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皮埃爾·皮特（jean-pierrepeter）

讓娜·法威（jeannefavret）

合上這些檔案，心情很沉重，大腦一片空白。（像我們這樣如同法官和醫生一樣的講話之人）也許本該知道，應保持這個生命給予它的封印，並保持沉默。然而，就因為時過境遷，而放棄一句今天在我們心中引起反響並製造了這些詞彙的話語，不再給它一個回應——有必要嗎？我們不會放棄這些死去的人。

如果農民中有一個普魯塔克的話，皮埃爾·裡維耶會躋身名人之死的行列。而且不只是他，他的全部家人都會列入典型受害者的系列之中，彷彿是在挑釁那些在豪宅中排列偉大祖先之等級次序的畫廊。然而，普魯塔克哪裡想得到，榜樣人物會出生於莊稼漢所耕耘的田間地頭？卑微之人無聲無息。如果裡維耶用這種瘋狂的笑聲訴說著伴隨著他寒心和痛苦的感受，如果這種笑聲在他謀殺之前的幾年間就持續不斷，如果這種笑聲所道出的是不可忍受之事，如果他遭遇著如此這般，令人窒息地禁錮於其中，那么這么做就是正義的。況且，這些行為和文本帶來的所有話語，盡是不幸。在被樹叢所合圍的視線之內，一直充斥著大量被剝奪了任何未來，被剝奪了全部機會的生活。日日苟活，聊以為生。有一個人一旦想到：對他來說，所有的東西都是破碎的。他周圍的所有東西，全都是破碎的。在每天的無聲恐怖中，在糊塗蛋和受騙者的狀況中，他用大屠殺的抗議取代了更為激起民怨的恐懼。他有權打破沉默並最終講出這些事情。再說最後一句話，他就像一個來自遠方的人，這個人很久以來都知道他們的全部生活，他們根本無法住在一起，但卻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與那些本地人不同，只有一個支援者，即一位醫生在其生活中會為皮埃爾·裡維耶而感到震驚、猶豫和痛苦，因為「當大家使他回憶起自己的罪行時，他以一種平靜的狀態談論著自己的惡行。」恐怖之事都是日常的。在鄉下，這歷來都是所有人的命運；一種是用被視為白痴的笑聲來嘲笑別人；另一種則平靜地講述著日常；兩種是一回事。這是所有人的命運。不過，這個家庭是個特例，這家人是這樣生活的，在任何時候都以暴怒的方式宣稱所有事情都在傷害他們，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了。

這種不可能性之重負，如有千鈞。然而，他正好藉此來做個測試。這個發出了全部挑戰的粗暴之人，低著頭，爬上危險的大樹，用各種方式自尋不幸。被束縛在土地上勞作的人，筋疲力盡，他的父親在勞作中充滿幻想，但卻一事無成。在那個累垮的馬匹的隱喻中，正是皮埃爾·裡維耶在鞭打和驅趕，他以絕望為賭注全力冒險。至少有一次，有些事情超越了可能，跨越了界限。他對父親說，要榮耀；至少要有一次，走得更高更遠。他對自己的馬說，要做任何人都做不了的事。但是無論是馬匹還是農民，埋頭苦幹的人能夠做到除了不可能的事情之外的所有事情。為了跨越藩籬，尋找苦澀的勝利；他，也只有他，與死亡為伍，也就是說要行兇殺人。它爆發在一場血色儀式之上。通過這場儀式，在這場儀式上，以及在這場儀式之後，他將能夠說出真相；他就像一個魔鬼，能夠用他那魔鬼的目光打量著虛幻的規則和骯髒的機器，而他的同胞們，這些世上的受苦人，都會被並且已經被碾得粉碎，每年每日，生生世世。那么多的忍耐，那么多的痛苦，把那把鋒利的砍柴刀交到了他們中的一個人的手上：不再神聖地忍耐。基於其所進入和獻身的生命之重負，基於其他三個生命因其痛下殺手而痛苦翻倍的受害者之重負，在他自己死期開始的那一天，皮埃爾·裡維耶最終交換了正義與不正義，恢復到它們原本的位置，他的死期將不會結束，必須直到「終結了他所有的怨恨為止」。

