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傑拉德、尚松和普雷沃斯特

阿德里安娜和我一樣，對於在我書店裡進進出出的美國作家們也非常感興趣，我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在劇院街的這兩家書店之間，真該打通一條地下通道。

我們的好朋友之一是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我還曾經拍過一張他和阿德里安娜一起坐在莎士比亞書店門檻上的照片。我們非常喜歡他，但是又有誰不喜歡他呢？他的雙眼是那麼藍，他長得那麼英俊，他對別人那麼關心，他那種桀驁不馴、做事完全不顧後果的性格，還有他那種墮落天使的魔力，他在劇院街一齣現，就能讓人眼花繚亂。

司各特崇拜詹姆斯·喬伊斯，但是又特別害怕和他接近，所以，有一天晚上，阿德里安娜就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大餐，邀請了喬伊斯夫婦、菲茨傑拉德夫婦、安德烈·尚松（andrechamson）和他的太太露西亞（lucie）。司各特在我那本《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畫了一幅素描，素描上畫了所有的客人，坐在桌邊的喬伊斯的頭上有一個光環，司各特跪在他的旁邊，阿德里安娜和我坐在桌子的兩頭，被描繪成美人魚（抑或是水妖）。

可憐的司各特，好像他寫書賺的錢太多似的，他和太太塞爾達（zelda）要在蒙馬特區喝無數瓶香檳，才能使勁把錢花掉。有一次，他用一位出版商支付給他的所有的錢，買了一串珍珠項鍊送給太太，而她則把項鍊作為禮物，送給她在夜總會跳舞時認識的一位黑人女孩，但第二天早上，這女孩又把項鍊還給了她。

司各特和塞爾達還經常把現金留在一個盤子裡，盤子就放在他們住的房子的大廳裡，這樣，那些帶著賬單前來的客戶或需要小費的人都可以自己取錢。司各特就這樣把他掙到的錢全部花完了，一點都沒有考慮到未來。

我記得是司各特介紹我認識了好萊塢的導演金·維德（kingvidor），而司各特是通過我，認識了法國作家安德烈·尚松。

我與好萊塢先有緣而後無緣的過程是這樣的。金·維德有一次到我的書店來，他問我是否能向他推薦可以改編成電影的某個年輕法國作家的某部作品，我立刻就想到了安德烈·尚松的處女作《路》（theroad）。這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讓人興奮的真實故事，內容是修建一條新路，地點是尚松的故鄉，塞文山脈的艾加爾山區。書中描寫的那個山腳下的小村子是他出生併成長的地方，這個年輕的塞文人所講述的故事驚人且美麗，也是尚松親身經歷過的。

所以，我就把《路》推薦給了金·維德，告訴了他故事的內容是什麼，「哇，這正是我所需要的，」他說，他當即就要求我請尚松到書店裡來一下。

維德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帶來了埃莉諾·波德曼（eleanorboardman），這樣他們可以和尚松一起編劇。維德一點法語都不懂，而尚松根本不懂英語，所以，我給他們做翻譯，並且興致滿懷地看著故事情節和場景慢慢清晰起來。維德當時在歐洲的聲譽如日中天，而且他的為人也沒有讓我失望，他很有深度，理解力極強，而且特別敏銳。

改編《路》的工作大約進行了有一個多月，有一天，維德的那輛豪華車沒能把他帶到書店來，我只收到一張匆忙中潦草寫就的紙條，通知我他有急事突然被召回了美國，紙條上沒有任何其他解釋。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和他聯絡。

以後許多次，尚松每每和我談起維德要把他變成大富翁的種種保證，我們倆都禁不住要笑，但是在當時，我們可一點都不覺得好笑。維德希望這位年輕作家放棄他在法國的一切，陪他到好萊塢去，並說在那裡，尚松能賺一大筆錢。幸運的是，尚松來自一個傳統而明智的種族，用他們的話來說，尚松壓根就不會「找不著北」，也就是說，他還是比較循規蹈矩的。他問維德：「那我的工作該怎麼辦？」尚松當時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是法國下議院某位部長的秘書，而且，他根本就沒有放棄那份工作的打算。

這事真讓我丟盡了臉面，更糟糕的是，讓我的祖國也很丟臉。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也嚇壞了，但是他處理此事的方法非常妥善，不久，尚松就原諒了我們，不再計較我們給他帶來的失望。

