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里有落魄的文人氣廚子，有以給聯大學生洗衣服為生的文嫂，有偷雞的大學生，也有昆明街頭多年不散的誘人叫賣聲……
落魄
他為什麼要到「內地」來？不大可解，也沒有人問過他。自然，你現在要是問我究竟為什麼大老遠的跑到昆明過那麼幾年，我也答不上來。為了抗戰？除了下鄉演演《放下你的鞭子》，我沒有為抗戰做過多少事。為了讀書？大學都「內遷」了。有那麼一點浪漫主義，年紀輕，總希望向遠處跑，嚮往大後方。總而言之，是大勢所趨。有那麼一股潮流，把我一帶，就帶過了千山萬水。這個人呢？那個潮流似乎不大可能涉及到他。我們那裡的人都安土重遷，出門十五里就要寫家書的。我們小時聽老人經常告誡的兩件事，一是「萬惡的社會」，另一件就是行旅的艱難。行船走馬三分險，到處都是扒手、騙子，出了門就是丟了一半性命。他是四十邊上的人了，又是站櫃檯「做店」的。做店的人，在附近三五個縣城跑跑，就是了不起的老江湖，對於各地的茶館、澡堂子、妓院、書場、鎮水的銅牛、肉身菩薩、大廟、大蛇、大火災……就夠他向人聊一輩子，見多識廣，社會地位高於旁人，他卻當真走了幾千里，幹什麼？是在家鄉做了什麼丟臉的事，或慪了氣，一跺腳，要到一個親戚朋友耳目所不及的地方來創一番事業，將來衣錦榮歸，好向家中妻子兒女說一聲「我總算對得起你們」？看他不像是個會咬牙發狠的人。他走路說話全表示他是個慢性子，是女人們稱之為「三棍子打不出一個悶屁來」的角色。也許是有個親戚要到內地來做事，需要一個能寫字算賬的身邊人。機緣湊巧，他就決定跟著來「玩玩」了？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來了。而且做了完全另外一種人。
到我們認識他時，他開了個小館子，在我們學校附近。
大學生都是消化能力很強的人。初到昆明時，大家的口袋裡還帶著三個月至半年的用度，有時還能接到一筆匯款，稍有藉口，或誰過生日，或失物復得，或接到一封字跡娟秀的信，或什麼理由都沒有，大家「通過」一下，就可以派一個人做東請客。在某個限度內還可以挑一挑地方。有人說，開了個揚州館子，那就怎麼也得巧立名目去吃他一頓。
學校附近還像從前學校附近一樣，開了許多小館子，開館子的多是外鄉人，山東、河北、江西、湖南的，都有。在昆明，只要不說本地話，任何外鄉口音的，都可認作大同鄉。一種同在天涯之感把掌櫃、夥計和學生連線起來。學生來吃飯，掌櫃的、夥計(如果他們閒著)，就坐在一邊談天說地；學生也喜歡到鍋灶旁站著，一邊聽新聞故事，一邊欣賞炒菜藝術。這位揚州人老闆，一看就和別的掌櫃的不一樣。他穿了一身鐵機紡綢褂褲在那兒炒菜。盤花紐扣，紐襻拖出一截銀錶鏈。雪白的細麻紗襪，淺口千層底禮服呢布鞋。細細軟軟的頭髮向後梳得一絲不亂。左手無名指上還套了個韭菜葉的金戒指。周身上下，斯斯文文。除了他那點流利合拍的翻鍋執鏟的動作，他無處像一個大師傅，像吃這一行飯的。這個館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個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擺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乾乾淨淨，木架上還放了兩盆花。就是足球隊員、跳高選手來，看看牆上選單上那一筆成親王體的字，也不好意思過於囂張放肆了。
有時，過了熱市，吃飯的只有幾個人，菜都上了桌，他洗洗手，會捧了一把細瓷茶壺出來，客氣幾句：「菜炒得不好，這裡的醬油不行」，「黃芽菜叫孩子切壞了，誰讓他切的!——不能橫切，要切直絲」。有時也談談時事，說點故鄉訊息，問問這裡的名勝特產，聲音低緩，慢條斯理。我們已經學會了坐茶館。有時在茶館裡也可以碰到他，獨自看一張報紙或支頤眺望街上行人。他還給我們付過幾回茶錢，請我們抽菸。他抽菸也是那麼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品嚐，彷彿有無窮滋味。有時，他去遛彎，兩手反背在後面，一種說不出的悠徐閒散。出門稍遠，則穿了灰色熟羅長衫，還帶了把湘妃竹摺扇。想來從前他一定喜歡養鳥，聽王少堂說書，常上富春坐坐的。他說他原在轅門橋一家大綢緞莊做事，看樣子極像。然而怎麼會到這兒來開一個小飯館呢？這當中必有一段故事。他自己不談，我們也不便問。
這飯館常備的只有幾個菜：過油肉、炒假螃蟹、雞絲雪裡蕻，卻都精緻有特點。有時跟他商量商量，還可請他表演幾個道地揚州菜：獅子頭、煮乾絲、芙蓉鯽魚……他不惜工本，做得非常到家。這位綢緞莊的「同事」想必在家很講究吃食，學會了烹調，想不到竟改行做了紅案師傅。照常情，這是降低身份了，不過，生意好，進賬不錯，他倒像不在意，高高興興的。
半年以後，店門關了幾天，貼出了條子：修理爐灶，停業數天。
重新開張後，飯鋪氣象一新，一早上就坐滿了人，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揚州人聽從有人的建議，請了個南京的白案師傅來做包子下面，帶賣早晚市了。我一去，學著揚州話，給他道了喜：
「恭喜恭喜!」
「託福託福，鬧著玩的!」
揚州人完全明白我向他道喜的雙重意義。恭喜他擴充了營業；同時我一眼就看到後面天井裡有一個年輕女人坐著揀菜，穿得一身新，髮髻上戴著一朵雙喜字大紅絨花。這揚州人在家鄉肯定是有個家的。這女人的歲數也比他小得多。因此他有點不好意思。
不知道是誰給說的媒。這女人我們認得，是這條街上一個鴉片煙鬼的女兒。(這條街有一個富麗堂皇，古色古香的街名，叫作「鳳翥街」。)我們常看見她蓬著頭出來買鹹菜，買壁蝨(即臭蟲)藥，買蚊煙香，臉色黃巴巴的，不怎麼好看。可是因為年紀還輕，攏光了頭髮，搽了脂粉，就像換了一個人，以前看不出的好看處全露出來了。揚州人看樣子很疼愛這位新娘子，不時回頭看看，走過去在她耳邊低低地說幾句話；或讓她偏了頭，為她拈去頭髮上的一片草屑塵絲。他那個手勢就比一首情詩還值得一看。揚州人自己也像年輕了許多。
白案上，那位南京師傅集中精神在做包子。他彷彿想把他的熱情變成包子的滋味，全力以赴，揉麵，摘面蒂，刮餡子，捏褶子，收嘴子，動作的節奏感很強。他很忙，顧不上想什麼。但是今天是新開張，他一定覺得很興奮。他的腦袋裡升騰著希望，就像那蒸籠裡冒出來的一陣一陣的熱氣。聽他用力抽打著麵糰，聲音鈍鈍的，手掌一定很厚，而且手指很短!他的腦袋剃得光光的，後腦勺擠成了三四疊，一用力，腦後的褶紋不停地扭動。他穿著一身老藍布的衣褲，繫著一條洋麵口袋改成的圍裙。周身上下，無一處不像一個當行的白案師傅，跟揚州人的那種「票友」風度恰成對比。
不知道什麼道理，那一頓早點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豬肝麵，加了一點菠菜、西紅柿，淡而無味。我看了看牆上釘著的一個橫幅，寫了幾個美術字：「綠楊飯店」(不知是哪位大學生的大作)，心想：三個月以後，這幾個字一定會浸透了油氣，活該!——我對豬肝和美術字一向都沒有好感。
