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殺人或者死亡是同一個勳章的兩面：殺人犯的死亡，即在單人牢房的無人看管之中，皮埃爾·裡維耶不得不給予自己的孤獨且蒼白的死亡，用盡了那些聽到他呼聲的人們的所有的救助和機會，他向他們呼籲要求光明正大殺死自己，不要讓他在牢房裡就這么腐爛；他那無法救贖的死亡，只能作為他在回憶錄中所撰寫的並用一種確定的真理所填充的那些東西的一個必然結果，「我只能追隨他們而去」，他對受害者們說，「因此，我期待著我應得的痛苦，也期待著將要結束我的怨恨的那一天。」新生的精神醫學曾試圖從裡維耶那裡偷走他的死亡。通過對他的赦免，人們不再去傾聽他；大家聲稱，總的來說，這些當地人說的話都沒有什么分量，甚至都沒有極端可怕的結果：這些罪犯只是些玩玩死亡遊戲的問題少年，就像在玩文字遊戲一樣。他們表現出的怨恨沒有存在的理由，這是他們想象力的產物。

確切地說，自殺挫敗了這些家長制式的推理。當沒有人能把死亡加之於皮埃爾·裡維耶的時候，他甘願自殺，他的死亡迫使讀者把他的全部重心都放在這個文本上，該文本給出了證據，證明裡維耶既不是一個瘋子，也不是一個野蠻人。雖然這個人「文筆非常粗糙」，還沒有掌握拼寫規則和標點規則，但是他找到一種語調、一種節奏和一種——平靜的——呼吸，用它們來討論窒息。通過這么做，它表達了其主要功能，即對所有的主流意識形態釜底抽薪，即便它是人道主義。通過其內容及其韻律，通過其拐彎抹角（oblicité），他粉碎了那些形象，即一直以來每個人都試圖抓住皮埃爾·裡維耶，而有時候他也甘願被抓。這個文本，由一個在社會邊緣苟活之人所講述——但是我們真不知道是否他刻意於此，或是他被迫相關——，似乎是在他所熱衷創造的「全新的器具」中最成功的一個，它如同一個強勁的器具，能夠最終把他帶離邊緣地帶，並且向每一個人——包括法官在內——提出這個我們一直迴避的核心問題：哪裡才會有一種超越這種法律的法律？

在有這種法律的地方，任何人進入都要受到懲罰。如果有人正視上帝的面孔，他會粉身碎骨。

而面對他那誰都無法撫平的破碎生活，我們又能如何？

我們會不停地給它新增更多文字，以免被這些文本那熾熱的地獄烈火所吞沒和炙烤。

普魯塔克（plutarque，約46年─125年），生活於羅馬時期的希臘作家，著有《希臘羅馬名人傳》（ivitaeparallelae/i,又譯為《對比列傳》）。——譯註

布夏爾醫生的證明書，第188頁。

阿邁勒先生的證詞，第64頁。

瑪格麗特·高勒維爾的證詞，第59頁；阿邁勒先生的證詞，第64頁；在皮埃爾·裡維耶的思想和行為中，馬匹所佔據的位置值得一提。它們代表一種力量，但卻是一種被束縛的力量。它們溫和、強而有力，但又悲慘而無能為力。正是那匹老母馬莫埃勒，裡維耶喜歡它並常常和它說話，裡維耶說他在磨牙（寡婦凱奈爾的證詞，第60頁）。最後，他用一匹吃人的馬妖怪來嚇唬小孩子和他自己（維克多·瑪麗的證詞，第62頁）。

文中此處「這些世上的受苦人」（lesdamnésdelaterre）套用的是法國後殖民主義哲學家弗朗茲·法農（frantzfanon）的同名專著。參見《全世界受苦的人》，萬冰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頁。（frantzfanon,「del'impulsivitécriminelledunord-africain」,enilesdamnésdelaterre/i,paris,1961.）——譯註

這是裡維耶回憶錄的最後的話。

米什萊：《女巫》，第一卷，第二章，「中世紀何以被絕望籠罩」。《法國史》，第四卷，第三章，「扎克雷起義與鼠疫」。《法國大革命史》，「導言」。——原注儒勒·米什萊（julesmichelet,1798年—1878年），法國曆史學家，被譽為「法國史學之父」。——譯註

