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照例在早晨九點半起床，喝了放在床邊的茶，洗了澡，颳了鬍子，穿好衣服，然後從衣箱的夾層裡，拿出一疊鈔票共計一千英鎊，裝在上衣內口袋裡，下樓用早餐去了。
九點半鐘的時候，他走出旅館去找銀行。差不多花了兩個小時，分別在幾家銀行裡把英鎊換掉，其中二百英鎊換成義大利里拉，其餘八百英鎊則換成法國法郎。
完成了這項工作以後，他在咖啡館喝了一杯咖啡，然後進行他這天上午的第二件事。經過了幾次打聽之後，他來到加里布地門附近的一條小街上。這裡靠近加里布地火車站，是個工人住宅區。他在街角的一家經營出租汽車間的地方租下了一間，兩天的租費是一萬里拉，因為只租用兩天，所以租金比一般的價錢要高一些。
到了日用雜品商店，他買了一套工作服，一對金屬的夾子，幾米細鐵絲，一支電烙鐵和一些焊條。還買了一個帆布袋，把所買的東西都裝了進去存放在他的汽車間裡。他把汽車間的鑰匙裝進衣袋後，就到這個城市最熱鬧的地方找了一家上等餐館用午餐。
在餐館裡，他用電話聯絡了幾家有汽車出租業務的商行後，就乘一輛出租汽車到一家規模比較小，生意也不怎么興隆的汽車出租商那裡，租了一輛一九六二年的舊「阿爾法」牌運動跑車，並說明他預備在義大利作為期兩星期左右的休假旅行，兩星期後把汽車送還。
他的護照──英國的和國際的駕駛執照都是齊全的。一小時後，汽車保險的手續也辦妥了──出租汽車商行附近就有專門辦保險的。汽車押金很貴，差不多相當於一百英鎊，到下午四點時，鑰匙插在點火裝置上，這輛汽車就歸他使用了，汽車行的老闆祝他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
他在倫敦時已經向汽車協會打聽過，法國和義大利都是「共同市場」的成員國，所以義大利牌照的汽車開到法國去不需要辦理什么手續，只要有駕駛執照、租車證明，還有保險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上的義大利汽車俱樂部接待處詢問到附近一家信譽卓著的保險公司的名稱，這家公司是專替國外旅客提供汽車保險保證金的。他在這家公司為自己駛往法國旅行所需的額外保險費付了現款。他們對他說，這家公司同法國一家大保險公司有業務關係，因而它承諾的保險在那裡也同樣有效。
他離開保險公司後，就駕駛著那輛「阿爾法」小汽車回到大陸旅館，把汽車停放在旅館的停車場，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並取出了裡面藏著步槍部件的皮箱。二十分鐘之後，他又回到了那條有出租汽車間的小街，他把汽車開進已租好的汽車間後，反鎖好房門，把電烙鐵的電線插進了頭頂上那盞電燈的燈口，還把一支強光電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車的底部，接著他就開始幹活了。他花了兩小時，把藏有步槍部件的薄鋼管緊貼在「阿爾法」跑車底盤內側的凸緣上焊住。他之所以選擇「阿爾法」跑車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在倫敦時看遍了汽車雜誌，才知道在所有的義大利汽車中，只有「阿爾法」跑車的那副牢固的鋼製底盤內側有一道較闊的凸緣。
每根鋼管都用一層薄薄的麻料織物套住，再用鋼絲緊緊地捆綁在凸緣內側，凡是鋼絲和底盤邊緣接觸的地方都用焊條焊住。
當他幹完這些活的時候，他那身工裝褲已沾滿了汽車間地面上的油汙，他的兩隻手也由於在底盤上捆綁鐵絲時過分用力而痠痛不已。可是任務完成了。那幾根鋼管除非鑽到汽車底下去湊近細看，不然根本無法發現，而且要不了多久，上面就會蒙上厚厚的塵土。
