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午時，2營已佔領諾維爾並在四周建起了防禦工事。從12月20日以來，這個小小的村鎮及其周圍的山丘就一直是101師的目標。現在，它終於到了美軍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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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巴斯托涅不久，我們從福瓦村外的我軍陣地向北瞭望諾維爾，」利普頓寫道，「我們就認定，諾維爾將是巴斯托涅之戰中我們最後的目標。」但是還要發動一次進攻；泰勒將軍命令2營繼續向北面的烏法利茲進軍，奪下拉尚村。

拉尚位於公路右（東）邊的一個山谷中。白雪覆蓋著的這片土地，地勢從四周向該村緩緩下降，給人的感覺就像從碟子的邊緣向中心進攻。2營從南部和西南部進攻，而左側由1營從村子的北邊發起進攻。隊伍佈局合理，穩步推進。德軍進行了一些反攻，主要是用裝有白磷炮彈的大炮。但是當506團到達村邊時，大部分德國抵抗軍都逃走了。美軍進村時，德軍開始對村莊狂轟濫炸。

厄爾·黑爾中士是第一批進入拉尚的。他和利布高特彎腰進入一個穀倉，對裡面的6名德國黨衛軍軍官突然襲擊，並將其俘虜。黑爾讓他們面對面排好隊，並告誡他們如果自己和利布高特被殺，那些德國人也休想活。他邊說邊用衝鋒槍指著他們，以示強調。

這時，一顆炮彈在外面爆炸。黑爾站在門邊，被一片彈片打中，倒在地上。一個德國軍官從靴子裡拔出一把刀，對準黑爾的喉嚨就劃了一刀。他沒有切到動脈，也沒切斷喉管，但著實切斷了食管。血噴湧而出。利布高特開槍將持刀人打死，又將其餘德軍一一擊斃。衛生員羅在黑爾的傷口上塗上磺胺粉。一輛吉普車把他送到盧森堡，醫生見狀很是驚訝，幫他包紮好，從此他的食管就彎曲了。鑑於黑爾的病情，醫生給他開了張醫療證明，允許他不戴領帶。（後來，黑爾被惱怒的巴頓將軍攔下，因為未戴領帶被狠批了一頓。黑爾卻得意地掏出他的那張證明，竟讓巴頓一時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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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空降師輕而易舉奪下拉尚，證明在與十幾個德軍精銳的裝甲師和步兵師的正面交戰中，他們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與德軍相比，這個月美軍的日子難過得多。德軍有暢通而充足的軍需供應，但101師卻是處於被圍困之中，第一個星期沒有軍需供應，隨後也不充足。正是那幾個星期才考驗了官兵們的精神，他們缺吃少穿，彈藥不足。這是戰爭中要經歷的最殘酷、最艱難的一面。101師飢寒交迫又裝備不足，他們的對手卻是德國納粹在戰爭這一階段最精良的部隊。那些德國國防軍和黨衛軍吃得好，穿得暖，武器充足，在人員數量上也遠遠超過101師。

這次戰役是一次對武器、毅力和國家制度的考驗，以納粹的最佳對美軍的最佳，德軍佔盡優勢。但是101師不但堅持了下來，而且還取得了勝利。無論是戰場上的事實，還是這一事實所昭示的道理都可謂是史詩般的經典。打敗德軍二戰中在西線的最大一次進攻，並且將此次勝利變成一個——用艾森豪威爾的話說——「殲滅萊茵河以西所有德軍」的契機，實為一個絕妙的軍事奇蹟。美軍在精神上優於德軍，這一點不是建立在裝備或人數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從艾克總部直到e連上上下下的團結、合作、領導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的。德軍很少有這方面的品質。這種精神上的優勢源於更為科學的訓練方法、更為合理的指揮官選派方法，最終源於能夠代表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的一支更為開放的軍隊。實踐證明，民主社會比納粹德國更具能力培養出出類拔萃的年輕戰士。

這些德國老兵都已身經百戰，這一點可以從拉尚發生的一件小事上看出。雷德中士這樣講道：「我進村之後一個德國俘虜在笑我，我差點把他殺了。但有人抓住我的m—1叫道：‘中士，他沒有嘴唇和眼瞼！’他在俄國前線打仗時把這些部分凍掉了。」

這場戰爭造就了101師的神話。這個神話從諾曼底開始，在荷蘭展開，在巴斯托涅戰役達到高潮。101空降師是美軍在二戰中投入的89個師中最有名氣、最受崇拜的一個師。此役以後，左肩上佩戴「嘯鷹」徽章的人都感到無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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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尚時，斯皮爾斯把指揮所設在一座修道院內。自一個月前離開莫米昂以來，這是e連第一次把指揮所設在室內。當晚修女們把一群十二三歲的女孩帶到大廳為e連演唱小夜曲。節目有法國和比利時歌曲，幾首英文歌和德國進行曲《莉莉·瑪蓮》。

第二天即1月17日早晨，第17空降師在前線接管了101師的陣地。e連乘卡車前往阿爾薩斯。卡車載著他們沿著4星期前出發時走的那條橫貫巴斯托涅的公路返回。對許多人而言，這只是再次看到巴斯托涅——第一次是12月19日，他們向鎮上進軍，碰上驚恐萬分的美國士兵從前線落荒而逃，躲避德軍的屠殺，再便是1月17日小鎮解放。

