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的確毫無必要：胸懷大志者，這點小事，何足掛齒；一種壯志凌雲感，使我心胸開朗，彌補了一切。我出去時處在某種興高采烈之中。一走到外面，我就想放聲歌唱，好像特意安排好了似的，那天上午天氣好極了，太陽高照，人來人往，車水馬龍，熙熙攘攘，喜氣揚揚，人流如織。怎麼，難道這女人沒有侮辱我嗎？我哪受過這種氣呀，受到過這種目光和這種放肆無禮的笑，而我居然沒有立刻提出抗議，哪怕是最愚蠢的抗議？即使極其愚蠢，也無關緊要。請注意，她來這兒的用意，就是為了儘快地侮辱我，雖然她從來沒有見過我：在她看來，我不過是「韋爾西洛夫派來臥底的密探」，而她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很久以後，都深信，韋爾西洛夫掌握著她的整個命運，只要他願意，憑藉一紙文書，他就有辦法立刻毀掉她；起碼，她是這麼懷疑的。這是一場殊死的決鬥。可見——我並沒有受到侮辱！侮辱是有，但是我並沒有感到侮辱！哪能呢！我甚至感到高興。我本來是來恨她的，可是在恨她之餘，我甚至感到我開始愛她了。「我不知道，一隻看準了並且想要捕捉那隻蒼蠅的蜘蛛，會不會恨那隻蒼蠅？一隻可愛的小蒼蠅！我覺得，獵物是可愛的。瞧，我就愛我的仇人，比如，我就非常喜歡她長得那麼美。我就非常喜歡，夫人，您是那麼高傲和那麼美若天仙，如果您再溫厚一點，恐怕就沒有這麼開心了。您唾棄我，我卻興高采烈，即使您當真朝我臉上啐口唾沫，那，說真的，恐怕我也不會生氣，因為您是我的獵物。我的，而不是他的。這個想法是多麼令人陶醉呀！不，隱蔽地意識到自己的強大，要比公然主宰一個人更開心，更叫人心花怒放。如果我是個億萬富翁，我情願穿著一件十分破舊的衣服，讓人家把我當作一個最微不足道的人，窮得差點要討飯，把我推來搡去，蔑視我，說不定我倒會在其中找到一種樂趣：我只要意識到我傢俬鉅萬就夠了。」

瞧，我就是這樣來理解我當時的想法和快樂，以及許許多多我當時的所感所想的。我要補充的只有一點，在這裡，在我方才寫下的東西里，不免有些浮躁：事實上，我要深沉一點，含蓄一點。也許，我現在說到我自己時，較之我的口頭上和行動上，也要含蓄一點。願上帝保佑！

也許，我坐下來寫這些東西，做得很不好：我心裡想的比我嘴裡說的，多得沒法比。您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想法，暫時還留在您腦子裡，——它總比較深沉，可是一說出來——就顯得可笑和可恥了。韋爾西洛夫對我說過，與此完全相反的，只有那些言行十分惡劣的人。那些人只會扯謊，因此他們很容易；而我卻竭力想寫出全部真實，這就非常難了！

二

在19日這天，我又邁出了一「步」。

自從我來彼得堡之後，我兜裡有錢這是頭一回，因為，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我把我兩年中積蓄起來的六十盧布全給了母親。早在幾天前我就拿定主意，在我領薪水那天，我要做一個「試驗」，這是我早就夢想的。還在昨天，我就從報上剪下一封公函——由「聖彼得堡調解會審法庭民事執行官」釋出的一則公告，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公告宣稱：「今年9月19日中午十二時，在喀山區某地段某號樓，將拍賣萊布勒赫特夫人的一應動產」，又說「查封物品、出售底價以及所拍賣的財產，均可在拍賣會當日前往觀看」，等等，等等。