半年過去，很多人的家鄉在不斷「轉進」(報紙上諱言敗退，創造了一個新奇的名詞)的戰爭中失去了。滇越鐵路斷了，昆明和「下江」郵匯不通，大學生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學生在外面兼了差，教中學的，在拍賣行、西藥鋪當會計的，當家庭教師的，各行各業，無所不有。昆明每到中午十二點要放一炮，叫作「午炮」，據說放那一炮的也是我們的一位同學。有的做了生意，而且越做越大。還有一些對書本有興趣，抱殘守闕，除了領「貸金」，在學校吃「八寶飯」(糙米中有砂粒、鼠矢種種東西)，靠變賣衣物維持。附近有不少收買舊衣的，揹著竹筐，往來吆喚。其中有一箇中年婦女，嗓音極其脆亮，我一生很少聽到這樣好聽的叫賣聲音：「有——舊衣爛衫找來賣!」
學生的變化，自然要影響到綠楊飯店。
這個飯館原來不大像一個飯館，現在可完全像一個飯館了，太像了。代表這個飯館的，不再是揚州人，而是南京人了。原來揚州人帶來的那點人情味和書卷氣蕩然無存。
那個南京人，第一天，從他的後腦勺上就看出這是屬於那種能夠堆砌「成功」的人，一個非常現實的人。他抓緊機會，穩紮穩打，他知道錢是好的，活下來多不容易，舉手投足都要代價。他一大早衝寒冒露從大西門趕到小南門去買肉，因為那裡的肉要便宜一點；為了搬運兩袋麵粉，他可以跟挑夫說很多好話，或罵很多難聽的話；他一邊下面，一邊拿眼睛瞟著門外過去的幾馱子柴，估著柴的乾溼分量(昆明賣柴是不約斤的，木柴都是騾馬馱來，論馱賣)；他揀去一片發黃的菜葉，丟到地下，拾起來，看一看，又放回案板上。他時常到別的飯鋪門前轉轉，看看人家的包子是什麼樣子的，回來的路上就決定，他們的包子裡還可以摻一點豆芽菜，放一點豆腐乾……他的床是睡覺的，他的碗是吃飯的。他不幻想，不喜歡花(那兩盆花被他搬到天井角落裡，乾死了)，他不聊閒天，不上茶館喝茶，而且老打狗。他身邊隨時擱了一塊劈柴，見狗就打，雖然他的肉高高地掛在房樑上，他還是擔心狗吃了。他打狗打得很狠，一劈柴就把狗的後腿打折。這狗就拖著一條瘸腿嗥叫著逃走了。昆明的飯鋪照例有許多狗。在人的腿邊擠來擠去，搶吃骨頭，只有綠楊飯店沒有。這街上的狗都教他打怕了，見了他的影子就逃。沒有多少時候，綠楊飯店就充滿了他的「作風」。從作風的改變上，你知道店的主權也變了。不問可知，這個店已經是合股經營。南京人攢了錢，紅利、工錢，加了自己的積蓄，入了股，從夥計變成了股東。我可以跟你打賭，從他答應來應活時那一天，就想到了這一步。
綠楊飯店的主顧有些變化，但生意沒有發生太大影響。在外兼職的學生在拿到薪水後會來油油腸子。做生意的學生，還保留著學籍，選了課，考試時得來答卷子，平時也偶爾來聽聽課。他們一來，就要找一些同學「聯絡感情」，在綠楊飯店擺了一桌子菜，哄飲大嚼。抱殘守闕者，有時覺得「口中淡出鳥來」，就翻出幾件值一點錢的東西拿到文明新街一賣，——最容易賣掉的東西是工具書，《辭源》《牛津字典》……到綠楊飯店來開齋。有一個四川同學家裡寄來一件棉袍子，他約了幾個人一同上郵局取出來，出了郵局大門，拆開包裹，把一件全新的棉袍搭在手臂上，就高聲吆喚：「哪個買這件棉袍!」然後，幾個饞人，一頓就把一件新棉袍吃掉了。昆明冬天不冷，沒有棉袍也過得去。
綠楊飯店的生意好過一陣，好得足以使這一帶所有的飯館為之側目。這些飯鋪的老闆夥計全都對它關心。別以為他們都希望「綠楊」的生意壞。他們知道，「綠楊」的生意要是壞，他們也好不了。他們的命運既相妨，又相共。果然，過了一個高潮，綠楊飯店走了下坡路了，包子裡的豆芽菜、豆腐乾越摻越多，賣出去的包子越來越少。時間很快過了兩年了。大學的學生，有的乾脆棄學經商，在外地跑買賣，甚至出了國，到仰光，到加爾各答。有的還選了幾門課，有的乾脆休了學，離開書本，離開學校，也離開了綠楊飯店。在外兼職的，很多想到就要成家立業，娶妻生子，不再胡亂花錢(有一個同學，有一隻小手提箱，裡面粘了三十一個小牛皮紙口袋，每一口袋內裝一個月中每一天的用度)。那一群抱殘守闕的書呆子，可賣的衣物更少了。「有——破衣爛衫找來賣」的吆喚聲音不常在學校附近出現了。鳳翥街冷落了許多。開飯館的江西人、湖南人、山東人、河北人全都風流雲散，不知所終。綠楊飯店還開著。綠楊飯店猶如一面鏡子，照出種種變化。鏡子裡是變色的豬肝、暗淡的菠菜、半生的或黴爛的西紅柿。太陽光如一匹布，陽光中游塵飛舞。
那個女人的臉又黃下來，頭髮又蓬亂了。
然而綠楊飯店還是開著。
這當中我因病休了學。病好後在鄉下一個朋友主持的中學裡教幾點鐘課，很少進城。綠楊飯店的情形可以說不知道。一年中只去過一次。
一個女同學病了，我們去看她。有人從黑土窪採來了一大把玉簪花(黑土窪是昆明出產鮮花的地方，花價與青菜價錢差不多)，她把花插在一個綠陶瓶裡，笑了笑說：「如果再有一盤白煮魚，我這病就生得很像樣子了!」她是揚州人。揚州人養病，也像賈府上一樣，以「清餓」為主。病好之後，飲食也極清淡。開始動葷腥時，都是吃椒鹽白煮魚。我們為了滿足她的雅興和病中易有的思鄉之情，就商量去問問揚州人老闆，能不能像從前一樣為我們配幾個菜。由我和一個同學去辦這件事。老闆答覆得很慢。但當那個同學說：「要是費事，那就算了」時，他立刻就決定了，問：「什麼時候？」南京人坐在一邊，不表示態度。出了綠楊飯店，我半天沒有說話。同學問我是怎麼啦，我說沒有什麼，我在想那個飯店。
吃飯的那天，南京人一直一聲不響，也不動手，只是摸摸這，掇掇那。女人在灶下燒火。揚州人掌勺。他頭髮白了幾根了。他不再那樣瀟灑，很像是個炒菜師傅了。不僅他的紡綢褲褂、好鞋襪、戒指、錶鏈都沒有了；從他下菜料、施油鹽，用鏟子抄起將好的菜來嘗一嘗，菜好了敲敲鍋邊，用抹布(好髒!)擦擦盤子，把刷鍋水往泔水缸裡一倒，用火鉗夾起一片木柴歪著頭吸菸，小指頭搔搔發癢的眉毛，鼻子吸一吸吐出一口痰……這些等等，讓人覺得這揚州人全變了。菜都上了桌，他從桌子底下拉過一張板凳(接過腿的)，坐下，第一句話就是：
「什麼都貴了，生意真不好做!」
聽到這句話，南京人回過頭來向我們這邊看了看，臉色很不好看。南京人是一點也沒有走樣。他那個扁扁的大鼻子教我們想起前天應該跟他商量才對。這種平常不做的家鄉菜，費工費事，揚州人又講面子，收的錢很少，雖不賠本，但沒有多少賺頭。南京人一定很不高興。他的不高興分明地寫在他的臉上。我覺得這兩個人這兩天一定吵了一架。不一定是為我們這一頓飯而吵的(希望不是)。而且從他們之間的神氣上看，早已不很融洽了，開始吵架已經頗久的事了。照例大概是南京人嘟嘟囔囔，揚州人一聲不響。可能總是那個女人為一點小事和南京人拌嘴，吵著吵著，就牽扯起過去許多不痛快的事，可以接連吵幾天。事情很清楚，南京人現在的股本不比揚州人少。揚州人兩口子吃穿，南京人是光棍一個，他們之間不會有什麼會計制度，收支都是一篇糊塗賬。從揚州人的衰萎的體態看起來，我疑心他是不是有時也抽口把鴉片煙。唔，要是當真，那可!
