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顆子彈射進車身，有一顆子彈在離戴高樂的鼻子只有幾英吋處穿過。坐在前座上的阿蘭．德．布瓦西尼上校轉過身來對總統和夫人大聲吼道：「趴下！」此刻，總統夫人立即把頭伏在丈夫的膝蓋上，而這位將軍扭轉身子望著後窗叫道：「怎么，又來了？」
馬魯緊握方向盤，慢慢地讓車子滑行，同時柔和地逐漸把油門踩下去。雪鐵龍轎車在一剎那間失去了動力之後，又重新往前衝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處，正是在這交叉處的一條橫街上埋伏著第二組「秘密軍隊組織」的成員。警衛車緊跟著馬魯的車尾巴，沒有挨著一顆子彈。
阿蘭．布格勒內把車子引擎開著等在杜布阿大街上，兩輛汽車的高速度使他顯然只有兩種抉擇：進行攔截而自殺，讓猛衝過來的金屬體把他輾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離合器，連半秒鐘也遲疑不得。他選擇了後者。當他把車子開出小街，駛上和總統車隊並行的路線時，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樂的座車並行，而是和戴高樂的警衛人員德儒戴和杜克勒警衛隊長的座車並行。喬治．瓦當把半個身子伸出右邊的車窗，把衝鋒槍的全部子彈傾瀉在前面的雪鐵龍轎車的後部，他從打碎的玻璃窗裡似乎可以看到戴高樂的身影。
「為什么不還擊，這些白痴！」戴高樂生氣地問道。此時，德儒戴原打算對準十英呎以外平行的「秘密軍隊組織」的汽車射擊，但是汽車司機遮住了他的視線。
杜克勒警衛隊長對司機大聲吼道，要他緊跟總統的座車。幾秒鐘後，「秘密軍隊組織」的車子落後了。兩名摩托車警衛人員中，有一名因阿蘭．布格勒內突然從小街衝出而從車上跌下來。這時，他們很快就清醒過來，飛速地向前面的車隊靠攏。這樣，總統的車隊衝過十字路口，向郊外駛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擊地點的「秘密軍隊組織」的射手們來不及互相埋怨，他們急忙離開原來的汽車，跳上預先停在路旁準備逃跑的三輛汽車，很快消失在漸漸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衛隊長杜克勒利用車上的無線對講機，把剛才發生的情況通知了前面的機場。十分鐘後，車隊到達機場，戴高樂命令把汽車開到直升飛機旁邊。
汽車停下來後，一批官員立即圍了上來。車門開啟了，他們把震驚的總統夫人先扶下車，戴高樂把膝蓋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則從另一邊下車，他不顧四周官員們慌張的慰問，繞過車子攙扶住夫人的胳膊。
「來吧，親愛的，我們回家去吧！」總統對夫人說。
然後，他轉過身對其他官員說出了他對「秘密軍隊組織」這次行動的評價：「他們射不準！」說完，他就扶著夫人上了直升飛機，坐在她的旁邊。德儒戴也跟著上了飛機。他們動身去鄉間度過週末。
到這時，法朗索瓦．馬魯還心有餘悸，臉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盤後面。汽車右邊的兩個輪胎已被打掉，最後僅靠輪圈向前滑行。杜克勒暗自慶幸，沒有出大亂子。
他安慰了馬魯幾句。接著就去處理那些必須儘快處理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新聞記者都在打聽這樁謀刺事件，但苦於缺乏這方面的真實資料，只好憑個人的猜想來寫報導。然而，法國警方則以保安總局為首，加上特工人員和憲兵隊的力量，發動了一次法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偵察工作，接著進行了搜捕。
這次搜捕活動僅次於以後進行的追捕另一個刺客的活動。這個刺客的情況至今尚未弄清楚，檔案裡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號──「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獲得了第一個線索。
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況有相似之處，是在一次例行的檢查中獲得的。
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區，在一條巴黎通往馬賽的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攔住了一輛坐著四個人的小汽車。這一天，他們已經攔住了幾百輛汽車，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當他們檢查這輛小汽車時，其中有一個人拿不出身份證，說是已經遺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個人帶到瓦朗斯鎮進行例行的查問。