怪物，同類

對於這些怨恨，這個復仇者，他當然可以有。法國農村長期以來忍受著三重稅制，封建領主、教會和國王。農民們一無所有，如微風中顫抖的豆莢。死亡在那裡建立起飢餓、寒冷和瘟疫所維持的統治。造反的黑色暴力只有常規的結果，即在樹上掛滿了一眾絞刑犯，以便讓警察來收穫。

一方面是敲詐勒索，另一方面是權力的即時性和權衡作用。這都是陷阱。由領主和教會強制執行的契約，只是誘騙的圈套，沒有任何保障。他們所擁有的東西，無論他們以前是農奴，或者現在是佃農，通過允諾其他東西，他們廢除了所有人。農民沒有任何價值。米什萊（michelet）已經充分描述過從中世紀到現代的這種絕望。很多這種絕望的事情在18世紀末依然存在。

當然，鼠疫在當時已經消失；大饑荒也同樣消失了。農藝方面的一些進步使得可以生產更多的食物；不過，越來越多的富有地主（貴族、教士和法官、小資產階級）獲取了全部的利益。同樣還有，歉收，以及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比如地方病、食物短缺和營養不良。但是，以下是我們感興趣的內容：

醫生，作為啟蒙之人，第一次來到村莊和農場。勞動者失去了生命，便意味著讓資本化為烏有；顯然，照顧他們更為有用：杜爾哥（turgot）創立了一個全國醫學服務部門。醫生們在那裡發現了非常普遍的貧苦，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他們起了惻隱之心，並且展開行動。但是，他們所治療的這些人，其身體狀態使他們感到驚訝。在他們中間，有些知名的疾病表現出非常古怪的樣子，似乎留下了樹狀的增生。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結痂、他們灰色的皮膚、骨頭或者肉都會發芽並結疤。醫生的話轉錄如下，他們說，這些人仍然是不存在的，他們只是礦物質、蔬菜和動物的某一部分。他們是藏身於農場爛泥地裡的癩蛤蟆，他們是愚蠢而幼稚的綿羊，也是被飢餓點亮雙眼的狼，他們是生於撕咬的瘋狗群中的瘋狗。這些怪物們。

各種原因，或者各種潮流，都匯聚向1789年的各種大事件。農村的悲慘際遇在此至少可以算是一個藉口，——或者作為一種自責？——在資產階級貴族所首倡的精神中。然而，我們絕不能說得太過，更何況歷史編纂的潮流是利用對它的模糊，隨後出現了多少農民暴動[一半是扎克雷、一半是恐慌式（mi-jacquerie,mi-panique）]，我們稱其為「大恐慌」（lagrandepeur），它在1789年夏季席捲了法國的角角落落（除了布列塔尼省、朗德省和洛林省），導致巴黎人猶豫不決，迫使他們另起爐灶。8月4日的夜晚，玄幻得令人著魔，在燃燒的城堡前流露出恐懼，所有貧窮的人聚在一起。在這種驅動力之下，「封建」秩序轟然倒塌。有一個新增的證據表明，議會為贖買領主權而制定了各種強硬條款，在這些詭計面前，農民集體拒絕履行，他們應該是在事實上確認了對這些權利的廢除。這便叫做革命。

這導致了在農村的田產的大量轉讓，儘管它沒有涉及只能出租雙手的普通大眾。不過，無論他們有無土地，他們都很看重他們認為已經獲得的法律上的解放：權利平等和公民身份。現在，根據「在權利方面的自由和平等」，他們是人，最終與其他人一樣。正因為如此，他們也要簽訂契約。此後，農民的生活就投入到契約中，投入到對契約管理的土地的渴望中，他們得到滿足並再次激發。這在皮埃爾·裡維耶父親身上得到表現，對於這塊可能是他的父母本人趁著大革命而獲得的土地，他樹立起一個更大的野心，他想遺贈給他的孩子們。作為土地的購買者和出租者，通過嚴格地管理被他妻子以及他的志願勞工垂涎的土地，他把自己等同於一個契約，從而異化了自己，迷失了自己。