他把工裝褲、焊鐵和剩下的鐵絲都裝進了那個帆布包，塞在屋內一個較遠的角落裡的一堆破衣碎布底下。那副金屬夾子則放進汽車駕駛座前面儀表板上的小貯藏櫃內。
當他最後把手提箱藏入汽車後部的行李倉，把「阿爾法」汽車開出汽車間時，整個城市已經籠罩在一片蒼茫暮色之中。他關上汽車間的大門，扣上鎖，把鑰匙放進口袋，就駕車回到旅館。
到達米蘭後僅僅二十四小時，他就把一切準備工作全都做好了。他洗了個淋浴，解除一下一天的勞累，把感到劇痛的雙手在冷水裡浸了一會兒，然後才穿好衣服去喝雞尾酒和吃晚飯。
他在走進酒吧間之前，先到接待處櫃檯邊停留了一下，要他們在晚飯後替他把賬目結清，並要他們在明晨五點半叫醒他，同時送來一杯茶。
在吃罷第二頓精美的飯菜後，他用剩下的義大利里拉把賬結清。十一點過後不久，他就上床睡覺了。
傑斯伯．奎格利爵士揹著雙手站在他外交部辦公室內的視窗旁邊，俯瞰著窗外大片平整潔淨的近衛騎兵隊閱兵場。一縱隊井然有序的近衛騎兵隊，正行進在碎石路上，蹄聲得得，整齊地向白金漢宮跑去。
這是一幅多么悅目賞心的景色啊！傑斯伯爵士常常在早上站在他的視窗，從外交部望出去，看著這幅最典型的英國景色。看著那些身穿藍軍裝的騎兵駛過，看著陽光和那些昂頭翹首讚歎不已的旅遊者，聽著廣場上傳來馬具和馬嚼子的叮噹聲，振奮精神的馬的嘶叫聲，這就足以補償他在其他小國家的大使館中虛度的那些年頭了。每次注視著這樣的景色，他總是不由得要挺胸、收腹，並由衷地感到一絲自豪。
有時候，他一聽到碎石路上響起得得的馬蹄聲，就會從辦公桌旁站起身來，到窗戶前站著，看著騎兵經過，然後才回來處理檔案。
而有時候，當他回憶起那些從大陸來的法國佬，和德國佬企圖以巴黎的皮靴或柏林的長統軍靴的沉重的腳步聲來取代這些馬具的叮噹聲時，他不禁要鼻子發酸，馬上轉回身去埋頭於他的公文了。
可是今天早上卻不然。今天早上他虎視眈眈地瞪著窗外，使勁閉住雙唇，以致本來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如今顯得都看不出來了。傑斯伯．奎格利爵士正滿腔怒火，當然，他是獨自在室內。
他擔任著情報處法國科的首腦，不過，這並不是說他擁有對英吉利海峽對岸的那個國家的管轄權。他的職責就是研究那個混亂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它的野心、它的活動，以及經常有的陰謀，然後將那些情況向常務次官做出報告，最終報告到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那裡。
他具備一切必需的條件，不然他也就不會獲得這一任命了。那些條件是：他在外交界服務多年，成績卓著，曾在除了法國以外的一些國家的大使館工作；他的政治判斷一向合乎情理，儘管常有失誤，但是照例與當時他的上級的判斷一致──這是一項極好的資歷，是值得引以為榮的。他錯的時候從來沒有錯得眾所周知過，他對的時候也從來沒有對得令別人難堪過，他從來沒有支援過一項不合時宜的觀點，也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與部內最高層人士中佔優勢的觀點不合拍的意見。
他的妻子是英國駐柏林大使的女兒，這位大使後來成為國務副大臣助理，這一切都沒有什么關係。但由於這個原因，他於一九三九年從柏林送來的一份備忘錄，闡明德國重新武裝對於未來的西歐不致有什么真正的影響，但這份備忘錄被忽視了。
戰爭期間，他回到了倫敦，當過一陣子巴爾幹科科長，曾力主英國支援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維奇及其契特尼克游擊隊。當那時候的英國首相聽信一位默默無聞的年輕上尉菲茨羅伊．麥克來恩的勸告時──此人曾跳傘降落到南斯拉夫去過，他建議支援一位名叫鐵托的倒霉的共產黨人，年輕的奎格利便被調職到法國科去了。