我看看南京人的肥厚的手掌和粗短的指頭，忽然很同情他。似乎他的後腦勺沒有堆得更高，全是揚州人的責任。
到我復學時，學校各處都還是那樣，但又似乎有些變化：都有一種順天知命，隨遇而安的樣子。大圖書館還有那麼一些人坐著看書。指定參考書不夠。然而要多少本才夠呢？於是就夠了。草頂泥牆的宿舍還沒有一間坍圮的。一間宿舍還是住四十人。一間宿舍住四十人太多了。然而多少人住一屋才算合理？一個人每天需要多久時間的孤獨？於是這樣也挺好。生物系的新生都要抄一個表：人的正常消耗是多少卡路里。他們就想不出辦法取得這些卡路里。一個教授研究人們吃的刺梨和「雲南橄欖」所含的維他命，這位教授身上的維他命就相當不足。路邊的樹都長得很高了，在月光中佈下黑影。樹影月光，如夢如水。學校裡平平靜靜。一年之中，沒有人自殺，也沒有人發瘋，也聽不到有人痛哭。綠楊飯店已經搬了家，在學校的門外搭了一個永遠像明天就會拆去的草棚子賣包子、賣面。
這個飯店是每況愈下了。南京人的脾氣變得很暴躁。揹著這爿半死不活的飯店，他簡直無計可施，然而扔下它又似乎不行。他有點自暴自棄起來，時常看他弄了一碗市酒，悶悶地喝(他的絡腮鬍子烏猛猛的)，忽然把拳頭一擂桌子，大罵起來。他不知罵誰才好。若是揚州人和他一樣的強壯，他也許會跳過去對著他的鼻子就是一拳，然而揚州人是一股窩囊樣子，折垂了脖子，木然地看著哄在一塊骨頭上的一堆蒼蠅。南京人看著他這副倒霉樣子，一股邪火從腳心直升上來!揚州人的身體越來越不行了，背佝僂得很厲害。他的嘴角老是耷拉著，嘴老是半張著。他老是用左手捋著右臂的衣袖，上下推移。又不是搔癢，不知道幹什麼!他的頭髮還是向後梳著的，是用水溼了梳的，毫無光澤，令人難過。有人來了，他機械地站起來，機械地走動，用一塊黑透了的抹布騙人似的抹抹桌子，抹完了往肩上一搭：
「吃什麼？有包子，有面。牛肉麵、炸醬麵，菠菜豬肝麵……」
聲音空洞而冷漠。客人的食慾就教他那個神氣，那個聲音壓低了一半。你看看那個荒涼汙黑的貨架，看到西紅柿上的黑斑，你想到這一塊是煮不爛的；看到一個大而無當的盤子裡的兩三個雞蛋；這雞蛋一定是散黃的；你還會想起揚州人向你解釋過的：「雞蛋散黃是蚊子叮的」；你想起孑孓在水裡翻跟斗……吃什麼呢？你簡直沒有主意。你就隨便說一個，牛肉麵吧。
揚州人捋著他的袖子：
「嗷，——牛肉麵一碗……」
「牛肉早就沒有了!要說多少次!」
「嗷，——牛肉沒有了……」
那麼隨便吧，豬肝麵吧。
「嗷，——豬肝麵一碗……」
那個女人呢？分明已經屬於南京人了。不用打聽，一看就看得出來。彷彿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連他們晚上還同時睡在那個棚子底下，也都並不奇怪。這關係是怎樣轉變過來的呢？這當中應當又有一段故事，但是你也頂好別去打聽。
我已經知道，揚州人南京人原來是親戚。南京人是揚州人的小舅子。這!
過了好多好多時候，「炮仗響了」。雲南老百姓管抗戰勝利，戰爭結束叫「炮仗響」。他們不說「勝利」，不說「戰爭結束」，而說「炮仗響」。因為勝利那天，大街小巷放了很多炮仗。炮仗響了以後，我沒有見過揚州人，已經把他忘記了。
一直到我要離開昆明的前一天，出去買東西，偶然到一家鋪子去吃東西，一抬頭：哎，那不是揚州人嗎？再往裡看，果然南京人也在那兒，做包子，一身老藍布褲褂，麵粉口袋圍裙，工作得非常緊張，後腦勺的皺褶直扭動，手掌拍得麵糰啪啪地響。摘面蒂，刮餡子，捏褶子，收嘴子，節奏感很強，彷彿想把他的熱情變成包子的滋味。這個揚州人，你為什麼要到昆明來呢？……
明天我要走了。車票在我的口袋裡。我不知道摸了多少次。我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喜歡把口袋裡隨便什麼紙片捏在手裡搓揉，搓搓就扔掉了。我丟過修表的單子、洗衣服的收據、照相的憑條、防疫證書、人家寫給我的通訊處……我真怕我把車票也丟了。我覺得頭暈，想吐。這會餓過了火，實在什麼也不想吃。
可是我得說話。我這麼失魂落魄地坐著，要惹人奇怪的。已經有人在注意我。他一面咀嚼著白斬雞，一面咀嚼著我。他已經放肆地從我的身上構擬起故事來了。我振作一下，說：
「豬肝麵加菠菜西紅柿!」
揚州人放好筷子，坐在一張空桌邊的凳子上。他牙齒掉了不少，兩頰好像老是在吸氣。而臉上又有點浮腫，一種暗淡的痴黃色。肩上一條抹布，溼漉漉的。一件黑滋滋的汗衫，(還是麻紗的!)一條半長不短的褲子。這條褲子像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穿的。衣褲上到處是跳蚤血的黑點。看他那滑稽相的褲子，你想到褲子裡的肚皮一定打了好多道褶子!最後，我的眼睛就毫不客氣地死盯住他的那雙腳。一雙自己削成的很大的木屐，簡直是長方形的。好髒的腳!彷彿汙泥已經透入多裂紋的皮膚。十個趾甲都是灰趾甲。左腳的大拇指極其不通地壓在中趾底下，難看無比。對這個揚州人，我沒有第二種感情：厭惡!我恨他，雖然沒有理由。
一九四七年六月
雞毛
西南聯大有一個文嫂。
她不是西南聯大的人。她不屬於教職員工，更不是學生。西南聯大的各種名冊上都沒有「文嫂」這個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聯大里住著，是一個住在聯大里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確確是「西南聯大」的一個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聯大的新校舍。
西南聯大有許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華師範、工學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聯大的主要部分。圖書館、大部分教室、各系的辦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門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墳，幾戶零零落落的人家。墳多無主。有的墳主大概已經絕了後，不難處理，有一個很大的墳頭，一直還留著，四面環水，如一小島，春夏之交，開滿了野玫瑰，香氣襲人，成了一處風景。其餘的，都平了。墳前的墓碑，有的相當高大，都搭在幾條水溝上，成了小橋。碑上顯考顯妣的姓名分明可見，全都平躺著了。每天有許多名師大儒、莘莘學子從上面走過。住戶呢，由學校出幾個錢，都搬遷了。文嫂也是這裡的住戶。她不搬。說什麼也不搬。她說她在這裡住慣了。聯大的當局是很講人道主義的，人家不願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這兩間破破爛爛的草屋，不當不間地戳在那裡，實在也不成個樣子。新校舍建築雖然極其簡陋，但是是經過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設計過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間利用十分合理。那怎麼辦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兩間草房拆了，另外給她蓋一間，質料比她原來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給她蓋一個雞窩。那好辦。
她這間小屋，土牆草頂，有兩個窗戶(沒有窗扇，只有一個窗洞，有幾根直立著的帶皮的樹棍)，一扇板門。緊靠西面圍牆，離二十五號宿舍不遠。