這時一點鐘剛過。我急忙邁動雙腿循址趕去。我已經兩年多不僱出租馬車了——我曾經作過這樣的保證（要不我也攢不到六十盧布）。我也從不去拍賣場，我還不敢走這一步；雖說我現在邁出的這一步，僅僅是嘗試性的，但是我決定，即使採取這一步，也必須在我中學畢業與它脫離關係之後，必須在我與大家一刀兩斷，鑽進我的烏龜殼，我已經完全自由之後。誠然，我還遠沒有鑽進「烏龜殼」，遠沒有得到自由，但是要知道，我決定邁出這一步也僅是試驗性的——我只是來看看，近乎來幻想一下，以後就不來了，也許很久都不來，直到正式開始的時候為止。對大家來說，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愚蠢的拍賣會，而對於我——這是哥倫布藉以發現美洲大陸的那艘海船的第一根原木。這就是我當時的感受。

到達目的地後，我走進公告中標明的那座大樓的院子深處，並走進萊布勒赫特夫人的寓所。這寓所由一個門廳和四個不大也不高的房間組成。從門廳進去的第一個房間裡，站著一大群人，人數甚至達到三十，其中半數是來買東西的，其他人，從他們的模樣看，或者是來看熱鬧的，或者是收藏家，或者是萊布勒赫特派來監管現場的；其中也有垂涎金器的商人和猶太人，也有幾個穿著「整潔」的人。甚至這些先生中某些先生的相貌，至今猶鐫刻在我的記憶裡。右邊的房間，門敞開著，在兩扇門之間恰好能放進一張桌子，因此這房間進不去，裡面放著查封和出售的物品。左邊是另一個房間，但是它的房門卻虛掩著，不時有人推開一條門縫，看得出，有人從裡面向外窺視——大概是萊布勒赫特夫人人口眾多的家庭中的一員。自然，這時候，這位夫人感到很不好意思。在門中間的桌子後面，面對觀眾，在椅子上坐著一位法警先生，佩著袖章，在進行物品拍賣。我去的時候拍賣已進行了一半；我進去後就擠到那張桌子跟前。正在拍賣一對青銅燭臺。我開始觀看。

我一邊看，一邊立刻開始盤算：在這裡，我能買什麼呢？眼下，我拿這對青銅燭臺又能做什麼呢，而且我的目的能不能夠達到，這事這樣做對嗎，我的盤算能不能夠成功呢？我的盤算是不是幼稚呢？這一切，我想過來想過去，觀望不前。我當時的感覺就像站在賭檯前，正趕上您還沒有出牌的那一刻，但是您來的目的是想賭一把：「我想出牌就出牌，我想離開就離開——我說了算。」這時，心還沒有怦怦亂跳，但卻似乎有點微微收緊，在發抖——一種不無愉快的感覺。但是一種猶疑不決的感覺卻立刻開始壓迫您的胸膛，您彷彿變得盲目起來，您伸手，您拿牌，但動作是無意識的，幾乎是違心的，彷彿您的手，由別人在掌控；您終於下定決心，您出牌了——這時候，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變得十分巨大，十分強烈。我現在寫的不是拍賣會，我寫的只是我自己：拍賣會上，除了我，又有誰的心會怦怦亂跳呢？

有人頭腦發熱，有人沉默不語，等待機會，有人買了又後悔了。有一位先生，因為沒有聽清，把一隻白銅製的牛奶壺錯當成了銀的，買了下來，本來只要兩個盧布，卻花了五個盧布，對這位先生，我一點也不可憐；我甚至還感到很開心。法警不斷地變換物品：在燭臺之後出現了耳環，耳環之後出現了一隻山羊皮的繡花枕頭，之後又出現了一個首飾盒，——大概是為了形式多樣，或者因為考慮到買者的不同要求。我連十分鐘都沒熬住，就冒冒失失想去買枕頭，後來又想去買首飾盒，但是，每到關鍵時刻，我就卡殼了：這些東西，我覺得根本買不起。最後，法警手裡出現了一本紀念冊。