杜爾哥，（annerobertjacquesturgot,barondel'aulne,1727年—1781年），法國經濟學家，政治家，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曾擔任路易十六的財政總監。——譯註

關於皇家醫學學會（1776年—1793年）以及醫學話語和18世紀末農村世界的關係，大家會看到我們寫的文章：j-p·皮特（j.-p.peter），「疾病的物件與疾病的詞語」，《歷史期刊》，1971年7—9月（「lesmotsetlesobjetsdelamaladie」,irevuehistorique/i,juillet-septembre1971）；同上，「譫妄的身體」，《新精神分析期刊》，1971年春季，第三卷（「lecorpsdudélit」,inouvellerevuedepsychanalyse/i,n°3,printemps1971）。

指1789年7月14日爆發的法國大革命。——譯註

扎克雷暴動（grandejacquerie）是英法百年戰爭期間（1358年）在法國北部的農民起義，歷時兩週。後遭到法國貴族和封建領主的聯合鎮壓。起義者身穿的棉布白袍叫扎克雷（jacque），故貴族蔑稱起義者為扎克雷。扎克雷一詞後來成為農民起義的代名詞。——譯註

georgeslefèbvre,ilagrandepeurde1789/i,paris,1932,rééd.a.colin,1970．——原注。

參見喬治·列斐伏爾：《1789年的大恐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譯註

這是從法國《人權宣言》第一條中擷取的名句，全文是「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而且始終是自由和平等的」（leshommesnaissentetdemeurentilibresetégauxendroits/i）。——譯註

我們只是假設了如此情況。在一次倉促的研究中，我們只發現一個與事發幾乎同時代的土地登記冊，但卻是沒有名字的登記表。裡維耶家的「土地」（territoire）是無法確定的。而且，在19世紀的下半葉之前還沒有任何地產稅納稅人的名單（卡爾瓦多的檔案依然可以再核對一次）。應該對國家財產的出售方面展開一次更深入的研究，這是我們想做但又沒空做的。歐奈修道院及其領地便是作為神職人員的財產而被肢解和瓜分的，裡維耶家族很有可能正是在這個時機下開始獲得土地。

我們想起在舊制度下，權力以某些方式加諸身體之上，不僅控制著人的地位，從而控制著他們的自由；而且，尤其是他們的直接工具是稅務機構（比如皇家的、封建領主的等等），因為他們颳走了農民勞作之產物和所得的精華。農村搶劫城堡，這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只要它想幹就都能得手，他們會對付收稅官和十一稅徵收員等人。從此以後，農民的勞動之產出，被契約的迂迴方式從內部予以控制。米歇爾·福柯向我們指出了這個觀點：在簽約者和新型別的農民犯罪（家庭內部犯罪、有關所有權、地租和剝削等的制裁報告）之間的憎惡之情。

大部分的案例，在1971年由米歇爾·福柯召集的有關刑罰的研討會上都討論過了。它們發表在《公共衛生年鑑》（iannalesd'hygiènepublique/i）合訂本上，其他的部分見於格奧爾格（georget）的《雷格等人的訴訟案例》（iexamendesprocèsdeléger/i,ietc./i），1835年，以及馬克（c.h.h.marc）的《論瘋癲》（idelafolie/i），1840年。最近，我們重版了兩個吃人事件，參見「食人魔的檔案」，《新精神分析期刊》，第6卷，1972年秋季。（「ogresd'archives」,inouvellerevuedepsychanalyse/i,n°6,automne1972.）

