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六點四十分。這一天的清晨特別冷。

尤其當一個人即將被行刑隊槍決的時候，似乎天氣顯得更加寒冷了。

在巴黎郊區伊弗雷堡的大院裡，有一位法國空軍中校被反綁著雙手，站立在冰冷的木樁前面。此刻，他那雙眼睛不時地閃現出冷漠、懷疑的目光，凝視著站在二十米以外的一隊士兵。

他，就是三十五歲的讓．馬裡．巴斯蒂安．蒂尼中校。似乎為了稍微鬆弛一下緊張的情緒，他用腳尖踢著地上的砂礫。這時，有人走過來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

在死亡即將降臨之時，有一位神父站在中校的旁邊，嘴裡唸唸有詞地說著什么。

二十位士兵拉開槍栓，推上子彈。在一陣子彈上膛的喀啦聲中，神父的誦讀聲更加顯得軟弱無力。

從高牆外面，傳來了一輛向市區飛馳的汽車的喇叭聲，正好掩蓋了行刑隊長髮出的「瞄準」的口令聲。

世界此刻一片寂靜。突然響起的槍聲，並沒有引起這座正在甦醒的城市的絲毫反應，只驚動了一群鴿子，它們被嚇得撲稜稜地向寒冷的天空飛去。槍聲的餘音，也消散在牆外車輛往來的噪音之中了。

被處決的這個軍官，是「秘密軍隊組織」oas的領導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謀刺法國總統。而隨著此時他的死亡，應該說謀刺總統的活動也就結束了。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由於命運的撥弄，它卻反而成為另一個重大事件的開端。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追述為什么在三月的這一天清晨，在巴黎郊區的軍事監獄的院子裡，要槍決這個人。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

當夕陽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面，在宮前廣場上投下了長長的影子的時候，人們才感受到了一絲令人快慰的涼意。

在每年最熱的日子裡，即使到了傍晚的九點，氣溫仍然達到攝氏二十五度。在這樣悶熱的城市裡，每到週末，婦女和孩子們就爭先恐後地坐汽車或者火車到鄉間去度假。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就在這一天，待在巴黎近郊的幾個人等待一個時刻的到來。他們認為，在這一天，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的生命即將終止了。

當城市的居民們正打算到郊區比較涼爽的河濱和海灘去躲避市區的酷暑時，愛麗捨宮裡的內閣會議仍在緊張地進行著。

在廣場的樹蔭下，停放著十六輛黑色的雪鐵龍ds型轎車，這些轎車首尾相接，連成一圈，佔去了廣場四分之三的空地。

汽車司機們都在樹蔭下乘涼。他們連續不斷地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等待著主人們的到來。

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內閣會議時間特別長。直到快九點三十分時，一個身戴飾鏈、胸掛獎章的侍從官，在皇宮六級臺階頂上的厚玻璃門後出現了，他朝警衛打了個手勢，司機就即刻行動起來了。

有的司機把吸了一半的高盧牌香菸扔在地上，踩進了礫石縫裡。

大門兩邊，崗亭裡的保衛人員和警衛都站得筆直。

巨大的鐵柵欄門開啟了。

當第一批部長們在厚玻璃門後出現時，司機們已經坐在轎車的駕駛座上。侍從官把門開啟，內閣部長們亂鬨鬨地走下了臺階，臨別時互相祝願能度過一個安靜的週末。轎車依次開到臺階下面，侍從官躬身開啟後座車門，部長們各自登上座車，在舉手敬禮的共和國衛隊面前疾馳而過，駛向通往郊外的大道。

不到十分鐘，他們都已走光。

兩輛長長的黑色ds十九型雪鐵龍轎車仍然停在院子裡，它們緩慢地開到臺階下面。

第一輛車插著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小三角旗，開車的是法朗索瓦．馬魯，他是國立薩托里憲警學校訓練總部出身的警察司機。他生性沉默寡言，從不參加院子裡部長司機們的玩笑；他的冷靜果斷和開車又快又穩的能力使他一直當著戴高樂的私人司機。除了馬魯以外，別人不駕駛這輛汽車。

