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底1944年6月6日

他們跳傘的時候，飛機飛得太低，太快。他們攜帶的裝備太多，而且運用了一個未經檢驗、結果證明有嚴重錯誤的技術。他們一跳出飛機，腿袋就開始鬆脫，徑直墜向地面，後來幾乎一個都沒有找到。與此同時，他們還受到螺旋槳氣流的衝擊。在這種超重、超速的情況下，張傘產生的震動比他們以前感受到的要劇烈得多。從500英尺高處或者從這個高度以下跳傘，從張傘到著陸，前後僅有幾秒鐘時間。他們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塊紫一塊，過了一個多星期才好。

在幾天之後的一篇日記中，溫特斯中尉曾寫了如下一段話，想再現他當時在天上那幾秒鐘之內的想法：「我們的時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裝備都下去了。當心，小夥子。當心。媽的，他們想用機關槍把我打下來。滑落了！滑落了！儘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叢裡了！那挺機槍，真他媽的。那是條路……樹木——但願別碰上它們。‘砰’，不算太糟。現在趕快離傘。」

緊跟在溫特斯後面跳傘的是伯頓·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訓練中學過的動作。降落傘開啟的時候，我感到一陣劇烈的震動。」他的腿袋鬆脫，「成了歷史」。他能聽見聖母教堂的鐘聲，看見鎮上有燃燒的火光。機關槍子彈「離我越來越近。我爬到降落傘吊帶的上面。見鬼，我朝著那排樹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從樹木上方飄過的時候，把腿向上收縮，以免碰在樹上。「我突然嚇壞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處，一挺德國四管聯裝的20毫米高射機槍正朝著它上方的c—47開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運，德國人的火力線正好是背對著他，儘管他離他們才40碼左右，但由於噪聲太大，他們並沒有聽見他著地的聲音。

克里斯坦森從降落傘中解脫，拔出6響的左輪手槍，蹲在一棵蘋果樹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渾身上下紋絲不動。

「突然我看見10碼開外的地方有動靜。一個頭戴鋼盔的人影正匍匐而來。我伸手拿出訊號器一按，發出‘咔嗒’的響聲。沒有回答。那個人影又朝我這邊爬過來。」

克里斯坦森用左輪手槍瞄準那個人的胸部，然後又按了一次訊號器。那人舉起雙手。「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開槍。」原來那人是他的機槍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羅·羅賓斯。

「你這個小笨蛋，究竟怎麼回事？為什麼不用訊號器？」克里斯坦森壓低嗓門怒衝衝地問道。

「我訊號器上的按鍵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腦裡的腎上腺素降下來了。他倆開始退出德國人的陣地。他們碰到比爾·蘭德爾曼的時候，發現一個德國人死在他的腳下。蘭德爾曼說，他從降落傘中解脫之後，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個德國人端著上了刺刀的槍朝他衝過來，蘭德爾曼擋開那個德國人的武器，接著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這個德國佬玩拼刺刀找錯了物件。」克里斯坦森說。

***

韋爾什跳傘的時候，他的飛機高度只有250英尺（「頂多就這個數」——他後來回憶說）。他跳出飛機之後，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墜毀。他說，爆炸的氣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後向外拋去，「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墜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時，他的降落傘及時張開了。他「砰」的一聲著了地，雖然很疼，但卻沒有把命送掉。

e連的大多數人都有類似的經歷。雖然他們能根據飛機的飛行方向判斷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夠時間準確調節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卻寥寥無幾。

他們的行動徹底砸了鍋。他們原本希望在聖瑪麗德蒙附近的降落地帶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連能很快集結起來，可是現在全泡湯了。這都是因為那些飛行員遇到黑雲層之後所採取的規避行動，結果e連的人散落在從卡朗唐到拉萬諾維爾的20公里範圍之內。e連的空降導航員理查德·懷特和卡爾·芬斯特梅克爾因飛機被擊中，掉進了英吉利海峽（他們後被英國皇家海軍「韃靼號」救起，由空海搜救隊送回英國）。

