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出版有一個故事。讓—皮埃爾·皮特（jean-pierrepeter）曾發表過其中若干片段。

「我們這一小撮人感到令人欣慰的驚喜。我們知道這就是自1971年以來福柯在法蘭西學院講座的情況，聽眾各色人等，令人嘖嘖稱奇（我去時見到有學生、專家、仰慕者、好奇者、希臘的牧羊人、吉爾吉斯的戰士、夏延部落的印第安女子等等）。我們希望擺脫眾人，開設研討班，他就讓想上的學生寫了一封說明信，簽署一份真正的工作合同。顯然，我們對大量的無條件的純粹學術愛好者要求過高了。我們非常驚訝，我們只找了不到十個人，還包括福柯在內。不過，在這個小圈子中，這項活動愉悅而豐富，我們之間的關係和睦而簡單，在回憶中留下生動的印象。

在這項有關刑罰的共同研究中，有著大量的精彩案例。19世紀的前30年裡，某些特定的醫學概念在規定醫學秩序及其權力的診斷與治療的場域中，把各種犯罪行為（及其預先昭示的各種素質稟賦）都納入其中；基於這些發展，我們便致力於準確地闡釋案件的樣式，它們時而含混，但總是很精妙。順便說一下，我們進展得並不快。從12月到3月底，每個月只有兩次例會，聊勝於無——這是法蘭西學院的正常「速度」（itempo/i）。

因此，在已經非常遲的時候（我覺得大概是在第二年的中間），裡維耶事件闖了進來。它震撼了我們，而我真的不知道為什么我們要為其感到羞愧。這些文本洋溢著我們勤勉治學的方方面面。故事本身，我指的正是這個犯罪的故事，它不只是謄寫下的詞語，當然，通過這些文本的必要中介，這個故事也為我們所知曉。但是，在此我想說的是，它同時直抵我們，並且幾乎在肉體上直抵我們自身（在我們說意外或不幸直抵我們的意義上）。與閱讀回憶錄、故事、證人證言、鑑定書等相應，我們不得不親自來重新體驗它們。這個已發生的事件在我們心中製造了隱秘事件。

的確如此。這是由該文本特定的生產能力所造成的。我不是說這個回憶錄包含了無法形容的和隱秘的功能。而且，我也不喜歡從中吸取陰險的聲望，以便使其他讀者誤入可疑的眩暈之中。我只是說，它在跟我們說話，更準確地說，它在跟我們討論我們自己。什么？！這個在我們之中的共鳴，有必要把它隱藏起來，讓它保持沉默嗎？這些移情的效應，它們會消弭在學術性疏離的慣性中嗎？讓我們出發吧！它們本身就非常有趣，以至於我們無法掩蓋。它們本就是物件的一部分。

自從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它變成了更為人熟悉的東西：我們知識的物件實際上只能在觀察者所把握到的觀察關係中表現出來。如果改變觀察的規則，觀察物件也隨之改變。與此對應的，在與物件繫結的系統中，觀察者也是物件的一部分。如此一來，儘管我確實不能為他說上幾句話，但我認為當米歇爾·福柯寫道，他被血紅雙眼的弒親犯所征服之時，他就沒法再拍電影了。也包括當時福柯說的是「我們」而不是「我」。他在此講述了一些他自己的真理；與此同時，他還講述了這個故事和這個文本的真相。基於此，福柯使各種反彈中的一個突顯出來，在反響之一的末尾處突顯出一個額外資訊。他動用了物件的不受約束的無限屬性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我認為，具有此內容（即「我們已被征服」……）的話語[……]屬於[……]一個突然擴充套件了的語義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事件及其讀者先後都獲得了一種本己的表達，獲得了一種使其存在能夠認識的形式，從而促使我們達到關於物件知識的附加層面。

