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提出請你彈琴就需要點兒勇氣。我是有意這樣做，早有打算只等這一天。今天的氣氛對今天最適合。我抱定決心非要開啟這關閉太久的門。
你沒準備，張大眼望你媽媽。
「彈吧。」
你媽媽的話出乎意料，她的平靜更出乎意料。這樣你才放心坐到琴前。她為什么改變自己，今天。我想。
你感覺太神聖還是太緊張，因為頭一次在你媽媽面前還是頭一次在我面前彈琴，你彈《少女的祈禱》，可是你完全彈亂了。你不斷搖頭，兩個小辮梢左右刷著你瘦瘦的後背，你還大口喘氣，想鎮定一下你平平的然而大起大伏的胸脯。幹什么這么緊張？最後你彈得一塌糊塗，無論如何彈不下去，只好扭身到桌前，朝我歉意微笑，笑裡還深深埋著懊喪。我真不該請你彈琴。
「這曲子她本來彈得不錯。」你媽媽對我解釋，為你。
我舉起糖水——糖水早涼了，說：
「祝你明年十八歲，大姑娘了。」
「也祝你……你明年該多少歲？」你說，你還沒完全鎮定下來。
「你別以為一年年下去就能趕上我。我永遠比你大十二歲。就像你媽媽永遠也比我大十二歲。」我說。
我們都笑，鬆鬆快快快快活活笑了。你媽媽忽然舉起甜甜的液體說：「就為兩個小十二歲的人和兩個大十二歲的人一起祝福吧！」她第一次說笑話，你也感到驚訝。
是時候了。我想。
我撂下水杯起身走向那停擺的鐘，伸手摘下來，一下子你倆神氣都變了。你竟然從心裡輕輕「噢」了一聲。我渾身好燙，是不是剛才在家裡喝的那些酒都衝上來，腦袋有點兒失控感？這事卻只能由著我，不能由著你倆。我死死盯著你媽媽的臉，把停了有如一個世紀的時針擰動。軸生了鏽，使上勁才吱扭吱扭轉起來。再嘎嘎擰響上弦的鈕，錶殼裡嘀嘀嗒嗒嘀嘀嗒嗒滿屋響起。計算生活和生命的指標全都復活。當然，你明白這意味著什么。我看見你倆的眼睛一齊亮閃閃。我趕緊把臉扭過去，不願意看見你們再把這淚水剋制回去，也許是我自己已經不能剋制了。
我們站在齊腰的水裡，望著在風浪裡顛簸的漸漸遠去的小船。海面不斷掀起的波濤終於遮住了它，好像把它吞沒。大海最終吞沒它，必然……我們忽然不哭了。說不清是心滿意足還是無限自悔；說不清到底是叫它永遠靜靜睡在岸上到死，還是粉身碎骨埋葬在大海里好呢？
這兒時的惶惑一直在我心裡糾纏。
我在廢墟中挖一個洞，把父親弟弟背出來。大街上滿是殘磚碎瓦斷樹斜杆。被大地震嚇掉魂的人東西南北又南北東西地跑。我打菜店門口搬個大竹筐，扣在一塊空地中央，叫父親、弟弟坐在上邊等我，趕緊弄輛破腳踏車去挨個兒看我的朋友們，是死是活。
找到一個，不管他家毀成什么樣，只要見人活著，用勁拍兩下他的肩膀，上車就去看另一個朋友。
路上碰見朋友熟人，看我兩腿血跡斑斑，二話沒說，掏盡身上所有口袋，把錢硬往我胸前口袋裡掖。我無法拒絕，這時他們每個人的手勁都變得比我大。沒多會兒，我胸前口袋鼓成個球，多年來我沒這么富過。
跑到教堂附近，我見一位畫友躺在道邊地上，臉灰得像瓦片。他的腰被砸斷，身子下邊墊著他的油畫。鄰居一夥小子正要抬他去醫院。他對我說：「今天才明白，藝術是最沒用的。」我把口袋的錢一把抓出來，往他頭旁一塞說：「快去醫院，我一會兒就去看你。」這時我已經被一個可怕的景象驚呆，遠遠的，你的樓已經變成巨大的土堆，不像金字塔，像墳。純藍的天籠罩著它。不知是碎玻璃還是別的，在那土堆上刺眼閃光。
我繞這大土堆轉了三圈，心像往下掉，沒有底，不知掉到哪裡。忽然，我朝這小山似的廢墟狂喊一聲：「完啦！」
一個人跑來，以為我瘋了。多虧這人給我一線希望，說你們這一帶逃出來的人都集中到了東邊的骨科醫院。這醫院以前叫作老馬大夫醫院。
醫院大院裡外全是人，毒日頭下冒著人味汗味藥味酸臭味。這兒有臨時救護站，還供應麵包和水，可以活。大鐵柵欄門關嚴，幾個戴紅袖章的街道老大娘把門站守，只准這一帶居民進出，外人不行。我一眼瞧見你們樓下那胖女人，抓她袖子問：「她們孃兒倆怎么樣？」同時準備一個噩耗把我撕裂。
