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還在繼續……不過這一次我不需要遠行……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條大街，是用蘇聯英雄瓦西里·扎哈羅維奇·科爾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參加過國內戰爭，又是西班牙戰爭的英雄，後來是偉大衛國戰爭中的游擊隊領導人。每個白俄羅斯人都讀過關於他的書，就是在中學課本上和電影中也有他。他是白俄羅斯的傳奇。雖然我無數次地在信封和電報紙上寫過這個名字，卻從來沒有把他作為一個現實的人去想過。神話早已取代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成了他的雙胞胎。可是這一次，我是懷著嶄新的感受走在這條大街上的：我乘了半個鐘頭電車趕到市區的另一邊，專程去看望他的女兒和妻子，英雄的兩個女兒也都曾經在前線作戰。我眼中的傳奇神話變活了，變成了凡人的日常生活，降落到了人間，宏大變成微小。不論我喜歡仰望天空還是眺望海洋，只要從顯微鏡中看，每一粒沙子都要比我大得多，一滴水中可見大千世界，我從戰爭中發現了深刻得難以估量的個人生活。當宇宙與個人的維度同樣都是廣闊無邊的時候，又怎能把小稱之為小，把大稱之為大呢？我早已經區分不開它們。對於我來說，一個人是如此豐富而複雜，他可以包含一切，也可以失去一切。
我找到了正確的地址，這又是一幢龐大而笨拙的高層建築，我走進第三個門洞，按了第七層電梯按鈕……
他的小女兒給我開的門，她叫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那寬寬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誠的目光，一如照片上她的父親。
「請進吧，我們正等著您呢……奧麗雅姐姐今天早晨才從莫斯科趕來，她常住那邊，在盧蒙巴各民族友誼大學教書。我們的媽媽住在我這裡。瞧，我倒要感謝您使我們家人相聚了。」
這兩姐妹，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都曾經在騎兵連裡當過衛生指導員。她們並排坐在一起，但眼光都望向她們的母親，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
母親先開腔了：
「敵人轟炸我們這兒時，到處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們往後方疏散……我們跋涉了很長時間，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婦女兒童繼續往後方撤，男人就迎頭向前方趕。收割機司機和拖拉機司機們都上了前線，所有卡車司機也都開上了前線。我記得有一次，一個人在車上站了起來，衝著我們喊：‘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些糧食，支援我們打敗敵人！’這時，全車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們致意。而我們出來時唯一來得及帶著的，就是我們的孩子。我們就把孩子們舉起來，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裡。那人還在朝我們喊著：‘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糧食……’」
這以後，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再沒有插一句話。女兒們時不時地輕輕撫摸她的雙手，安撫媽媽。
我們那時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歲半，奧麗雅十六歲，弟弟廖尼亞十三歲。那幾天，我們剛好要送奧麗雅去少年兒童療養院，父親也想和我們一起去趟鄉下，看看他的親戚……可是這天夜裡他實際上沒在家過夜。他白天在州黨委會辦公，深夜人們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來。他跑進廚房，匆匆吃點東西，說：「孩子們，戰爭爆發了，你們哪兒也別去，等著我……」
到了夜裡，我們離開了家。父親有一件他最珍貴的西班牙戰爭紀念品——一支獵槍，很名貴，帶彈夾。這是對他勇敢作戰的獎勵。他把獵槍交給哥哥說：
