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德本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這一次，陸軍把事情做到了點子上，我感到這是唯一的一次，」戈登·卡森說，「讓我們上了那些坦克登陸艦，帶我們進了南安普頓，又帶我們回到了奧爾德本，發給我們兩整套全新的軍裝，還發了欠我們的薪餉——150美元或者再多一點，還給了我們7天假。早晨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去倫敦的路上了。」

e連的弟兄們對在倫敦度過的那一星期沒有留下什麼印象。美國傘兵是最早從諾曼底返回英國的軍人；報紙上登滿了他們的英雄事蹟；城裡的每一個人都想請他們吃頓飯或喝杯啤酒——不過也許只是第一天罷了。但年輕的英雄們表現得有些過火。他們喝得太多了，打壞了太多的窗戶和椅子，與傘兵之外的人之間也發生了過多的打架事件。這是倫敦歷史上最為失控的星期之一。一家報紙把美國兵們造成的損失比喻成一次閃電式的突襲。一個廣泛流傳的笑話是這樣說的：在倫敦的憲兵隊將會受到總統的嘉獎，因為他們在101師在倫敦的這段時間付出了超常努力。

並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倫敦。哈里·韋爾什去了愛爾蘭探親；溫特斯留在奧爾德本休息、思考，並給死傷弟兄的父母們寫了信。戈登和利普頓傷愈後去蘇格蘭觀了光。

***

戈登從諾曼底撤離後被送進了醫院，接受了皮膚移植，他的一條腿從臀部到腳趾都打上了石膏。在他住的病房裡，他是唯一一個因為戰鬥而負傷的人，其他人要麼是生病要麼是在英國因意外事故受的傷。因此，他成了「極受尊敬的人物，他們都敬畏我」。整整3次，軍官們來到這兒把紫心勳章別在他的枕頭上。「我總是謙遜地低垂著眼簾，輕輕地對來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謝。」然後他會把勳章藏起來等待著下一枚。

在醫院住了8個星期後，他回到了e連。（把康復的弟兄送回到原先的連隊是空降師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隊，傷兵身體復原後，將被派往任何需要他們的地方。所有的傘兵都把前一種做法看成是空降部隊最英明的舉動；而後一種做法在每個人看來都是陸軍做出的最愚蠢的決策。）

塔爾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時回到e連的。由於他是被二等兵史密斯的刺刀刺傷的，而不是被德國人打傷的，他失去了獲得紫心勳章的資格。戈登叫他別難受，他可以把他額外獲得的一枚勳章給他。3排的弟兄集合起來為塔爾伯特舉行了一個專門的儀式。在這之前，戈登和羅傑斯已經寫了一首詩，想使塔爾伯特、史密斯和「插到他倆之間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遠流傳下去。詩名為《刺刀之夜》；值得後人慶幸的是，這首詩並沒流傳下來（也許是因為該詩的作者不想讓我在此書中發表吧）。憤怒的塔爾伯特宣稱，「這小雜種刺我的時候我本可以朝他開6槍的，但在那時，我想我們應該饒他一命」。

一些傷兵擔心自己會終身殘疾。馬拉其發覺了這點。有一天，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裡，利普頓剛好經過。「嗨，殘廢。」馬拉其喊了起來。利普頓轉過身抓住他倆的脖子，把他們從椅子上拎了起來，並宣稱他會一次解決他們中的一個或一塊兒解決。他倆臉都嚇白了，趕緊說他們只是開個玩笑，沒有任何其他意思。過了一會兒，利普頓又回來了，紅著臉說他很抱歉自己發了脾氣，但他確實害怕手上的傷會造成終身殘疾，使他再也無法在大學裡打橄欖球了。

***

儘管倫敦之行使緊張氣氛有所緩解，儘管戈登有時候試圖說點笑話逗逗樂，但是，弟兄們想著曾經面對過的現實，想著將要面對的現實，氣氛仍然被壓抑和憂慮所籠罩。

從諾曼底回來後的第一天晚上，馬丁中士四處看了看1排的駐地，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這兒的弟兄有一半已經不在了。他對瓜奈若說：「哎呀，比爾，現在我們只剩半座營房的弟兄了，可我們還沒開始打仗呢。看來我們不可能活過這一仗了。」

「如果說我們在諾曼底這個該死的小行動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力，」瓜奈若回答道，「算了，別再說啦，我們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們去蘇格蘭休了假，在那兒他們文了身，什麼都不在乎了：「打一次仗就死了這麼多弟兄，還有整個戰爭等著我們去打，為什麼不呢？」