我們沒想擔保那些嚴苛和冰冷的理論，沒想擔保近兩個世紀以來各種掉書袋的意識形態，從隆布羅索（lombroso）的「犯罪女性」到目前依然存在的腦白質切除手術，其致傷或致死的濫用可謂「碩果累累」，僅舉兩例說明一下。對於皮埃爾·裡維耶而言，我們確實既沒有說他是個瘋子，也沒有說他是個怪物。我們也沒有為他的謀殺進行辯護。他本人也沒有寬恕自己的罪行，並且堅持為此付出代價。在被奪去生命之前，他在監獄裡說，他早就已經死了。這倒是真的，倒是一個超越了瑣碎表象的真相。是的，我們已經仔細閱讀了回憶錄。以及所有的證人證言。是的，我們已經體驗到了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我們也已經對他們的意義、部署和教訓等等展開了研究、反思和戰鬥[……]

「我們被裡維耶檔案所吸引，太執著於隨後眾多的方向，但我們並沒有想著立即出版發行。甚至，我們還保留了當時醫學刊物所提供的不完整的檔案。除此以外，我們每一個人也都被我們日常職責和未完成的課業所束縛。法蘭西學院該學期的課程也就這么結束了。

也只有到了下一個學期的開學之初，我們的計劃才明確下來，似乎我們必須讓這個故事廣為人知，必須把它傳播給儘可能多的聽眾，以便能夠被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我去往卡昂市，去尋找重罪法庭的相關材料。我還讀到了回憶錄的未刊部分。但是我在那裡待的時間不長，我記了些筆記就回來了。然後，我向國家檔案館申請臨時調閱全部卷宗，以便慢慢研究。然後就爆發了大罷工，包裹只得等待數個星期之後才寄到。接著，我們不僅抄錄了回憶錄，還抄錄了各種材料，但是這些材料一天抄不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想只為了這一個檔案就來國家檔案館分組工作。因此，我們只逗留了一段時間，以便在其犯罪事實（matérialité）和其字面意思（littéralité）中瞭解手稿。有一天，福柯來看這個手稿，其他人也來看過。然而，這就是為什么在得到我的抄本之前，所有人都在那件唯一可用，但卻殘缺不全，且錯誤頗多的文本前駐足良久的原因。[1836年《公共衛生和法醫學年鑑》（iannalesd'hygiènepubliqueetdemédecinelégale/i）發表了回憶錄的部分內容以及重罪法庭的卷宗內容。]他們做了筆記，然後進行了轉載。這就是在書中所表現出的不一致的奧秘。[……]」

與此同時，事實上，法蘭西學院的管理部門嚴厲地指責了米歇爾·福柯：因為他違反了研討班必須開啟「封閉」狀態的規定。福柯必須開放它。於是，我們立即就被一群作為知識消費者的貪婪群氓給團團包圍了，基本上沒有其他的工作方式了。研討班已然變成了一種第二課堂，福柯在那裡恣意地討論著皮埃爾·裡維耶和他的故事，以及由此提出的各種問題。對這些問題，我們都傾盡全力。或者，至少，我們都嘗試著全力以赴。從那時起，我們不再集會，只能偷偷摸摸地，間隔的時間還比較長。對於我而言，我已經謄寫了回憶錄並準備付印。

不久，一個令人不安的謠言傳到了我們這裡。公共研討班的自由風格激發了這些年輕人的事業心，他們已經從其能理解的版本中整理出了一個回憶錄的速成版本，也就是說，一個刪節的版本。評論的內容和主題來自那些錄音帶，全都是研討班上的熱烈討論。我永遠都不會知道這些調查資訊是否可靠。但是當時，我們都激動不已。

然後，我們就忙了起來。[……]

我們的第一個想法是編輯那些文本，並且只編輯這些文本，回憶錄、司法和醫學檔案已經完全準備就緒，除了對必要的事實、機構和詞彙上的說明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干預。沒有用我們的多餘的廢話掩蓋這些原初的話語。在這個緊急狀況下，沒有找到出版商願意接手這個索然無味的檔案。他們要求我們撰寫評論。我們同意每個人都完成一篇小文章，針對的是在那個共同的、如今中斷的研究程式中，深刻地影響到我們的那個要點。因為一度什么都沒打算說，所以對案件只進行整體性的分析——況且我們也沒有時間——也就不是什么問題。