「你是家裡最大的孩子，已經是男子漢了，應該照看好媽媽和妹妹……」
在整個戰爭期間我們一直珍藏著這支獵槍。家裡值錢的東西全都賣掉了，或者換了糧食。可是這杆獵槍卻始終儲存了下來。我們不能同它分開，它寄託著我們對爸爸的懷念。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襖扔到我們車上，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車站上，我們換乘了火車，可是還沒有到戈麥爾，就遭到敵機的激烈掃射。上面下令：「統統下車，到樹叢裡去趴下！」掃射結束後……先是一陣寂靜，接著就是一片哭聲……大家都朝火車跑過去……媽媽和小弟弟及時鑽進車廂，而我就落在了下面。我很害怕……真的好怕！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留下過。突然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覺得自己那段時間甚至突然失語了……啞巴了……有人問我什麼，我卻說不出話來……後來我就緊跟著一個女人，幫助她，她是個醫生。大家叫她「大尉醫生」。我就隨著她的衛生部隊一起出發了。他們給我吃給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問我：「你多大了？」
我知道，要是我說實話，他們就會把我送到哪個兒童收容院去。我馬上就想到了。可是我再也不願離開這些有能力的大人，我想和他們一樣去打仗。那時我們總是不斷地得到保證，父親也常說，我們就要打到敵人老家去了，目前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戰爭很快就會勝利結束。既然如此，我怎麼能不參加呢？我那時的想法也太天真了。於是我回答他們，說我十六歲了，這樣他們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訓。我在訓練班學習了四個多月，除了學習，大部分時間是照料傷員。我習慣了戰爭……當然是需要逐漸習慣的……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衛生營裡訓練出來的。我們撤退時，帶了很多傷員。
我們不能走大路，因為大路常常遭到轟炸和掃射。我們只能走沼澤地，走羊腸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進。只要什麼地方集合了許多人，就是說，那裡要進行戰鬥了。就這樣走啊，走啊，走啊。我們路過了大片田野，地裡莊稼多好啊！我們走著看著，踩踏著無人收割的黑麥。那是前所未有的豐收年景，莊稼長得很高很高。綠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陽光，可是地裡卻躺著死人，凝著血……死人當中也有活人。樹木燒黑了……火車站被炸燬了……在燻黑的車廂上，掛著燒焦的屍體……我們就這樣走到了羅斯托夫。在那兒又遇上一場轟炸，我受了傷。當我恢復知覺時，已經在火車上了。這時迷迷糊糊聽到一個烏克蘭老兵在訓一個年輕人：「你老婆生孩子的時候，她沒哭，你倒哭了。」他回過頭，看到我已經睜開了眼睛，就對我說：「你哭幾聲吧，孩子，哭幾聲吧。哭哭，心裡好受些。你是可以哭的。」我想起了媽媽，於是哭了起來……
出院後，上級安排我休個什麼長假。我就想方設法去找媽媽。媽媽也在四處找我，而奧麗雅也在找我們。真是奇蹟！我們竟然通過莫斯科的一些熟人找到了彼此。我們都往熟人的地址寫信詢問，這樣就找到了。真是神奇啊！媽媽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區的一個集體農莊裡。我也到了那兒。
那是1941年年底……
他們怎麼過活呢？弟弟廖尼亞已經開上了拖拉機，他還完全是個孩子，才十三歲。他起先是當耕播助手，拖拉機手全都上了前線後，他便當了拖拉機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媽媽擔心他會困得睡著，一頭從拖拉機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機上去看他，或跟他並排坐在一起。媽媽和廖尼亞睡在別人家裡的地板上……都是穿衣睡覺，因為沒有任何可以蓋的東西。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不久，奧麗雅也來了，她被安排當會計員。但她給兵役委員會寫了信，申請上前線，可她的申請一直沒被批准，於是我們決定（那時我已經是有戰鬥經驗的人了）兩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兒設法混進一支部隊。我們哄騙媽媽，安慰她說，我們到庫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那兒是個富有的地方……