「家庭紀念冊，紅色山羊皮精裝，老物件，有水彩畫與水墨畫插頁，裝有象牙雕刻的封套，並有銀質鎖釦——底價兩盧布！」

我向前走了一步：這東西看去很雅緻，但在象牙雕刻上，有個地方有一疵點。只有一個人走上前去觀看，大家都不作聲：沒有競爭者。我本來可以開啟鎖釦，把紀念冊從封套裡拿出來，再仔細看看，但是我沒有使用我的這一權利，只是揮了一下發抖的手，尋思：「管它呢」。

「兩盧布零五戈比。」我說，又感到我的牙齒在發抖，在打架。

東西歸我了。我立刻掏出錢，付了款，然後抓起紀念冊，退了出來，退到房間的一角；在那裡，我把它從封套裡拿了出來，而且跟發熱病似的，急匆匆地開始仔細觀看：不算封套，這是一件世界上最蹩腳的東西——一本小小的紀念冊，只有小型張的一頁信紙那麼大，薄薄的，邊緣燙金，但是已經磨損，完完全全就像舊時貴族女子中學剛畢業的那些女孩子，為自己購置的那種紀念冊。水墨畫和彩色畫，畫的都是些山上的教堂呀，愛神呀，天鵝戲水的池塘呀，等等；還有歪詩一首：

我啟程前往遙遠的旅途，

與莫斯科久久分離，

久久地告別親愛的人，

坐上驛車馳往克里木。

（殘留在我記憶裡的就是這東西！）我認定，這回我「栽了」；如果有什麼誰也不需要的東西的話，那，就是它了。

「沒什麼，」我認定，「第一次出牌肯定會輸；甚至是好兆頭。」

我頓時變得十分開心。

「啊，我來晚了；歸您了？您買下了？」一位身穿藍大衣的先生的聲音，忽然在我耳旁響了起來，這人儀表堂堂，穿著講究。他來晚了。

「我來晚了。啊，真遺憾！多少錢？」

「兩盧布零五戈比。」

「啊，真遺憾！您能不能出讓呢？」

「咱們出去說，」我向他悄聲道，壓住了心跳。

「給十個盧布，我讓給您。」我說，感到背上一陣發冷。

「十個盧布！得了吧，您怎麼啦！」

「隨您便。」

他睜大了兩眼望著我；我穿得很好，根本不像個猶太佬或二道販子。

「哪能呢，要知道，這是一本很糟糕的舊紀念冊呀，誰會要它？這封套其實也分文不值，要知道，您是賣不出去的，誰也不要，不是嗎？」

「您不是就要了嗎。」

「要知道，這是因為一種特殊情況，我昨天才知道：要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只有一個！得了吧，您怎麼啦！」

「我本來應當要二十五盧布的，但是因為畢竟有點冒險，怕您不肯出，為了十拿九穩，因此才只要十盧布，一口價，一戈比不讓。」

我轉身就走。

「您就拿四盧布吧，」我已經走到院子裡了，他追上了我。「好吧，五盧布。」

我不作聲，繼續往前走。

「給，給您！」他拿出十個盧布，我把紀念冊遞給了他。

「您得承認，這是不公平的！兩盧布和十盧布——啊？」

「為什麼不公平？這就是市場嘛！」

「這算什麼市場？」（他生氣了。）

「哪兒需要哪兒就有市場。如果您不要，連四十戈比也賣不出去。」

我雖然沒有放聲大笑，而且神態嚴肅，但心裡在笑，——我之所以哈哈大笑，——倒不是因為開心，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笑得點上氣不接下氣。

「我說，」我喃喃道，實在忍不住了，但是態度是友好的，我十分喜歡他，「聽我說：有位叫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的人，已故，是巴黎人，他死後留下了十七億法郎的遺產（他點了點頭），他所以能如此，因為他年輕時偶然獲悉，僅僅比大家早幾小時，知道了貝里公爵被害的事，於是他就把這訊息立即通知了相關人員，僅僅因為這一手，轉眼之間就發了大財，賺了幾百萬法郎，——瞧，人家是咋乾的！」