宿舍旁邊住著這樣一戶人家，學生們倒也沒有人覺得奇怪。學生叫她文嫂。她管這些學生叫「先生」。時間長了，也能分得出張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處這些年了，竟沒有一個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個寡婦，有一個女兒。人很老實。雖然沒有知識，但是潔身自好，不貪小便宜。除非你給她，她從不伸手要東西。學生丟了牙膏肥皂、小東小西，從來不會懷疑是她順手牽羊拿了去。學生洗了襯衫，晾在外面，被風吹跑了，她必為撿了，等學生回來時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待著。她的屋門也都是敞開著的。她的所作所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給學生洗衣服、拆被窩維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門前的兩棵半大榆樹之間拴了兩根棕繩，擰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夾緊在兩繩之間。風把這些衣服吹得來回擺動，霍霍作響。大太陽的天氣，常常看見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齊整而極乾淨)做被窩，一針一針，專心致意。衣服被窩洗好做得了，為了避免嫌疑，她從不送到學生宿舍裡去，只是叫女兒隔著窗戶喊「張先生，來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窩。」
她的女兒能幫上忙了，能到井邊去提水，踮著腳往繩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疊起來。
文嫂養了二十來只雞(也許她原是靠餵雞過日子的)。聯大到處是青草，草裡有昆蟲蚱蜢種種活食，這些雞都長得極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個月，文嫂就挎了半籃雞蛋，領著女兒，上市去賣。蛋大，也紅潤好看，賣得很快。回來時，帶了鹽巴、辣子，有時還用馬蘭草提著一塊夠一個貓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開啟雞窩門，這些雞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來，散到草叢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時又抬起頭來，把一個小腦袋很有節奏地轉來轉去，顧盼自若，——雞轉頭不是一下子轉過來，都是一頓一頓地那麼轉動。到覺得肚子裡那個蛋快要墜下時，就趕緊跑回來，紅著臉把一個蛋下在雞窩裡。隨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來：「郭格答!郭格答!」文嫂或她的女兒伸手到雞窩裡取出一顆熱烘烘的蛋，順手賞了母雞一塊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這雞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著，很不平地走到草叢裡去了。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著，一面「嘓嘓，嘓嘓」叫著，這些母雞就都即即足足地回來了。它們把碎米啄盡，就魚貫進入雞窩。進窩時還故意把腦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雞教。雞窩門有一道小坎，這些雞還都一定兩腳並齊，站在門檻上，然後向前一跳。這種禮節，其實大可不必。進窩以後，咕咕囔囔一會兒，就寂然了。於是夜色就降臨抗戰時期最高學府之一，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新校舍了。阿門。
文嫂雖然生活在大學的環境裡，但是大學是什麼，這有什麼用，為什麼要辦它，這些，她可一點都不知道。只知道有許多「先生」，還有許多小姐，或按昆明當時的說法，有很多「摩登」，來來去去，或在一個洋鐵皮房頂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裡，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聽一個「老倌」講話。這些「老倌」講話的神氣有點像耶穌堂賣福音書的教士(她見過這種教士)。但是她隱隱約約地知道，先生們將來都是要做大事，賺大錢的。
先生們現在可沒有賺大錢，做大事，而且越來越窮，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來越少了。大部分先生非到萬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有的先生雖然看起來衣冠齊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還為此制了一則謎語：「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們的襪子沒有後跟，穿的時候就把襪尖往前拽拽，窩在腳心裡，這樣後跟的破洞就露不出來了。他們的襯衫穿髒了，脫下來換一件。過兩天新換的又髒了，看看還是原先脫下的一件乾淨些，於是又換回來。有時要去參加party，沒有一件潔白的襯衫，靈機一動：有了!把襯衫反過來穿!打一條領帶，把紐扣遮住，這樣就看不出反正了。就這樣，還很優美地跳著《藍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邊幅，衣衫襤褸，囚首垢面，跟一個叫花子差不多了。他們的褲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繩把破處繫緊。文嫂看到這些先生，常常跟女兒說：「可憐!」
來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還有雞，而且她的女兒已經大了。
女兒經人介紹，嫁了一個司機。這司機是下江人，除了他學著說雲南話：「為哪樣」「咋個整」，其餘的話，她聽不懂，但她覺得這女婿人很好。他來看過老丈母，穿了麂皮夾克，大皮鞋，頭上抹了髮蠟。女兒按月給媽送錢。女婿跑仰光、臘戌，也跑貴州、重慶。每趟回來，還給文嫂帶點曲靖韭菜花，貴州鹽酸菜，甚至宣威火腿。有一次還帶了一盒遵義板橋的化風丹，她不知道這有什麼用。他還帶來一些奇形怪狀的果子。有一種果子，香得她的頭都疼。下江人女婿答應養她一輩子。
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樣，是一個窄長的大屋子，土墼牆，房頂鋪著木板，木板都沒有刨過，留著鋸齒的痕跡，上蓋稻草；兩面的牆上開著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樣的窗洞。每間宿舍裡擺著二十張雙層木床。這些床很笨重結實，一個大學生可以在上面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畢業，無須修理。床本來都是規規矩矩地靠牆排列著的，一邊十張。可是這些大學生需要自己的單獨的環境，於是把它們重新調動了一下，有的兩張床擺成一個曲尺形，有的三張床擺成一個凹字形，就成了一個一個小天地。按規定，每一間住四十人，實際都住不滿。有人佔了一個鋪位，或由別人替他佔了一個鋪位而根本不來住；也有不是鋪主卻長期睡在這張鋪上的；有根本不是聯大學生，卻在新校舍住了好幾年的。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單元裡，大都只有兩三個人。個別的，只有一個。一間宿舍住的學生，各系的都有。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進出，晚上聯床夜話；也有些老死不相往來，連貴姓都不打聽。二十五號南頭一張雙層床上住著一個歷史系學生，一箇中文系學生，一個上鋪，一個下鋪，兩個人合住了一年，彼此連面都沒有見過：因為這二位的作息時間完全不同。中文系學生是個夜貓子，每晚在系圖書館夜讀，天亮才回來：而歷史系學生卻是個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鋪的鋪主睡覺時，下鋪是空的：下鋪在酣睡時，上鋪沒有人。