權利，瘋子

這正是所有的東西都被困住的地方。自由的新社會的秩序將各種管理機構也設定在這個地方——即契約，所有權的慾望，對給予工作的激勵——以便把等級制度和不平等掌握在手中並使它永遠存在；但是這一次，他們假裝「自由地」表示贊同。這便是權力在當下的隱秘使用。

以母親維克多莉·裡維耶為例，毫無疑問，因為作為一個女人，更因為她為了利用這個規則挫敗一個本身不合規則的規則而結婚嫁人，所以，她覺得任何契約都是一個騙局、一種制度化的強權打擊——如同一場被凍結、被俘獲和被無限拖延下去的戰鬥。她以所有契約的永不停止的破壞者自居，不會停止對它的問責，會通過不斷的運動來移動它的標誌，這就是說，她拒斥並反抗契約。

作為這場對抗的產兒，皮埃爾·裡維耶對這些契約非常著迷，使他把自己的回憶當成了避難所。不過，這場戰爭使他變得敏感，這超出了那些在其中表述為衝突的狹隘術語，因而也超出了他本人應該在那裡做出的選擇；也使他對這個明擺的事實變得敏感：即更普遍地說，有些東西在有些方面往往都是錯誤的。在他周圍的世界，他周圍的所有一切，就好像一塊用來改變牲口蠻力的搖擺和帶著嘲笑的紅布。牲口察覺到了圈套。在言必稱秩序的時候，說出來的都是謊言。或者更確切地說，現存的秩序都是對一種秩序的顛覆。皮埃爾·裡維耶便是那個提出了關於權利問題和瘋子問題，關於正義與不正義問題的人。一個範例。

而且，為了提出這一個問題，他應該必須擁有話語權。不過，事實恰恰不是這樣的：他的憤恨，將不會終結。

因為，過去的革命風暴很快在帝國的杵臼之中被磨成齏粉。在這個復甦的社會中，我們用什么樣的辦法找到鄉下人呢？這些人對權利的平等、對所有形式的平等以及獲得的自由的假設是什么？事實上，一切都沒有改變。他們依然是動物。佔統治地位的話語依然沒有被移開。他們才是他者。這些畜生或者事物，這些無足輕重的東西，去思考他們想要說些什么，這並不重要。可憐的醫生們繼續詳細研究著他們的怪物性，總是把它們棄置於邪惡本性的一邊。

但是，這可能嗎？如果我們仍然是怪物，而且今後是你們的同類，那么你們是什么呢？新規則不再允許這個沒有引發反饋效應的蔑視遊戲了。效應到來了。

鮮血，尖叫

事實上，大約在皮埃爾·裡維耶出生的那些年，就開始出現意外事件了。農村，這個不幸的無聲世界，不再忍受自己的地位，而是把各種恐怖罪行外化表現了出來，就像那些有指示意義的症狀。對於這些症狀，我們無法討論得更出彩，因為這是一個醫學話題。醫學立即從我們獲悉這些案件的《年鑑》中找到了興趣點。此即，那些農村的女傭們，無緣無故且異常殘忍地割喉殺死了她們憐愛著的柔弱孩童，這些孩童是人們託付給她們照看的。有一個貧困潦倒的短工的妻子，無法再忍受她15個月大的孩子那飢餓的哭聲，於是用一把剁肉刀砍斷了孩子的脖頸，將他殺死，並且還吃了一條割下來的大腿。然而，就在這一貧如洗之中，她卻在一座小花園中養了一頭山羊和幾顆白菜。種葡萄的安東尼·雷格（antoineléger）離開了他的村莊，像野人一樣住在森林裡，他襲擊了一個小女孩，並不是想強姦她，而是用刀把她剖開，啜她的心，喝她的血。

所有人對他們的行為都無法忍受。前一個人說，我想讓這個小孩，讓他擺脫像我這樣的生活，孤獨、沒有快樂，還不如去死。這個吃人的女子說，「這真是太悲慘了」；吃人的男子則解釋道，「神拋棄了我，我渴了」。他們坦白招供中的某些部分講得結結巴巴：正是我，我殺了人。而皮埃爾·裡維耶，這個怪異世系中的桂冠，他向鄰居們高喊的，不是「我殺人了」，而是「我要去死……為我的父親。」