二等兵戴維·凱尼恩·韋伯斯特曾在d日和2營營部直屬連一起空降，幾天之後受了傷，被送到英國，在2營前面回到了奧爾德本。當「那些瘦弱、疲倦的倖存者的隊伍行軍到這個地區時」，韋伯斯特躲在紅十字會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臉。他們問：「韋伯斯特，德國佬在卡朗唐的另一邊發動大反攻，f連撤退，e連的側翼暴露時，你到什麼鬼地方去了？」

韋伯斯特雖然挺尷尬，還是很高興看到朋友回來。「營裡的弟兄們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著也面熟，」他寫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裡的一分子。你和這些弟兄們之間的關係遠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親近得多。」

韋伯斯特申請調回e連。他在營部直屬連的大部分時間一直當彈藥手，因此在諾曼底，只打過一次機關槍，然而「我渴望戰鬥。我想盡快把戰爭打完；我想在前線連隊中作為一個步兵去戰鬥」。於是，他成了1排的一員。

韋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給父母的信中寫的那樣：「我每活一天都覺得是賺來的。我從不認為自己會在下次空降中倖存。如果我回不來了，你們要想開點。我希望能說服你們，讓你們和在戰場上的我們一樣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戰爭的硝煙中，你可以預料到傷亡，預料到某人被殺，當你的戰友被機關槍打中臉部時你不會覺得驚訝。你只能繼續。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來的死亡總是讓人覺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親回信給他，對兒子這種看法感到大為驚慌（她還為韋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擔憂，他的弟弟剛剛加入了傘兵部隊），韋伯斯特給母親的回覆非常直率：「你難道更希望別人的兒子死在泥濘中嗎？你希望我們贏得戰爭，但很顯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流血犧牲。這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心態。

「總得有人去打仗、殺敵；總得有人在步兵或傘兵部隊。如果整個國家的人都是你這種態度，就沒有人會去打仗了，每個人都想待在後方勤務部。這個國家又會變成什麼樣呢？」

利普頓感到「弟兄們處在戰鬥中時，出現不可避免的事是沒有辦法的。人在戰場上，既然無力改變這種現實，那就只得接受。一下子，他們對死亡、屍體、毀滅、殘殺、危險就都變得習以為常了。敵人的死傷對他們的情緒不構成影響。自己人的死傷也只是給他們留下短暫的印象，這種印象裡夾雜著一種轉瞬即逝的慶幸和成功感，慶幸死傷的並不是自己。（當他們的戰友倒下時，對許多戰鬥著的軍人來說，‘感謝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種普遍的想法；不過，過一陣子，可能會生出一種罪惡感。）許多事還等著去做，仗還要靠他們去贏，他們考慮的是這些」。

利普頓繼續評說：弟兄們一旦離開前線，回到軍營休整時，「他們開始思考。他們想起戰友們是怎樣受的傷或送的命。他們記得有多少次他們自己就與死亡近在咫尺。遠離戰鬥了，死亡與毀滅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戰爭可能結束，任務可能被取消。帶著這些想法，弟兄們開始害怕重返前線。然而，他們一回到戰場，那些疑慮和緊張全都不見了。冷漠、無情和鎮定又重新回到他們身上。又一個任務等待他們去完成，過去的自信重現了，戰鬥的興奮感回來了，渴望優秀和勝利的慾望又會再次佔上風」。

這聽起來有些理想化，但卻的的確確是事實；利普頓和e連的許多其他弟兄，空降師的許多弟兄，乃至整個美國陸軍——甚至德軍和蘇聯紅軍中的許多人在這場戰爭中就都是這樣的。但這決不是說利普頓的分析適用於所有的軍人。二戰中參戰的軍人成千上萬，一個人的話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然而，利普頓對參戰軍人情感狀態的洞察依然能夠對試圖理解弟兄們如何忍受戰爭提供參考依據。

***

自諾曼底之後，e連的許多弟兄拼著命與德軍作戰，他們堅定不移地相信同盟國將取得戰爭的勝利。「我希望能快點回到戰場去，」韋伯斯特告訴父母，「因為我還要償還德國人不少子彈，我還要儘可能多地向他們扔手榴彈。」德國人抓住還穿著降落傘揹帶的傘兵，割斷他們的喉嚨，用刺刀刺他們，剝光他們的衣服，朝他們開槍，還摧毀了一座救護所。因為這些暴行，「我們決不打算對他們手下留情」。至於戰爭結果，「在看到了灘頭陣地，看到盟軍那種令人振奮的軍事力量以後，我知道我們不會輸。對傘兵來說，他們就是來流血的。我想回到與敵人的廝殺中去。」