聯大的人都有點怪。「正常」在聯大不是一個褒詞。一個人很正常，就會被其餘的怪人認為「很怪」。即以二十五號宿舍而論，如果把這些先生的事情寫下來，將會是一部很長的小說。如今且說一個人。
此人姓金，名昌煥，是經濟系的。他獨佔北邊的一個凹字形的單元。他不歡迎別人來住，別人也不想和他搭夥。他不知從哪裡弄來一些木板，把雙層床的一邊都釘了木板，就成了一間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統天下。凹字形的當中，摞著幾個裝肥皂的木箱——昆明這種木箱很多，到處有得賣，這就是他的書桌。他是相當正常的。一二年級時，按時聽講，從不缺課。聯大的學生大都很狂，譏彈時事，品藻人物，語帶酸鹹，辭鋒很銳。金先生全不這樣。他不發狂論。事實上他很少跟人說話。其特異處有以下幾點：一是他所有的東西都掛著，二是從不買紙，三是每天吃一塊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幾根鐵絲，什麼都掛在這些鐵絲上，領帶、襪子、針線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這些叮叮噹噹的東西的下面。學生離不開紙。怎麼窮的學生，也得買一點紙。聯大的學生時興用一種灰綠色布制的夾子，裡面夾著一疊白片豔紙，用來記筆記，做習題。金先生從不花這個錢。為什麼要花錢買呢？紙有的是!聯大大門兩側牆上貼了許多壁報、學術演講的通告、尋找失物、出讓衣鞋的啟事，形形色色、琳琅滿目。這些啟事、告白總不是頂天立地滿滿寫著字，總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帶了一把剪刀，把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來。他還把這些紙片，按大小紙質、顏色，分門別類，裁剪整齊，留作不同用處。他大概是相當笨的，因此，每晚都開夜車。開夜車傷神，需要補一補。他按期買了豬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塊，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還給人家了)，在學校茶水爐上燉熟了，密封在一個有蓋的瓷壇裡。每夜用完了功，就開啟壇蓋，用一隻一頭削尖了的筷子，瞅準了，扎出一塊，閉目而食之。然後，躺在叮叮噹噹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這樣過了三年。到了四年級，他在聚興誠銀行裡兼了職，當會計。其時他已經學了簿記、普通會計、成本會計、銀行會計、統計……這些學問當一個銀行職員，已是足用的了。至於經濟思想史、經濟地理……這些空空洞洞的課程，他覺得沒有什麼用處，只要能混上學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讀，可以缺課。他上午還在學校聽課，下午上班。晚上仍是開夜車，蒐羅紙片，吃肉。自從當了會計，他添了兩樣毛病。一是每天提了一把黑布陽傘進出，無論冬夏，天天如此。二是穿兩件襯衫，打兩條領帶，穿好了襯衫，打好領帶；又加一件襯衫，再打一條領帶。這是幹什麼呢？若說是顯示他有不止一件襯衫、一條領帶吧，裡面的襯衫和領帶別人又看不見；再說這鼓鼓囊囊的，舒服嗎？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遊神送給他一個外號，這外號很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金先生很快就要畢業了。畢業以前，他想到要做兩件事。一件是加入國民黨，這已經著手辦了；一件是追求一個女同學，這可難。他在學校裡進進出出，一向像馬二先生逛西湖：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
誰知天緣湊巧，金昌煥先生竟有了一段風流韻事。一天，他正提著陽傘到聚興誠去上班，前面走著兩個女同學，她們交頭接耳地談著話。一個告訴另一個：這人穿兩件襯衫，打兩條領帶，而且介紹他有一個很長的外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聽話的那個不禁回頭看了金昌煥一眼，嫣然一笑。金昌煥誤會了：誰知一段姻緣卻落在這裡。當晚，他給這女同學寫了一封情書。開頭寫道：「××女士芳鑑，逕啟者……」接著說了很多仰慕的話，最後直截了當地提出：「倘蒙慧眼垂青，允訂白首之約，不勝榮幸之至。隨函附贈金戒指一枚，務祈笑納為荷。」在「金戒指」三字的旁邊還加了一個括弧，括弧裡註明：「重一錢五」。這封情書把金先生累得夠嗆，到他套起鋼筆，吃下一塊肉時，文嫂的雞都已經即即足足地發出聲音了。
這封情書是當面遞交的。
這位女同學很對得起金昌煥。她把這封信公佈在校長辦公室外面的佈告欄裡，把這枚金戒指也用一枚大頭針釘在佈告欄的墨綠色的絨布上。於是金昌煥一下子出了大名了。
金昌煥倒不在乎。他當著很多人，把信和戒指都取下來，收回了。
你們愛談論，談論去吧!愛當笑話說，說去吧!於金昌煥何有哉!金昌煥已經在重慶找好了事，過兩天就要離開西南聯大，上任去了。
文嫂丟了三隻雞，一隻筍殼雞，一隻黑母雞，一隻蘆花雞。這三隻雞不是一次丟的，而是隔一個多星期丟一隻。不知怎麼丟的。早上開雞窩放雞時還在，晚上回窩時就少了。文嫂到處找，也找不著。她又不能像王婆罵雞那樣坐在門口罵——她知道這種潑辣做法在一個大學裡很不合適，只是一個人叨叨：「我(的)雞呢？我雞呢？……」
文嫂的女兒回來了。文嫂嚇了一跳：女兒戴得一頭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從重慶回來，車過貴州的十八盤，翻到山溝裡了。女婿的同事帶了信來。母女倆顧不上抱頭痛哭，女兒還得趕緊搭便車到十八盤去收屍。
女兒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點傻了。但是她還得活下去，還得過日子，還得吃飯，還得每天把雞放出去，關雞窩。還得洗衣服，做被子。有很多先生都畢業了，要離開昆明，臨走總得乾淨乾淨，來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這幾天文嫂常上先生們的宿舍裡去。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總還有一些帶不了的破舊衣物，一件漁網似的毛衣，一個壓扁了的臉盆，幾隻配不成對的皮鞋——那有洞的鞋底至少掌鞋還有用……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來，隨她自己去挑揀。挑完了，文嫂必讓先生看一看，然後就替他們把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單元打掃一下。
因為洗衣服、揀破爛，文嫂還能岔乎岔乎，心裡不致太亂。不過她明顯地瘦了。
金昌煥不聲不響地走了。二十五號的朱先生叫文嫂也來看看，這位「怪現狀」是不是也留下一些還值得一揀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金先生把一根布絲都帶走了。他的凹形王國裡空空如也，只留下一個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無所得，然而她也照樣替金先生打掃了一下。她的笤帚掃到床下，失聲驚叫了起來：床底下有三堆雞毛，一堆筍殼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蘆花的!