我們認為，農村中沉默的人民，剛剛發現了他們中某些犧牲掉自己性命的人的證言和運氣，這些人好像得知了一種知識或者一種搖擺的理性，以便說出來或者讓大家聽到，對於村民們來說，他們必須以殺人開始，並死於此。他們的行動就是話語；然而他們說了什么，他們為什么用這種恐怖罪行的語言說話？

這些恐怖的兇殘性，它們非常悲慘，在法官和醫生的通常都非常充實、非常肯定的話語中激起了慌亂和不安，為了理解一種重要之物的到來，我們只需認清這種慌亂和不安就足夠了。

事例，事件

實際上，有些重要的事情已經發生，這是所有事件的癥結之一。傳統上，在其社會—政治的重要性中，我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年代及其延續時間的考察都截至1815年。理應如此。但另一個方面，我們完全忘記了去表現那種震驚和那些錯位，它們產生於歷史學家笨拙地稱之為精神狀態（mentalités）的東西中。

首先，對死亡和暴力的假設。必須說，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我們已經在那裡進行了相當多的屠殺了。嗜血的癖好能夠在那裡找到它的數目和進展情況。這些新的公民，擺脫了封建枷鎖的農民們，被禮貌地邀請在整個歐洲的田野上自由地播種他們的血肉之軀。其他人則會來坐享其成。為自由而死，繼而為了大人物的利益而死。為了自由而殺人，為了大人物而殺人。殺人，死亡。他們在此獲得的都是不值錢的東西；在這條道路的盡頭，對這群鄉下佬們來說（又對他來一次），等待殘廢或者死亡的應許。他們為那些騙人的新權利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於是他們試圖避免這些義務，皮埃爾·裡維耶的出生便是直接證明：懷這個孩子就是為了讓他父親不用服兵役。

在此期間，有一些儀表堂堂的、雅各賓派的、帝國的、皇家的食人魔被給予了普遍的關注。他們大都金玉其外。最著名的一位已經在一個小島上腐爛了。但是，在他之前與在他之後，還有多少其他的食人魔，會一直坐在他們的餐桌旁，一邊消化著波蘭，一邊嘴裡還緊咬著各個民族和各種自由！淨是些風度翩翩的怪物。比他們低一個級別的，歸根結底，省長、法官、革命者或者非革命者，又是些什么人呢？無論如何，都是喝過血的。既然父輩們無論願意與否都已然迷戀上這個暴力的世界，那么，我們也不必驚詫於孩子們長出了憤怒的爪牙。殺戮中的皮埃爾·裡維耶和他的兄弟，村子裡吃人的男男女女，砍掉小孩腦袋的虛弱女人，他們並不是獨自發明瞭這種暴力。這個渴望著榮耀的弒親犯也沒有發明出他所承認的為了善而展開大屠殺的念頭。

從攻打巴士底獄到熱月政變，有足足好幾年時間都在記憶中留下印記：因為大事件本身也出現在其中：啟示被期待已久，並最終確定下來，但卻沒有人受到這個事件的保護，即便是暴君也沒有。更捉摸不透了。因為此事已經發生，今後任何的事情都會發生。在這個死亡的節日中，人們瞭解到，並在此後不停地回想起，如果死亡威脅到他們，那么死亡就會轉變為其他東西。

聖·茹斯特（saint-just）已經期待這個晨曦（他忽視了這一天將會到來），米什萊說，聖·茹斯特被一個冰冷的世界撞得鼻青臉腫，他對此憤憤不已（「自從羅馬人之後，這個世界就空虛了」），於是把自己鎖在房間裡讀古代英雄們的生生死死；等到他再出來的時候，他立即成為喪禮的第一演說家，索要皇帝的項上人頭。「人們驚駭於他[跟塔奎尼烏斯（tarquin）一樣]用棍子打掉罌粟花」。而皮埃爾·裡維耶，就在那一天前後，他躁動不安地繞著捲心菜轉圈，他順著小孩的遊戲開講，已經說出了做首領和處決暴君。