我有一件舊軍大衣、一件軍便服、兩條長褲。我給了奧麗雅一條長褲，她什麼都沒有。一雙長筒靴我們兩人可以輪流穿。媽媽用純羊毛線給我們織了一雙既不像襪子，又不像鞋子的東西，但穿上很暖和。我們倆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勒。二月天，飢寒交迫，我們冒著嚴寒行走：一個人穿長筒靴，一個人穿媽媽做的那種便鞋，然後再調換。媽媽給我們路上準備的吃的東西是什麼？是用骨頭湯做的肉凍和一些乾糧。我們一路真是餓壞了……只要一睡覺做起夢來，就都是夢見吃的東西。在夢裡，一個個大面包就在我頭頂上飛來飛去。
我們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裡的部隊都不理睬我們，根本沒人願意聽我們講話。於是我們決定，就像我們哄媽媽的那樣，真的到庫班去，按爸爸給的地址去找熟人。我們鑽進了一輛貨車：我穿著軍大衣坐在車上，奧麗雅就鑽到貨架底下。然後我們換穿大衣，我再爬到貨架底下去，讓奧麗雅坐在外面，因為軍人是沒人管的，而我們手裡連一分錢也沒有……
我們到了庫班……真是幸運……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裡我們得知，哥薩克志願軍，即第四哥薩克騎兵軍成立了，後來又被命名為近衛軍，全是由志願者組成的。在這支部隊裡，年齡參差不齊：有曾經在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率領下衝鋒陷陣的老哥薩克，也有年輕人。他們接收了我和奧麗雅。我至今都不知道為何那麼順利，大概因為我們反覆地懇求吧。反正我們也無處可去，我們被編入一個騎兵連。每個人都發到了軍裝和馬匹。自己的馬必須自己喂、自己飲、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負責。好在我們小時候家裡就有馬，對馬很熟悉，也喜愛它們。馬一發到我手裡，我就騎了上去，一點都不害怕。雖說它沒有立刻馴服，但我卻不慌張。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幹可愛的小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聽使喚。我很快就學會了騎術，揚揚得意。後來……後來我連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馬都會騎了。我是那麼愛馬，我發現自己直到現在都不能夠漠然地從馬兒身邊走過，我喜歡擁抱馬兒。我們在馬兒的腿下睡覺，它連移動腿都很輕，絕不碰到人。它永遠不會去踩踏死者，而對於活人，如果主人只是受傷了，它就絕不會離開，不會拋棄你，真是非常聰明的動物。對於騎兵來說，馬就是好朋友，永遠忠誠的朋友。
第一次戰鬥洗禮……是我們軍在庫紹夫斯克參加的坦克大戰，庫紹夫斯克戰役（很著名的庫班哥薩克騎兵衝鋒戰）之後，我們軍被授予「近衛軍」稱號。那次戰鬥十分殘酷，對於我和奧麗雅來說尤為可怕，因為我們那時膽子還很小呢。我雖然打過仗，知道打仗是怎麼回事……可是這種場面……騎兵們像怒濤一般衝向前去，騎兵的契爾克斯戰袍騰空翻起，馬刀出鞘，戰馬嘶鳴，簡直飛到空中了，真的有這麼大的力量……就是這股怒濤，撲向坦克，撲向大炮，撲向法西斯，這真是陰曹地府的夢境一般。絕不是人間的景象……法西斯人數很多，比我們多得多，他們挎著衝鋒槍，跟著坦克並排前進，可是這下，他們頂不住了。德國鬼子知道自己無法抵抗這股怒濤，紛紛拋下武器，抱頭鼠竄……就是那樣一幅景象……
——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
我正在給傷員包紮，邊上躺著一個法西斯。我以為他已死了，根本沒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傷，還想殺死我。我發覺有誰在後面動我，趕忙轉過身一看，飛起一腳踢掉了他的衝鋒槍。我沒有打死他，也沒給他包紮，就走開了。那傢伙是腹部受傷……
