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時候，「札胡」是個沒有意義的字眼，它聽起來有那么點兒異國情調，但就跟我聽到「snuffleupagus」或「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這種怪字一樣，只是覺得滑稽而已。當我父親說他是在札胡出生的，我完全沒概念那在地圖上什么地方，只覺得它就像《綠野仙蹤》裡的「歐茲王國」（oz）或《格列佛遊記》裡的「大人國」那般不真實。我心裡約莫認為，他來自某個非常遙遠的神奇村莊，可能就像童話裡所描寫的那樣。而且，z是英文最後一個字母，所以zakho——札胡，一定是地球上最遙遠的地方，再過去一點兒就是太空了。

不過，我想我提議送給父親的會是一件禮物：一個讓札胡變得真實的機會。我們可以坐在哈布林河畔的咖啡屋，在那兒一邊喝著豆蔻茶，一邊增進我倆之間的感情。我們可以走在老猶太區的街道上，試著召回祖先的靈魂。雖然我沒有馬上告訴他，但我還打算做一件事：去尋找他被擄走的姐姐莉芙嘉。

我認為自己已變得比較可取，希望父親終能看到身為人子的我已有所轉變。我將會看到一個我過去不認識的父親：一個大膽剛強的人子，他的父母看遍人世滄桑，但他卻勇敢跨過各種邊界，成就了那一代庫爾德猶太人不敢奢望的志業。我在美國郊區長大時看到的那個審慎多慮的學者，將會在札胡讓我感受到他明快瀟灑的另一面。我將會看到一個終究跟我相似的人；我將會發現一個我過去未曾有過的父親。

或許他也懷有類似的願望，但他完全沒有表現出來。「我們不要去伊拉克！」他斬釘截鐵地說。首先，他那個年代的札胡已經不在了。猶太人都已經離開，倖存下來的老建築物也所剩無幾。就家族歷史而言，札胡已經沒有什么值得一探的了。其次，如果我想清楚地認識札胡，只要仔細看他1992年在當地拍的紀錄片，以及到以色列訪問一些庫爾德猶太人就夠了。最後，伊拉克對美國佔領發起造反活動，緊張情勢達到高峰，兩個美國人在那種敏感時刻選擇到伊拉克進行懷舊旅行，顯然不妥，更何況其中一人還跟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沙龍（arielsharon）有相同的名字——阿里埃勒。2005年夏天，情勢眼看就要演變成反抗行動最血腥的階段，暴力事件在短短兩週內就已經造成四百人遇害。大約與此同時，土耳其東南部庫爾德叛軍和政府部隊之間的衝突也水漲船高，就在我們從位於土耳其境內的機場驅車前往札胡的公路上，有八個人才剛在軍事攻擊和地雷爆炸中喪生。我不顧父親提出的理由，繼續懇求。他還是堅決反對。但最後，他還是讓步了。他說，如果我願意在7月陪他到英國參加一場語言學研討會，也許我們的行程可以從英國延續到伊拉克。

「那就太好了，阿爸，」我在心中勾勒著那段延伸出來的旅程，覺得它將充滿詩情畫意。我們即將從亞拉姆語的現在——一個在一塵不染的大學講堂中受到研讀剖析的學科——飛向它的過去，回到那段鋪陳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的荒山與曠野中的悠悠歲月。

☆☆☆

為期兩天的「東北新亞拉姆語工作坊」於7月間在英國劍橋大學一幢玻璃帷幕的現代建築中的講堂舉行。在這個年輕的學術領域中，那次研討會代表的是一個里程碑。我父親開始做研究時，新亞拉姆語在國際上主要的近東語言研討會里只是一個偶爾會被提及的邊緣議題。數十年來，它的地位逐漸奠定紮實，而我父親無疑對此貢獻卓著。劍橋大學的工作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第一個完全聚焦於新亞拉姆語的學術研討會；新亞拉姆語成了獨立的研究主題，而不是為已經消失的古亞拉姆語所做的奇特註腳。而且，舉行的地點不是某個不為人知的研究單位，而是在全世界地位最崇高的學術殿堂之一；牛頓、達爾文、桂冠詩人丁尼生（alfredtennyson）都是從這裡孕育出來的。

