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渾身無力地坐在馬背上，不在乎馬兒往哪兒走，走哪兒算哪兒吧。它就這樣走啊走啊，後來它似乎越來越高興起來，開始搖頭晃腦，我就提起韁繩抓在手中，又彎下身子，輕輕用手撫摸它的傷口。繼續走著，馬兒顯得更加歡快，還嘶鳴起來，顯然是聽到了什麼。我卻擔心了：可別突然出現德國人啊。我決定先跳下馬再說，這時我自己也發現了新鮮蹤跡：馬匹踩出的蹄印，還有車輪的轍印，看來是有五十多人走過去了。又經過了二三百米，馬兒就一頭撞到前面一輛大車上了。大車上躺著我們的傷員，就是說找到了我們騎兵連的散落人員。
不久，援助人員也找到了我們，帶來了馬車、牛車……原來上級下了命令：要找回所有人員。哪怕冒著槍林彈雨，也要把自己人全部找到，一個人都不能丟下，傷員和死者都要帶回去。我也上了一輛牛車。我在那裡找到了所有人，就連那個肚子炸開的傷員也找到了，所有人都運了出來。只有被射殺的戰馬留在了那裡。黎明那麼美麗，一邊走一邊看，成群結隊，那麼漂亮而強壯的馬群……晨風吹起了它們的鬃毛……
——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
在我們坐著的大房間裡，整面牆壁掛滿了姐妹倆在戰前和前線的放大照片。有一張照片上，她們還是中學生，戴著太陽帽，捧著鮮花，這是在戰爭爆發前兩週拍的一張照片。兩張純樸而又帶孩子氣的面孔，笑盈盈的，因為想顯得成熟些，而稍稍有點一本正經。在旁邊的照片上，她們已經穿起了哥薩克的袍子和騎兵的氈靴，是1942年拍攝的，時間上雖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卻大變樣了，簡直是判若兩人。這張照片是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從前線寄給母親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獎章。還有幾張照片是兩姐妹在勝利那天拍的……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們神態的變化：從輕柔稚氣的線條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還含有某些堅毅的嚴厲。很難相信這些神態的變化是在短短的幾個月或幾年時間裡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這種變化會十分緩慢，而且不知不覺。人的面孔是靠長年累月塑造成型的，而在面孔上會慢慢顯現出靈魂。
但戰爭卻很快就能創造出自己的人物肖像，書寫出自己的人物畫廊。
我們攻佔了一個大村莊，有三百多戶人家。還留下了一所德國人的醫院，就在當地醫院的一幢大樓內。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院內挖了一個大坑，裡面有一些被槍斃的德國傷兵——在逃跑之前，德國人殺死了自己的傷員。顯然他們認為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以為我們也會做出他們對我們的傷病員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有一個病房的傷員留了下來，看來是他們沒來得及動手殺掉他們，也可能是存心拋棄他們，反正他們都沒有腿腳。
我們走進病房時，德國傷兵都用仇視的眼光看著我們，大概以為我們是來要他們命的。翻譯告訴他們，我們不殺害傷員，而且會給予治療，這時有個傷員提出要求說，他們三天三夜滴水未進了，三天沒有換藥了……我過去一瞧，果然不錯，真是太危險了。德軍醫生早就不管他們了，傷口化膿腐爛，繃帶都長到肉裡去了。
你們憐憫他們嗎？
我不能說出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憐憫或者同情，這畢竟是一種情感。我還從來沒有體驗過這種情感。這是另一回事……我們還遇到過這麼一件事……有個戰士打了一個俘虜……這在我看來是不應該的，所以去保護了那個俘虜，雖然我很明白，那是他心靈的吶喊……他認識我，痛罵了我，當然他比我年長。但是他沒有再打那個俘虜，而是對我大喊大叫：「你都忘記了嗎……媽的！你難道都忘了他們怎麼對待我們的……他媽的！」我當然什麼都沒忘記，我清楚地記得見過的那些靴子……當時德國人竟然在他們的戰壕前擺上一排帶著斷腿的長筒靴。那是在嚴冬，那些穿著靴子的腿豎立在那裡，就像一排木樁子……那些靴子……都是我們在自己同志身上看到過的……留下來的……