胖女人倒把我記得牢，一眼認出我。她說：「沒死，跑出來了。」她臉上沒笑，斜眼等我的神氣。
我差點把這胖女人抱在懷裡：「人呢？」
胖女人說：「一早就出去了，不在裡邊。」她走開，不願再搭理我，也許不願看我高興。
只要你們活著，不見也是好極了。這遍地廢墟，對我們又算什么。我沿圍牆走，忽然發現前面還有扇鐵柵欄門，鎖著。隔過柵欄我竟然一眼就瞧見你倆。我叫，你倆就像兩隻小鳥撲在鐵柵欄上。你倆的臉怎么曬得這么紅。這時我們的眼睛都盯在對方身上的傷上。多好，我們都活著。
你說，你最幸運，大地先是搖落一塊磚不偏不斜貼著頭皮立在你頭頂前，房柁下來又正正好好架在這塊磚上。你在一個死角里贏得了一個比世界還大的空間。你不該死，上帝也知道。我說：
「將來務必找到那塊磚，刻上字，留起來，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塊磚。」
你倆輕微地笑了，使我感到一陣鬆弛。
你媽媽說：「你永遠再看不見我們那間小屋了。」這話像一大片陰雲。
我忽然想到這些年那些事，再沒心氣兒說笑話。旁邊有個水果攤，我一摸口袋，幸好還有一張五角錢的票子，跑過去，可著錢數買了兩個好大好大的蘋果，給你倆。我從鐵柵欄往裡塞，這情景有點兒像探監。鐵格子間距太窄，蘋果大，進不去，使勁塞啊塞進去，蘋果兩邊被鐵格子連皮帶瓤颳去厚厚一層，到了你們手中，已經成扁圓的了……
下午回到家，鄰居告我，一早來了兩個女的，一大一小，手牽著手，在大太陽地裡，面對我坍塌的房子足足站了兩個小時，才走。
我這才明白，為何你倆臉曬得那么紅。
退潮了。潮退了。一去到天邊。幾十裡一片死寂。沒有浪花迸濺的礁石失去了往日的雄奇與嚴峻，沒有潮頭掀騰的沙灘失去了昔時的騷動與激湧。海鳥與海風也退去。那雖然寂寞雖然不安雖然兇險卻充滿力量充滿渴望充滿光和影的生活到哪裡尋找？誰告我。
長久沉陷在沙地上的船幹了，裂了，散了。它不再屬於海而屬於陸地了。
那次我回到久別的故鄉的海邊，看見漁民夜裡就搬這些船板在沙地上生火。紅的光亮的火映襯著這些黝黑無言的廢船。永不歇息永不平靜的海在遠處在月光籠罩下含糊地喧響。你是否聽見這喧響中還有一種動人的聲音在呼叫。
今兒打早已經迎來又送走四批客人。醒來時那股子作畫的興頭全叫這些渾蛋來訪者擾散扯碎帶走。算了，今兒不幹了。我把郵遞員剛送來的一包郵件扔在地毯上，就勁兒往地上懶洋洋一躺，隨手一件件拆開看。又是請柬，又是請題詞請推薦作品請演講，又是索畫求畫催畫，又是祝賀獲獎。天下的頌詞總差不多，像黑螞蟻爬來爬去。忽然一個淺藍色信封，你的。你永遠是這種寧靜的顏色，到眼前也從不驚動我。
你告訴我，你研究生答辯已經通過，馬上要到奧地利去進修，可能一年兩年，可能三年。你說你行程在即，沒時間來看我。你說你告訴我這些，為了使我高興。你還說再見。
怎么這么快研究生都學完了。一算，喲喲，原來你去上海上大學已經八年。整整八年過去，為什么我不曾覺得？回憶起當初你媽媽陪你到我家來和我告別，那印象怎么那么模糊。時間又像過了十八年一樣漫長。什么是衡量時間的尺度？記憶的清晰度，還是它中間那些實在的生活和難忘的細節？
八年裡，你只是回來度假探望媽媽，才能來看我。你來過幾次，記不得了。我的記性真是愈來愈糟。昨天我把開會的日子記錯一天，趕到會場人家頭天就把會開過了。似乎你每次來只坐一小會兒，也很少來信。你怕打擾我才不敢來也很少寫信吧！就像我那些老朋友，真心請他們也不來。我不曾得罪或怠慢他們，到底什么東西使我和他們疏離？是不是我不曾為這疏離感到強烈的苦惱，反倒加大這疏離？