皮埃爾·裡維耶的回憶錄，第170頁；另參見第160—161頁。——原注

此處暗指拿破崙。保皇黨人給拿破崙的綽號為「科西嘉的食人魔」（l'ogredecorse）。——譯註

在盧丹的魔鬼附體的時候，大部分的解釋和歪曲事件的小冊子和諷刺短文，日復一日地在與真理的特定關係中給出了他們的書名：《關於……的真理回憶》，《關於……的公平訴訟的真理關係》，《通過對……附體的真理辯護》，或者《……的案例》。隨著大革命的發生，這些事件，它是那個領域，被迫說出的並非全部的真理，而是事實和行動的證明。在呈文和檄文中不斷重複的是如下題目：《關於所發生的……的回憶》（或者《論所發生的……》），《用於……事件歷史的檔案》《關於……事件的細節》（或者《關於……事件的闡釋與細節》）。皮埃爾·裡維耶正是把最後一個題目選為他的回憶錄的題目。對於那個時代，在犯罪故事的書名中頻繁出現的這類慣用語，大家可以參考米歇爾·福柯的文章。——原注

盧丹的魔鬼附體事件（lapossessiondeloudun,l'affairedespossédéesdeloudun），1630年由當時的紅衣主教黎塞留所發起的在法國盧丹地區的獵巫事件，指控天主教神甫烏爾班·格朗蒂耶（urbaingrandier,1590?—1634年）使用巫術與魔鬼締約，並將其判處死刑。——譯註

「自從羅馬人之後，這個世界就空虛了」（lemondeestvidedepuislesromains），參見julesmichelet,ileprocèsdelouisxvi/i,editionscomplexe,1992,pp.70—71.

米什萊：《法國大革命史》，第九編，第五章（michelet,i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çaise/i,livreix,chap.v,bibl.delapléiade,t.ii,pp.76—77）我們不斷地驚詫於皮埃爾·裡維耶的故事對那些他並不瞭解的偉大榜樣的複製。因此，他在多個方面被納入這個榜樣世界中，但是他並不知道。「普魯塔克的一個學生」，司湯達（stendhal）對他的於連·索萊爾（juliensorel）說。這個寂寂無名的農民就像於連一樣，就像聖·茹斯特和唐·吉訶德一樣，在他踏上漫漫征途的決斷之中，奠基性閱讀起了相同的作用。就像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通過親身重蹈那些榜樣人物的生活，見證了舊時代法典的專制獨裁（羅馬人的威嚴之於聖·茹斯特，騎士精神之於吉訶德，拿破崙式的冒險之於於連·索萊爾等等），唯一的說明與行動應當足以歸之於虛無，即這個他如逃亡般活在其中的墮落世界，對於一個眼睛盯著其他文本的人來說，它的價值就是謊言和欺騙。因此，正如愁容騎士（即堂·吉訶德的隨從桑丘·潘沙），他似乎瘋掉了；正如於連，他似乎是個造反的罪犯；正如聖·茹斯特，他似乎憂鬱而失去理智。正如他們所有人，正如哈姆雷特，他手中握著或者腦中記著一本講出真相的書，涉及波洛尼烏斯（polonius）所有的令人費解的措辭——這本書至少闡述了這個榜樣，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與此相關，以便產生出他自己的真相。——原注

參見julesmichelet,ileprocèsdelouisxvi/i,editionscomplexe,1992,pp.70—71。

古羅馬王政時代的最後一位國王——暴君盧基烏斯·塔奎尼烏斯·蘇培布斯（luciustarquiniussuperbus）的小兒子塞克圖斯（sextustarquinius）已經在羅馬以東的迦比伊城（gabii）大權在握，他派出信使向父親暗地諮詢進一步的舉措。塔奎尼烏斯不置一詞，他踱著步子走向花園，用棍子掃掉了那些長得最高的罌粟花頭。使者不知其意，據實回報。塞克圖斯立即領會父親啞謎的意思是讓他消滅最優秀的分子。於是，他將迦比伊城的精英分子悉數殺盡。這個典故源自古希臘的一則軼事：科林斯（corinth）僭主佩利安多洛斯（periandros）派使者向米利都僭主特拉敘布洛斯（thrasyboulos）詢問如何治理城邦，後者把使者領到一片谷地，一邊詢問科林斯的情況，一邊把田裡長得最高的穀穗全部剪除。參見希羅多德：《歷史》第五卷，5.92f，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388頁。亞里士多德：《政治學》，1284a，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55頁。李維：《建城以來史：前言·卷一》，第一卷，第54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頁。levy,ibooki&ii/i,leo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p.188—189．此外，克爾凱郭爾在其《恐懼與顫慄》文前題獻中也有引用。——譯註