二等兵湯姆·伯吉斯落在聖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裡跳傘的大多數人一樣，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飛機從頭頂上方呼嘯著低飛而過，曳光彈在對它們進行圍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國傘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運動，有的在匍匐前進，四周是一片噠噠噠的機關槍聲。伯吉斯用小刀割斷繩索，從降落傘中解脫後，用訊號器向一位自己不認識的中尉發出聯絡訊號。他們利用隨處可見的低矮的灌木藩籬的掩護，一起向海灘方向運動。這時候另外一些傘兵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有的來自第82空降師（該師在空降過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還有的來自101空降師各個團。他們與德國巡邏部隊偶爾發生一些短暫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給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務。天剛矇矇亮的時候，他順著藩籬來到一個拐角處。隱蔽在兩道藩籬交會處的一個德國兵站了起來，可是伯吉斯沒有看見。那德國兵朝下面開槍，子彈穿過伯吉斯的右頰，打碎了顴骨，打斷了頜骨韌帶，然後從脖子後面鑽了出來。他的面頰、耳朵和脖子後面血流如注，流出來的血差點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來。」47年後，伯吉斯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他們曾經反覆告訴我們，如果你中彈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動。最糟糕的舉動就是狂躁。」所以他儘量使自己保持鎮靜。跟他一起的幾個人儘量把他保護起來，用繃帶把他的傷口包紮起來，把他扶到附近一座農舍的穀倉之後，他就癱在乾草上昏死過去。

半夜裡，有個法國農民「從家裡出來，到穀倉裡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還帶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個農民找來兩個醫生，借給他們一輛馬車。伯吉斯被他們用這輛馬車送到了海灘，而後撤回英國，再轉送到美國。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頓。他一直按照醫生的規定只吃流質，到1945年3月他才開始吃飯，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過那頓飯之後的第一口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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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著地時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應該幹什麼——把機槍組裝起來。他躲進藩籬，把機槍裝好。組裝完成之後，「我注意到有個人影過來了，我從他走路的姿勢看出他是約翰·尤班克斯」。過了不一會兒，弗里斯特·古思與他們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現了一個人影。戈登對尤班克斯說：「問他口令。」還沒等尤班克斯發問，那人就大聲說出「電閃」。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鳴」）給忘了，也沒有想到訊號器是進行敵我識別的另一種方法，就回答說「閃電」。那人朝e連這3個人扔過來一隻手雷。他們趕緊散開，手雷爆炸了，所幸沒有人受傷。那個人也不見了。這對他們3個人來說也許是件好事，因為顯然那個人太緊張，是不會相信他們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開始沿著一道灌木藩籬向海灘方向運動。他們看見一名美國傘兵在空地上跑，接著又蹲下，然後跳進一條排水溝裡（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雲很稀少，能見度比較好）。戈登讓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動，他過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溝邊，「我看到的是兩隻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對著我臉的手槍槍口」。

「戈登，是你？」原來是弗洛伊德·塔爾伯特中士。這下有了4個人。他們繼續朝海灘方向匍匐前進。在拂曉前大約4點半左右，古思聽見了一個聲音，並確信那是兩噸半的美軍卡車組成的車隊隆隆駛來的聲音。這怎麼可能呢？海上登陸根本還沒有開始，更不用說有車隊登陸了。從內陸傳來的巨大爆炸聲回答了這個問題：古思聽見的聲音來自從頭頂上方飛過的炮彈，是離海岸不遠的戰列艦上16英寸大炮打來的。

e連這4個人與502團的一個小組合為一股。那個小組剛剛攻佔了德國人設在農家大院裡、控制拉萬諾維爾海灘北面交叉路口的一個要塞。這一天，他們就在那裡進行防守，打退敵人的反撲。在d日後一天的早晨，他們出發向南去尋找自己的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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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阿利著陸時摔在一幢房子後面的圍牆上。這種法國圍牆的牆頭上栽著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劃破了好幾個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縮到花園的一個角落，正準備割斷繩索的時候，一個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來是一個站在矮樹叢中的年輕法國女子。