——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
我正在背傷員，突然發現有兩個德國鬼子從一輛輕型坦克裡爬出來。坦克被打壞了，而他們顯然沒及時跳出來。只差一秒鐘！要是我沒有及時射擊，我和傷員就被他們開槍打死了。事情總是那麼突然。戰鬥結束之後，我走過去看那兩個傢伙，他們死在地上，眼睛還睜著。我至今也忘不掉那兩雙眼睛……其中一個是很英俊的德國小夥子……雖然他們是法西斯，但我還是有些可憐他們，畢竟都是人……那麼長時間，這樣的感覺一直揮之不去：我真的不想殺人，您明白的。可是內心又如此憎恨：他們為什麼要到我們的土地上來？然而如果親手殺死他們，又真的很痛苦……沒有其他的話可以說……就是非常痛苦。親手殺過人……
戰鬥結束了，上百名哥薩克都從馬鞍上跳下來，可是這時奧麗雅卻不見了。我逢人便問，最後一個離開戰場，到處都檢視過了。天已經黑了，奧麗雅仍沒找見……大夥兒都說，她和其他幾個人留在戰場上負責抬傷員了。於是我什麼都不做，只是一個勁兒尋找她。我留在大隊人馬後面等姐姐，然後再去追趕大家。我哭了起來：難道第一次戰鬥就把姐姐弄丟了？她到哪兒去了？她出什麼事了？也許她正在什麼地方快死了，在呼喚我……
奧麗雅……原來奧麗雅也是哭成了淚人……她深夜才找到我……見到我們姐妹倆重逢，連哥薩克們都哭了。我們吊在對方的脖子上，不肯分開。到這時我們才明白，我們不能在一個連隊，雙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開，不見面。如果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眼前死去，那麼我們肯定經受不住這種打擊。於是我們決定，我得申請到別的連隊去。可是怎麼分開……怎麼能呢？
把您調走了嗎？
是的，我們倆分開作戰。起初是在不同的騎兵連，後來甚至不在同一個師了。但只要有機會，就互相轉達問候，瞭解一下對方是否還活著……死神在每一步之外等候著，等待著你……我還記得在亞拉拉特山下的一件事……我們紮營在沙漠中。亞拉拉特還被德寇佔據著。那天是聖誕節，德國人在休息過節。我們選出了一個騎兵連和一個四十毫米口徑炮兵連。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開始出發，徹夜行軍。黎明時分見到了我們的偵察員，他們剛剛從那個鎮子上出來。
城鎮就在山下……一切如常……德國鬼子怎麼也不會料到我們居然能夠從這樣的沙漠中走過來，他們防守很鬆散。我們神不知鬼不覺地繞到他們的身後。從山上衝下去，馬上抓住了哨兵，摸進了鎮子，好像從天上飛下來的。德國大兵們還在赤身裸體地唱啊跳啊，只是衝鋒槍還抓在手裡。他們在聖誕樹邊狂歡……酩酊大醉……每個院子裡都停有至少兩三輛坦克。有輕型坦克，還有裝甲運兵車……所有的裝備都在。我們就在原地把這些裝備炸燬了，當時是槍聲大作、炸彈橫飛，德國人驚恐萬狀，四處流竄，一片混亂……當時的情況太可怕了，每個人都唯恐逃之不及。那真是火海一般……聖誕樹燃成了火炬……
那次我救了八個傷員……把他們一個個背上山……但是我們卻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疏漏：沒有切斷通訊聯絡。結果德寇的炮火劈頭蓋臉地炸向我們，又是迫擊炮又是榴彈炮，火力非常密集。我急忙把自己的傷員放到救護馬車上運走……但是我又眼睜睜地看著一顆炮彈落到救護馬車上，把它炸得粉碎。當我再過去看時，只見到有一個人還活著。這時候德國人已經上山來了……那個傷員求我：「護士，丟下我吧……別管我了……我就快死了……」他的肚子被炸爛了……腸子都流了出來……這樣子……他又自己把腸子攏在一起，塞回肚子裡……
我以為我的馬是因為這個傷員而沾了滿身的血，可是再一看，原來它的一側也受了傷，我把全部的急救包都給馬用上了。最後發現身上還有幾塊糖，就把糖也給它吃了。這時子彈從四面八方射過來，可我就是看不到德國人和自己人都在哪裡。我騎著馬走了十幾米，不斷遇上傷員……我想，還是得找到一駕馬車，把所有傷員都帶走。我走到了一個斜坡，看到下面有三條路：一條向左，一條向右，還有一條向前。我迷了路……到底要向哪兒走呢？只好牢牢地抓住韁繩，任由馬兒走，往哪兒走都行。其實，當時我不知道怎麼才好，就是一種本能暗示我，聽說走到這種三岔口，馬兒自己可以憑著嗅覺找方向，於是我就放鬆韁繩，讓它朝著與我自己想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方向走下去。走啊走啊，一直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