，仍然是一部意義非凡的作品。多年後讀司湯達或福樓拜，也曾給過我前所未有的強烈震撼。但這兩種感動是完全不同的。《紅與黑》或《包法利夫人》之類的作品，告訴了我什麼才是真正的文學作品。也讓我懂得了什麼是人性，什麼是生存，什麼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但我自身卻沒有因此發生多大改變。同時，我的文學鑑賞能力，對人性和人生的感悟力也得到了拓展，但我自己的人生態度同樣也沒有因此而發生絲毫變化。

菲利普的小說卻不一樣，是它告訴我，一個少年，只要他願意，他就可以感受到他想要的人生。而我，就成為了那樣的少年。

高中時，我讀了室生犀星的作品，懂得了什麼是詩。

到了大學時代，我又對萩原朔太郎的詩無比痴迷。詩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令我耳目一新。後來，我也想模仿朔太郎的風格試著自己作幾首，於是買來了人生中的第一張稿紙。

不知為何，高村光太郎的詩我始終無法產生共鳴，卻對朔太郎的詩愛不釋手。在我看來，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恰如其分地詮釋了什麼是「詩的魅力」。《鄉土望景詩》《冰島》《虛妄的正義》……這些詩集和散文集曾令我如痴如醉許多年。然而，奇怪的是，現在我要舉出一篇特別喜歡的，或是要我說出哪篇作品最好、好在哪裡，我卻答不上來，儘管我曾那樣痴狂地喜愛過它們。

朔太郎的詩究竟給過我怎樣的影響？似乎我也並沒有從中學到什麼。只是每次讀到它們，總有一股無比強大的力量劇烈地撼動著我的心。比如「斷絕思維」，又比如「既非仇敵，亦非討債鬼/看啊，我是你的妻/至死也不分離」……這些文字是何等的出神入化、鏗鏘有力？它們所激起的心絃的強烈共振，至今仍時時迴響在我耳邊。

但是在現實中，無論是之前還是之後，我的精神世界卻從未像朔太郎的詩中所描寫的那樣經歷過巨大的動盪。不過，詩的魅力也許就在於此。朔太郎的詩作為青春的詩章，就是這樣吸引和俘獲了當時的年輕人的心。若要剖開朔太郎的精神世界，探究他的絕望的本質，其實無非是感傷之類觀念性思維的外化。但在其深處，的確有青黑色的生命力在流淌。

也許連我自己都沒意識到，朔太郎的詩還是以某種形式給我造成了影響。在朔太郎之前或之後，我還愛讀佐藤春夫、室生犀星等人的作品，但也僅僅是愛讀，與對朔太郎的喜歡有著本質的不同。那是一種帶著理性分析和辯證思維的喜歡，換言之就是更加高階的喜歡。後來讀伊藤靜雄的詩，也曾讓我找到了幾分當年讀朔太郎時的感覺。但接觸到伊藤靜雄的作品時，我已經人到中年，就算再怎麼痴迷，也不可能像當年那般神魂顛倒了。

這段痴迷於朔太郎詩作的經歷，對我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我至今無從判斷。但是，他所贈予我的「潘多拉寶盒」，至今仍繫著美麗的絲帶，完好地儲存在我的心靈深處。

那裡面裝滿了反抗、猜忌、嫉妒等等無數的寶石的碎片。

大學時代，我讀了岡倉天心的《茶之書》，這對我來說也絕對不是一本可以一筆帶過的書。其中對茶道的講解和剖析可謂全面而精準，直到現在我還常常向初學茶道的人推薦這本書。不過，若要進一步品味箇中深意，則另有玄妙之處。

不僅如此，通過這本書，我還了解了茶道、禪宗、繪畫等傳統文化各個領域的相關知識和品鑑技巧，學到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東西。這對我來說至關重要。當然，這部《茶之書》帶有很強的天心的個人色彩，不無觀點獨斷、邏輯跳躍之處，但書中卻蘊藏著欣賞和理解日本文化藝術所必不可缺的東西。

雖不是書籍，卻也和岡倉天心的《茶之書》一樣，對我的「日本理解」（多麼怪異的一個詞）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是法隆寺的金堂和裡面的壁畫。