當大幕於1815年之後落下，1830年之後又再一次落下，建立起的秩序在說，它一直都在說：「別惹麻煩！」（pasd'histoire！），有一些人（一個辱罵神並獻祭兒子的女人、一個認為一切都是騙子的皮埃爾·裡維耶、與他同一年犯法的一個拉瑟奈爾和一個費耶斯基）殺人，並且接受了他們的死亡，在一種致死的靜止中，期待著某物的到來，苟活、反抗、質問、擾亂。該事件是自由的；它就像一把快刀，斬斷、動搖、挫敗或者顛覆任何種類的制度。這是一個典型事件，在一個冰冷的世界中，殺人所針對的正是權力秩序和無盡的壓迫。

國王，怪物

從攻陷巴士底獄到路易十六之死，另一個轉移出現了，就在真相的這些效應將要不斷地湧現和爆發出來的地方。

在舊制度發源於其中的神聖秩序之中，國王構成了一棟建築的拱頂石，在這種功能中，每一個人都分配有各自的位置。而唯有那些出身很好的人，才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只有每一個人都承認這個位置及其隸屬關係，那么他才有存在、話語和可陳述的證據。無論誰宣稱自己位於其他位置（或者說著其他的話語），就是背叛了神聖的秩序，要被徹底地排除出人類之外。諸如，女巫、無神論者、造反者，他們都不在此列。

自1789年7月以來，上帝和真理改變了它們的陣營，通過自身的世俗化，轉到了人民這一邊。因此，國王發現他被他自己的真理所孤立，並與上帝分割開來。如此一來，今後就沒有什么是可信賴的了。其結果就是，國王的腦袋在不到四年之後就掉了下來。「一個國王是非自然的；從人民到國王，中間沒有自然的關聯」——這是蒙田的理論。我們不做評判；我們要剷除消滅怪物。

然後，我們在自身中發現了我們自己。特別是一段時間以來，出現了一種觀念，並最終使之成為可能，即在平等的人之間建立契約：再也沒有臣民，大家都一樣。不再有任何東西能夠限制人歸於完整人性。不過，在對所有徵兆的驚人的顛覆之中，一旦統治者也會被指定為怪物，那它足以提出一個關於人與非人之間界線的問題。

從此以後，這個邊界不再具有法律基礎。但是，邊界的痕跡並未被抹去，它支援著佔統治地位的人在他們的權力執行之中所自行擁有的虛幻表象。不過在此，謊言的效應和否認的權能已開始有燎原之勢。

在一個眼下服從於金錢的抽象暴力的世界中，農民和他的同胞，被殖民征服後的原住民，他們不再被定義為是對統治者的否定。統治者只是「重要人物」（notable）而已，也就是說，可以在他獨自建立的價值等級中辨認出來，並且這個價值的等級將被認為是「人性」（humanité）的等級。不過，「重要人物」不具有反義詞，因而其他名字（原住民、野蠻人或者粗人）甚至都不能用來給它命名。在舊制度統治下，他幾乎不存在（因為絕對的服從，但從這個地方也能辨認出來）。在此，一旦他不再通過合同的強制力（即通過他與經濟活動的關係）來規定自己，那么他就徹底一無所是了。那么，他所剩的只可能是對社會道德標準的顛覆。唯有那些被社會活動所排斥的人，他們才會出現這種念頭，提出一個有關人的本性之邊界的問題。

罪行，確認

在此，農村的一些代表將進行干預，並通過平衡他們生活的權重和他們理智的權重，來確保給予他們的話語權。說真的，這種話語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於我們早已養成了根本不留心記錄的習慣。這些數個世紀以來的檔案證明，人們必須讀出其言外之意，以便在主人（領主、管家、公證人、醫生、法官、收稅官、武士，等等）的話語之下，讀出要說出的話語，及其被掩蓋掉的內容。即便這種聲音是在大聲喊叫，我們所能聽到的也只是如將死之人的氣若游絲般的聲音。如果有話要說，原住民是唯一我們認為不會那樣說話的人。他必須通過被殺的方式，其聲音才為人們所聽到。