「那麼說，您就是羅斯柴爾德囉？」他憤怒地向我嚷道，把我當成了傻瓜。

我快步走出了這座大樓。邁出了小小的一步，就賺了七盧布九十五戈比！我同意，這一步毫無意義，兒戲而已，但這一步畢竟符合我的想法，不可能不非常深刻地激勵著我，使我心潮澎湃……然而，大可不必描寫我的這些感受。一張十盧布的鈔票揣在我的坎肩口袋裡，我伸進兩個手指摸了摸——我就這樣把手插在口袋裡一直向前走去。在街上走了約莫一百步，我把這張鈔票掏出來看了看，真想親親它。在一座公寓的大門旁，忽然響起一輛轎式馬車駛近的聲音；看門人拉開了大門，從公寓裡走出一位女士，準備上車。這位太太穿著華麗，既年輕又漂亮，十分闊氣，穿著綢緞和天鵝絨，後面還拖著一條兩俄尺長的尾巴。忽然，一隻漂亮的小提包從她手裡滑落下來，掉到地上；她已經上了馬車；一名跟班急忙彎下腰準備把東西拾起來，可是我搶先一步，跑過去撿了起來，交給了那位太太，同時微微抬了抬禮帽。（是頂高筒禮帽，作為一名年輕人，我穿得不壞）。那位太太拘謹地，但卻帶著十分可愛的微笑對我說：「merci，mcьe。」馬車開始轔轔地滾動。我親了親那張十盧布的鈔票。

三

這天，我還得去看一位我過去的中學同學葉菲姆·茲韋列夫，他中學沒念完，就轉到彼得堡的一所高等專科學校上學了。他本人並不值得描寫，說實在的，我跟他並無深交；但是我還是在彼得堡設法找到了他，因為我急於見到一位名叫克拉夫特的人，而他能夠（通過各種辦法打聽到，至於通過什麼辦法，那就不足為外人道了），一俟他從維爾諾回來，就立刻把他在彼得堡的住址告訴我。茲韋列夫估計，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肯定會回來，這是他前天告訴我的。必須走到彼得堡老城區，但是我並不覺得累。

茲韋列夫（他也十九歲）暫時借住在他姑姑家，我是在他姑姑家的院子裡碰到他的。他剛吃過午飯，正在院子裡像大人似的踱方步。他立刻告訴我，克拉夫特昨天就回來了，仍下榻在他過去住的那套房間裡，就在這裡，在彼得堡老城區，他自己也希望能夠儘快見到我，因為他也有件要事要立刻通知我。

「他又要到什麼地方去了。」葉菲姆補充道。因為在當前的情況下，見到克拉夫特對於我非常重要，所以我請葉菲姆立刻帶我到他住所去見他，原來，這住所就在附近，僅兩步遠，在某某衚衕。但是茲韋列夫又說，一小時前，他已經遇見過他，他去找傑爾加喬夫了。

「那咱們就到傑爾加喬夫家去，你怎麼總推三阻四的，你害怕？」

的確，克拉夫特很可能在傑爾加喬夫家，一坐就半天，那，我在哪兒等他回來呢？我並不怕去傑爾加喬夫家，但是我不想去，儘管葉菲姆已經接二連三地拉我上那兒去。而且每次說到「害怕」二字時，總對我露出一副十分可惡的嘲笑的神態。我要預先申明，這裡根本不存在害怕不害怕的問題，即使我怕，那怕的也完全是另外的事。這一次我下定決心非去不可；這地方也不遠，就在附近。途中，我問葉菲姆，他是否仍舊想流亡美國？

「可能還要再等等。」他答道，微微一笑。

我不怎麼喜歡他，甚至根本不喜歡他。他的頭髮很白，胖乎乎的臉也顯得太白了，甚至白得有失體統，像娃娃臉，而個子卻長得甚至比我還高，可是他看去卻最多隻有十七歲。跟他沒什麼好談的。