而今，兩者都已毀於戰火，金堂雖然得以復原和重建，但原本那種古色古香的美，那些精妙絕倫的壁畫卻再也不復當年，三十多歲時的我所感受到的那種無與倫比的吸引力也已經蕩然無存。那時我還是個新聞記者，因為工作關係，一年要去好幾次法隆寺。但就算不是為了工作，我也經常會去。走進法隆寺，踩在寺內潔白如雪的土地上，總會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發自肺腑地感慨：啊，又來到法隆寺了……

這次來歐洲旅行，我去了羅馬、佛羅倫薩、雅典，看了無數的古建築、古代繪畫和雕塑。但若要說日本有什麼與之截然不同，卻絕不比之遜色，甚至可以說美過千倍萬倍的作品，我現在可以更加肯定地說，那便只能是法隆寺了。在阿西尼、在佛羅倫薩，我見識了許多世界聞名的教堂和壁畫，卻每每想到的是法隆寺金堂的壁畫，總忍不住感慨金堂壁畫的美是多麼的不可動搖。

總之，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把我塑造成真正的日本人，並讓我對其有清醒的自覺，同時賦予我自信和力量的，正是法隆寺金堂及其壁畫的美。

西行：（1118—1190），俗名佐藤義清，生於官宦之家，自己也很早就進入官場，1140年22歲時辭去鳥羽天皇的守衛長之職，出家修行，和藤原定家是當時並稱的兩大歌人。其後，他多次遊歷在外，尤其以本州北國之旅而對後人產生影響，如日本俳句大師松尾芭蕉（1644—1694）的《奧州細道》即是受他的啟發。著有私家集《山家集》。

鳥羽院：（1103—1156），日本第74代天皇在位（1107—1123）。諱宗仁。出生後不久母親藤原苡子逝世，由祖父白河法皇養育。出生7個月後就被立為太子。父堀河天皇死後，5歲的鳥羽天皇即位，政務全部由白河法皇管理。保安四年（1123年），禪位給長子崇德天皇，實權仍由白河法皇掌握。白河法皇死後，大治四年（1129年）開設院政。鳥羽院掌控崇德、近衛、後白河三代天皇的實權共計28年。

荒井寬方：（1878—1945），日本近代畫家。曾師從水野年方學習歷史畫，先後活躍於「文展」「院展」，長年致力於印度阿旃陀壁畫、法隆寺金堂壁畫的修復和臨摹工作。

法隆寺：又稱為斑鳩寺，位於日本奈良，是聖德太子于飛鳥時代建造的佛教木結構寺廟，據傳始建於607年，但是已無從考證。寺內儲存有自飛鳥時代以來的各種建築及文物珍寶。法隆寺分為東西兩院，西院儲存了金堂、五重塔；東院建有夢殿等，西院伽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群。法隆寺建築物群和法起寺共同在1993年以「法隆寺地區佛教建造物」之名義被列選為世界文化遺產。

《太田隊長的軍中手記》：太田算之助著。記錄了1938年2月25日至9月29日間在北京、南京、瑞金等地的行軍掃蕩和日常生活，也對當地的風土人情等進行了記錄，附帶簡筆繪畫。

大伴家持：（718—785），奈良時代政治家、詩人。大納言大伴旅人之子，三十六歌仙之一。因仕途不遇，其詩作哀婉動人，流露出孤獨心情。被認為是日本最早和歌集《萬葉集》的主要編者，也是該歌集收錄作品最多的詩人。死時因涉嫌參與暗殺桓武天皇的心腹藤原種繼，其屍骨竟被處流刑。直至二十一年後，冤案才獲昭雪。

《萬葉集》第20卷第4467首和歌。譯文取自錢稻孫譯本。

齊藤茂吉：（1882—1953），日本短歌詩人。著有歌集《璞玉》《白桃》《赤光》等。其創作被認為是近代短歌的高峰，有人稱他為「歌聖」。

土屋文明：（1890—1990），大正、昭和時期歌人，日本國文學家。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心理學專業。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加入短歌雜誌《紫杉》同人，與齊藤茂吉等一同參與編輯。同時奮鬥在教育崗位上。出版有歌集《冬草》《山谷集》《韮菁集》《山下水》《青南集》《續青南集》《續續青南集》等，歌論有《短歌入門》《萬葉私注》等。