拉瑟奈爾，詳見《導言》，邊碼第15頁；以及《與訴訟相關的報刊文章和信札》章，邊碼第227頁。費耶斯基，詳見《導言》，邊碼第15頁。以及《弒君與弒親》章，邊碼第341頁。——譯註

這句話出自聖·茹斯特在1792年11月13日製憲會議上的講話。參見「關於路易十六審判的演講」，《聖·茹斯特全集》，第一卷，第三部分，第364—372頁。（saintjust,「concernantlejugementdelouisxvi」,iŒuvrescomplètesdesaint-just/i,eugènefasquelle,éditeur,paris,1908,tome1,p.368.）——譯註

因此，聖·茹斯特就是這么說的。參見米什萊，同上書；阿貝爾·馬提耶（albertmathiez）：《法國大革命》（ilarévolutionfrançaise/i），第二卷，第二編，第四章。在1792年9月，格利高裡神父說，「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所有的王朝都只不過是靠吞噬人的肉體才存活的一幫人。」他繼續補充說：「在道德的秩序上是國王，在肉體上是怪物。」參見米什萊，見前揭書，第八編，第三章。

原住民（indigène），結合下文所引用弗朗茲·法農（frantzfanon）的內容，此處指的是法國在北非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人。參見本書邊碼第309—310頁註釋。——譯註

參見「據斯特拉斯堡的賴塞森醫生所報道的一起罕見的殺嬰案例」（「examend'uncasextraordinaired'infanticide,parledocteurreisseisendestrasbourg」），《公共衛生與法醫學年鑑》（iannalesd'hygiènepubliqueetdemédecinelégale/i），第8期，1832年。弗德雷：（fodéré）：《關於各種瘋癲的法醫學論文》（iessaimédico-légalsurlespersesespècesdefolie/i），斯特拉斯堡，1832年。

「……我幹了這件可怕的事……殺完之後又再砍了幾下」，皮埃爾·裡維耶：《回憶錄》，第170頁。「[原住民]的野蠻尤其表現為傷口的多種多樣，一些傷口是在死亡之後所施加的，它們都是沒必要的。屍檢表明了無可爭辯的事實：基於受到相同嚴重性的傷，兇手給人的印象是，兇手想殺很多很多次。」弗朗茲·法農：「從北非的犯罪衝動到民族解放戰爭」，《全世界受苦的人》，萬冰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頁（譯文有改動）。（frantzfanon,「del'impulsivitécriminelledunord-africain」,inilesdamnésdelaterre/i,paris,1961,p.226.）——原注

本文作者jeanpierre-peter和jeannefavret所引用的上述弗朗茲·法農著作的引文「[原住民]的野蠻」[lasauvageriedel'（indigène）]，在法農的原版中為「阿爾及利亞人的野蠻」（lasauvageriedel'algérien）。——譯註

對皮埃爾·裡維耶案感興趣的醫生們判定其回憶錄的第一部分缺乏臨床的用處，它的標題是「從1813年到1835年我父親所遭受之來自我母親的痛苦和折磨的摘要」。因此，他們沒有出版它。

參見邊碼第164頁。——譯註

參見邊碼第163頁。——譯註

皮埃爾·裡維耶一直把自己的父親描繪成一個溫和、軟弱和被壓制的人。他的母親不是在法官那裡贏得了訴訟么；正是她在法官面前拖累了她的丈夫。兒子隨即評論道：「因此，這個不幸的人被拋棄了，他屈從於她的強力（此即那個暴君母親）」。參見上文，皮埃爾·裡維耶的回憶錄，第141頁，註釋1。——原注

讓我們讀一下由檢察官抄錄的倖免於難的父親的證詞：「他的母親尤其讓他（譯按：皮埃爾·裡維耶）難以忍受。當靠近她時，他往往表現出一種排斥和狂暴的舉動。」裡維耶清楚的講到過這種情緒：有一段時間「他沉溺於偉大和不朽的念頭中，肉慾的激情束縛著他，他尤其有一種亂倫恐懼，因此他不接近他家的女性親屬，如果他無法避免這種接觸，他就驅邪消災，他覺得必須搞一些使他周圍的人感到震驚的儀式」。（參見邊碼第156頁）