「我是美國人。」阿利低聲說。

「走吧，走吧。」她說罷就回到自己的房子裡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東西集中在一起（13發60迫擊炮彈、4枚地雷、m—1的彈藥、手雷、食品、迫擊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東西）。他剛爬上牆頭，就引來了一陣機槍掃射。子彈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濺了他一身，他趕緊跳進院子裡。

他躺在地上，琢磨著該怎麼辦。他吃下一塊「好時」巧克力，決定從前面出去。他還沒有來得及動，那年輕女子就從房子裡出來，看了他一眼，就從前門出去了。阿利心想：「原來如此。那我就守在這兒了。」她很快就回來了，緊跟著她進來的是一個當兵的。「我用槍對著他，他用槍對著我。」他們都認出了對方。那人是505團的。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阿利問道。他得到的回答是「聖母教堂」。他加入到505團的行列中。拂曉時分，他遇到了e連的保羅·羅傑斯和厄爾·麥克朗。當天以及那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隨同505團一起作戰。

在整個科唐坦半島上，從當天夜裡一直到d日，美國傘兵都是如此——進行小規模作戰，組成臨時戰鬥單位，防守陣地，騷擾德國人，設法與自己的部隊取得聯絡。出發前就是這樣要求他們的。他們所接受的訓練以及他們的信心，使他們得以避免一場可能發生的災難，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動從被動走向了主動。德國人聽到的報告是，到處都在發生戰鬥。他們從總體上過高地估計了所面對的傘兵的數量，所以在行動時由於情況不明，猶豫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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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特斯降落在聖母教堂的邊上。他能看見教堂附近的大火，能聽見教堂響起的讓人們前去救火的鐘聲。他沒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裡的那把刺刀。他最先想到的是避開教堂廣場的機槍和輕武器的火力。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一名傘兵在他附近降落。溫特斯幫助他從降落傘中解脫出來，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後對他說：「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那名傘兵有些猶豫。「跟我來！」他以命令的口吻說完就要返回。一挺機槍向他們掃射。「去他媽的腿袋吧！」溫特斯說著開始向北運動，繞過聖母教堂，而後轉身向東朝海灘運動。不一會兒他就看見幾個黑影，於是他用訊號器發出聯絡訊號，得到了利普頓中士發出的兩聲「咔嗒」，他頓時把心放下了。

利普頓降落在距離聖母教堂有一段街區的鄉村旅社（市鎮廳）後面的一個院子裡。他也像溫特斯一樣，丟失了腿袋，從而丟失了武器。在他的野戰背包裡，除了一把雙刃短刀，還有兩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裝置。他翻越了一道門，沿大街朝前走，離開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在小村鎮的邊緣，有一個低矮敦實的鋼筋水泥標牌，上面是這個小村鎮的名字。利普頓把臉湊到標牌跟前，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寫的是「聖母教堂」。

傘兵陸續在他四周降落。他可不想挨神經緊張的美國人一槍，所以當他看見有2名相互離得很近的傘兵即將著陸時，他就跑到了他們的正下方。等他們降落到地面上，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到開槍的問題時，利普頓就先跟他們搭話了。他們是82空降師的，現在的降落地點距離預定位置10公里。瓜奈若中士和唐·馬拉其、喬·託伊、「泡泡眼」溫與他們會合。過了幾分鐘之後，利普頓與溫特斯相遇。

「我在那邊看見一個路牌，是聖母教堂。」利普頓報告說。

「好，」溫特斯回答說，「我知道那在什麼地方。我從這兒就能找到它。」說罷他就領著大家朝聖瑪麗德蒙方向走去。途中，他們與502團的一部分人合為一股。大約凌晨3點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由4輛車組成的德國巡邏隊從路上開過來。他們決定進行伏擊。在這次戰鬥中，瓜奈若炸燬了在前面的2輛車，第一次為他哥哥報了仇。後面2輛車調頭就逃，不過有幾個德國人成了e連的俘虜。