尚松夫婦還向我談起一次司各特半夜造訪他們的事情，他們當時住在萬神店後面的一個小公寓裡。司各特帶來了一瓶裝在桶裡的香檳，可能是他從哪個夜總會里弄來的，在和朋友共飲了香檳之後，司各特就伸腿躺在長沙發上，打算在那裡過夜了，於是，露西亞就把一條毯子蓋在他身上。可是他改變了主意，尚松夫婦花了好大勁才阻止他從陽臺栽到大街上去，他們住的可是六樓啊！最後，尚松總算扶著司各特一步一步走下樓梯，把他弄到大街上，弄進一輛計程車裡。要是沒有尚松，司各特准會把口袋裡所有的錢都掏給司機，連司機自己都驚恐地拒絕，他用法語說：「你這樣會給我惹麻煩。」計程車司機都是忠厚老實的人。

尚松後來的事業非常成功，所以，他當年沒有去追隨「鬼火」，也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他成為凡爾賽宮博物館最年輕的館長，現在，他是小皇宮美術館以及另外兩家國家博物館的館長，而且，他也已經成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

二十年代中期，阿德里安娜和我常常與安德烈·尚松以及作家讓·普雷沃斯特（jeanprevost）見面，他們倆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兩人又實在非常不同。尚松穩重紮實，勤奮好學，多才多藝，頭腦冷靜。而普雷沃斯特則毫無定數，喜怒無常，非常情緒化。他是一位文法學家，又很有哲學家的才能；而尚松則是一位藝術鑑賞家、歷史學家，更有政治頭腦。

普雷沃斯特曾經是阿德里安娜出版的《文學評論》的一位助理編輯，所以，他的大部分時間都逗留在我們的書店裡。他也是作家安德烈·莫洛亞的好朋友，他對莫洛亞很忠誠，莫洛亞對他很照顧，他總是把莫洛亞掛在嘴邊。

阿德里安娜和尚松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山，而且，他們都有各自所鍾愛的山脈，尚松的山是他的塞文山區中的艾加爾山，而阿德里安娜的山則是矗立在尚貝日和艾克斯萊班兩座城市之上的荒漠山，其山峰坐落在瑞瓦峰和尼弗十字峰之間。

為了證實尚松的山確實像他所說的那麼好，我們還特地開車去了塞文山區參觀了他的艾加爾山，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忠誠完全是有道理的。這座山非常高，長滿了樹，山的一側有一道溪流順山而下，山下是幸福谷，一條山路蜿蜒通向尚松的山頂，那就是他的小說《路》中所寫的那條路，修築這條路可真是一項偉大的成就。當你爬上艾加爾山的山頂，你的目光能越過塞文山脈，一直看到地中海。即便如此，阿德里安娜仍然認為和她故鄉薩瓦地區雄偉的阿爾卑斯山相比，尚松的山美雖美，但還只能算是個小山丘。

普雷沃斯特的頭非常硬，我這樣說，並不是指他頭腦頑固，我指的是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說，他的頭真的就像石頭那麼硬。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曾經用他的頭猛擊我書店中的鋼管，鋼管和我一起戰慄，而他的頭卻一點感覺都沒有。他是一個拳擊手，他說，別人的拳頭打在他的頭上，他根本就不在乎，因為他壓根就感覺不到。你要去打普雷沃斯特的頭，還不如去打一根鋼管呢。我曾經安排海明威和普雷沃斯特這兩個拳擊冠軍進行過一場比賽，結果把海明威的大拇指給弄斷了。普雷沃斯特身材結實，健壯有力，他特別喜歡體育運動，每個週日都去踢足球。

普雷沃斯特是師範學院的畢業生，有一天，我們三人坐在阿德里安娜的圖書館裡，外面有一個男人停下來，看櫥窗裡陳列的書籍，那是個中年人，長相很有趣。普雷沃斯特說道：「那是賀瑞歐。」就衝出了書店。他以師範學院特有的方式和賀瑞歐打了招呼（這種打招呼的方式太不雅觀，實在不便描述），賀瑞歐就和他一起進了書店。我很喜歡艾杜亞·賀瑞歐（eduardherriot），我覺得他是法國政壇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更不用說他一直很喜歡美國。我趕緊跑回街對面我的莎士比亞書店中，取來那本他寫的《諾曼底的叢林中》（amidtheforestsofnormandy），他非常樂意地為我簽了名。