我還記得水兵們是如何趕來援救我們的……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地雷炸死，我們當時撞入了一片雷區。這些水兵，他們在地上躺了很久。在太陽底下躺著……屍體都腫脹起來，他們穿著海魂衫，腫脹得看上去就像西瓜，好像大片野地裡一個個巨大的西瓜，很大很大。
我當然不會忘記，我絕不會忘記。但是我卻不能去打俘虜，雖然因為他已經沒有武器。不過，這是每個人自己的決定，為了自己，這是很重要的。
——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
那次戰鬥在布達佩斯城下，是在冬季……我正在揹著一個傷員，中士機槍班長。我自己身穿棉褲和棉襖，頭戴遮耳棉帽。一邊揹著傷員，一邊看到：前面的白雪中有一大塊黑色……燒焦的黑色……我意識到那是一個深深的大坑，這正是我需要的。我滑到這個大坑中，發現裡面還有活著的人，我覺得他還活著，還有咯吱咯吱的金屬聲音……我轉過身，原來是個腿部受傷的德國軍官，躺在那兒，用衝鋒槍對著我。當時我的長髮從棉帽中露出來，肩揹著急救挎包，挎包上有紅十字標記。當我轉過身時，他看到了我的臉，意識到這是一個女孩，顯然情緒就放鬆了！他本來緊張的神經平復下來，扔掉了槍，他也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此時在一個坑中有三個人：我們的傷員、我和這個德國人。坑很小，我們彼此的腿都搭在一起。我身上都是他們的血跡，我們的血都混合在一起。那德國人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他那雙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看我會對他做什麼。該死的法西斯！但是他馬上扔下了槍，你明白嗎？這一幕……我們的傷員都沒有去想這是怎麼回事，就抓起了槍……挺起身子想掐死那個德國人……而德國人就看著我……現在我還記得他那雙眼睛……我給自己人做了包紮，而德國人還在血泊中，他的血快流盡了，一條腿完全炸斷了。再流一會兒血他就會死掉。我很明白這一點。於是，我還沒有給我們的傷員包紮完，就轉身去給這個德國人撕開軍服做包紮，纏上止血帶。然後我又轉身回來給我們的傷員包紮。那德國人不住地說：「好人，好人。」不停地重複這個詞。而我們的傷員就對我大叫著發脾氣，直到失去知覺……我撫摸著他，安慰他。這時候救護馬車到了，把他們兩個都裝上車，運走了……德國人也救走了。您明白嗎？
——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
當男人們在前線看到女人時，他們臉色都會起變化，就連女人的嗓音也會使他們的神態跟原來不同。有一天夜裡，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聲唱著歌。我以為大家都睡著了，沒有人聽得見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連長對我說：「我們都沒睡著。我們真渴望聽聽女人的聲音……」
還有一次，我給一個坦克手包紮傷口……戰鬥還在繼續，轟轟隆隆的。他卻突然問起我：「姑娘，您叫什麼名字？」口氣中帶著明顯的曖昧。我說我叫奧麗雅，我對於在這隆隆的炮聲中，在戰火紛飛的險境裡還要把名字告訴人家，自己都感到驚愕不解。我平時總是力圖保持整潔端莊的外表，別人常常議論我：「天哪，難道她在戰鬥中還這麼幹乾淨淨的嗎？」我就是害怕自己萬一被打死，躺在地上會很難看。我見過一些被打死的姑娘……在泥巴中、在汙水中……那怎麼行……我可不願意死的時候像她們那樣……有時我躲避掃射，不是考慮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臉藏起來以免毀容，還有雙手也不能難看。我覺得所有姑娘都是這樣想的。而男人們總是嘲笑我們這一點。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滑稽可笑。他們說，姑娘們擔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們擔心什麼，傻不傻。都是女人的那些胡思亂想。
——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