雖然大家沒好好看過巴斯托涅，但這個名字——與這個名字相連的一種經歷——將永遠留在他們心中。之後無論何時，e連的官兵們遇到寒冷、飢餓和無暇睡眠時，就會提醒自己在巴斯托涅的境遇更糟。

e連損失慘重。確切的數字無法統計，匆忙離開莫米昂時連隊的花名冊還沒做完；一個一個地或是小批到來的補充兵員，也沒有完整登記；傷員剛離開前線幾天就又歸了隊。據估計，e連抵達比利時時有121名官兵，接收了大約兩打的補充兵員，離開時為63人。e連在比利時戰場犧牲的有沃倫·穆克中士，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還有二等兵a.p.赫倫、肯尼斯·韋布、哈羅德·韋布、卡爾·索沃斯科、約翰·欣德爾、唐·胡布勒、哈羅德·海斯、亞歷克斯·潘卡拉和約翰·朱利安。

有關e連在突出部之戰中的損失，二等兵韋伯斯特做了最好的描述，他是在卡車前往阿爾薩斯的途中重返連隊的。韋伯斯特10月初受傷，此時為1月中旬，他寫道：「當我看到1排剩下的人時，我差點兒哭了；40名兄弟只剩下11人；其中9名是老兵，他們有的參加了空降荷蘭的戰鬥，有的參加了空降諾曼底的戰鬥，有的則兩次都參加了。他們是：麥克裡裡、利布高特、馬什、科布、懷斯曼、萊爾、馬丁、雷德和肖提。雖然其他兩個排倖存的隊員多一些，但也減員甚多，和1排加起來也湊不成一個正常的排，更別說一個連了。」

除了受傷和犧牲的，巴斯托涅戰役中的每個弟兄都飽受磨難，沒有被大炮、子彈擊中的人也仍然是傷員。在巴斯托涅沒有未受過傷的人。正如溫特斯所說的：「我不相信有人在經歷過這場戰爭之後而沒有留下任何傷疤，只不過有些傷疤是看不見的。可能這就是使e連的戰士們緊緊團結在一起的因素。」

他們彼此瞭解，相互間的熟悉程度只有那些在各種各樣戰術條件下並肩作戰的人才能達到，只有那些面對嚴寒、食品不足、沒有睡眠而又長期處於精神緊張的極度困難情況下同甘共苦的人才能達到。

他們共同面對恐懼。他們不僅懼怕死亡和受傷，而且擔心所有的付出只是一場空。格倫·格雷寫道：「在戰爭歲月裡，我最為擔心的是所有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現在這種擔憂仍然伴隨著我……我經常在戰爭日記中寫著，如果那些日子對我將來的生活沒有積極的影響，那麼付出的艱辛根本不值得。」

他們之所以能在突出部之戰中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兄弟連。在福瓦村外的雪地裡，在生死攸關的時刻e連團結在了一起，是因為二級軍士長利普頓和其他軍士（他們幾乎都出自託科阿訓練營），給了大家領導、毅力和凝聚力。雖然來了個新的連長，雖然不斷有軍官和戰士加入，但因為有那些士官在，e連的精神得以儲存。溫特斯作為2營的副營長，且常常代理營長（斯特雷耶中校大半個月都在團部工作，作為辛克上校的代理作訓股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實踐證明，斯皮爾斯是一名優秀的連長，他能使整個連隊發揮出最佳水平。

韋伯斯特很好地描繪了這種精神。那時韋伯斯特已經兩次受傷，但兩次都重返戰場。他不允許父母利用他們的關係幫他離開前線。他不接受e連內的任何職務。他是一名哈佛的知識分子，他的任何決定都是依據他對二戰的獨到觀點作出的，一經形成便堅定不移。

他博覽群書，愛好閱讀與寫作，頭腦冷靜，觀察敏銳，富有見地，受過良好的教育。在這裡，他和沒有多少文化的山裡人、南方農民、礦工、伐木工人、漁民以及連裡大多數士兵建立了最親密的關係——和他們一起擠在無篷的卡車上，行駛在丘陵地帶冰雪覆蓋的公路上，或是和別的弟兄同睡一個散兵坑。即使那些上過大學的人，專業大多也是商務或教育。總之，韋伯斯特和一群沒有任何共同點的人拴在了一起。若在平時，他既不會喜歡他們，也不會討厭他們，他壓根兒就不會認識他們。

但正是在這些不相關的人群中，韋伯斯特結交了最親密的朋友，充分享受到與他人的認同感。

他描寫和排裡士兵坐卡車去阿爾薩斯的那段話值得全文引用：

「我們咯吱咯吱地穿過泥潭，來到卡車邊，爬上去。麥克裡裡和馬什點上了香菸。馬丁拿路過的一名軍官開了個玩笑。我問胡布勒怎樣。他死在了巴斯托涅。可憐的胡布勒就這樣被踢出了戰局，死在了雪地裡。那其他人呢？穆克和他的同伴潘卡拉被炸死了。他們的散兵坑總是挖得最深，但被炸了個正著。索沃斯科在襲擊福瓦時頭部中彈。等等等等。荷蘭那一仗打過後補進來的新兵有一些也死了。許多人都因為戰壕足病被撤離了，麥克裡裡認為太多了。這個排再也不像當年了。」

韋伯斯特認為事實確實如此。他曾在重返e連前走了一段漫長複雜的彎路，那段時間他在新兵站，和一群身著卡其布軍裝模樣貌似士兵的人待在一起，感到失意，感到寂寞。現在他回家了，回到了1排，回到了e連。

「回到我熟悉、能信賴的朋友身邊真好，」他寫道，「我在卡車上聽他們閒聊，內心感到溫暖而輕鬆，就像一個迷失在漆黑、寒冷的森林裡的孩子回到了充滿愛的明亮的家裡。」

家裡的一些椅子空著。那些椅子屬於被打死，受重傷或精神崩潰的弟兄。但正如韋伯斯特感覺到的那樣，雖然e連失去了很多老成員，加入了很多新成員，但因為有現在已經在團或營裡任職的老e連的軍官們在，因為有老e連的軍士們在，e連仍然是個有機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