在審訊中，他們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無關，因為這三個人僅僅是給此人搭了便車，所以就釋放了他們。警察把第四個人的指紋印下來，送往巴黎以便核實他自己所報的姓名。十二個小時後，巴黎的答覆來了：指紋屬於一個三十歲的外籍軍團的逃兵，根據軍法被控有罪。但是他所說的姓名倒是確切的。他的名字叫皮埃爾．德尼．馬加德。
馬加德被帶往裡昂的司法警察區分部。馬加德在接待室等候審訊時，一個看守他的警察開玩笑地說：「喂，小克拉瑪是怎么回事？」
馬加德無奈地聳了聳肩回答說：「好吧，你想知道什么呢？」
就這樣，馬加德一連講了八個小時，驚呆的警官聽著，速記員的筆飛舞著，記了一本又一本的記錄。最後，他把小克拉瑪的每一個參加者的姓名都說了出來，還有其他九個人，有人在策劃期間擔任了某些次要任務，有些人幫助搞了器械。一共二十二個人。
警察的大追捕開始了，這次他們知道該捉誰了。
最後只有一個人逃脫了，直到今天也沒有捉到。這就是喬治．瓦當，他逃掉了，估計和大多數「秘密軍隊組織」的首領們一起住在西班牙。
對巴斯蒂安．蒂尼和阿蘭．布格勒內和其他參與這次陰謀活動的為首人物的審訊和起訴工作是在十二月前就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審判。
當審判正在進行中的時候，「秘密軍隊組織」又集中力量對戴高樂政府進行了一次全面出擊。法國保安總局也竭盡全力予以反擊。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的背後，在所謂有文化、有教養的外表下面，一場現代歷史上最殘酷和最激烈的地下秘密戰爭開始了。
法國保安總局的全稱是國外行動與反間諜總局，簡稱sdece．它的任務包括在國外搞間諜工作和在國內進行反間諜工作。因此，這兩部分工作有時又互相重疊。第一局是純粹的情報工作，下分幾個處，以字母r（法文情報一詞的頭一個字母）為各處的代號。r一為情報分析處；r二東歐處；r三西歐處；r四非洲處；r五中東處；r六遠東處；r九美國和西半球處。第二局主管反間諜工作。第三、四局設在一個辦公室裡，主管共產黨事務。第六局是主管財務。第七局是行政管理局。
第五局的名稱叫行動分局。這個局是對付「秘密軍隊組織」的戰鬥核心。該局指揮部設在巴黎東北一個骯髒的郊區。里拉門附近的莫爾埃大街上一座毫無特色的樓房裡。行動分局有一百來個硬漢子。這些人大部分是科西嘉人，他們練就一身最棒的體格，然後被送往薩托里訓練營，在該營一個與其他部分完全隔絕的特別部門裡，學習一切有關破壞的技術。他們成為用小武器或赤手空拳──徒手劈殺和柔道──進行格鬥的高手。他們還學習無線電通訊、爆破、破壞、用刑或不用刑審問、綁架、縱火和行刺等課程。
他們有些人只會說法語，其餘的人能夠流利地說好幾國語言，並且能在全世界任何首都行動自如。他們有權在執行任務時殺人，並常常行使這種權利。
隨著「秘密軍隊組織」活動的日益狂暴殘酷，保安總局的頭子尤金．紀博將軍最後取消了對這些人的一切限制，聽任他們去搞掉「秘密軍隊組織」。他們有些人參加了「秘密軍隊組織」，打入了該組織的最高機構。他們只滿足於從內部提供情報，而由其他人採取行動。把「秘密軍隊組織」派進法國或其他地區執行任務的間諜逮捕歸案，都是靠打入這個恐怖組織的行動成員提供的情報。有時，警察無法把所要抓的人誘騙來法國，就殘酷地把他們在國外殺掉。許多失蹤了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的親屬從此就都認定他們是被行動分局的人幹掉的。
對於「秘密軍隊組織」成員來說，教訓是夠多的了。他們咬牙切齒地痛恨這批行動分局的人，稱他們為巴布斯，「大鬍子」，甚至比痛恨警察還要痛恨出賣自己組織的人。
「秘密軍隊組織」和戴高樂政權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持續的權力鬥爭的末期，「秘密軍隊組織」活捉了七個「大鬍子」。後來他們的屍體被掛在陽臺和電線桿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這一場秘密戰爭就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著，至於究竟誰在哪個地窖裡死於誰的酷刑之下，這一切將永遠不得而知。
剩下來的「大鬍子」仍留在「秘密軍隊組織」內等候保安總局的差遣。他們中有些人在參加保安總局之前是地下黑社會的職業刺客。他們仍保持著以前的老關係，他們不止一次地請地下黑社會的老朋友幫助他們為政府幹一些特別骯髒的勾當。這些活動使人們認為法國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門」，據說是在戴高樂總統的得力助手m．雅克．福卡爾指揮之下的。其實並不存在什么平行的「二警察部門」，這些事情都是由行動分局的刺客或是從那個「社會」裡臨時借用的黑幫頭頭們乾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馬賽的黑社會里是很有名的，他們對於這場仇殺也略知一二。