正是在這一點上，那些可憐的先驅們將感到震驚。他們說，假如不承認它們是社會基礎的話，這個社會會以為是通過將這些基礎排除在其定義之外而建立的！……既然拒斥了它們，我們就引入了一個邊界，只要到處都有那些不人道的東西——這不用說是假設的——，那么重要人物們的這個文明世界還能保有它所說嗎？他們想要這些怪物嗎？這裡就有。但是，在這些怪物中，沒有人會認不出自己來。因為一旦封建的世界被掃除，這些重要人物的重要性就不再能被神的意願或者秩序所保全；而且，在法律中（主流的法律……），每一個人對其他人都是平等的。不幸之人與幸運之人也是平等的。前者們只需要使用這個邊界，就能夠體驗到後者們試圖證實的那個想象的邊界；他們無法在所起的作用中相互支援了。

這些激進的殺人行為，攻擊了禮儀原則本身。在法典中，這種禮儀被定義在一個雙重的界線之內：一個是明說的，即弒親的界線（任何弒親的人都是反自然的）；另一個是在暗指，即同類相食（它尚未被討論過，在法律中也沒有被論及）。對於這些界線，原住民一再突破，並對這個地方，提出了他的問題：那么，告訴我們那些你們同意與之平等締約的人的本性吧。這就是說，在真相中，而不是在圈套中，規定一個人性的邊界，使我們在其中能夠認識我們自己。那么，我就不會再用這些怪物的面具來恐嚇你們了。

而像這樣的問題，只能在一種（一個受害人死於其中的）絕對行為與那些不畏死之人（即在斷頭臺上或者瘋癲的虛無中）的死亡之間所展開的搖擺時刻之中被提出來。至少這兩種死亡，我們不可避免地要談論它。這不同於農村的日常死亡，單調乏味，我們只能悄悄地紀念。而皮埃爾·裡維耶，他在此新增了一個文本，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會驚慌失措。

這些悲劇中的每一個悲劇，其實都啟動了司法和醫學的滔滔不絕的話語機制。這些機制嘗試囊括它們所遭遇的問題，並將其消弭在語詞的濃濃迷霧之中，它們在這種行為中既合作又對抗。事實上，所有這些使事實被逐字逐句歪曲的話語活動，都得到了更多的利用，以至於法官和醫生們對著鏡子也能毫不害臊。但是，這種權力的可靠支援者，他們能否使自己相信，每當發現他人的殘暴性施加於他們身上之時，他們都不害怕？他們能否使自己相信，他們中間有人說了同樣的話，即慾望能夠越過這些障礙，正常只是他們所使用的一個語詞？否則的話，由知識所啟用的這種急切願望從何而來，在總是更不完備且總是不協調的瘋癲（無論是不是單狂症的瘋癲）範疇中明顯可見的這種醫學的廢話從何而來？在塞萊斯塔事件（l'affairesélestat）中，當弗德雷（fodéré）在諮詢了巡回法庭後，不得不說這位母親是個女食人魔，他對此非常困惑。這個女人從未表現出任何我們認為是瘋癲的完整徵兆；其行為散亂，沒有條理，僅此而已。因而，既然由於他不能認同，「他被迫認為（儘管如此）被告人被剝奪了她的理性……也不得不讓法官們，（基於人的尊嚴），別再非難這起駭人聽聞的罪行」。他補充說——這是回馬槍（laflècheduparthe）——這個悲慘的地方住滿了笨蛋和傻子。雖然一時動搖了，但統治者立即在一種種族主義的話語中重新得到了權力。

正是因為這種惡行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必須有無窮無盡的新殺人犯一再地提出那個相同的問題。然而，這些急進偵察兵為了一個遙遠的目的，如此莽撞地在黑暗的中心身犯險地，然後發現他們是如此的孤單，以至於要通過殺人來證明，通過殺人來自我毀滅。有些典型的案例說明，基於原住民之生存狀況的效應本身，他們並不想殺死那些已然被法律的權力——虛幻的權力——所制裁的人。這個原住民恐怖分子殺死了那些他原本疼愛著的無辜的孩童；他在勞役中殺死了他的兄弟們，這些持續的受害者，這些手無寸鐵的人。在他們之中，通過殺死他最親近的，殺掉他所擁有的，他也打擊到了自己，一個雙重打擊：在一擊之中，殺戮數人，殺戮數次。