***

不少弟兄得到了提升。韋爾什和康普頓從少尉升到了中尉。團裡需要年輕的軍官來接替傷亡的軍人，溫特斯推薦詹姆斯·代爾接受戰時軍官委任，因為他在諾曼底時就已經是連裡的二級軍士長。辛克上校批准了，於是代爾成了少尉並被委派到506團的另外一個連裡。溫特斯讓利普頓取而代之，當了軍士長。利奧·博伊爾升為連部的上士。比爾·瓜奈若也成了上士。唐·馬拉其、沃倫·穆克、保羅·羅傑斯和邁克·蘭尼從二等兵升為中士（蘭尼原先就是中士，但在索貝爾兵變中被降為二等兵）。帕特·克里斯坦森、沃爾特·戈登、約翰·普萊莎和拉文·里斯從二等兵升為下士。

***

韋伯斯特是個極有抱負的小說家，英國文學名著貪婪的讀者，哈佛大學的學生，戰爭老兵。他在個人觀察和敏銳的洞察力基礎上對陸軍有表揚有指責。他寫給家裡的一封封長信提供了e連打過第一仗後一些弟兄的真實寫照。

二等兵羅伊·科布在諾曼底上空於哈里·韋爾什的飛機中被擊中，因此沒有空降，「他是一個老兵，擁有值得稱讚的9年軍旅生涯。他曾參加過一次容易的空降，這在陸軍裡很長時間內一直罕見。截至此時，他那曲折多變、豐富多彩的戰時經歷包括：1.和第1裝甲師一起在非洲實施過突擊空降；2.受到黃疸的長期折磨，在他的運兵船被魚雷擊沉後，他被用驅逐艦送回美國；3.在傘兵學校接受了幾個月的訓練；4.在諾曼底的上空非常合時宜地被高射炮炸傷了腿。他又高又瘦，愛喝酒，有著始終如一的溫順性情」。

1排1班「由約翰尼·馬丁領導，他是個傑出的軍人，又是最會逃避勤務的懶漢，他思維敏捷，作戰和駐守中無論出現什麼難題都能處理，總是有裝備、食物和好的住宿條件」。

2班長是「大牛」蘭德爾曼，他總愛發牢騷，但又是個「很照章辦事的人，這是我從一件小事中看出的，那次他在食堂叫我把我的羊毛帽摘下來，我朝他嘻皮笑臉，於是他就把我交給了軍士長。軍官們都很喜歡‘大牛’，他們對馬丁中士輕率的態度卻是大皺眉頭」。

韋伯斯特所在班的班長是羅伯特·雷德。「我想雷德從未偷懶逃避過勤務；他是理想的守備兵，他熟悉密集隊形訓練的所有口令，對手中武器使用嫻熟並以此為豪，對稱病逃避夜間勤務者非常反感。」

副班長是威廉·杜克曼、帕特·克里斯坦森和唐·胡布勒。「他們總讓最下層計程車兵幹活。杜克曼有辦法逃避夜間勤務，每個週末都能溜到倫敦去，讓人看了覺得不可思議。」克里斯坦森做蘭德爾曼的助手，韋伯斯特認為這是一項「容易的工作」，因為蘭德爾曼和雷德一樣，非常認真負責。克里斯坦森「中等個兒，運動健將般的體魄，一頭金色的鬈髮，是e連唯一的帥哥。無論從哪方面看，胡布勒都與克里斯坦森相反。胡布勒是我遇到的唯一一個真正喜愛打仗的人；他從戰鬥中獲得了樂趣。戰時的巡邏和守備時的危險任務這個鑲著金牙的樂天派總是自願承擔。他是連裡最好、最受歡迎的弟兄之一」。

在韋伯斯特看來（他在營部時曾接觸過不少人），e連1排的成員「比其他任何連的人都更年輕、更聰明」。讓他感到高興的是，他在部隊裡頭一次發現準備戰後去上大學的弟兄，有這一打算的有下士杜克曼和中士穆克、卡森、馬拉其。

韋伯斯特稱這些人為「新型陸軍軍士」。他們的平均年齡21歲，他們對陸軍法規不能倒背如流，對這本「支配著如此多常備軍人生活的書」也不關心。他們與自己弟兄打成一片，他們沒有在巴拿馬、夏威夷或菲律賓服過役。「他們是平民軍人，是美國的拯救者。」