當七個「大鬍子」在阿爾及爾被殺後，他們宣佈要向「秘密軍隊組織」討還血債。
科西嘉人的黑社會在一九四四年時曾幫助盟軍在法國南部登陸，他們後來得到的報酬是有權壟斷科達聚地區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六十年代初期消滅「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中，科西嘉人則以同樣的方式又一次為法國效勞。「秘密軍隊組織」裡有許多成員是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這場戰鬥有時幾乎是兄弟間互相殘殺。
在審訊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夥期間，「秘密軍隊組織」也在展開攻勢。他們這時候的指揮者是曾經在幕後參加策劃小克拉瑪事件的安東尼．阿古上校。他畢業於法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工業大學，具有靈敏的頭腦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部隊裡當過少尉，並且參加了在德國納粹統治下進行的解放戰爭。後來，他曾在阿爾及利亞指揮一個騎兵團。他雖然長得身材矮小，但卻是個硬漢子，同時也是一個有戰績而又非常殘忍的軍人。從一九六二年起，他就成為「秘密軍隊組織」流亡在外的行動首腦。
阿古有豐富的心理戰經驗，他知道反對戴高樂政權的鬥爭必須在各方面進行，既搞恐怖活動，也要通過外交渠道及宣傳活動。作為整個活動的一個部分，他安排「秘密軍隊組織」的外圍政治組織──全國抵抗委員會的負責人、前法國外交部長喬治．皮杜爾同全西歐的報紙和電視舉行一系列的會見，用體面的詞句說明「秘密軍隊組織」反對戴高樂政權的原因。
阿古的才幹，過去曾使他成為法國軍隊中最年輕的上校，而現在則使他成為「秘密軍隊組織」中最危險的人物。他安排讓喬治．皮杜爾接連地接見一些主要的報刊記者，在這些接見中，這位老政治家可以為「秘密軍隊組織」的這些活動披上正直行動的外衣。
皮杜爾的宣傳活動，幾乎和這幾天在法國各地電影院和咖啡館裡出現的炸彈爆炸恐怖活動一樣，使法國當局感到吃驚。
然後，到了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發生了另一次謀刺戴高樂的事件。戴高樂預定要在第二天到軍事學院去講話。謀刺計畫是當戴高樂步入大廳的時候，由一名刺客從附近房子的屋簷下向戴高樂的背後開槍。
有三個人在這次事件後被捕審訊，他們是讓．比農一個名叫羅貝．普瓦納爾的炮兵上尉和一名軍事學院的英語教員保羅．魯瑟萊．德．莉菲阿夫人。射手應該是喬治．瓦當來擔任。但這次又讓「柺子」喬治逃脫了。他們的被捕是因為在普瓦納爾的套房裡搜出了一支帶有紅外線瞄準器的步槍。經過審訊後表明，他們為了把喬治．瓦當和步槍偷運進軍事學院，曾找過馬呂．杜準尉，後者立即報告了警方。
二月十五日，戴高樂將軍準時出席了軍事學院的典禮活動，但是令他很不高興的是，乘坐了一輛裝甲汽車。
那次的陰謀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卻使戴高樂很生氣。他在第二天把內政部長羅傑．弗雷伊叫來，拍著桌子對這位負責國家安全的部長說：「這種暗殺的勾當搞得太過分了。」
弗雷伊決定對「秘密軍隊組織」的某些高層陰謀分子來個殺一儆百。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諱地努力說明為什么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這一點就足夠判他的死刑了。但是還需要更多殺雞儆猴的例子。
二月二十二日，法國保安總局第二局局長致內政部長的一份備忘錄的抄件到達了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的辦公桌上，內容摘要如下：我們已經查明這場顛覆運動的一名主要領導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國陸軍上校安東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國，根據我方情報局的情報，他將在德國停留數日。