至於他那信仰堅定而盲目的父親，只樂於蓄積土地，沉浸在一種虛幻的解放中，而皮埃爾·裡維耶想要以生命為代價，去反抗被解放的話語的極端暴力。如果他沒有殺死他的母親和妹妹，如果他這樣做了，他便可以做出正確的選擇，這兩個女人都反抗並參與了同一場複雜的解放戰鬥，她們從一個方面（她們的方面）致力於削弱正義的秩序，而皮埃爾·裡維耶瞄準的則是另一個方面。在那個時代，前者的行動的不幸之處在於行動得太早了。而對後者而言，這也是一個不幸，在統治階級維護弱者卻使其失去反抗的這種針對弱者的混淆之中，正是他的苛刻，使他原本可以認出那些連貫的符號，擺脫一個暴君，設定最初的受騙者（那匹筋疲力盡的老馬、百姓、他的父親），並且獨自提出一個我們無法完成的難題。

母親，暴君

這位總是失敗的農民，認為他通過殺死一位暴君，可以建立一個新的時代，無論是法官還是醫生似乎都沒有在皮埃爾·裡維耶身上見到這一幕。他的回憶錄在《公共衛生年鑑》上的出版，足以證明我們事先就被侷限於其中的誤解：在此，那個使契約成為笑話的人是母親，而不是君王，這使得醫生能夠把謀殺還原到症狀的維度，把殺人犯還原為一個臨床病例的抽象作用。

在其回憶錄的開場白中，裡維耶提請大家注意：「但願大家能夠理解我想要說的東西，這便是我所要求的」，他總結道。因此，至少我們能夠做的是，看看他如何為自己的謀殺辯解，看看他在顛覆了一切的不協調中，用什么方式把拿破崙的罪行與他的母親的罪行並置起來：「這讓我想起了1815年的波拿巴。我還對自己說，拿破崙為了滿足自己虛妄的任性，讓成千上萬的人出生入死；所以，讓這個使我父親不得安生和幸福的女人活著是不公平的。」——此外，是時候樹立一個榜樣了，以便顛覆「這個自稱是啟蒙時代的好時代」的道德，顛覆「這個似乎非常渴望服從女人的自由和榮耀的國家」的道德。

因此，在這個新時代，暴君再一次出現。這一次是女人。她們所建立的法律是專制的。絕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在我的家裡，這個暴君，便是我的母親：她消解了所有契約的意義；她讓我父親失去了地位，並用債務羞辱他。與此同時，她使她的兒子失足絆倒：我一直期待著她，也許是因為在她的床上有一個空位，而從一開始她就沒想讓我父親前來，我父親也不知道如何佔據。我憎恨她。通過殺死她，我樹立了一個榜樣，使得權利得以恢復，契約得以兌現，暴政得以推翻。因此，我是在踐行上帝的正義，人的契約太恐怖了，因此我呼籲另一種正義，而有著禽獸外表的我，則是被選定的執行者。

動物，瘋子

從那時起，人們想盡一切辦法來減少他行為的影響，這並不奇怪：因為他瞄準的是社會的秩序、契約的秩序，這種行為只可能是禽獸或者瘋子之所為，絕不可能是人乾的。因此，那位檢察官，那位各種人類規則的代表，這些規則在裡維耶看來是無恥和羞愧的。他說，裡維耶「孤獨、不合群和殘忍」，「是一個失去了同情心和社交能力的野蠻人。」他立刻把這個殺人者的相貌和一隻猴子或者靈長類的長相等同了起來：「他身材不高，前額狹窄而又扁平，眉毛濃黑，相互交錯，呈弓狀。他的頭總是不斷地點地，目光歪斜，好像害怕與別人的目光交匯，或是害怕自己的想法流露出來。他走路不穩，一顛一跳，與其說是走路，不如說是蹦蹦跳跳。」皮埃爾·裡維耶，極端—粗野，所以極端—禽獸。或許他只能如此出現，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隱秘思想是多么危險，也因為當他尋思這種思想會把他定位到哪個序列（超人還是動物）之中時，他往往搖擺不定。