突然一挺德國人的機槍開始向他們掃射，那幾個俘虜想乘機從美國人手中逃脫。瓜奈若舉起手槍就把他們射殺了。他在47年後描述這段經歷時說：「毫不後悔。決不留情。就像踩死幾個臭蟲那麼簡單。」稍事停頓後，他接著說了一句：「現在，我們跟當時已經不一樣了。」

大約在早晨6點鐘的時候，他們遇上了d連的傑裡·克羅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領的40多個人。兩路人馬合為一路，向位於東南方向8公里左右的聖瑪麗德蒙運動。不久，他們又遇到了2營參謀率領的40餘人。溫特斯發現了一支m—1，接著又發現一支左輪手槍、一根皮帶、一隻水壺和許多彈藥，「所以我已經可以投入戰鬥了——尤其是我從一個士兵那裡弄到一些吃的東西之後」。利普頓撿到一支卡賓槍。其他人也都武裝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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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國人向聖瑪麗德蒙運動的同時，駐守在當地的德軍指揮官、第6傘兵團的弗雷德里克·馮·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該地區。他是個經驗豐富的軍人，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就在德國陸軍服役，曾率領部隊在波蘭、法國、俄羅斯、克里特、北非等地作戰。由於師長們都在雷恩地區和塞納河地區，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職務最高的指揮官了。他在聖母教堂裡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個營的兵力，在聖瑪麗德蒙部署了一個營，還有一個營則部署在卡朗唐。他手下所有的排都進入了戰鬥狀態，有些試圖與美國人交火。然而這裡、那裡，似乎到處都報告有空降，而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組織起協調的反擊的。

弗雷德里克·馮·德·海特上校想親自看一看。他駕著摩托車從卡朗唐來到聖瑪麗德蒙，爬到離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樓上，把猶他海灘的情況盡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驚失色。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採訪的時候說：「朝海灘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數以百計，每條船上都下來了三四十個全副武裝的軍人。在他們的背後是戰艦，艦上的大炮在猛烈射擊。誰也沒有見過一支艦隊竟然會有這麼多的艦艇。」

而在教堂周圍、小村子裡，在灌木藩籬縱橫交錯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樣的平靜。隨著白天的到來，夜晚發生的零星戰鬥逐漸停息。弗雷德里克·海特既看不見美國人，也看不見德國人。

他從塔樓上下來，騎上摩托車向北行駛了一兩公里，來到佈雷庫爾莊園。那裡有德國炮兵的一個連，總共有4門由工事與偽裝隱蔽起來的105毫米加農炮。大炮附近看不到炮兵，顯然是昨天夜間空降開始之後散去的。弗雷德里克·海特又騎上摩托車回到卡朗唐，命令他的1營攻佔並守住聖瑪麗德蒙和佈雷庫爾，還讓他們把炮兵找回來，讓大炮發揮作用。那些大炮的位置很好，可以轟擊猶他海灘的登陸船隻以及在海峽中的戰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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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早晨大約7點的時候，e連已經有了2挺輕機槍、1個火箭筒（沒有彈藥）、1門60毫米迫擊炮、9名步兵和2名軍官。2營在進入離聖瑪麗德蒙3公里左右一個叫格朗希蒙的小村莊時，遭到猛烈的火力攔截。他們暫時停下。溫特斯和他帶領的幾個人坐下來稍事歇息。過了10到15分鐘光景，從e連調到營裡擔任人事參謀的喬治·拉文遜從路上走過來，對溫特斯說：「溫特斯，他們要你到前面去。」

作訓參謀赫斯特上尉、情報參謀尼克松中尉都是溫特斯的好朋友。他們告訴他說，在大約幾百米開外，隔了幾道藩籬與空地，有個叫佈雷庫爾的法國大莊園，在莊園的對面，是德國人的一個炮兵連，總共有4門105毫米加農炮。原先的情報偵察沒有發現這些大炮，因為它們處於灌木叢中的半地下陣地中，上面用樹枝加以偽裝，陣地之間有塹壕相通。德國人有一個50人的步兵排（隸屬於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的第1營）在防守。這些大炮已經投入戰鬥，正在轟擊四五公里之外的猶他海灘。

