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美國的前一夜，我忙著把訪問資料輸入我的掌上電腦，一直到深夜都還沒睡。這時電話響起，是旅館櫃檯打來的。

我下樓時看到哈尼戴著棒球帽，斜倚著櫃檯。

「我有好訊息給你。」他咧嘴笑道。他抓住我的手，拉著我走到後面的通道。一名十多歲的侍者把我們帶進一間地面樓層的雙床房，房內桌上擺著兩瓶水，他接著把門帶上。哈尼請我在床上坐下，自己則坐上另一張床，我們的膝蓋幾乎貼在一起。

「我把完整的故事帶來了。」他一邊費力地呼吸，一邊擦去額頭的汗，「你帶了筆記本嗎？」他從襯衫口袋抽出一張摺好的橫線筆記紙，攤開後開始讀起上面的文字，「他們把她改名叫莎拉。」他說。

「什么？改誰的名字？」

「一個猶太小女孩——可能就是你姑姑。」

「你怎么知道？」

「今天哈森部落的頭目到底格里斯河另一邊、靠近敘利亞邊境那一帶找薛拉比部族的人打探了。」

「到吉茲羅尼亞？」之前魯拜得提過，他聽說有一對叫嘉姆拉和哈森的夫妻曾經住在那裡。

「對，」哈尼又低頭看了一下他的筆記，指尖滑過一行行寫得異常工整的阿拉伯文字。「吉茲羅尼亞的一位薛拉比老人告訴部落頭目，1939年時，嘉姆拉和她的姐姐把小孩帶到吐桑尼村。這位嘉姆拉是哈森家族的人。」

「繼續說。」我半信半疑地說。

「吉茲羅尼亞的人說小女孩名叫莎拉。莎拉後來嫁給一個阿拉伯裔的薛拉比男人，不過他們不知道那人的名字。莎拉生了兩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小孩現在跟其他薛拉比人一樣住在摩蘇爾的薛拉比城區。」

「那莉芙嘉呢？那個莎拉？」

「吉茲羅尼亞的人跟那位頭目說，‘我們很遺憾，她三年前死了。’但她還在世時曾告訴家人，她在土耳其的吉茲雷（cizre）有個朋友或親戚什么的。她到那裡去，說是要拜訪那個人，不過後來家人發現她在吉茲雷其實沒有認識什么人。」

「那她為什么要去那裡？」我問。

「他們說，她到吉茲雷是為了打電話給在以色列的親人。」哈尼說。他附帶解釋，如果從伊拉克打電話，恐怕會招來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