死神是無法馴服的……沒有可能……必須習慣與它交往……有一次我們部隊躲開德國鬼子，退到山裡。留下了五個重傷員沒法走，他們全都傷在腹部，而且是致命傷，過上一兩天他們肯定是要死的。帶他們走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辦法挪走他們。上級要我和另一個叫奧克薩諾奇卡的衛生指導員留在板棚裡照料傷員，對我們說：「過兩天我們就回來接你們。」可他們過了三天才來接我們。我們和這些傷員們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們本來都是些身強力壯的男子漢，他們不願意死……而我們只有些消炎粉，別的什麼都沒有……他們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給他們喝水啊。有些人理解，另一些人就罵人，什麼粗野的話語都用了。有人摔杯子，有人扔靴子……這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三天。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卻完全沒法幫他們……
您問我的第一次獎賞？上級決定授予我一枚勇敢獎章，可是我沒去領它，因為我不服氣。我的上帝，真好笑！您猜是怎麼回事？因為我的一個女友被授予了戰功獎章，而我只弄了個勇敢獎章。她總共只參加過一次戰鬥，而我在庫紹夫斯克和其他地方參加過好多次戰役。我可委屈了：她只參加過一次戰鬥，就得了戰功獎章，那就是說有許多功勳，而我，到頭來只有一枚勇敢獎章，好像我只有一次是勇敢的sup/sup。後來指揮員來了，當他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時，忍不住笑了。他告訴我：勇敢獎章是最高等級的獎章，只差一點就是勳章了。
在頓巴斯的馬克耶夫卡，我負了傷。傷在屁股上，一塊石頭子兒大小的彈片鑽了進去，卡在裡面。我發覺自己流血了，趕忙把急救藥棉塞在傷口上，又繼續跑起來，給傷員包紮。我不好意思向別人說及此事。一個姑娘家受了傷，再說又是傷在屁股上，這種事，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是羞於承認、不敢告訴別人的……這樣，我帶著傷繼續奔忙，給別人包紮，直到流血過多昏死過去，長筒靴子灌滿了血……
我們的人看到這情景，顯然以為我已經死了。衛生員跑來，又走了。戰鬥繼續進行。也許再過一會兒，我真要死了。可是，幾個出來偵察火力的坦克手發現了我——看見一個姑娘躺在戰場上。我沒戴帽子躺在那裡，帽子已經不知丟到哪兒去了。他們看到我下身還在流血，斷定我還活著，馬上把我送到了衛生營。此後衛生營把我轉到野戰醫院，然後又從這個醫院轉到那個醫院。啊呀呀……我的戰爭這麼快就結束了……光是確定我的健康狀況就花了半年時間。我才十八歲……可是身體垮了：三次負傷，一次嚴重的震傷。但我還是個姑娘啊，不用說，我把身體狀況隱瞞了。我告訴別人我受過傷，但從不說震傷的事。可是震傷本身卻把我出賣了，我又被送進了醫院，還發給了我傷殘證書。可是我能容忍嗎？我把這證書撕得粉碎，扔掉了，連傷殘撫卹金我也沒去領。如果領了證書和傷殘金，就得經常到會診委員會去複查身體。要不斷地述說：啥時候震傷，啥時候負傷。到哪兒去啊？
我住院時，騎兵連長和司務長到醫院來探望。在戰爭時期我就很喜歡連長，可那時他從來不注意我。他是個美男子，軍裝特別合身。男人穿軍裝個個服帖。可女人的穿著又怎樣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長褲，辮子也不許留，一律剪得簡直像個男孩子。直到戰爭後期才批准我們留頭髮，梳辮子。在醫院裡，我的頭髮長了出來，梳成了長辮子，就變得漂亮了，結果呢，我的上帝，真好笑！他們兩人竟然同時愛上了我……太突然了！整個戰爭我們都是在一起過來的，我從來都沒引起過他們的興趣，可是現在，他們兩個人，騎兵連長和准尉司務長，同時愛上了我，都來向我求婚了。愛情啊！愛情……我們所有人都渴望愛情！渴望幸福！
這是在1945年年底的事情了……
戰後人們都想盡快忘掉戰爭，父親幫助了我和姐姐。爸爸是個聰明人，他把我們的獎章、勳章和獎狀、證書全都收去，藏了起來，對我們說：
「戰爭過去了，仗也打完了。現在你們必須把它忘掉。戰爭是戰爭，現在是現在，該過日子了。你們應當穿上便鞋。你們倆都得給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們還應該去學習，應該出嫁……」