因此，他便用「一些從一開始就乾的愚蠢行為」來解釋他的孤獨，這使他永遠不被信任。毫無疑問，他知道「這些愚蠢行為」中的某些內容僅僅是一些亂倫念頭，在腦海中揮之不去，以致他變得沉默寡言，以致他擔心與別人的目光交接，以致他坦然接受別人對他的動物性或野蠻性的裁斷：「此外，他曾問他的父親，人類是否不可能在森林裡靠吃草和根莖維生。」遠離慾望的物件，遠離女人的暴政，遠離懦弱的父親。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將犯下三重謀殺，還不能自殺，就像他所計劃的：因為在這個由女性法則所支配的世界中，身為男人只允許曇花一現：殺人然後死去，在電光火石之間極盡其所能。既然無法達成此目標，他決定暫時變成動物：「既然錯事已無可挽回，我決定順從我的狀態，我決定以花草和根莖維持生命，直到那件事不期而至。」殺人，然後偷生並苟活，這是生之為人的對立面。還是要試著返回大自然。

但是，他並沒有像魯濱遜（robinson）一樣生活在那裡，魯濱遜被他父親的話徹底鼓舞，幹活、開荒、不斷地改造自然，積累物資，以備重新融入社會，並且必然能夠達到。與之相反，裡維耶的父親對他所說的關於其前途的話語（你將成為牧師）是毫無用處的；就像他希望他的妻子尊重結婚契約一樣毫無用處。這就是為何他兒子不可能倖存苟活。他拒絕進入自然之中，但又不知道該怎么做：既不依靠自然，又不開發利用。他禁絕了對自然的享受，小農的所有知識對他來說毫無用武之地。他一直流浪著，就像一個沒有文化的人，就像一個喪失本能的動物，也就是說，他就像一個不存在的人，準確地說：一個神話中的人，一個怪物般的人，對他的定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他不屬於任何一個能夠表述的種類。

毫無疑問，這就是為什么他會在村裡露面，他試圖以此引起人們的注意，以便終結這種瘋狂的狀況；但是農民們既沒有認出來，也沒有去檢舉他。因為，人們所尋找的，是「那個歐奈鎮的人」，三重謀殺的嫌疑犯。然而，人們所看到的就不是一個字面意義上的人：既不是人，也不是禽獸；是幽靈？那么是什么的幽靈？

於是，他決定重新融入社會，不過是在瘋子的面具之下。最終，當他被抓獲的時候，他聲稱他來自五湖四海（de#jz_194_194">sup(39)/sup

死亡，詞語

裡維耶被囚禁，被質詢其行為的動機，面對跟他對話的人，他不再報以他那種讓人無法忍受的笑：他回應，但是話很少而且很平靜。當我們讓他回去，「他立即拿起羽毛筆，繼續寫他的回憶錄，好像他沒有被打擾一樣。」從謀殺到文本，這條線索是連續的。但是，有那么一瞬間，這條線索是斷裂的：即當他逃進森林裡投擲他的武器之時，他突然意識，荒誕的事情都製造了出來，上面所提到的都降臨到了他身上，在這個漫長故事的結尾之處，只有他能講述其進展和嚴密的推理。於是，這個對俄瑞斯忒斯（oreste）一無所知的人寫道：「深淵，您在我腳下裂開！大地，您把我吞沒！」最終的窒息，立即到來了。

然而，他還得勉強地繼續生活，他那些「榮耀的觀念」還得繼續。他逃往他的法官那裡以便藐視他們，通過死亡而使自己不朽，從而也給他文本中的話語增加了分量。

他起先想著撰寫一部記錄其行為和動機的回憶錄，然後進行三起兇殺，接著寄出他寫的東西，隨後自殺。數週之後，他又修改了自己的計劃：先撰寫回憶錄，然後穿上禮拜日的正裝去殺人，以此挑釁法官的黑色長袍（在每一部法律中都有其徽章和飾物），然後因其主張而判刑死去。但是，每一次當他專心於撰寫之時，他就被幹擾或者睡著了；每一次當他穿上禮拜日的正裝之時，那些被害人就分散開來。最後，他決定在腦海中構思他的回憶錄，並不再穿正裝去殺人：在殺死他的暴君母親和處決他自己之間的間歇期裡，總是有時間去寫並去藐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