到了法國科後，他成為鼓吹英國支援阿爾及利亞的吉羅德將軍的主要人物，並因此聲名大振。要不是另一位長期住在倫敦並致力於籌組一支稱做自由法國的部隊的、資歷較淺的法國將軍的話，他的主張倒也不失為一項良策。至於丘吉爾為什么總是念念不忘那個法國將軍，則是哪個行家都猜不透的。
當然並不是哪個法國人都有多大用處。誰也不能說傑斯伯爵士（他是因在外交界服務有功而於一九六一年被冊封為爵士的）缺少勝任法國科科長的必備條件。他天生不喜歡法國和同法國有關的一切東西和人。由於戴高樂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強烈反對不列顛帝國加入「共同市場」，傑斯伯爵士曾經與法國外交大臣有過二十分鐘的不愉快的談話，這使他對於法國總統本人更加沒有好感了。
有人在敲門，傑斯伯爵士從視窗轉過身來，他從桌子上拿起一張藍色的薄紙，似乎正在那兒看這個檔案，他說：「進來。」
一個年輕人進來了。他轉過身來把門關好，走到辦公桌邊。傑斯伯爵士的眼睛從那副半月形的眼鏡上面望著他。
「勞埃德，我正在看你昨夜送來的報告，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一份從法國警方的高階偵探向英國警方的高階官員發來的非正式請求書，然後轉給特警處的警官，認為應該予以考慮，當然又是非正式地轉給年輕的外交部情報工作者。是這樣嗎？」
「是的，傑斯伯爵士。」
勞埃德望著這位外交家瘦小的身影，站在窗前研究他的報告，好像還是第一次看到。他以為至少傑斯伯爵士已經很熟悉報告的內容了，拿在手中僅僅是一個姿態而已。
「然後這個年輕官員也認為應該考慮。於是他超越他自己的職位，也不請示他的上級，認為可以幫特警處的忙，並提出了一個建議，而且這個建議毫無根據地指責一個英國公民表面上是一個商人，而實際上卻是一個冷血的殺人者。是這樣嗎？」
勞埃德想：這個老混蛋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他立即就明白了。
「親愛的勞埃德，使我感興趣的是這份非正式的請求書是昨天早晨提出來的，而外交部的與法國事務關係最密切部門的領導人直到二十四小時以後才得到通知。這件事有點奇怪，你說對不對？」
勞埃德知道了，這是部門之間的糾紛。但他也知道傑斯伯爵士是個有權有勢的人，他懂得權力之爭；與國家大事相比，他們更致力於特權階層成員之間的事。
「最尊敬的傑斯伯爵士，托馬斯警官向我提出請求，正如你所說的是非正式的，是昨晚九點鐘的事。我是在午夜時提出我的報告的。」
「誠然。但是我也注意到他的報告也是午夜之前寫的。這又如何解釋呢？」
「我覺得法國人是請求提供線索，可能有的線索是通過正常的國際間警方合作的渠道提出來的。」勞埃德回答說。
「你是這樣認為嗎？是這樣認為嗎？」傑斯伯爵士改變了他那溫和的詢問口氣，有點生氣了，「但這顯然不是你的部門和法國科之間的合作。不是嗎？」
「傑斯伯爵士，我的報告現在在你手裡。」
「太晚了一點，先生，太晚了一點。」
勞埃德決定要進行反駁。他明白，如果他幫助托馬斯而需要請示的話，也應該請示他自己的上級而不是請示傑斯伯．奎格烈爵士。他知道他的上級是受他的下屬所愛戴的，而對於法國科不通過他而責備他的下屬則是很反感的。
「傑斯伯爵士，什么太晚了？」
傑斯伯望著勞埃德，顯然他不肯透露他那種不願意幫助托馬斯的心情。
「你一定清楚有一個英國公民的名字寫在這裡，提出這個人既沒有絲毫根據，更不用說證據了。你認為這樣來丟擲一個人的名字是不是一件怪事，而且根據所提請求來說，有一個名譽的問題。」
「我認為向特警處偵探長提供一個人的名字只不過是說有一種可能性，怎么能說是丟擲呢？」
傑斯伯爵士為了忍住他的憤怒，把嘴閉得更緊了。這個無禮的傢伙，可又那么狡猾，必須要小心提防。他使勁忍住怒火。