「那裡怎樣？難道總有一群人？」我為了心中有底，問道。

「你怎麼總是怕東怕西的？」他又笑起來。

「滾你媽的蛋。」我火了。

「根本不是一群人。來的都是熟人，而且都是自己人，你放心。」

「是不是自己人，關我屁事。比如我，難道我在那裡是自己人嗎？他們為什麼就這麼信得過我呢？」

「你是我帶去的，這就夠了。關於你，大家都聽說過。克拉夫特也可以說說你的情況。」

「我說，瓦辛也上那去嗎？」

「不知道。」

「如果他也在，咱們一進去，你就推我一把，告訴我哪位是瓦辛；一進去就告訴我，聽見了嗎？」

關於瓦辛的事，我已經聽說過很多，早對他有興趣了。

傑爾加喬夫住在一幢小廂房裡，這廂房座落在一名商人妻子的建有木屋的院子裡，但是他卻租住了整幢廂房。總共有三大間清潔的房間。四扇窗都垂下了窗簾。他是一名技師，在彼得堡工作；我偶爾耳聞，他在外省謀得了一個有利可圖的私人差事，正準備前去履新。

我們剛走進一間極小的外屋，就聽到屋裡人聲嘈雜；似乎，正在熱烈地爭論，有人高呼：「quaemedicamentanonsanant——ferrumsanat,quaeferrumnonsanat——ignissanat！」

我的確有幾分不安。當然，我還不習慣與人交往，甚至不管與任何人。雖然我在中學裡與同學以你我相稱，但是跟任何人差不多都不是朋友，我給自己營造了一個角落，我就住在這角落裡。但是，並不是這使我不安。作為萬全之策，我向自己暗暗發誓，決不與任何人發生爭論，只說最必需的話，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對我說三道四，下任何結論；主要是不爭論。

這房間實在太小，屋裡有六七個人，加上女士們，約莫有十個人。傑爾加喬夫二十五歲，他已成家。他妻子有個妹妹，此外，還有個女親戚；她倆也住在傑爾加喬夫家。屋裡的傢俱陳設還湊合，不過也足夠了，甚至可以說，很乾淨。牆上掛著一幅石印的肖像，而在牆角則供奉著一幀聖像，沒有金屬衣飾，但卻點著神燈。傑爾加喬夫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手，請我坐下。

「請坐，這裡都是自己人。」

「勞駕。」立刻有一位面貌相當姣好、穿著十分樸素的少婦補充道，她向我微微點了點頭，就立刻走了出去。這是他妻子，看樣子，她剛才似乎也參加了爭論，而現在，她出去給孩子餵奶。但是留在屋裡還有兩位女士——一位個子很小，二十上下，穿著一件黑色的連衣裙，長相也不難看，而另一位，三十上下，相貌枯瘦，但目光銳利。她倆坐著，在很用心地聽，但並不參加談話。

至於男人，除了我、克拉夫特、瓦辛坐著外，其餘的人都站著；我們一進去，葉菲姆就立刻向我指認了克拉夫特和瓦辛。因為連克拉夫特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見到。我離座，走到他倆跟前，向他們寒暄、問候。克拉夫特的臉，我永遠也忘不了：倒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美，但卻似乎有某種過於和善、過於彬彬有禮的氣質，雖說整體上仍透露出一種自尊。二十六歲，相當清瘦，個子比中等個兒略高，淺色頭髮，臉型嚴肅，但很柔和；總之他整個人都透著一種文靜。然而您如果問我，——願不願意用我這張也許甚至很俗氣的臉，去換他那張我覺得很有吸引力的臉呢，我一定不肯。他臉上有一種我不願在自己臉上看到的神態，有一種在精神上過於冷靜的表情，有一種類似於某種隱秘的、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傲氣。不過，話又說回來，我當時未必會這樣一字不差地進行判斷；這是我現在才這麼覺得我當時是這麼想的，也就是說，已經在出事之後。