可是奧麗雅卻老是不能適應新生活，她太傲氣了，就是不肯脫掉軍大衣。我記得，有一次聽到爸爸對媽媽說：「這是我的過錯，讓姑娘們這麼小就去打仗。戰爭哪能會不傷害她們呀……那樣的話，她們一輩子都在打仗了。」
因為我獲得過勳章和獎章，收到一些優待券，可以到軍人服務社去買些緊缺商品。我到那裡去給自己買了一雙當時最時髦的膠底女鞋，還買了外套、連衣裙和高筒套鞋。我決定把軍大衣賣掉，就去了舊貨市場……穿著一件時髦光鮮的連衣裙……漂亮的髮夾……猜猜我在舊貨市場看到了誰？一群失去腿腳和胳膊的年輕小夥子……全部都是戰場上回來的……胸前掛著獎章和勳章……那些手臂完整的在出售自制的匙勺、女人的胸罩和內褲。另一些人……沒有手沒有腳的……就坐在那兒流淚，乞討點小錢……他們沒有殘疾人的輪椅，是被還有手臂的弟兄們用板車推著來的。他們都喝得醉醺醺的，唱著《我被人遺忘，我被人拋棄》。看到這樣一幅景象，我悄悄離開了，沒有賣掉自己的軍大衣。我在莫斯科住了幾年，有五年多吧，再也沒有去過舊貨市場。我害怕這些傷殘軍人中有人認出我來，他們會對我怒吼：「為什麼你那時候要把我從戰火中救出來？為什麼要救出我們？」我想起一位年輕的中尉……他本來有兩條腿……一條被彈片削掉了，另一條懸掛著……我給他做了包紮……冒著轟炸……他對我大吼道：「別管我！對我開槍！打死我……我命令你……」您明白嗎？所以我一直害怕見到這位中尉……
我住在醫院時，那兒所有人都認識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夥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但沒人知道他姓什麼，只是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兩條腿都給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邊一條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從盆骨那兒鋸掉的，連假腿都不能裝，只能坐輪椅。醫院為他特別定製了一輛高輪椅，只要能做到，大家全都輪流推他。當時有很多老百姓到醫院來幫助照料傷員，他們都特別照顧米沙這樣的重傷員。有婦女也有中學生，甚至還有孩子們。人們把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喪。他真想活下去啊。他只有十九歲，簡直還沒好好生活過。我也不記得，他是否有親屬。但是他深知人們不會撇下他一個人受苦的，他相信人們不會忘記他……當然，戰爭是在我們國土上進行的，到處都留下了廢墟。我們解放的一些村莊，已經全被燒燬了。人們只剩下了土地，唯有土地還存在。
我們姐妹倆戰前的理想是當醫生，可是後來我們誰都沒當。我們不需要經過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學醫，我們前線回來的人有這種權利。可是人們的苦難、人們的死亡，我們見得太多了，已經不能夠再見到傷病員，哪怕連想象都受不了。甚至過了三十年，我還勸阻女兒不要報考醫學院，雖然她很想報考……都幾十年過去了……只要閉上眼睛，我又能看到那些景象……春天……我們在剛剛打過仗的野地裡走著，尋找傷員。野地被打得一片慘象。我們意外發現兩具死屍，一個是我們的年輕士兵，一個是德軍的年輕士兵。他們都躺在麥苗中，眼睛直直地看著天空……他們就好像沒有死去。就是那樣望著天邊……我至今還記得他們的眼睛……
——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
我對戰爭中最後那幾天記得最清楚。那天，我們正騎馬行軍，忽然不知從哪兒傳來了音樂的聲音，是小提琴獨奏……在我的感覺裡，戰爭就是這天結束的……那真是神奇的時刻：突然間聽到了音樂，久違的另一種聲音……我就像大夢初醒似的……我們大家都覺得，經歷過戰爭，經過如此人間浩劫和滔滔血淚，生活將變得格外美好，一切都是美麗的。勝利之後，這一天之後……我們都覺得，所有人都會變得非常善良，彼此相愛。大家都成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們朝思暮想的就是這一天……
——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
戰功獎章中的「戰功」一詞為複數，而「勇敢」是單數，所以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