「我知道的，你的觀點是要向特警處提供幫助，這是一種很可敬的行為。那么你是否認為在事前商量一下，也是太過分了呢？」
「傑斯伯爵士，你是否在問我事先沒有和你商量？」
傑斯伯爵士臉紅了。
「是的，先生，我是這樣認為，這正是我所要求的。」
「傑斯伯爵士，我對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覺得我應該提醒你，我是情報處的工作人員，你如果不同意我昨天晚上的行動，那么最好請你向我的上級提出意見而不要直接跟我說。」
你瞧，這個年輕傢伙竟敢教訓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了。
傑斯伯爵士生氣地說：「我會向他提出的，會向他提出的，而且要更為嚴厲地提出來。」
勞埃德一句話不說，轉過身走出去了。他毫不懷疑他的那位老頭兒上級會責備他的。他將向他解釋托馬斯的要求是很迫切的，而且時間也很緊。如果老頭兒堅持必須通過正式渠道，那么勞埃德難免要挨批評，不過無論如何這個責備應該來自他自己的上級，而不是來自傑斯伯。這個混蛋的托馬斯，把我扯到裡頭了。
然而，傑斯伯．奎格利爵士對於是否要去告這一狀卻猶豫不決。嚴格說來，他是對的，有關卻爾斯．格爾索普的情況，儘管完全埋沒在早已丟棄的檔案中，還是應該向上級領導講清楚；不過不一定要向他講清楚就是了。他作為法國科科長，只是參加聽取情報處的情報彙報，而不是參加領導情報處。他可以向領導情報處的那個脾氣很壞的天才（不是他選擇的字眼）訴說他的不滿，結果也許會使勞埃德挨一頓痛罵，也可能毀了那小子的前途。可是他也可能遭到那位情報處首腦的反唇相譏，怪他未經允許而擅自傳喚一名情報官員，那可就自討沒趣了。此外，這位情報處的領導人與最高當局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經常在一起打牌，一起到約克郡去打獵。
一個月以後將是主顯節，他仍想屆時能得到請柬。還是別管它了吧！
「不管怎么說，事情已經做錯了。」他重新望著窗外的騎兵衛隊檢閱場，心裡說。這天中午爵士請一位朋友在俱樂部共進午餐，他又說：「不管怎么說，事情已經做錯了，我估計他們一定會和法國人合作得很好的，希望他們別幹得太賣力，對吧？」
這個玩笑開得不錯，他自己也很欣賞。但是他沒有想到，他的這位客人和最高當局身邊的人也是很接近的。
這天下午四點，英國首相在下院答覆質詢後回到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時，警察局長的一個私人報告和傑斯伯爵士開的這個小玩笑的新聞，幾乎同時傳到首相的耳邊。
四點十分的時候，托馬斯偵探長辦公室裡的電話鈴響了。
這天上午和下午的大部時間，托馬斯都在設法找這個只知道叫卻爾斯．格爾索普的人。按照常規，當他要查詢一個已經出國的人時，他總是從護照辦公室開始。
在護照辦公室上午九點開始工作時起，他就親自去看有六個卻爾斯．格爾索普的護照申請書的影印件，他還從護照辦公室拿到了六個人的照片，答應複製出來後一定都送還歸檔。
其中有一張護照是一九六一年一月提出的，這個卻爾斯．格爾索普在提出這份申請書以前從未申請過。這個情況雖然重要，但也不能說明什么問題。如果他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去用的是另一個名字，那么怎么會把格爾索普這個名字與多明尼加獨裁者被刺的事件聯絡在一起呢？托馬斯決定把這份申請書暫時放一下。
在其他五個人中，有一個似乎太老了一些，到一九六三年八月他將六十五歲了。其餘四個是有可能的。他們是不是符合勒伯爾提出的淺黃色頭髮高個兒特徵，這對托馬斯來說關係並不大，如果這六個人都不是，那就更好，這樣他就可以問心無愧地答覆勒伯爾了。