文嫂把三堆雞毛抱出來，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來。
「啊呀天吶，這是我雞呀!我筍殼雞呀!我黑母雞，我蘆花雞呀!……」
「我寡婦失業幾十年哪，你咋個要偷我雞呀!……」
「我風裡來雨裡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艱難呀，你咋個要偷我雞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賺大錢的呀，你咋個要偷我雞呀!……」
「我女婿死在貴州十八盤，連屍都還沒有收呀，你咋個要偷我雞呀!……」
她哭得很傷心，很悲痛。
她好像要把一輩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單和無告全都哭出來。
這金昌煥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雞，還借了文嫂的鼎罐來燉了。至於他怎麼偷的雞，怎麼宰了，怎樣煺的雞毛，誰都無從想象。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釣人的孩子
釣人的孩子
抗日戰爭時期。昆明大西門外。
米市，菜市，肉市。柴馱子，炭馱子。馬糞。粗細瓷碗，砂鍋鐵鍋。燜雞米線，燒餌塊。金錢片腿，牛乾巴。炒菜的油煙，炸辣子的嗆人的氣味。紅黃藍白黑，酸甜苦辣鹹。
每個人帶著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棲棲惶惶，忙忙碌碌。誰都希望意外地發一筆小財，在路上撿到一筆錢。
一張對摺著的鈔票躺在人行道上。
用這張鈔票可以量五升米，割三斤肉，或扯六尺細白布，——夠做一件汗褂，或到大西門裡牛肉館要一盤冷片、一碗湯片、一大碗飯、四兩酒，美美地吃一頓。
一個人彎腰去撿鈔票。
噌——，鈔票飛進了一家店鋪的門裡。
一個胖胖的孩子坐在門背後。他把鈔票丟在人行道上，鈔票上拴了一根黑線，線頭捏在他的手裡。他偷眼看著鈔票，只等有人彎腰來拾，他就猛地一抽線頭。
他玩著這種捉弄人的遊戲，已經玩了半天。上當的已經有好幾個人了。
胖孩子滿臉是狡猾的笑容。
這是一個小魔鬼。
這孩子長大了，將會變成一個什麼人呢？日後如果有人提起他的惡作劇，他多半會否認。——也許他真的已經忘了。
撿金子
這是一個怪人，很孤傲，跟誰也不來往，尤其是女同學。他是哲學系的研究生。他只有兩個「聽眾」，都是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他們每天一起坐茶館，在茶館裡喝清茶，嗑葵花子，看書，談天，罵人。哲學研究生高談闊論的時候多，那兩位只有插話的份兒，所以是「聽眾」。他們都有點玩世不恭。哲學研究生的玩世不恭是真的，那兩位有點是裝出來的。他們說話很尖刻，動不動罵人是「卑劣的動物」。他們有一套獨特的語言。他們把漂亮的女同學叫作「虎」，把談戀愛叫作「殺虎」，把錢叫作「刀」。有刀則可以殺虎，無刀則不能。諸如此類。他們都沒有殺過一次虎。
這個怪人做過一件怪事：撿金子。昆明經常有日本飛機來空襲。一有空襲就拉警報。一有警報人們就都跑到城外的山野裡躲避，叫作「逃警報」。哲學研究生推論：逃警報的人一定會把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包括金子；有人帶金子，就會有人丟掉金子；有人丟掉金子，一定會有人撿到；人會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這一套邏輯推理實在是無懈可擊。於是在逃警報時他就沿路注意。他當真撿到金戒指，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枚。
此人後來不知所終。
有人說他到了重慶，給《中央日報》寫社論，罵共產黨。
航空獎券
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發行了一種航空救國獎券，頭獎二百五十萬元，月月開獎。雖然通貨膨脹，鈔票貶值，這二百五十萬元一直還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這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範圍的中國，每個月要憑空出現一個財主。花不多的錢，買一個很大的希望，因此人們趨之若鶩，代賣獎券的店鋪的生意很興隆。
中文系學生彭振鐸高中畢業後曾教過兩年小學，歲數比同班同學都大。他相貌平常，衣裝樸素，為人端謹。他除了每月領助學金(當時叫作「貸金」)，還在中學兼課，有一點微薄的薪水。他過得很儉省，除了買買書，買肥皂牙膏，從不亂花錢。不抽菸，不飲酒。只有他的一個表哥來的時候，他的生活才有一點變化。這位表哥往來重慶、貴陽、昆明，跑買賣。雖是做生意的人，卻不忘情詩書，談吐不俗。他來了，總是住在愛群旅社，必把彭振鐸邀去，洗洗澡，吃吃館子，然後在旅館裡長談一夜。談家鄉往事，物價行情，也談詩。平常，彭振鐸總是吃食堂，吃有耗子屎的發黴的紅米飯，吃炒芸豆，還有一種叫作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爛糊糊的東西。他讀書很用功，但是沒有一個教授特別賞識他，沒有人把他當作才子來看。然而他在內心深處卻是一個詩人，一個忠實的浪漫主義者。在中國詩人裡他喜歡李商隱，外國詩人裡喜歡雪萊，現代作家裡喜歡何其芳。他把《預言》和《畫夢錄》讀得幾乎能背下來。他自己也不斷地寫一些格律嚴謹的詩和滿紙菸雲的散文。定稿後抄在一個黑漆布面的厚練習本里，抄得很工整。這些作品，偶爾也拿出來給人看，但只限於少數他所欽服而嘴又不太損的同學。同班同學中有一個寫小說的，他就請他看過。這位小說家認真地看了一遍，說：「很像何其芳。」
然而這位浪漫主義詩人卻幹了一件不大有詩意的事：他按月購買一條航空獎券。
他買航空獎券不是為了自己。
系裡有個女同學名叫柳曦，長得很漂亮。然而天然不俗，落落大方，不像那些漂亮的或自以為漂亮的女同學整天濃妝豔抹，有明星氣、少奶奶氣或教會氣。她並不怎樣著意打扮，總是一件藍陰丹士林旗袍，——天涼了則加一件玫瑰紅的毛衣。她走起路來微微偏著一點腦袋，兩隻腳幾乎走在一條線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風致，真是一株風前柳，不枉了小名兒喚做柳曦，彭振鐸和她一同上創作課。她寫的散文也極清秀，文如其人，彭振鐸自愧弗如。
尤其使彭振鐸動心的是她有一段不幸的身世。有一個男的時常來找她。這個男的比柳曦要大五六歲，有時穿一件藏青嗶嘰的中山裝，有時穿一套咖啡色西服。這是柳曦的未婚夫，在資源委員會當科長。柳曦的婚姻是勉強的。她的父親早故，家境貧寒。這個男人看上了柳曦，拿錢供柳曦讀了中學，又讀了大學，還負擔她的母親和弟妹的生活。柳曦在高中一年級就跟他訂婚了。她實際上是賣給了這個男人。怪不道彭振鐸覺得柳曦的眉頭總有點蹙著(雖然這更增加了她的美的深度)，而且那位未婚夫來找她，兩人一同往外走她總是和他離得遠遠的。
這是那位寫小說的同學告訴彭振鐸的。小說家和柳曦是小同鄉，中學同學。
彭振鐸很不平了。他要搞一筆錢，讓柳曦把那個男人在她身上花的錢全部還清，把自己贖出來，恢復自由。於是他就按月購買航空獎券。他老是夢想他中了頭獎，把二百五十萬元連同那一冊詩文一起捧給柳曦。這些詩文都是寫給柳曦的。柳曦感動了，流了眼淚。投在他的懷裡。
彭振鐸的表哥又來了。彭振鐸去看錶哥，順便買了一條航空獎券。到了愛群旅社，適逢表哥因事外出，留字請他少候。彭振鐸躺在床上看書。房門開著。
彭振鐸看見兩個人從門外走過，是柳曦和她的未婚夫!他們走進隔壁的房間。不大一會兒，就聽見柳曦的放浪的笑聲。
彭振鐸如遭電殛。
他覺得心裡很不是滋味。
而且他漸漸覺得柳曦的不幸的身世、勉強的婚姻，都是那個寫小說的同學編出來的。這個玩笑開得可太大了!