無論是多麼微不足道的小病，都會讓普雷沃斯特大驚小怪，例如感冒啦、胃疼啦，但是這個人並不怕死。最後，他在抵抗運動中犧牲了。

a.麥克萊許

莎士比亞書店的大家庭中，有兩位美國人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他們是愛達和阿契伯德·麥克萊許夫婦。我記得《幸福的婚姻》（thehappymarriage）和《地壺》（thepotofearth）的作者好像是一九二四年來到我的書店的，具體哪一年我已經記不清了，也可能是更晚一些？阿契是在一九二八年將這兩本小書題贈給我的，但是在一九二六年時，我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他也是喬伊斯的好朋友，他和路德維克·陸為松（ludwiglewissohn）一起，曾經為反對《尤利西斯》的盜版起草了抗議書。

我記得麥克萊許和海明威曾經在書店裡見面，商量如何解救美國詩人哈特·克萊恩（hartcrane）的計劃，克萊恩在法國警察那裡惹了些麻煩，這種事在我的朋友身上常常發生，主要是他們喝酒太多，會講的法文又實在太少。幸運的是，每每遇到這種緊急情況，總有麥克萊許和海明威去幫忙。

有一天晚上，阿德里安娜和我一起去麥克萊許家吃飯，他們住在一座樣式典雅的小房子裡，就在布隆涅森林大道上，現在這條大道已被改名為福合大道了。他們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說，這棟房子，連同那位戴著白手套的用人，都是一個朋友出租給他們的。

晚飯後，阿契為我們朗讀了他寫到一半的詩作，愛達則為我們唱了歌，她的歌喉可真優美。喬伊斯夫婦也在場，喬伊斯非常欣賞愛達的歌聲，他還在她的音樂會之前教會了她許多愛爾蘭的民歌，而她的音樂會我們也都參加了。

「機械芭蕾」

莎士比亞書店也曾經一度與音樂結緣。在我們搬到劇院街之後，喬治·安太爾和他的太太波斯珂就住在書店樓上的一套兩居室的公寓裡。這個住處對他們來說真是太合適了，因為喬治特愛讀書，幾乎讀遍了我圖書館裡的每一本書。到我書店來的顧客們看到牆上的那些作家肖像，總是要問曼·雷照片中那位留著劉海的小夥子是誰，而往往就在這時，旁邊通向圖書館的門會開啟，照片上的那人會捧著一大摞書走出來。對於如何能更快地賣掉我的書，喬治也給了我許多寶貴的建議，他自告奮勇要為櫥窗裡陳列的那些書另起一些更讓人興奮的書名，他說，這樣立馬就會有人來買。我想他的話倒還真可能兌現，因為他所建議的一些書名連我都無法說出口。

如果喬治忘記了鑰匙而波斯珂又不在家，他就會順著莎士比亞書店的招牌爬上去，然後從二樓的窗子鑽進公寓。路上的行人往往會停下來，觀看我的顧客上演的又一齣西部片。他們吹著口哨在街上來回走動，有的甚至打扮成牛仔的模樣。我的門房是一位有四十年工齡的忠誠的老太太，她非常喜歡美國人。她會說「我們美國人」，彷彿我們就像賽馬一樣有趣。她丈夫曾經是開往龍暢賽馬場的大巴車司機，在她成為門房之前，她就是大巴車的售票員，她的肩膀上斜挎著一個皮包，隨著車子的執行而晃來晃去。她也常說「那個美國來的」，指的是我的那條狗泰迪，因為它的脖子上戴的還是布魯克林的牌照。她非常喜歡喬治·安太爾，當然，每次他半夜回來時例外，因為她得起來給他開門。

喬治和我對《尤利西斯》的看法是一致的，喬治說這本書「能行」，彷彿它是一個什麼機器發明。他也曾夢想過要根據《尤利西斯》寫一部歌劇，但可惜的是，他的這個願望一直沒有實現。

從一開始，阿德里安娜和我就參與到「機械芭蕾」（balletmécanique）這一專案的醞釀之中，當時，安太爾連鋼琴都沒有，阿德里安娜就讓他使用自己家的鋼琴，反正她白天總在書店裡。當安太爾彈鋼琴，更確切地說，當安太爾敲打鋼琴的時候，他就讓你感覺到鋼琴確確實實是件打擊樂器。那個替阿德里安娜打掃房間的女傭常常倚著掃把聽他彈琴，她稱之為「消防隊員」，她覺得這種音樂雖然古怪，但是激動人心。

我們無比興奮地關注著整個創作的進展，等到整部作品完成後，我們都被邀請到普萊爾音樂廳（pleyel），聽喬治在一架自動鋼琴上演奏這部曲子。聽眾共坐了三排，有阿德里安娜、喬伊斯、羅伯特·麥卡蒙，我自己，還有一些其他人，當然還有波斯珂，演奏者揮汗如雨，她得忙著幫他擦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