一些軍官也給韋伯斯特留下了頗深的印象。他這樣描述溫特斯：「他是個大塊頭，具有強健的體魄，他相信軍體操在守備部隊的作用，相信進取精神在戰場上的作用。」韋爾什當時是溫特斯的主任參謀，在韋伯斯特的眼裡，他「又小又黑，還懶，但思維敏捷，2營軍官中只有他才能做出既風趣又令人大開眼界的時事新聞講座」。韋伯斯特覺得2排排長康普頓友好親切，最受每個人的喜愛。他讓想上大學的弟兄們相信，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是唯一真正能接受教育的地方。

1排由托馬斯·皮科克中尉領導，他是個替補進來的軍官。韋伯斯特寫道：「他對待命令總是不進行思考，不提不同意見，一味地嚴格執行。」韋伯斯特感到皮科克「深受上級軍官的器重，但卻受到自己手下弟兄的深深厭惡。他太死搬教條了」。一次，排裡弟兄在結束了10小時的越野行軍後回到了奧爾德本，皮科克叫弟兄們打棒球，原因是計劃表上是這樣規定的。「皮科克迷信書本，他在諾曼底當營軍需官的時候得心應手，但作為排長，他的弟兄們甚至看都不願意看他一眼。」

皮科克的助手是鮑勃·布魯爾中尉，他很年輕，是塊當運動員的好料，韋伯斯特說他「塊頭大，孩子心」。

***

1944年夏天，e連住在條件優越的兵營裡。軍官們住在公共綠地旁邊稱心如意的磚瓦房裡。磚瓦房的後面有一排馬廄，清理乾淨以後，弟兄們住了進去。馬廄由一排分格間組成，每格里住四個弟兄，是一個受到大家歡迎的黑暗的隱蔽之處。他們可以在這兒隱藏起來，很多弟兄都這樣幹了，夜間訓練重新開始後，溫特斯不得不形成挨個檢視馬廄的習慣，以保證沒有人躲在鋪後面或躲在掛著的衣服中。除了隱蔽和躲藏的功能，每個分格間都有一個爐子，一扇又大又厚、隔音良好的門和一個通風的、高高的天花板。空間很大，掛了軍裝和行軍包以後，還有足夠的地方打牌或賭博。

娛樂消遣方面，弟兄們可以收聽武裝部隊廣播網的無線電廣播，早上7點到晚上11點都有節目，偶爾還會轉播喜劇演員鮑伯·霍普的演出。每小時都能收聽到bbc新聞，還有旋轉舞曲。比起bbc來，弟兄們更喜歡聽武裝部隊廣播網的節目，儘管他們不得不忍受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多次告誡，包括要求他們保持清潔，多敬禮和不要打架。（「弟兄們，如果你在找架打的話，請等著和德國人打吧！」）

當他們不喜歡武裝部隊廣播網的調子時，他們可以撥到德國廣播聽阿克西斯·薩利和哈哈勳爵的節目。這些宣傳家們演奏那些受歡迎的曲子，間或插上幾句粗製濫造的對白，常常惹人發笑。

除了廣播，還有一星期兩次的電影供兄弟們觀看，放映的通常都是牛仔的驚險故事，很少有新片。美軍慰問協會偶爾會來到該地，但大明星們通常都只去倫敦。

格倫·米勒卻是個例外。在馬拉其看來，7月25日是「那個夏天最令人激動的一天」。那天，米勒和他的空軍樂隊在紐伯利舉辦演奏會，馬拉其是連裡六個得到演奏會票的弟兄之一。47年後，馬拉其依然記得當時的曲目，米勒以《月光小夜曲》（此曲在馬拉其看來是有史以來最發人深思的主題曲）開場，緊隨其後的是《好心情》。

週末，弟兄們只要不在集結待發區域內或沒有擔任警戒任務，就可獲得外出許可。馬拉其和莫爾常常跳上摩托車向南方海岸——布賴頓、伯恩茅斯或南安普頓開去，在那兒他們可以游泳和曬日光浴。一次類似的短途旅行回來後，他倆從索貝爾上尉那兒得到了個口信。索貝爾告訴他們，他早就知道他們有摩托車，而且車是偷來的，但他不會對車採取什麼行動，不過，下次重回戰場的時候他將把車沒收。對索貝爾這一還算合情合理的態度，馬拉其認為那是因為索貝爾不想和溫特斯上尉作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