他怎麼坐得住呢？只有走。
他回到宿舍，把那一冊詩文翻出來看看。他並沒有把它們燒掉。這些詩文雖然幾乎篇篇都有柳，柳風，柳影、柳絮、楊花、浮萍……但並未點出柳曦的名字。留著，將來有機會獻給另外一個人，也還是可以的。
航空獎券，他還是按月買，因為已經成了習慣。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職業
文林街一年四季，從早到晚，有各種吆喝叫賣的聲音。街上的居民鋪戶、大人小孩、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小教堂的牧師，和這些叫賣的人自己，都聽得很熟了。
「有舊衣爛衫找來賣!」
我一輩子也沒有聽見過這麼脆的嗓子，就像一個牙口極好的人咬著一個脆蘿蔔似的。這是一箇中年的女人，專收舊衣爛衫。她這一聲真能喝得千門萬戶開，聲音很高，拉得很長，一口氣。她把「有」字切成了「一——尤」，破空而來，傳得很遠(她的聲音能傳半條街)。「舊衣爛衫」稍稍延長，「賣」字有餘不盡：
「一——尤舊衣爛衫……找來賣……」
「有人買貴州遵義板橋的化風丹？……」
我從此人的吆喝中知道了一個一般地理書上所不載的地名：板橋，而且永遠也忘不了，因為我每天要聽好幾次。板橋大概是一個鎮吧，想來還不小。不過它之出名可能就因為出一種叫化風丹的東西。化風丹大概是一種藥吧？這藥是治什麼病的？我無端地覺得這大概是治小兒驚風的。昆明這地方一年能銷多少化風丹？我好像只看見這人走來走去，吆喝著，沒有見有人買過他的化風丹。當然會有人買的，否則他吆喝乾什麼。這位貴州老鄉，你想必是板橋的人了，你為什麼總在昆明待著呢？你有時也回老家看看麼？
黃昏以後，直至夜深，就有一個極其低沉蒼老的聲音，很悲涼地喊著：
「壁蝨藥!虼蚤藥!」
壁蝨即臭蟲。昆明的跳蚤也是真多。他這時候出來吆賣是有道理的。白天大家都忙著，不到快挨咬，或已經挨咬的時候，想不起買壁蝨藥、虼蚤藥。
有時有苗族的少女賣楊梅、賣玉麥粑粑。
「賣楊梅——!」
「玉麥粑粑——!」
她們都是苗家打扮，戴一個繡花小帽子，頭髮梳得光光的，衣服乾乾淨淨的，都長得很秀氣。她們賣的楊梅很大，顏色紅得發黑，叫作「火炭梅」，放在竹籃裡，下面襯著新鮮的綠葉。玉麥粑粑是嫩玉米磨製的粑粑(昆明人叫玉米為苞谷，苗人叫玉麥)，下一點鹽，蒸熟(蒸出後粑粑上還明顯地保留著拍制時的手指印痕)，包在玉米的嫩皮裡，味道清香清香的。這些苗族女孩子把山裡的夏天和初秋帶到了昆明的街頭了。
……
在這些耳熟的叫賣聲中，還有一種，是：
「椒鹽餅子西洋糕!」
椒鹽餅子，名副其實：發麵餅，裡面和了一點椒鹽，一邊稍厚，一邊稍薄，形狀像一把老式的木梳，是在鐺上烙出來的，有一點油性，顏色黃黃的。西洋糕即發糕，米麵蒸成，狀如蓮蓬，大小亦如之，有一點淡淡的甜味。放的是糖精，不是糖。這東西和「西洋」可以說是毫無瓜葛，不知道何以命名曰「西洋糕」。這兩種食品都不怎麼誘人。淡而無味，虛泡不實。買椒鹽餅子的多半是老頭，他們穿著土布衣裳，喝著大葉清茶，抽金堂葉子菸，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一邊嚼著這種古式的點心，自得其樂。西洋糕則多是老太太叫住，買給她的小孫子吃。這玩意好消化，不傷人，下肚沒多少東西。當然也有其他的人買了充飢，比如拉車的，趕馬的馬鍋頭，在茶館裡打揚琴說書的瞎子……
賣椒鹽餅子西洋糕的是一個孩子。他斜挎著一個腰圓形的扁淺木盆，餅子和糕分別放在木盆兩側，上面蓋一層白布，白布上放一餅一糕作為幌子，從早到晚，穿街過巷，吆喝著：
「椒鹽餅子西洋糕!」
這孩子也就是十一二歲，如果上學，該是小學五六年級。但是他沒有上過學。
我從側面約略知道這孩子的身世。非常簡單。他父親死得早。母親給人家洗衣服。他還有個外婆，在大西門外擺一個茶攤賣茶，賣葵花子，他外婆還會給人刮痧、放血、拔罐子，這也能得一點錢。他長大了，得自己掙飯吃。母親託人求了糕點鋪的楊老闆，他就做了糕點鋪的小夥計。晚上發麵，天一亮就起來燒火，幫師傅蒸糕、打餅，白天挎著木盆去賣。
「椒鹽餅子西洋糕!」
這孩子是個小大人!他非常盡職，毫不貪玩。遇有唱花燈的、耍猴的、耍木腦殼戲的，他從不擠進人群去看，只是找一個有蔭涼、引人注意的地方站著，高聲吆喝：
「椒鹽餅子西洋糕!」
每天下午，在華山西路、逼死坡前要過龍雲的馬。這些馬每天由馬伕牽到郊外去遛，放了青，飲了水，再牽回來。他每天都是這時經過逼死坡(據說這是明建文帝被逼死的地方)，他很愛看這些馬。黑馬、青馬、棗紅馬。有一匹白馬，真是一條龍，高腿狹面，長腰秀頸，雪白雪白。它總不好好走路。馬伕拽著它的嚼子，它總是的。釘了蹄鐵的馬蹄踏在石板上，郭答郭答。他站在路邊看不厭，但是他沒有忘記吆喝：
「椒鹽餅子西洋糕!」
餅子和糕賣給誰呢？賣給這些馬嗎？
他吆喝得很好聽，有腔有調。若是譜出來，就是：
556——532——
椒鹽餅子——西洋糕
放了學的孩子(他們揹著書包)，也覺得他吆喝得好聽，愛學他。但是他們把字眼改了，變成了：
556——532——
捏著鼻子——吹洋號
昆明人讀「餅」字不走鼻音，「餅子」和「鼻子」很相近。他在前面吆喝，孩子們在他身後摹仿：
「捏著鼻子吹洋號!」
這又不含什麼惡意，他並不發急生氣，愛學就學吧。這些上學的孩子比賣糕餅的孩子要小兩三歲，他們大都吃過他的椒鹽餅子西洋糕。他們長大了，還會想起這個「捏著鼻子吹洋號」，儼然這就是賣糕餅的小大人的名字。
這一天，上午十一點鐘光景，我在一條巷子裡看見他在前面走。這是一條很長的、僻靜的巷子。穿過這條巷子，便是城牆，往左一拐，不遠就是大西門了。我知道今天是他外婆的生日，他是上外婆家吃飯去的(外婆大概燉了肉)。他媽已經先去了。他跟楊老闆請了幾個小時的假，把賣剩的糕餅交回到櫃上，才去。雖然只是背影，但看得出他新剃了頭(這孩子長得不難看，大眼睛，樣子挺聰明)，換了一身乾淨衣裳。我第一次看到這孩子沒有挎著淺盆，散著手走著，覺得很新鮮。他高高興興，大搖大擺地走著。忽然回過頭來看看。他看到巷子裡沒有人(他沒有看見我，我去看一個朋友，正在倚門站著)，忽然大聲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聲：
「捏著鼻子吹洋號!……」
(這是三十多年前在昆明寫過的一篇舊作，原稿已失去。前年和去年都改寫過，這一次是第三次重寫了。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記。)
小說三篇
求雨
昆明栽秧時節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經來了，三天兩頭地下著。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空氣是潮溼的，洗的衣服當天幹不了。草長得很旺盛。各種菌子都出來了。青頭菌、牛肝菌、雞油菌……稻田裡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塊田都顯得很膏腴，很細膩。積蓄著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著雲影。人們戴著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進稀軟的泥裡……
但是偶爾也有那樣的年月，雨季來晚了，缺水，栽不下秧。今年就是這樣。因為通常不缺雨水，這裡的農民都不預備龍骨水車。他們用一個戽斗，扯動著兩邊的繩子，從小河裡把渾濁的泥漿一點一點地澆進育苗的秧田裡。但是這一點點水，只能保住秧苗不枯死，不能靠它插秧。秧苗已經長得過長了，再不插就不行了。然而稻田裡卻是乾乾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曬得結了一層薄殼，裂成一道一道細縫。多少人仰起頭來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藍得要命。天的顏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藍了。雨呀，你怎麼還不下呀!雨呀，雨呀!