這輛車後面的第二輛ds十九型轎車也是由一個薩托里憲警學校出身的警察駕駛的。

九點四十五分，玻璃門後面出現了另一群人，礫石路上的共和國衛隊再一次挺胸立正。只見戴高樂身著慣常穿的深灰色雙排扣西服，打著黑領帶，出現在玻璃門後面。

按照傳統習慣，他先把夫人讓出玻璃門，然後挽著她的胳膊，走下臺階，來到等待著的雪鐵龍轎車旁邊。他們在車旁分了手，總統夫人上了第一輛車，坐在左邊後座上。戴高樂將軍在她後面從右邊上了車。

他的女婿阿蘭．德．布瓦西厄上校，當時是法國陸軍裝甲兵參謀長，他檢查了一下左右兩扇後車門是否都關好，然後才坐到前排司機旁的座位上。

另外兩名警衛人員陪著總統和夫人走下臺階後，登上了第二輛車。其中一個是身材高大的警衛人員昂裡．德儒戴，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柏柏爾人。

昂裡．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間的手槍，坐在司機的旁邊。從這時起，他那雙銳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轉動著，他並不注意前面的那輛汽車，而是在汽車快速行駛中注視著兩旁人行道上和汽車轉彎時街上的一切動態。

第二個人對留下來的警衛人員囑咐了幾句話後，進入了轎車的後座。他就是戴高樂總統的警衛隊長讓．杜克勒。

在廣場兩側的牆邊，有兩個戴白頭盔的摩托車手發動引擎，徐徐駛出陰影向大門開去。摩托車手並排停在大門邊，他們互相保持著十英呎的距離，注視著後邊的汽車。馬魯駕駛的汽車啟動後，緊跟在前面的兩輛摩托車後邊。第二輛汽車則跟在馬魯的汽車後面。

這時，是下午九點五十分。

這一小車隊駛入通向市郊的大街，進入馬利尼大道。小車繼續向前行駛著。在大道邊的樹下，有一位頭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車隊，就駕車離開便道，他與小車隊拉開一段距離後跟蹤前進。

八月週末的大街上，車輛往來都很正常。總統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聽到摩托車的警報聲後，才知道小車隊的到來，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駛的其他車輛，讓小車隊通過。

小車隊在樹蔭濃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車速，飛快地進入了克雷蒙梭廣場，直向亞歷山大橋駛去。只見那個騎摩托車的人，緊緊地追在這個車隊後面，繼續跟蹤著。

馬魯駕駛著汽車跟著兩位摩托車警衛後面過了大橋，直奔向加里昂尼將軍大道，然後駛入寬闊的莫凡立特林蔭大街。

到這時，後面跟蹤摩托車的那位青年人確認戴高樂車隊是駛向巴黎郊區的，他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下來，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館。到了裡面，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枚小金屬輔幣，利用咖啡館裡的公用電話，打了一個市內電話。

這時，在巴黎的郊外，讓．馬裡．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著。他在空軍部工作，已經結婚，並且有三個孩子。雖然他有正常的職業和家庭生活，但心裡則充滿了對夏爾．戴高樂刻骨的仇恨。因為他認為戴高樂把阿爾及利亞放棄給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是對法國的背叛，是對那些在一九五八年使他重新上臺的人的背叛。

對他自己來說，失去阿爾及利亞並未使他個人遭受到什么損失。所以說他仇恨戴高樂並不是出於個人利益。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他認為誰要是出賣了祖國的利益，他一定要殺死這個人以表示對祖國的忠誠。

在那個時期，有這種觀點的人何止千萬，但像他那樣成為「秘密軍隊組織」領導成員的到底還是少數。這個組織的人員發誓要殺死戴高樂並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這樣一個人。

電話打過來的時候，他正在喝著啤酒。酒吧間侍者把電話遞給他以後，就到酒吧間另一頭去調整電視機去了。巴斯蒂安．蒂尼聽了幾秒鐘後，對話筒低聲說：「很好，謝謝你。」就放下了電話。他的啤酒錢是先付過了的。於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間，走上了便道，從腋下拿出一卷報紙，小心翼翼地把報紙開啟了兩次。

街對面，一個青年婦女把她一樓套房窗子上的紗窗簾放了下來，轉身對在屋子裡來回走動的十二個男人說：「走的是第二條路線。」五個青年人──他們不都是老練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來。