我使勁兒想才想起，你每次來，總還是當年那樣用你黑黑的眼睛專注地望著我。你很少說話，只聽我說，只點頭，只微笑，然後就走了。你為什么很少談自己而使我對你幾乎一無所知呢？你僅僅看到我、坐一會兒、聽我興致所至胡說一通就足夠了嗎？忽然我記起，一次你來送我一本相簿，貼滿你的照片，那相簿不知壓在哪裡。你為什么要送一整本你的照片給我？還有一次，我忘了哪年，你請我到你家非要彈一支曲子給我聽，還是那支《少女的祈禱》，可是你又彈亂了，為什么你還彈那曲子，為什么你一彈就亂呢？你呀你呀，我呀我呀，多糊塗。
你把你媽媽接到上海後，你不再來了，那是哪年，哪年？距今幾年？可是你這一走也許很久也許永遠不能再見。你信上這「再見」意味著什么？瞧，你把「再見」這兩個字拿筆反覆描，變成好沉重的兩個字。
忽然我覺得生活中有一部分東西抓不住了。我的心發空。我馬上翻身起來把這感覺寫給你。我也像你一樣，把「再見」這兩個字反覆描得很粗，很重。
七天後，我和一位樂隊指揮談《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頭天晚上，他指揮演奏這支曲子使我落淚。現在談起來依舊激動得連喊帶叫，像兩隻打鳴的公雞。
有人輕輕敲門。我一拉開門，是你？笑眯眯站在門外，怎么可能是你。恍惚間，還以為你來看你媽媽。這當然是種錯覺。
你身前立著一大束銀柳，好長，幾乎和你一般高。你兩手輕輕把它攏抱胸前。你穿一身深灰，和銀柳枝幹顏色一樣；你戴一雙白茸茸兔皮手套，圍一條白茸茸兔毛圍巾，好比銀柳的花骨朵。你故意這樣穿的？簡直是銀柳的化身。
我說，快進來，我們正談「老柴第一」，你也參加一起談。我接過花戳在櫃旁，你坐下來，我們接著談「老柴第一」，談第二樂章，那牧歌式靜穆深遠的第二樂章，還扯到列維坦，扯到契訶夫的《帶閣樓的房子》，扯到俄羅斯民族的憂鬱美，快談醉了。那指揮幾次躥起來，他最得勁兒的表達方式還是揮動那兩條會說話的手臂，「唰唰」甩動他散發著情感的長髮。我不懂音樂，只談直覺，止不住和指揮搶著說。我抓他的手叫他停住，他推我的胳膊，像打架。
你靜悄悄在一旁，一直微笑望著我，還是不說話。
指揮要回家吃飯，我送他出門上電梯，回來時你已經站在門口，圍好圍巾。
「幹什么，你要走？」
「我十二點三十一分的火車，回上海。」
「回去，你什么時候來的？」
「今天，剛來。」
「剛來就走？那、那你幹什么來的？」我很奇怪，「你幹什么來的呢？嗯？」
你沒說，也沒笑。兩隻黑黑的眼睛望著我。你用這雙眼睛望了我十幾年。忽然我全明白了，我的心立刻就揪上點兒勁兒。
「不行，現在已經十二點了，趕不上車，你多待一天，我去給你換票。」我說。
「我大後天去奧地利，實在沒時間了。我是坐出租汽車來的，司機在樓下等我。」
我有點兒慌，剋制一下，說：「那好，我送你下去。」我去按電梯鈕。
你忽說：「別坐電梯，走下去吧，樓梯上還能說幾句。」你用的是種請求的口氣。
我依你。我已經痛悔剛才談什么死「老柴」了。有多少話，只剩這點兒時間，只好說最該說的。什么是最該說的？
我住十一樓，我們走下去。從十一樓到十樓、九樓、八樓、七樓，然後是六樓、五樓、四樓、三樓、二樓……卻沒一句話，只有我們兩人「噼噼啪啪」凌亂的腳步聲。全是腳步聲。
這腳、步、聲，我永遠忘不了。
到一樓，你停住，背對著我，低聲說——似乎只有壓低嗓子，才能保住聲音平穩：
「我，不能回頭了。你信裡沒寫的話，我全明白……」
我呆住，看著你進汽車，遠了，走了。
一連四天，我面對這大束輝煌的銀柳，陷入一種難以言傳又異常強烈的氣氛裡。任何人敲門也不開，各種信件全不拆，電話線拔了，只把自己關在屋裡。生怕這氣氛被擾散，消失。四天過後，一個熟人闖進來，看看我眼神奇怪地說，你有病啊。是啊，到底我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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