斯特雷耶中校的2營負責格朗希蒙村四周，可是他手下當時還不到100人。他想使人數恢復到滿員時的600人左右，以防敵人的反攻。他只能拿出一個連的兵力來攻擊德國人的炮兵連。赫斯特讓溫特斯去對付那個炮兵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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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點30分。索貝爾上尉即將對希特勒進行一次小小的報復，美國陸軍也將由於在訓練和裝備上的投入取得巨大收益，美國人民也將因為培養了這樣一批優秀青年軍人而獲得回報。由索貝爾、由陸軍、由國家培養與造就的這支部隊，為的就是現在的「用兵一時」，他們即將投入戰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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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特斯立即本能地運籌起來。他讓e連的人把所有的東西都放下，只帶武器、子彈和手雷。他解釋說，這將是一次快速的正面攻擊，要得到來自離敵人炮連儘可能近的幾個火力點的支援。他讓機槍提供火力掩護，然後帶著其他人朝出擊陣地運動。

那幾門加農炮所在的陣地形狀很不規則，四周的灌木藩籬有7處呈銳角狀。這就給溫特斯提供了從不同方向襲擊敵人的機會。

他把兩挺機槍（其中一挺的機槍手是二等兵約翰·普萊莎和沃爾特·亨德里克斯，另一挺的機槍手是二等兵克利夫蘭·佩蒂和喬·利布高特）部署在通向目標的那道藩籬邊上，並指示他們提供火力掩護。就在溫特斯向出擊陣地匍匐前進的時候，他看見了一頂德國人的鋼盔——那人正貓著腰在戰壕裡運動，只有腦袋露出地面。溫特斯端起m—1，瞄準那德國人射出兩發子彈，把他送上了西天。

溫特斯叫康普頓中尉帶領瓜奈若中士和馬拉其中士到左邊去，在開闊地上匍匐前進，儘量接近炮連的第一門大炮，然後向戰壕裡扔手雷。他指揮利普頓中士和蘭尼中士沿藩籬運動到右側，順著一排灌木前進，命令他們從側面向敵人陣地射擊。

溫特斯自己將率領其他人沿著藩籬向前衝。與他一起的是二等兵傑拉爾德·洛蘭（團部的兵，是替辛克上校開吉普車的）、二等兵「泡泡眼」溫以及下士喬·託伊。

以前的訓練在這裡派上了用場。利普頓說：「我們協同作戰，沒有突出的明星。我們就像一部機器。我們誰也沒有從地上躍起衝向敵人的機槍。我們依靠運動、協同以及迫擊炮把它擊倒，或者迫使它後撤。我們表現很出色，但沒有很多閃光的英雄主義行為。我們知道英雄主義非但不能完成任務，反而會把命丟了。完成任務才是更重要的。」

蘭尼與利普頓沿藩籬向前運動，可是他們發現，由於低矮的灌木叢和地面的遮擋，他們看不見德國人的陣地。利普頓決定爬到樹上看一看，可是找不到一棵粗一點的、可以躲在上面進行射擊的樹。他選中了一棵有許多小分杈的樹。他小心翼翼地坐在它的前杈上，把身體的重量分散在幾個樹杈上。他面對著德國人的陣地，如果德國人朝他這邊看，他一定暴露無遺。他看見大約75米開外，有大概15個敵人，有的在塹壕裡，有的就趴在沒有任何掩護的地方。他們都在向e連開火，無暇顧及他們的正面，所以沒有看見利普頓。

利普頓的卡賓槍是夜裡撿來的。他朝空地上一個德國人開了一槍。那人的腦袋似乎耷拉了下去。利普頓又開了一槍，這下他的目標一動也不動了。他不知道這支卡賓槍是否經過校正，就瞄準剛才那個人腦袋下方的地面開了一槍。就在他瞄準的地方，揚起一陣塵土。他知道這支槍很準，他第一槍就把那人幹掉了。於是他在這個不很穩的地方，向敵人進行快速瞄準射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