[……]大家應該注意的是，就我們而言，我從來沒有討論過團隊（équipe）。除了參加了一個研討班之外，我們所遭遇的各種狀況並不包含任何特定的規劃。我們當中沒有人被確認或允許作為福柯的學生，此後也沒有。最多我們有共同之處，這與我們在那裡的出現，與對他的工作和教學的興趣和尊重是一致的；可以確定，我們每個人對其他人的那些強有力的論點的審慎態度或者固有分歧是非常客氣但又充滿謙恭的。在我們所有人中間，職業、學科、哲學、成見和感覺的差異是明顯的，也是允許的。這些差異部分地成為這些集會的旨趣與活力之所在。在協助我們出版皮埃爾·裡維耶案件的各種貢獻之中，所有這些是顯而易見的。這些筆記無疑向細心的讀者展示了與該故事有關的各種態度的事實，多義性的概念，甚至各種矛盾。此外，持續地交換話語、作品和觀點的事實，也產生了相容觀察的方法，協調場域的方法。儘管沒有衝突，這些差異仍然是人所共知的。」（讓—皮埃爾·皮特：「理解皮埃爾·裡維耶」，《論戰》，1991年，第66卷；jean-pierrepeter，「entendrepierrerivière」,iledébat/i,n°66.）

此次再版修正了第一版中出現的各種舛錯。一些修訂得益於菲利普·勒茹（philippelejeune）的細心校閱。自從問世以來，該書就一直遭到反覆指控：它在為犯罪行為進行辯護。在上述文章中，讓—皮埃爾·皮特回顧了某些筆記的充滿熱情和令人感動的語言，它是多么想要「更為深刻地和肉身地識別出某種東西，它在那裡被打結、被編織、被擰絞，直至它爆裂為止。是的，他說，那種語言得以在當下延伸，安頓，傳播，部分地歸因於他知道這種混亂的力量，它在古老的、遙遠的和痛苦的災難中熊熊燃燒。如果這也可以稱之為對犯罪行為的辯護，而不是求知方法的話，讓我們也撤回對《俄瑞斯忒亞》（iorestie/i）文本的銷售吧——它比[我們]這部小書要邪惡千百倍，因而比我們的書更應該受到譴責。」

夏延人（cheyenne）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印第安土著人，18世紀中後期居住在美國蒙大拿州和俄克拉荷馬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譯註

法國戲劇導演熱內·阿里約（renéallio,1924年—1995年）將其改編成了同名電影，後於1976年上映。福柯本人曾一度在電影中出鏡，但在隨後的剪輯中鏡頭被刪掉了。——譯註

撒切雷·隆布羅索（cesarelombroso,1835年—1909年），義大利犯罪學家、精神病學家、法學家，側重研究人體生理因素與犯罪的關係。1896年，他（及其女婿費列羅合著）的專著《犯罪婦女、妓女和普通婦女》（iladonnadelinquente/i,ilaprostitutaeladonnanormale/i）被翻譯為法文《罪犯女性與妓女》（ilafemmecriminelleetlaprostituée/i）出版發行。——譯註

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是一種盛於1930年代到1950年代用來醫治精神病的神經外科手術，它也是世界上第一種精神外科手術。然而術後效果並不理想，往往導致患者痴呆和智力低下。當時，在法國、瑞士和比利時等國有大約80%的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為女性。——譯註

菲利普·勒茹（philippelejeune,1938年—），法國學者，散文家。曾參與福柯編著的《我，皮埃爾·裡維耶》的編纂工作。——譯註

讓—皮埃爾·皮特（jean-pierrepeter,1933年—），法國曆史學家。曾參加福柯的法蘭西學院的課外研討班，參與整理皮埃爾·裡維耶《回憶錄》等文本。後曾擔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醫學人類學與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譯註

《俄瑞斯忒亞》（Ὀpέστεια,iorestie/i）是古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Αἰσχύλος,aiskhylos）於西元前5世紀寫成的古希臘悲劇三部曲。在希臘神話中，主人公俄瑞斯忒亞是阿伽門農（Ἀγαμέμνων,agamemnon）之子，阿伽門農被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kλυταιμήστpα,clytemnestre）設計謀殺後，他為父報仇，殺死親生母親。——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