望兒也抬頭望天。望兒看看爸爸和媽媽，他看見他們的眼睛是藍的。望兒的眼睛也是藍的。他低頭看地，他看見稻田裡的泥面上有一道一道螺螄爬過的痕跡。望兒想了一個主意：求雨。望兒昨天看見鄰村的孩子求雨，他就想過：我們也求雨。
他把村裡的孩子都叫在一起，找出一套小鑼小鼓，就出發了。
一共十幾個孩子，大的十來歲，最小的一個才六歲。這是一個枯瘦、襤褸、有些汙髒的，然而卻是神聖的隊伍。他們頭上戴著柳條編成的帽圈，敲著不成節拍的、單調的小鑼小鼓：咚咚當，咚咚當……他們走得很慢。走一段，敲鑼的望兒把鑼槌一舉，他們就唱起來：
小小兒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烏風暴雨一起來。
調子是非常簡單的，只是按照昆明話把字音拉長了念出來。他們的聲音是悽苦的，虔誠的。這些孩子都沒有讀過書。他們有人模模糊糊地聽說過有個玉皇大帝，還有個龍王，龍王是管下雨的。但是大部分孩子連玉皇大帝和龍王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天，天是無常的。它有時對人很好，有時卻是無情的，它的心很狠。他們要用他們的聲音感動天，讓它下雨。
(這地方求雨和別處大不一樣，都是利用孩子求雨。所以望兒他們能找出一套小鑼小鼓。大概大人們以為天也會疼惜孩子，會因孩子的哀求而心軟。)
他們戴著柳條圈，敲著小鑼小鼓，歌唱著，走在昆明的街上。
小小兒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烏風暴雨一起來。
過路的行人放慢了腳步，或者乾脆停下來，看著這支幼小的、襤褸的隊伍。他們的眼睛也是藍的。
望兒的村子在白馬廟的北邊。他們從大西門，一直走過華山西路、金碧路，又從城東的公路上走回來。
他們走得很累了，他們都還很小。就著泡辣子，吃了兩碗苞谷飯，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著了。
半夜裡，望兒叫一個炸雷驚醒了。接著，他聽見屋瓦上噼噼啪啪的聲音。過了一會兒，他才意識過來：下雨了!他大聲喊起來：「爸!媽!下雨啦!」
他爸他媽都已經起來了，他們到外面去看雨去了。他們進屋來了。他們披著蓑衣，戴著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著水。
「下雨了!」
「下雨了!」
媽媽把油燈點起來，一屋子都是燈光。燈光映在媽媽的眼睛裡。媽媽的眼睛好黑，好亮。爸爸燒了一杆葉子菸，葉子菸的火光映在爸爸的臉上，也映在他的眼睛裡。
第二天，插秧了!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來了，到處都是人。
望兒相信，這雨是他們求下來的。
迷路
我不善於認路。有時到一個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帶了我去，或者是隨了別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個人去，常常找不著。在城市裡好辦，手裡捏著地址，頂多是多問問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後總還是會找到的。一敲門，朋友第一句話常常是：「啊呀!你怎麼才來!」在鄉下可麻煩。我住在一個村子裡，比如說是王莊吧，到城裡去辦一點事，再回來，我記得清清楚楚是怎麼走的，回來時走進一個樣子也有點像王莊的村子，一問，卻是李莊!還得李莊派一個人把我送到王莊。有一個心理學家說不善於認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麼辦法呢!
1951年，我參加土改，地點在江西進賢。這是最後一批土改，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參加的人數很多，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有幹部、民主人士、大學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詩人、畫家、作家……相當一部分是統戰物件。讓這些人參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讓這些人參加一次階級鬥爭，在實際工作中鍛鍊鍛鍊，改造世界觀。
工作隊的隊部設在夏家莊，我們小組的工作點在王家梁。小組的成員除了我，還有一個從美國回來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個法師。工作隊指定，由我負責。王家梁來了一個小夥子接我們。
進賢是丘陵地帶，處處是小山包。土質是紅壤土，紫紅紫紅的。有的山是茶山，種的都是油茶，在潮溼多雨的冬天開著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長滿了馬尾松。當地人都燒松柴。還有一種樹，長得很高大，是梓樹。我第一次認識「桑梓之鄉」的梓。梓樹籽榨成的油叫梓油，雖是植物油，卻是凝結的，顏色雪白，看起來很像豬油。梓油炒菜極香，比茶油好吃。田裡有油菜花，有紫雲英。我們隨著小夥子走著。這小夥子常常行不由徑，抄近從油茶和馬尾松叢中鑽過去。但是我還是暗暗地記住了從夏家莊走過來的一條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車路那樣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彎彎曲曲的，有時簡直似有若無。我們一路走著，對這片陌生的土地覺得很新鮮，為我們將要開展的鬥爭覺得很興奮，又有點覺得茫茫然，——我們都沒有搞過土改，有一點像是在做夢。不知不覺的，王家梁就到了。據小夥子說，夏家莊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師法號靜溶。參加土改工作團學習政策時還穿著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說服他換了一身幹部服。大家叫他靜溶或靜溶同志。他篤信佛法，嚴守戒律，絕對吃素，但是鬥起地主來卻毫不手軟。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把我佛慈悲的教義和階級鬥爭調和起來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鄉都叫她老周，她當然一點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麼洋氣，很能吃苦，只是有點不切實際的幻想。她總以為土改應該像大歌劇那樣充滿激情。事實上真正工作起來，卻是相當平淡的。
我們的工作開展得還算順利。階級情況摸清楚了，群眾不難發動。也不是十分緊張。每天晚上常常有農民來請我們去喝水。這裡的農民有「喝水」的習慣。一把瓦壺，用一根棕繩把壺梁吊在椽子上，下面燒著稻草，大家圍火而坐。水開了，就一碗一碗喝起來。同時嚼著和辣椒、柚子皮醃在一起的鬼子姜，或者生番薯片。女歌唱家非常愛吃番薯，這使農民都有點覺得奇怪。喝水的時候，我們除了瞭解情況，也聽聽他們說說閒話，說說黃鼠狼、說說果子狸，也說說老虎。他們說這一帶出過一隻老虎，王家梁有一個農民叫老虎在腦袋上拍了一掌，至今頭皮上還留著一個虎爪的印子……
到了預定該到隊部彙報的日子了，當然應該是我去。我背了挎包，就走了，一個人，準確無誤地走到了夏家莊。
回來，離開夏家莊時，已經是黃昏了。不過我很有把握。我記得清清楚楚，從夏家莊一直往北，到了一排長得齊齊的，像一堵牆似的梓樹前面，轉彎向右，往西北方向走一截，過了一片長滿雜樹的較高的山包，就望見王家梁了。隊部同志本來要留我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我說不行，我和靜溶、老周說好了的，今天回去。
一路上沒有遇見一個人。太陽已經完全落下去了，青蒼蒼的暮色，悄悄地卻又迅速地掩蓋了下來。不過，好了，前面已經看到那一堵高牆似的一排梓樹了。
然而，當我沿梓樹向右，走上一個較高的山包，向西北一望，卻看不到王家梁。前面一無所有，只有無盡的山丘。
我走錯了，不是該向右，是該向左？我回到梓樹前面，向左走了一截，到高處看看：沒有村莊。
是我走過了頭，應該在前面就轉彎了？我從梓樹牆前面折了回去，走了好長一段，仍然沒有發現可資記認的東西。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樹。
我從梓樹出發，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仍然找不到王家梁。
我對自己說，我迷路了。
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除了極遠的天際有一點曖昧的餘光，什麼也辨認不清了。
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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