「您來了，我很高興，」克拉夫特說。「我有一封與您有關的信。咱們先在這裡坐一會兒，然後再到我屋裡去。」

傑爾加喬夫是個中等個兒，肩膀很寬，一頭漆黑的頭髮，大鬍子，他目光中透露出機敏。渾身上下都透出一種含而不露的神態，和處處小心謹慎的樣子；雖說他多半保持沉默，但顯然在掌控著會場，左右著大家的談話。瓦辛的相貌並沒有使我特別驚奇，雖然我聽說他非常聰明：一頭淺黃色的頭髮，一雙銀灰色的大眼睛，面色十分開朗，但是，與此同時，臉上又有某種過於強硬的神態，使人預感到與此人不易交往，但目光卻絕頂聰明，比傑爾加喬夫更聰明，更深沉，——比屋裡所有人都聰明。話又說回來，或許，我現在把一切都誇大了。在其他人中，我只記得所有這些年輕人中的兩個人：一位是皮膚黝黑的大高個兒，蓄著一部黑黑的絡腮鬍，說話很多，二十七八歲，是位什麼老師，或者諸如此類的人物，另一位是一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年輕小夥兒，穿著一件俄式的緊身外衣，——臉上有摺子，沉默寡言，屬於留神傾聽的諸多人士之列。後來我才知道他出身農民。

「不，這事不應當這麼提，」那位長著黑色大鬍子的老師開口道，顯然想恢復方才的爭論，他說起話來比誰都熱烈，「關於數學般準確的證明，我無話可說，但是這個想法即使沒有數學般準確的證明，我也準備深信不疑……」

「等等，季霍米羅夫，」傑爾加喬夫大聲打斷了他的話，「剛來的人聽不明白。這，要知道，」他忽然轉過臉來向我一個人說道（我得承認，如果他有意考考我這個新手，或者促使我也參加發言，那他採取的這個辦法還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覺到了這一點，並作好了準備），「這，要知道，這位克拉夫特先生，我們大家對他已經相當熟悉了，他很有性格，觀點也很有分量。他鑑於一個極其平常的事實，得出了一個極不平常的結論，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驚。他得出的結論是，俄羅斯民族是二等民族……」

「三等民族。」有人叫道。

「……二等民族，它命中註定只能給更為高貴的人種充當材料，而在人類的前途中，它將沒有自己的獨立作用。有鑑於自己的這個也許很有道理的結論，克拉夫特先生得出另一個結論，即任何一個俄國人今後的任何活動，都必將因這一想法而陷入癱瘓，可以說吧，所有的人都必將灰心喪氣，無所作為，而且……」

「對不起，傑爾加喬夫，這話不應當這麼說，」季霍米羅夫又不耐煩地介面道（傑爾加喬夫立刻讓他繼續說下去）。「鑑於克拉夫特已經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以生理學為基礎的有根有據的結論，也許，他足足花了兩年時間來苦心孤詣地研究自己的這一想法（這個觀點我可以十分心平氣和地、apriori地接受），有鑑於此，即鑑於克拉夫特的憂患意識和認真態度，這事應當作為稀有現象來看待，由此引申出一個克拉夫特無法理解的問題，而這問題正是我們應當研究的，即我們應當研究的正是克拉夫特的不解之處，因為這是一種稀有現象。應當解決的是，這一稀有現象是否屬於臨床研究的個別病例，抑或具有在其他情況下也會正常地反覆出現的屬性；為了共同事業，這事應予關注。關於俄羅斯的說法，我準備相信克拉夫特的觀點，我甚至要說，也許，我還感到很高興；如果這個想法被大家所掌握，那它就會使大家放開手腳去做，並使許多人擺脫所謂愛國主義的偏見……」

「我不是出於愛國主義。」克拉夫特說，彷彿使了老大勁兒。他似乎對所有這些辯論感到不快。

「是不是愛國主義，可以暫時撇開不談。」瓦辛冒出了一句，此前，他一直沉默不語。

「但是，請問，為什麼克拉夫特的結論會削弱我們對全人類事業的追求呢？」那位老師叫道（只有他一個人在大聲嚷嚷，其他人說話，聲音都很低）。「就算俄羅斯被人判定為二等國家，但是我們也可以不僅僅為俄羅斯工作呀。此外，既然克拉夫特已經不相信俄羅斯了，他怎麼還能算是愛國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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