既然如此，應有可能對阿古下手，或可捉拿歸案。我方的反間諜機構曾向能幹的德國反間諜當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絕。德國反間諜當局現同意我方人員跟蹤阿古和「秘密軍隊組織」的其他領導人。因此，我方的行動，凡針對阿古者，必須以最快速度周密進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權。
這項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安東尼．阿古在羅馬會見了其他「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後回到德國的慕尼黑。他沒有直接回到烏納特爾街的寓所，卻乘坐出租汽車到伊登．沃爾夫旅館開了一個房間，打算在這兒開個會。他還沒有到房間去，在旅館的大廳裡就遇到兩個口操純粹德語的人找他談話。他還以為他們是德國的便衣警察，正打算從口袋裡取出他的護照。
這時，他突然感到兩隻手臂被緊緊夾住，他的腳離開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館門口的一輛洗衣房的麵包車裡。他開始抗議，卻遭到了對方用法國話的一頓臭罵，一隻強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隻手擊中了他的腹部，一隻手指點了他耳朵下的神經，他突然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二十四小時以後，巴黎凱德索菲弗街三十六號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電話鈴響了。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警官說，他代表「秘密軍隊組織」說話，並說安東尼．阿古已經「捆綁停當」，待在這座房子後面停著的一輛麵包車裡。幾分鐘後，麵包車的門開啟了，阿古跌跌撞撞地從車上下來，出現在一群驚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矇住了二十四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著才站得住。由於鼻子出血，他的臉上沾滿著血跡。他的嘴被一個鉗子夾住。
警察把鉗子拿掉，有人問他：「你是安東尼．阿古上校嗎？」他說：「對。」
至於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員偷運過國境，這輛汽車又如何開到警察局後院而由一個陌生人用電話通知，這只不過是他們在工作中開了個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一九六八年才釋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動分局沒有估計到的：他們弄掉阿古雖然使「秘密軍隊組織」計程車氣大為低落，但是卻為阿古身後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馬爾克．羅丹上校掌握謀刺戴高樂行動的指揮權鋪平了道路。他雖然籍籍無名，卻同樣精明強幹。從許多方面來講，這是一件不合算的買賣。
三月四日，最高軍事法庭宣佈了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判決，他和其他兩人被判處死刑，而「柺子」瓦當則沒有逮住。
三月八日，戴高樂總統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聽了犯人辯護律師提出的減刑請求。
最後，他把其他兩人的死刑減判為終身監禁，而對巴斯蒂安．蒂尼則維持原判。
這天晚上，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當後者微笑著表示不相信時，律師說：「日期定在三月十一日，你將被槍決。」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並且搖搖頭。
他告訴律師說：「你不知道，在法國軍隊裡，沒有一隊士兵會對準我開槍的。」
他畢竟估計錯了。
在法國的第一歐洲廣播電臺早晨八點鐘的新聞節目裡，報導了這條執行槍決的訊息。在西歐大部分土地上，只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訊息。
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一間房子裡，這條訊息觸發了一系列的計謀和行動，這些計謀和行動使戴高樂將軍比他畢生事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死亡。住在這個房間裡的就是「秘密軍隊組織」的新行動首腦馬爾克．羅丹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