其餘七個人年齡較大，也不那么激動。他們之中有一個老於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蘭．布格勒內，他是一個極右分子，出身於一個擁有土地的紳士家庭。他三十五歲，已婚，有兩個孩子。

這間屋子裡最危險的人物是喬治．瓦當。他三十九歲，寬寬的肩膀，方方的下顎，是一個狂熱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他原是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農業工程師，兩年後變成了「秘密軍隊組織」的一個最危險的刺客。由於他腿上曾經受過傷，所以，人們叫他「柺子」。

姑娘宣佈了這個訊息以後，十二個男人通過樓房的後樓梯來到了一條小街，那裡停放著六輛車，都是偷來或租來的。這時是九點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尼親自花了許多天研究行刺地點、測量射擊角度、計算車輛的速度和距離，以及攔截車輛所需要的火力。他選定的地點是通向小克拉瑪區主要交叉路的一條又直又長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馬路。

計畫是這樣的：第一組由帶長槍的射擊手組成，他們在不到交叉路二百米的地方向總統的汽車開火。他們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輛埃斯塔費特牌麵包車裡，以非常小的角度向開過來的車輛射擊。

根據巴斯蒂安．蒂尼的計算，等到前面一輛車開到和麵包車並排的地方時，應該有一百五十顆子彈穿過那輛車子。等到總統的汽車被迫停下的時候，第二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就從一條小街擁出來，以近距離猛掃，把總統的警衛人員幹掉。然後兩個小組會合到一起解決總統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後，跳上停在小街的三輛汽車撤走。

八點零五分時，兩個小組的射擊手已經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擊位上。巴斯蒂安．蒂尼親自擔任瞭望員，他站在距射擊地點向巴黎方向約一百米處的一個公共汽車站旁，他手裡拿著報紙，眼睛一眨不眨地向遠處望去。

他們共同約定的訊號是：他揮動報紙向站在麵包車旁的第一組組長賽格．貝爾尼發出命令，後者再把命令轉達給四肢伸開趴在他腳邊的射擊手。阿蘭．布格勒內將開車攔截警車，而「柺子」喬治．瓦當開槍掃射。

戴高樂總統的小車隊離開巴黎市中心擁擠的街道，進入較寬闊的郊區大道時，車速已接近每小時六十英哩。馬魯看了一下他的手錶，他知道坐在他後面的那位老將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車速又加快了一些。兩輛摩托車已經落到了車隊的後面。

戴高樂將軍一向不喜歡這種鳴鑼開道的排場，所以，只要有機會，他就樂意讓他們離開。

正在擔任瞭望的巴斯蒂安．蒂尼這時不知道他已經犯一個極大的錯誤。這是他在被捕一個月之後，才從警察嘴裡明白了其中的奧秘。他在研究行刺時間表時，查對日曆，知道八月二十二日到八點三十五分才天黑，即使戴高樂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還有充裕的時間。戴高樂這一天的確是晚了。但是這位空軍中校檢視的是一九六一年的日曆，而一九六二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卻在八點十分天就黑了。這二十五分鐘改變了法國的歷史。

八點十八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車隊沿著解放大街以每小時九十英哩的速度朝著他飛馳而來。他拼命地揮動報紙。

街對面十一米以外的地方，貝爾尼憤怒地努力透過朦朧夜色凝視著公共汽車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揮動了報紙沒有？」他也不知在問誰。

話音剛落，他就看到總統汽車那尖尖的車頭閃過車站進入了眼簾。「射擊！」

他對腳邊的人尖聲叫道。他們開火時，車隊已到了他們眼前，他們以九十度的角度，對一個以每小時九十英哩速度駛過他們面前的活動目標射擊。他們的射擊技術還算高明，汽車被十二顆子彈擊中了，但大多數子彈是從後面打中雪鐵龍轎車的。兩個輪胎被擊中了，雖然它們是自封式輪胎，但是氣壓的消失使開得很快的車子全靠前輪在地面上滑行，東倒西歪地向前衝去。正是這個時候法朗索瓦．馬魯救了戴高樂將軍的命。

這時，另一個射擊手又射中了輪胎，其餘的人則向汽車的後窗傾瀉他們的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