九位學者和四名研究生在兩天的會期內圍坐在原木會議桌邊，發表關於新亞拉姆語各種方言的研究成果。第一天結束時，我的腦裡塞滿「齒間摩擦音」「母音調和」「所有格代詞字尾」等複雜的學術用語，耳裡嗡嗡地響著「作格現在式」「疑問代名詞分裂」「bgdkpt子音」等艱澀的語言學概念。

研討會中最令我肅然起敬的一句話，出自主辦人、劍橋大學教授傑弗裡汗（geoffreykhan）發表的論文。「摩擦音被部分同化為旁流音時會形成閉鎖音。」他在某天下午的報告中如此指出，在場學者神情莊重地紛紛點頭表示同意。

隨著研討會的推進，我逐漸明白在過去的一年裡，我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弄錯了。由於我父親的研究重點在於民間逸聞、聖經傳奇和說書人的故事，我對新亞拉姆語的研究領域有所曲解。我假定研究這個語言和探索語言使用者的生命故事兩者缺一不可，但如今我發現，這個觀點只適用在我父親所走的學術路線。對會場中的其他學者而言，新亞拉姆語是一個不帶情感的研究客體。他們的論文涉及的是一種語言，而不是它的說話者；那些論文有如枯燥的醫學報告，描述的是特徵與症候，而不是病人本身、他的家族史、他的村莊，或是他的價值觀。就本質而言，會議室裡的男女學者是科學家，正在對一個瀕臨死亡的語言進行整理與編錄，那種講求精準與超然的態度，就好比法醫在開棺驗屍。

第二天接近中午時分，傑弗裡汗請約拿·薩巴爾教授來到桌首。我父親穿著幾何圖案的短袖襯衫和條紋夾克，看起來不太像個學者，反倒像是到劍橋朝聖的觀光客。不過，當他開始發表時，所有與會者無不傾身仔細聆聽。他試著分析為什么亞拉姆語的不同使用者會以不同的方式翻譯猶太聖錄五書卷。有些人會在譯文中穿插一些年代倒錯的指涉，例如恐怖分子或現代以色列國。有一位翻譯者天外飛來一筆地提到妓女。還有一個人先是直譯《傳道書》的內容：「眾女之中，智者無一人」，接著卻補入他自己編造的論點：「女人啊——髮辮長長，智慧短短。」

「翻譯者擅自離題的動機是什么？」父親在報告中問了這個問題。

他在強調某個論點時會手拍桌子，說到精彩處則會拉高聲音。他會做一些有點白痴的模擬：「這匹馬名叫shapargaz，是‘翅膀之意’，所以它一定跑得飛快，就像現在的噴射機」，或是穿插嗆辣的旁白：「路得被描述成‘非常美麗迷人’的女子——如果用當今的英語來說，就是非常性感的意思。」

在座學者被他逗得鬨堂大笑，他們看起來很開心，原本枯燥的研討會變得輕鬆愉快。我也坐挺了身子，不單是因為我父親這時是全場的焦點，也是因為只有在那場報告中，我能聽到——甚至看到——文字背後那有血有肉的語言使用者。

當天下午，劍橋南方一百公里外的倫敦，有炸彈在三輛擁擠的地鐵車廂和一輛雙層巴士中爆炸，造成五十多人死亡。這個訊息透過一位學者的手機傳到了講堂，為研討會蒙上了陰影。在下午的咖啡時間，輪廓分明、理了個大光頭的年輕希伯來大學教授埃蘭·柯恩（erancohen）走過來跟我聊天，「你真的打算帶你父親到札胡？」

「是啊。」我設法讓自己的口氣表現得比心情篤定些。

「其實直接回美國似乎比較簡單，掉個頭就好了。」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