這四張申請書都是有地址的，兩個在倫敦，其餘兩個在外省。僅僅打個電話，問問卻爾斯．格爾索普先生在一九六一年是否去過多明尼加共和國，這是不夠的。即使他曾去過多明尼加，現在他也可以否認的。
這四份申請書的職業欄內，沒有一個人填寫「商人」。
當然這也不是結論。勞埃德提出的情況只不過是酒吧間裡的傳聞，那時可能說這是個商人，但也可能是誤傳。
那天上午，托馬斯打電話給外省的警察局，要他們查查那兩個格爾索普。其中一個現在有工作，並且不久將帶著家裡的人外出度假，中午時警察到他家裡查了他的護照，上面並沒有一九六○年或一九六一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簽證印鑒。這張護照只用過兩次，一次去馬洛加，另一次去哥斯達．布拉瓦。警察還到他正在工作的製造肉湯的工廠查詢過，工廠說這個卻爾斯．格爾索普自一九六一年一月從未離開過會計處的工作崗位，而且此人在廠工作已達十年之久。
另一個不在倫敦的格爾索普當時有事離家，住在其他地方的一家旅館裡，他身邊沒有帶著他的護照。他請警察到他的家裡去向鄰居借用他住宅的鑰匙，並說護照在他的書桌抽屜裡可以檢視。護照找到了，上面也沒有多明尼加的簽證印鑒。他是一個打字機修理工，到他廠裡一查詢，說此人一九六一年除夏季外出度假外，都在廠裡工作。他的保險卡和考勤卡都能證明這一點。
在倫敦居住的兩個卻爾斯．格爾索普，有一個是蔬菜鋪的老闆，當兩個便衣警察去訪問時，他正在賣菜。他就住在蔬菜鋪樓上，幾分鐘後就把護照拿了出來。和其他幾個人一樣，他也沒有去過多明尼加。當問他的時候，這個蔬菜商告訴偵察官，他甚至不知道這個國家在哪裡。
對第四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格爾索普的查詢就比較麻煩一些。四年前他在護照申請書上寫明的住址是倫敦高門區的一個公寓裡，偵察官到上述地址去找了公寓管理員，據查此人已於一九六○年十二月遷出，新地址則沒有留下。
從護照申請書裡知道此人的全名是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但這個人的名字在電話簿裡也找不到。托馬斯利用特警處的職權，到郵政總局去查詢，知道這個格爾索普住在倫敦西區，他不願把姓名登在電話簿上。托馬斯就向該地區的選民登記處查詢他的電話號碼。
地區的民政機構告訴他，有一位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確實是這個地區的居民，也在這個地區的選民登記名冊裡。
接著偵察官根據探明的地址去訪問他。但多次按電鈴無人回答，門也鎖著，附近的鄰居並不知道格爾索普先生到哪裡去了。當警車回到蘇格蘭場後，托馬斯警長只好另想辦法了。他要求國內稅務局查明這個格爾索普的工作單位以及他在這個單位的工作經歷。
正在此時，電話鈴響了。托馬斯拿起電話報了自己的姓名，然後靜聽了一會兒，他有點緊張，問道：「要找我？什么，當面談？好的……當然，我就去，給我五分鐘時間……好，再見！」
他立即離開辦公大樓走過議會廣場，一路上捏著鼻子。雖然是炎熱的夏天，他的感冒非但沒見好轉反而更加嚴重了。
穿過議會廣場，他進入唐寧街走向首相府。唐寧街照例是光線不足，因為陽光從不照到這條不顯眼的小街上，而這裡卻有著不列顛帝國首相的官邸。
在唐寧街十號門口，遠處有兩名高大的警察在值勤，門口卻有一小群人，可能他們正在看一批送信人手裡拿著黃色信袋進去，也可能他們正在等待著有機會目睹一位重要人物。
托馬斯走向唐寧街十號的邊門，經過一塊草地，他按了下門旁的電鈴，門開處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警官，一見他便向他行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