《群像》：1946年創刊的文藝雜誌。講談社發刊。堅持不偏向任何一黨任何一派的編輯方針，以創作欄為中心啟用了眾多執筆者，因其純文藝雜誌的中堅作用而備受矚目。刊登了以吉行淳之介、安岡章太郎等為代表的「第三新人」的大量作品，長篇連載小說佳作尤多。

撒馬爾罕：烏茲別克第二大城市，是中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絲綢之路上重要的樞紐城市。為古代帖木兒帝國的首都。

韮山：日本靜岡縣東部，伊豆的國市北部的古城。15世紀末，北條早雲平定伊豆國之後，曾在此建韮山城作為軍事據點。

江川太郎左衛門：（1801—1855），江戶時代末期幕臣，軍事家。奉命負責伊豆沿岸海防之後，師從高島秋帆學習炮術，成功鍛造各種大小槍支。建造了品川炮臺、韮山反射爐等，被稱為一流的炮兵學家。在外交、戰略戰術方面也建樹頗多。

《萬葉集》第14卷第3360首和歌。

實朝：源實朝（1192—1219），日本鎌倉幕府第三大徵夷大將軍。初代將軍源賴朝和北條政子所生的次子。其妻為西八條禪尼。

東海道：日本江戶時代的行政劃分——五畿七道之一，位於本州近太平洋一側的中部，是聯接江戶（東京）和京都的重要道路。

城下町：日本以城郭為中心，所成立的都市。中世時代，領主居所的周邊所成立的聚落、町場（市集），稱為堀之內、根小屋、山下。近世之後，則普遍稱之為城下。十六世紀，戰國大名配合其領國的統一，伴隨著兵農分離政策的推行，領主下面的直屬武士團與商工業者被強制集中於城下，乃形成城下町，並逐漸發展成領國政治、經濟、交通的中心。

武德殿：武德殿本是隋唐太極宮宮殿名，日本人舉辦演武大會的場所也冠以此名。日本人為了宣揚武士道精神，並維持日本固有武技，因此在本國各地都建立了這樣的武道館。

井上吉次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的哲學家。少年時代就學於漢學塾，後精通漢學。試圖用西洋哲學的方法論解釋以儒學為中心的東洋哲學。在思想界、教育界有較大影響。

高原慶三：茶道師、俳人。

《碧巖錄》：《碧巖錄》全稱《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亦稱《碧巖集》，是宋代著名禪僧圓悟克勤大師所著，共十卷。向來被認為是禪文學的典範之作。

淨土三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佛說阿彌陀經》，是有關阿彌陀佛及其極樂淨土的三部佛經，為漢傳淨土宗的根本經典。

《嘆異抄》：日本鎌倉時代法語集。作者一般認為是親鸞的弟子唯圓。親鸞逝後成書。

《教行信證》：親鸞所著，由「教」「行」「信」「證」「真佛土」「化真土」共6卷組成。全稱《顯淨土真實教行信證文類》。成書年代不詳。

石川欣一：（1895—1959），日本新聞工作者、散文家、翻譯家。

德弗札克：（1874—1921），奧地利藝術史學者。著有《哥特式雕刻與繪畫中的理想主義與自然主義》《作為精神史的美術史》《義大利文藝復興美術史》等等。

李格爾：（1858—1905），奧地利藝術史學家。維也納學派代表人物。致力於藝術科學的理論探索，著有《風格問題》《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荷蘭團體肖像畫》。

河井寬次郎：（1890—1966），日本明治到昭和時代最重要的陶瓷民間藝術家之一。

室生犀星：（1889—1962），日本詩人、小說家。本名室生照道，別號「魚眠洞」。

高村光太郎：（1883—1956），日本詩人、雕刻家，日本近代美術開拓者之一。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小說家、詩人。

伊藤靜雄：（1906—1953），日本詩人。

岡倉天心：（1863—1913），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美術家、美術評論家、美術教育家、思想家。是日本近代文明啟蒙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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