我認為我的父親陷入了瘋狗和野蠻人之手，我必須拿起武器反抗他們。以前，人們看到雅億（jael）反抗西西拉（sisara），朱迪特（judith）反抗霍洛費內斯（holphernes），夏綠蒂·科黛（charlottecorday）反抗馬拉（marat）；而現如今，該男人們去使用這種瘋狂了（即，殺死女人並奪取權力）。——原注

對我而言，上帝讓我這么做，我在踐行祂的正義。我知道關於人和治理的各種規則，但是我認為我比其他人都更明智，我認為他們是無恥和羞愧的。——原注

參見邊碼第154頁。——譯註

參見邊碼第36頁。——譯註

強調部分是我們新增的。——原注

參見邊碼第173頁。——譯註

因此，他表現出的徵兆就越來越多，他在溝渠裡睡覺，躺在公共廣場，怪異地回應別人的發問。但是，當人們見到他拿著一件由他本人制作的古代兵器的時候，他們只能認為他是真的瘋了。參見下面米歇爾·福柯的文章。——原注

米什萊：《女巫》。——原注

參見米什萊：《女巫》，電子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譯註

參見邊碼第188頁。——譯註

參見邊碼第11頁、第213頁。俄瑞斯忒斯，又譯俄瑞斯忒亞（Ὀpέστεια,orestie）。是希臘神話中阿伽門農（agamemnon）之子。阿伽門農被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e）謀殺後，他為父報仇，殺死親生母親。——譯註

在謀殺之前，他計劃撰寫一個回憶錄，並在其結尾處寫下「我行兇的理由，以及我為追求正義、藐視正義、為了使我不朽……所做的事情。」——原注

參見邊碼第162頁。——譯註

參見邊碼第184頁。——譯註

參見邊碼第89頁。——譯註

他們執意要在1835年出版他的回憶錄，還保留與手稿相同的那些形式，包括其拼讀的模稜兩可、其標點符號，其在大寫字母使用中的游移不定——想一想何以他們非要如此，這並非全無裨益。見到過從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的手稿的歷史學家，尤其是那些醫生，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他們的拼寫常常是非常個人化的。因為畢竟，規範的小學教員和共和國的小學教員，都還沒有來規範所有的書寫。但是，從那時開始，印刷廠的工人已經開始使用標準規範了。但他們發現重新發現這些手稿時，它們已經重排重印過，根據統一標準：包括拼寫、標點符號和大寫字母的使用。為什么沒有使用與皮埃爾·裡維耶的手稿相同的樣式呢？難道是必須就這樣來表現他恰好是一個農民，表現他那模仿說話和塗鴉的滑稽行為，而他卻不屬於那個讀寫的領域？至少從症狀上來說，我們當時所擁有的版本轉寫得非常糟糕，以至於我們不停地把與那個荒唐的原稿對比之後的錯誤和不連貫都歸之於皮埃爾·裡維耶。我們不能過於把這種荒謬歸罪於這個農民：這就是為什么抄寫工或印刷工不停地給他編造著另一個文本。他們把逗號和句號搞得亂七八糟（然而在原稿中是清晰可辨的），以至於句子都混到了一起，真的搞出來一個「瘋癲」（insensé）的文本。因此，對我們而言這是個問題：通過尊重該文本自生的準確性，來獲知我們是否會持續地被禁錮在這個文本的另一個狀態之中？或者如果必須接受一個正確的文本，就像檔案的其他檔案一樣——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可以接受一個修訂版本？我們得出結論（但我們可能會犯錯），對於這個文本而言，時間賦予它一種最高權力，這使它能夠在其固有的形式中顯現自身，此後不再有任何偏見。——原注

當他從女孩子那裡感到被奚落，他就計劃報仇雪恨，通過寫一些東西來對抗他的那些嘲諷者，同時也通過製造一些全新的器具使自己出類拔萃：一把用來打鳥的「卡力倍」（calibene），一個自動黃油機（也就是說，「不再需要女人去操作」），一個自動行進的車等等。——原注

參見邊碼第157頁。——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